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的情怀
小说是一种与人类的道德感受和伦理体验密切关联的精神现象。当人物处于利害冲突和善恶缠绕的复杂情势下，他便陷入了尖锐的道德冲突，面临着艰难的伦理抉择。不仅如此，作者在叙述人物的道德痛苦和伦理体验的时候，也自然要显示出自己的情感态度——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无法使自己的叙述成为没有态度的客观叙述。
这就是说，小说虽然追求客观准确、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但却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展示”和“描写”，而是以巧妙的方式显示着作者对世界的情感态度。伟大的小说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塑造出了真实的典型的人物，不仅在于他给读者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和耐人寻味的细节，还在于他通过积极的修辞行为，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对读者表现出健康而温暖的道德情感，显示出一种伟大而崇高的伦理境界。
如果说，情感对于文学具有“本体”的意义，那么，道德善良和爱的情感则具有更为核心和根本的意义。卡莱尔说：“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人的道德和他的智慧是相对应的。实际上，道德是一个人心灵中最高尚的力量，是灵魂之灵魂，而且必须扎根于所有他要描写的伟大事物的根部。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总是能看到最高贵的同情，没有门户之见，没有残忍，没有狭隘，没有愚蠢的以自我为中心。”[116]别尔嘉耶夫也发现了智慧和精神创造能力同道德的一种决定论式的关联。因此，他反对法利赛人式的救赎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提倡唯能论伦理学和创造伦理学。他认为，创造根本上是一个道德现象：“创造完全不是自私的。出于自私的心理是无法创造任何东西的，不能专注灵感，不能想象出最好的世界。”[117]然而，仅仅消极地克服了“不自私”和“恐惧”等“否定指向”，还是不够的。“创造”还要求一种积极的“肯定指向”：“不是对惩罚和地狱的恐惧，而是无私的和牺牲的爱，才应该被认为是肯定的道德动机，这爱是对上帝的爱，对生命中神圣的事物的爱，对真理和完善的爱，对肯定价值的爱。这就是创造伦理学赖以建立的基础。”[118]
是的，充满爱意的道德力量，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是将人从动物的野蛮状态提升出来的“肯定指向”。虽然，就外在的生物性来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但是，就内在的精神性来讲，人之高于禽兽者无量。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懂得怜悯和同情，就在于他懂得推己及人地爱别人，就在于他能从利他的行为中，感受到巨大的幸福和快乐。而伟大的文学，从来就不是怨毒的“私有形态”的文学，从来就不是把占有和毁灭当作快乐的文学，也不是通过对他人的诅咒和仇恨、蔑视和亵渎来“安妥”自己“灵魂”的文学；恰恰相反，它因为其精神的博大和情感的健康，而具有普遍的人类性和无私的“公有性”，而克服了地域、时代、种族、信仰、性别、年龄等因素的阻隔，从而对读者的内心生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小说是向外部世界打开的艺术，是向他者伸展的艺术。它最忌讳的，不仅是视野的狭窄和心灵的幽闭，而且，还有情感上的冷漠和自私。它要求作家克服自己身上的利己主义倾向。因为，利己主义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还必然导致人的内心的封闭，导致心灵的麻木，导致快乐和幸福的减少甚至丧失。石里克说：“利己主义的意志，我们认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典型的不道德的意志。”[119]为什么要谴责“利己主义”呢？因为，“一个缺少利他主义爱好的人，对他人的幸福和灾难是没有直接兴趣的，只要他不被间接地（即通过他的其他冲动的激励）要求去考虑一下别人，别人的欢乐和悲哀，甚至别人的存在，他都一律漠不关心。不为他人着想（inconsiderateness）这实际上就是利己主义者的特点”[120]。在石里克看来，“利他主义”是一种不仅给别人，而且给自己带来快乐的“社会性冲动”——在“社会性冲动里”，“有的是一种真正的价值，因为它达到了动机情感和实现情感的一致”[121]。他将人类的“快乐”区分为“较低快乐”和“较高快乐”。“社会冲动”就属于“较好的”或“较高的”那一组冲动：“社会冲动是增加快乐情感的一种真正巧妙的方法，因为把其他人的快乐看作自己快乐源泉的人，会随着其他人快乐的增长而增加自己的快乐，他分享着他们的幸福；而利己主义者，可以说只局限于他一己的快乐之中。”[122]他最后的结论是：“最有价值的行为的根源就在社会性冲动和利他的倾向之中。大致说来，这就是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回答。”[123]事实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小说的“基本问题”的“回答”。的确，没有精神上的利他的“社会性冲动”，就不会有真正伟大的小说家，也不会有真正伟大的小说作品。
根据石里克的“社会冲动”理论，我们可以从至少在两个方面考察小说家的道德情调和伦理境界：一种向内指涉着作者——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他是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者？一种是向外指涉着人物和读者——作者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他是不是一个懂得同情和怜悯的利他主义者？
从对待自己的态度看，伟大的小说家，大都是“无我型”的小说家。当然，就艺术上说，“无我”并不是要求小说家不在作品中表现自己，而是说，他们不能任性而主观地把自己当作小说内部的无法无天的主宰者，当作小说叙事的“绝对中心”，让小说成为记录自己无聊生活的拙劣的“日记”文体，从而让自己成为遮蔽一切的巨大阴影，让人物成为作者的奴隶和牺牲品。就伦理上说，“无我”乃是这样一种境界，那就是，小说家既不在小说中自哀自恋，也不在小说中自我美化。恰恰相反，作者通常表现出一种“最低的姿态”。他不是高高在上地“观察”生活，也不是“冷酷无情”地叙述生活，而是把自己当作最普通的人，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受难，一起痛苦。不仅如此，他甚至为了人物的不幸而不安、而自责，仿佛人物的苦难是由自己造成的。小说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罪感和忏悔意识，成为俄罗斯文学最激动人心的情节，成为最富有人性深度的主题。在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家的充满罪感的自我忏悔，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深入到社会的内部与人的心灵深处。甚至可以说，没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和深刻的自审精神，就不会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罗亭》这样的经典。同样，没有对人的灵魂的这种深层表现，俄罗斯文学便不可能超越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而取得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无可比拟的伟大成就。
如果说，在俄罗斯文学中，小说家是“无我”和“罪己”的，那么，从对待人物和读者的态度看，与这种“罪感”和“自我忏悔”一样打动人心的，则是温暖的祝福感，是小说家对人物和读者的善良的情感，是利他主义的“社会性冲动”。的确，我们在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中很少看到那种怀着恶意对人物进行挖苦和贬低的作品。良好的道德感和健康的伦理精神，使他们始终将人当作人，当作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对象，因此，即使在那些充满反讽精神和批判力量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看见作家的善意和祝福感：他们希望人们活得更幸福，更纯洁，更高尚，更体面，更有尊严。
在俄罗斯作家中，屠格涅夫的作品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在伦理上，都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境界：优雅、细腻、明晰，具有澄澈的理性感和适度的分寸感。他的小说作品有感伤，但是，没有近乎堕落的颓废；有巨大的痛苦和沉重的挫折，但是，没有对人类的敌意和对生活的仇恨。这就使得屠格涅夫的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近乎炉火纯青，而且在道德上也达到了很高的伦理境界。在我看来，他在道德上所显示出来的经验，比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值得我们体会和研究。因为，说到底，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会巧妙地使用一种技巧（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因为在道德和伦理上达到了一般作家难以达到的境界——没有善良的情感和健康的伦理，一个小说家也永远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在著名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中，屠格涅夫从道德情感和伦理精神上高度评价塞万提斯：在这位伟大小说家的作品里，“既找不到牵强附会的俏皮话，也找不到不自然的比喻，更找不到甜腻腻的奇思怪想；你们在他的书中也同样不会看到那些被砍下的脑袋，被挖出的眼睛，那大量的鲜血，那酷烈而愚蠢的凶残，这都是中世纪的可怕的遗产，在北方人的顽固天性里消失得较慢的野蛮作风”[124]。他说“善人”一词是对堂吉诃德“最精当”的称呼。尽管席勒的诗里说，“人世间的一切伟大事物，都将飞散，犹如一缕轻烟……”，但是，屠格涅夫认为，“善人善事决不会像轻烟一样飞散，而要比璀璨的美存在得更长久。一位使徒说：‘一切都会过去，惟有爱永存。’”[125]事实上，屠格涅夫自己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善人善事”。他笔下的主人公大都充满高尚的理想和服务社会的愿望，但却要么因为性格的软弱，要么因为疾病的折磨，要么因为环境的阻遏，最终壮志未酬，甚至赍志而殁。然而，死亡和毁灭带来的不是颓废和绝望，更不是怨毒的诅咒和阴暗的发泄；而是深刻的悲剧感，温暖的诗意感，以及对生活的永不熄灭的善良愿望和永远热情的祝福感。
是的，祝福感，这种伟大的情感态度，乃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最为常见的道德情感和伦理精神。在《罗亭》里，我们从几乎所有的情节事象里，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来自作者和小说中人物的好意和祝福感。皮加索夫说自己“对整个人类都没有好感”，但正像罗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走错了路”，因为，“只有爱别人的人，才有权指摘别人，训斥别人”。[126]罗亭热爱真理，有高尚的思想，有为社会服务的愿望。在事业上，他时或软弱甚至消沉；在对娜塔利娅的爱情上，他尤其缺乏勇气和信心。但是，他并不像人们误解的那样只说不做，恰恰相反，他始终都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正像他的朋友列日涅夫说的那样，他“已经尽力而为，一直坚持奋斗”[127]。对罗亭来讲，没有造福社会的愿望，没有对他人的爱，生活便没有目标，甚至没有意义。而如果没有作者自己对罗亭和其他人物的祝福感，这部作品也不会达到很高的伦理境界，不会对读者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让罗亭参加1848年巴黎的巷战，让他为了自由而牺牲，就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热爱真理的人的尊敬和赞美。最令人难忘和感动的，是小说的最后部分的一段文字：罗亭告别列日涅夫走了，“但是外面却起风了，风声不祥地哀号着，重重地、凶狠地打得玻璃窗作响。漫长的秋夜来临了。在这样的夜晚，能安然坐在自家的屋顶下，有一个温暖角落的人，是幸福的……愿上帝保佑天下无家可归的流浪者！”[128]卡莱尔说席勒身上“有一种高贵的东西，有一种兄弟般的情感，对真诚和公正的东西充满了善意的同情”[129]。我们在屠格涅夫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兄弟般的情感和高贵的同情心。正是这种高贵的同情心和祝福感，赋予了他的小说作品一种巨大而深刻的伦理力量。
同我们在《罗亭》中看到的情形一样，在《贵族之家》中，伟大而善良的祝福感，也是具有核心意义的情感。拉夫列茨基因为妻子的不忠，陷入了不幸的婚姻状况。跟丽莎两个星期的接触，使他知道了“什么是女性的纯洁的心灵”[130]。然而，妻子的恶意的破坏，毁灭了他的爱情。天使般纯洁的丽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也常常陷入对爱情往事和“消逝的青春”的“甜蜜而悲伤”的追忆。但是，“深切的哀愁”并没有使他的心灵变得黑暗而扭曲。“他，一个孤独的、到处流浪的飘零人，在已经取代了他的年轻一代的传到他耳际的欢笑声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心中充满惆怅，然而并不沉重，也不悲伤。懊悔他是有的，但是问心无愧的事——却没有。‘玩吧，欢乐吧，成长吧，青春的力量！’他这样想，在他的沉思中并没有忧伤。‘你们的来日方长，你们的生活会比我们的容易：你们不必像我们那样，在黑暗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斗争、跌倒了又爬起来；我们苦苦地想方设法要活下来——而我们中间却有多少人没有能活下来！’——可是你们只需要做出一番事业，好好地干，我们这些老年人是会祝福你们的。至于我，过了今天这一天，经历了这种种感受，只有向你们行礼永远告别了，——在生命行将结束，在等待着我的上帝面前，我心中虽然满怀忧伤，却没有嫉妒，也没有一丝阴暗的情感，我要说：‘欢迎你，孤独的晚年！燃尽吧，无用的生命！’”[131]在这里，痛苦的心灵充满惆怅，甚至也有懊悔，然而没有过于沉重的悲伤；相反，一切都是明朗的、温暖的，充满了健康的人性内容和积极的情感力量。
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令人觉得亲切和光明的祝福感，有时是通过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即富有诗意的景物描写表现出来的。在《前夜》里，威尼斯的春天、阳光和流水，全都成了包含着祝福情感的意象：
春天的温柔和娇媚，对于威尼斯是十分和谐的，正如光辉的夏阳适于壮丽的热亚那，秋日的金紫适于古代雄都罗马城一样。威尼斯的美，有如春日，它抚触着人的心灵，唤醒着人的欲望；它使那无经验的心灵困恼而且苦痛，有如一个即将到临的幸福的许诺，神秘而又不难捉摸。在这里，一切都明丽，晴朗，然而，一切又如梦，如烟，笼罩着默默的爱情的薄霭；在这里，一切都是那么寂静，一切都散发着深情；在这里，一切都是女性的，从这城市的名字起始，一切都显示着女性的温馨：威尼斯被称作美的城，不是没有来由的。巍峨的宫殿和寺院矗立着，绰约而绮丽，有如年轻的神灵的轻梦；运河里有悠然的流水，浅绿的水色，如绢的波光；平底船掠过水上，没有声息；听不见嘈杂的市声、粗暴的击声、尖锐的叫声，也没有喧嚷咆哮——所有这一切里，全有着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沉醉的魅力。……[132]
作者说，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幸福“已经多么灿烂”，美丽的威尼斯“总能以自己的不灭的光辉为它更增辉煌的”，因此，“叶连娜感到深深的幸福；在她的一望蔚蓝的天空，只有一朵黑云漂浮着——而这朵黑云，现在已经飘远了：这一天英沙罗夫比之往日精神得多”[133]。
同样，在《父与子》的最后，“在俄国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墓。差不多跟我们所有的公墓一样，它的外表是很凄凉的；它四周的沟里早已长满了青草；灰色的木头十字架也倒下来了，在它们的曾经油漆过的顶盖下面慢慢地腐烂；墓石全移动过了，好像有什么人从下面把它们抬起来似的；两三棵光秃的树遮不了日光；羊群自由自在地在坟上面来来去去……可是这些坟中间有一座却没有让人碰过，也没有给畜类践踏过；只有黎明的时候有一些小鸟在坟上唱歌。坟的四周围绕着铁栏；它的两边种了两棵小枞树。叶夫盖尼·巴扎罗夫就埋在这座坟里面。……不管那颗藏在坟里的心是怎样热烈，怎样有罪，怎样反抗，坟上的花却用它们天真的眼睛宁静地望着我们：它们不仅对我们叙说永久的安息，那个‘冷漠的’大自然的伟大的安息；它们还跟我们讲说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呢……”[134]“没有被碰过的坟墓”、“小鸟在坟上唱歌”以及“坟上的花”，这样的描写，全都可以被当作“情感的形式”——它们传达出的，正是作者对于人物的敬意和爱意，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深情的祝福感。
“坟上的花”，这个我们如此熟悉的意象，自然会使人把镜头切换到了《药》，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鲁迅。
是的，《药》里也写到了“坟上的花”。革命者牺牲了，他的血却被自己为之牺牲的人用来做“鲜红的馒头”，这真是令人绝望的悲剧。《药》无疑是一篇冷色调的作品，但鲁迅没有“消沉”。他在最后的描写中，还是用美丽的花，给人们带来充满希望和慰藉的亮色：夏瑜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甚至，小说中对“铁铸一般站着”的乌鸦的描写，所传达出的，也是一种有力量的情感，一种对反抗者的礼赞和祝福的情感：“……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是黑暗和绝望，而是力量和希望，是一种勇敢而不屈的反抗精神。这完全可以看作对牺牲者的未竟的事业的祝福。
有人说，鲁迅是一个狭隘、阴毒的人；甚至连他矮小的个头，都成了罪恶的证据。在这些人看来，因为“仇恨”一切，所以，他的作品也必然是“黑暗”的、“冷酷”的。对鲁迅的这种任性而诬妄的贬低，不仅是浅薄的、错误的，而且简直就是一种文化犯罪。事实上，鲁迅的作品在道德情感和伦理精神上，不仅是健康的，而且是伟大的。我们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对包括孩子和妇女在内的一切弱小群体的同情，可以看到他对改变他们的命运付出的切实的努力，可以看到他对他们的博大而真诚的祝福的情感。在《狂人日记》的最后，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在《故乡》的最后，小说中的“我”虽然与童年时代的伙伴闰土已经“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对“后辈”的希望。他深情地祝福他们：“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似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过的生活。”祝福就是表达美好的愿望，就是愿意被祝福者过“新的”、美好的生活。小说中“我”的“希望”，其实就是鲁迅自己的“希望”——只不过“我”的“希望”只是针对宏儿和水生，而鲁迅的“希望”则是对所有年轻一代的祝福。
当然，与屠格涅夫的作品比起来，鲁迅小说中的祝福感，在修辞方式和表达策略上显得更为内敛和隐曲。比如，在《阿Q正传》里，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阿Q无疑是同情的，因此，他虽然尖锐地批评他的弱点，但也爱他。这一点，我们从他对阿Q临死时的心理反应的描写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恶狼，永是不远不近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135]
在这段令人过目难忘的经典性的描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当然是看客们的冷酷，但也可以感受到鲁迅对弱者的同情，以及他对弱者免于被虐杀、被“吃”的希望。同情接近于爱的情感，而希望则是指向祝福的。
在鲁迅的小说中，祝福感有时是通过反讽修辞表达出来的。《祝福》就交织着诅咒和祝福、抗议和同情两种复杂的情感和态度。叙述者“我”的语气听起来似乎超然而冷漠，其实，内里则充满了深沉而热烈的情感。这篇小说的主题有两个层面，一是批评一种缺乏温暖感和自由感的文化和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人们的冷漠和愚昧，一是吁请人们从道德上和精神上对像祥林嫂这样的弱者给予同情和保护。前者显，后者隐；前者冷，后者热。作者试图揭示这样一个真相，那就是，在鲁镇这个封闭、冰冷的世界里，祥林嫂是得不到怜悯和同情的，更不用说幸福和拯救。她的不幸故事，最终只能成为人们“咀嚼鉴赏”的谈资。不仅如此，她还被鲁镇的人们当作“灾星”，不仅自己不会有好的命运——活着的时候丧夫亡子，死后还得受“阎罗大王”的惩罚和折磨，而且，连接近“福礼”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她是不配替别人“祝福”、自己也得不到别人祝福的人。然而，她却从小说中的“我”，准确地说，从作者鲁迅那里得到了祝福。小说的中间部分，作者这样写道：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136]。
这段文字充满了尖锐的反讽力量。我们在它的表层和正面看到了作者的愤怒和抗议，但却在它的深层和背面感受到了他对“无聊生者”的爱和同情。这是中国文学中最深情、最感人的文字，读着它，你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杜甫的《又呈吴郎》，会联想到白居易的《卖炭翁》。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鲁迅的价值选择的“肯定指向”和道德情感上的“社会冲动”，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137]
在整个鲁镇都在“祝福”的时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却“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时候”死去。小说中的“我”说自己“懒散而且舒适”，说自己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说“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其实全都是反话。那背面的意思恰恰相反：一个不给祥林嫂这样的“无聊生者”以基本的生存保障的社会，是不配得到“无限的幸福”的。
历史是现实的镜像，大师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时代的小说作品，数量虽多，但真正有价值的却很少，究其原因，艺术粗糙，思想贫乏，内容空洞，都是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它们的情感态度和伦理境界上。我们的许多“著名作家”是自己时代流行价值观的牺牲品，是利己主义世界观的信徒。在他们看来，利己主义是天经地义的，而利他主义则是虚伪而异常的。他们只把小说当作“自己”的事情。他们总是乐于表现那种阴暗的心理和扭曲的情感。他们沉溺于自己的“痛苦”，陶醉于自己的“颓废”，甚至炫耀着自己的“堕落”。他们把羞辱人类当作自己的“事业”，既不尊重自己，更不知道尊重别人。他们看见狼和熊比看见人更亲切，于是，他们“怀念狼”；于是，他们便有了“狼图腾”；于是，他们让熊几次三番地“奸污”人。他们几乎完全不懂得“人道主义”的意思，觉得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施暴、相互伤害，便没有别的生活内容，于是，他们便把“檀香刑”的故事讲述得“时而让人毛骨悚然，时而让人柔情万种”；于是，他们便让读者在“兄弟”之间除了看见鲜血、看见粪便、看见刀斧，就看不见别的任何东西。他们从来不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即使“爱”，也是一种病态的“爱”，其性质似乎更接近羞辱和伤害。总之，他们的作品几乎只有“否定指向”，几乎只有反社会性冲动，几乎只有低级的快乐。他们不知道祝福的意义，也很少在作品中传达祝福的善念和情感。
然而，正像大师的经验所昭示的那样：只有懂得爱的意义的作家，才能成为好的作家；只有表达对人类的祝福感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好作品；只有在善的阳光照拂下，美的花朵才能灿烂地盛开。伦理境界的高低，是我们评判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最终和最高的尺度。
2006年6月20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