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行知先生是教育家，而且是前进的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可以说是人民本位的教育。他的教育理论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倘用另一方式，这句话便是：做人民的老师同时又做人民的学生。晓庄师范、上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都是陶先生实验他的理论的事业，从晓庄到育才，我们可以看到陶先生的实验方式有了改革，但原则上还是一贯的，可以说，因为时代在前进，陶先生对于自己的理论更有自信，同时也有了重要的发展，使其更具彻底性。最近他计划中的社会大学则是他想把他的理论推到实验的最高峰，几乎可以说是推到了近于“乌托邦”。然而社会大学决不是“乌托邦”。他是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可能一步一步实现的理想；然他的整个计划看起来颇为“罗曼谛克”，但理论上只是上面说过的那一句平凡的话：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
看行知先生的外貌，朴实平易，其不“漂亮”与多土气，比江浙乡下老秀才更甚，至于一般的上海的小学教员谁都比他漂亮些，洋气些。这样一个和“罗曼谤克”一字是连不起来的。可是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浪漫派”，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他干的是教育，但是他的口里是个“诗人”。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厚，他不但写了许多诗，他的“育才”和“社会大学”也是“诗”，可惜两者都是未完成的杰作。他讴歌创造，拥护育才，颂扬劳动，他为我们唱未来的理想之歌，用脑用手再不分家，人人能发挥天才，人人能创造。看呀，不是“浪漫派”，敢说这样天马行空的话么——尤其是教育家，尤其是并非徒托空言而在实验的教育家。
初识行知先生，会觉得他是一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来往多了，你就觉得这位古板的老先生骨子里是个“顽皮的小孩子”；他日常扁起嘴巴不多发言，好像冷冰冰毫不动感情，但他一开口讲演，可真是热情澎湃，这又是他的诗人气质之流露。
有人说：正因为行知先生本质上是“浪漫派的诗人”，所以他开创事业的气魄有余，而发展事业的组织力不足。这批评，在一方面看来，容或可以成立，然而事业之不能尽如理想发展尚有一最大原因，即环境之恶劣。行知先生自办晓庄以来，无日不受压迫；他日常忙于筹划经费，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即如这次他的死，也和他的过分疲劳（为社会大学之经费奔走）有大部分的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