——文化教养与反对庸俗
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使俄罗斯文学伟大而迷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执着守护，还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捍卫？是对底层小人物的真诚同情，还是对上层社会的无情批判？是对罪恶和苦难的极度敏感，还是对善良和拯救的深切焦虑？是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还是对人类生活的温情叙述？
答案与其说是排斥性的，毋宁说是包容性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对立的选项，都包容在俄罗斯文学里，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文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很多时候，描述俄罗斯文学不能用“不是……而是”的句式，而必须用“既是……又是”或者“不仅……而且”的句式。俄罗斯文学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残缺的局部。
然而，如果非得用一个词来说明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品质和特点，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和评价它呢？
教养。是的，文化教养。俄罗斯文学在伦理精神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总是表现出高度的文化教养。它的种种优秀的品质，它的令人着迷的魅力，都来自它的教养。文学的伟大，最终决定于伦理精神；而伦理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则是充满道德诗意的文化教养。
文化教养集中地体现着人的情感、行为中所有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它意味着一个人极大地摆脱了动物性的野蛮和粗俗，意味着人性的光辉和美好被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从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优雅而得体，都表现得令人满意和赞赏。
所有优秀的俄罗斯作家，都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他们鄙弃一切粗俗、下流的东西，对庸俗和粗野抱着一种深深的反感。他们几乎天生就是庸俗的敌人。有人对果戈理在自己的小说中从来不渲染甚至很少写男女之间的私情感到困惑。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更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世界，是人的精神病痛和残缺，而不是别的。这其实是几乎所有俄罗斯作家的特点。在他们笔下，根本不可能出现《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许多俄罗斯作家都有一种近乎羞涩的贞洁感。如果俄罗斯作家写出了《肉蒲团》一类的秽亵作品，不仅别林斯基一定会像受了严重的侮辱一样无法忍受，所有俄罗斯作家都会觉得自己所从事的神圣事业蒙受了巨大的伤害。
为了在伦理精神的追求上臻至令人满意的境界，俄罗斯作家付出了认真而艰苦的努力。即令在微末的细节描写上，他们也从不轻忽、随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最初这样写安娜跟哥哥之间亲人的接吻：“卡列宁夫人不等哥哥走近，就用一种轻盈、敏捷的步伐迎上前去，她满脸放光，就像被一道光线照射着似的，伸出右臂搂住他的颈子，用力而迅速地把他拉到面前，咂然有声地吻了他一下。”这样的细节描写所显示的安娜形象，是轻佻的、不可爱的。所以，在最后的定稿中，托尔斯泰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描写：司梯瓦自己向她走过来，而不再是安娜向他走过去，这样，安娜的形象就显得更优雅、更女性化一些，正像贝奇柯夫所说的那样，托尔斯泰“去掉了那种在他笔下永远会起反作用的肉感性笔触：‘咂然有声地吻了他一下’”[36]。通过这样的修改，托尔斯泰既显示出了自己高度的教养，也表达了对人物和读者的尊重。
事实上，追求一种能够显示人类的尊严和教养的境界，已经成为俄罗斯作家自觉的文学理念和写作原则。对俄罗斯作家来讲，文学就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伦理性的体验和表现；而文学价值的大小，甚至文学的成败得失，最终都决定于它对伦理的态度，决定于它在文化教养的表现上是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对俄罗斯作家来讲，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类要满足自己穿衣、吃饭、生育的自然需求。它还是一件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事情。人类还需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需要通过健全的教育获得良好的教养，从而生活得体面而富有尊严；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维度，通过为利他的慷慨行为，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获得他人友善的对待和积极的评价。
如何满足人的这种伦理性的精神需求，乃是一切伟大的艺术和文学所关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近年来，美学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把被割裂的“美学”和“伦理学”重构为一个整体。为了强调二者不可分离的整一性，沃尔夫冈·韦尔施甚至把“美学”和“伦理学”缩约为一个生造词“aesthet/hics”（伦理/美学）。这种新的美学理念，反对那种“表面的审美化”和“最肤浅的审美价值”——后者被认为是一种“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37]。总之，“一般地讲，今天我们正意识到，不同的领域与学科取决于相互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这与现代的区分理论和分割教条所想象的方式是截然对立的。这需要思维由分割的形式转变为相互缠绕的形式。学科的纯粹主义和分离主义已变成陈腐的策略，超学科性与横向分析正在取代它们的位置”[38]。
这种新的美学理念致力于克服过去的简单的“生存决定论”，以求全面地满足人的需求，尤其是满足人的“更高级的愉悦”和升华的需要：“作为一种动物，生存的需要同样也是我们的伦理/美学中的第一需要，升华的需要只能是第二位的。但是作为‘人类’，升华的需要是我们本质性和决定性的需要，对人类而言，它是一种明显的对‘高尚’的需要。”[39]对“高尚”的需要，这是人最为内在的一种精神需要，是人的生活达到高度自觉境界以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精神渴望。一切具有升华和净化力量的美学，都是为满足人的这一需要服务的。
如果说，所有人类创造的优秀的文学，都具有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崇高的伦理目标，都表现出对“高尚”的尊崇，都表现出对人格尊严的捍卫，都表现出对于优雅和教养的敬意，那么，俄罗斯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自觉。由于对伦理价值的重视，由于高度成熟的文化意识，无论在文学的理论表达中，还是创作实践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一切丑恶现象尤其是庸俗性，怀着深深的不满和厌恶，怀着一种近乎仇恨的心情揭露和抨击它。在他们看来文学和艺术的高尚品质与庸俗性，是格格不入的；文艺的使命就是通过否定庸俗性，来净化生活，来捍卫人的尊严。
庸俗不仅是生活之敌，而且是文学之敌。庸俗与文学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如果说，教养是人类摆脱庸俗之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品质，那么，文学只有在更高的境界上超越庸俗，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才能成为对人类的内心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文学。赫尔岑说：“艺术，它主要是美的均衡适度，它不能忍受市侩生活中这种鼠目寸光、平庸自满的尺度，这种生活在艺术看来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污点——这就是庸俗性。”[40]作为一个具有宗教气质的哲学家和美学理论家，别尔嘉耶夫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从种种严重的奴役和“堕落”的诱惑中把人解救出来。他说：“应该从童年起就在精神里道德地培养人。”他的“创造伦理学”探求的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的努力，通过“对肯定价值的爱”来克服个人主义，从而实现人格的升华，“提高生命内容的质量和价值”[41]。从根本上讲，没有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和无聊的克服，没有升华性的积极的伦理态度，就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作家就不可能赋予自己的写作以丰富的诗意和内在的深度。就此而言，写作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伦理化的艺术活动，即一种显示高贵与尊严的精神创造活动。它意味着升华，意味着照亮，意味着教养，意味着对庸俗的超越。别尔嘉耶夫说：“庸俗化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日常世界。在庸俗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对恐惧的摆脱不是通过向上的运动，而是通过向下的堕落。庸俗是彻底地堕落到低级平庸之中，在这里不但不再有对高尚世界的忧郁和在先验世界面前的神圣敬畏，而且甚至不再有恐惧。高山从地平线上消失，只剩下无限的平面。……在庸俗的王国里，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苦难消失了，但是这个轻松是由于拒绝为高尚的存在进行斗争而产生的。”[42]真正的精神创造活动就是“向上的运动”，就是为了“高尚的生存”而“进行斗争”。那些真正的作家之所以要摆脱低级庸俗，之所以要超越琐屑无聊，之所以要升华作品的格调，就是为了臻至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密切相关的美好与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伦理精神看，俄罗斯文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怀着深深的罪感和忏悔的心情，叙写苦难和不幸，赞美宽容和仁爱的精神；一种是怀着强烈的焦虑和不满，以喜剧的幽默或讽刺的方式，揭露生活的残缺和可笑，表达对乏味、沉闷的庸俗生活的否定态度。前者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后者以果戈理和契诃夫为代表。这种划分无疑是简单的。事实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体现出一种纯洁的道德姿态和高度的文化教养，都体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感态度，即对于人的爱和尊敬，正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在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思想里出现了强烈的同情和怜悯。这对人类道德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文学创作和思想的使命就是表达完全的仁爱、同情和怜悯。正是俄罗斯人在自己精神的顶峰不能忍受幸福，如果别人遭受不幸。”[43]
在俄罗斯作家中，最有教养的人，无疑是契诃夫。高尔基说：“他是很谦虚的，他的谦虚差不多到了贞节的地步，他不肯高声地、公开地对人们说：‘啊你们应当……更正派点！’……他憎恨一切庸俗、肮脏的东西，他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和幽默家的温和的微笑来描写了人生的丑恶，很少有人在他那些短篇小说的美丽的外表下面，看出那个严厉斥责的含意来。”[44]在俄罗斯作家中，没有谁像契诃夫那样温和，甚至温和得近乎羞涩；同样，没有谁像契诃夫一样，持久地描写俄罗斯人灰暗的生活图景，表现他们身上可笑的缺点和缺乏教养的庸俗性。
是的，批评庸俗性，这是几乎契诃夫小说具有根本意义的主题。反对庸俗性成了契诃夫小说中统摄其他所有主题的主题。
对于人们内心的根深蒂固的庸俗心理，对于他们身上的习焉不察庸俗习气，契诃夫有着极为敏感的洞察。正像高尔基发现并指出的那样：
没有人象安东·契诃夫那样透彻地、敏锐地了解生活的琐碎卑微方面的悲剧性，在他以前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们生活的那幅可耻、可厌的图画，照它在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毫无生气的混乱中间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极其真实地描绘给他们看。
“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他嘲笑了它，他用一管冷静而锋利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就是那些在第一眼看来好像很好、很舒服并且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他也能够找出那种霉臭来。[45]这是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对契诃夫的文学精神最为深刻的理解。虽然，高尔基在评价贵族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多有言过其实的否定和令人费解的偏见，但是，对平民作家契诃夫，他却始终是尊敬的，评价始终是很高的。他不仅正确地揭示了契诃夫在伦理精神上的特点，而且还体情入微地指出了契诃夫观察和讽刺庸俗的纯洁的动机和高尚的愿望：“他有一种随地发现和暴露‘庸俗’的技巧——这种技巧是只有那些对人生有很高的要求的人才能够有的，而且只能够由那种想看见人成为单纯、美丽、和谐的热烈的愿望产生。”[46]
高尔基在评价契诃夫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很形象又很深刻的话：
在这一群软弱无力的人的厌倦的灰色行列面前，走过一个伟大、聪明、对一切都很注意的人；他观察了他祖国的寂寞的居民，他露出悲哀的微笑，带着温和的但又是深重的责备的调子，脸上和心里都充满了一种绝望的苦恼，用了一种好听的、恳切的声音说：
“诸位先生，你们过的是丑恶的生活！”[47]
沃洛夫斯基无疑认同高尔基对契诃夫的基本评价。像高尔基一样，沃洛夫斯基也认为“契诃夫主要是描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渺小、无聊和庸俗的东西”[48]，但是，他所信奉的狭隘理论使他严重地误解了契诃夫。他认为契诃夫远离了那些进行“实际斗争”的人，与他们“格格不入”，“始终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这就使他不能不消极地看待俄国生活中的许多正面现象，而这些现象，亦因囿于这样的先入之见，也被归到阴沉灰暗的当代生活里去了。”[49]他以困惑不解甚至责备的语气，谈到了契诃夫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尖刻和残酷无情”。他把“个人生活上善良、温和而又高尚的契诃夫”与作品中表现出来严肃的契诃夫对立了起来。他没有看到，契诃夫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幽默，是尖锐的、严峻的，但从来不是“残酷无情”的，而是温和的、善意的、充满期待的。他用反讽的否定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于生活的不满和愿望——他希望人们摆脱“丑恶的生活”，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教养，更有活力，更有诗意。
比较起来，卢那察尔斯基虽然也“鄙弃”契诃夫的“调和主义”，但是，他正确认识到了契诃夫作品的价值，高度评价了契诃夫的人格。他说，“人数众多的全体知识分子对契诃夫的爱重，甚至超过了对高尔基、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的爱重”[50]。他从契诃夫身上看到了“爱”，而不是“冷酷无情”：“生活引起契诃夫的兴趣，契诃夫爱生活，爱大自然，也希望爱人们”，虽然他碰见的人“残缺不全”，但是，他为此感到“深切的悲痛”；而在描写这些人的时候，他引发的是人们“含泪的笑”[51]。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就内容来说，契诃夫也非常符合我们现代的精神。这是因为，虽然像我说过的那样，契诃夫的世界的基础已经崩溃，可是这个世界本身还残存着”[52]。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这是一句很深刻的话。准此，我们可以说，从作家的主体性角度来看，一切真正优秀的文学赖以产生的决定因素是教养。任何试图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作家，都必须通过艰苦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精神成长，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
我们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里看见了教养，看见了由这种教养带来的美的境界；从他们的经验里，我们还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除非改变自己身上的原始性的粗野，除非彻底摆脱自己身上的低下而庸俗的东西，并最终成为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人，否则，一个作家根本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一个时代的文学也不可能达到成熟而完美的境界——对价值拔根状态下的文学略有所知的人，当信吾言之不妄；对俄罗斯文学经验心有戚戚的人，当信吾言之不妄。
2008年6月4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