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唯斗争，
铁窗难锁钢铁心。
——王若飞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诞生在贵州安顺城内北街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在若飞五岁那年，曾祖父死，庶祖母偏爱其亲生的儿女，将若飞的父亲逐出家庭，后流落外地死去。王若飞母女三人遭到庶祖母的牛马待遇。母亲整日在磨房推磨，在灶房烧饭。若飞和若芬成了庶祖母和伯父、三叔施展淫威的对象，稍不如意便是一顿拳打脚踢。若飞人矮体弱，一次为给三叔端饭洒了一点汤，就要被罚跪。若飞就是不跪，遂被其三叔一巴掌打倒在地。从此，若飞的右耳留下了耳鸣的残疾。有一天，庶祖母让若飞去提水，他人小力微，提着水桶一路上摇摇晃晃，水溅了一身，好容易才弄到家门口。一不小心，在过门坎时，将水桶打破了。庶祖母便拿起竹板，把若飞打得鲜血直流。妹妹哭着去拉哥哥，也被庶祖母毒打一顿。若飞忍着疼痛，与妹妹一起跑出了家门。这天晚上，他们没有回家，在冷月、寒风中，兄妹俩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恐怖的夜晚。童年的生活遭遇，直接养成了王若飞沉默而倔强的性格。
在王若飞八岁那年，二舅父黄齐生不能容忍王家虐待妇女、儿童的行径，征得母亲和哥哥黄干夫的同意，将若飞接到贵阳教养。
1905年，王若飞进入贵阳达德学堂小学预备班学习，并随舅父黄齐生住宿在该校后院东南角的一间房子里。由于他从小受庶祖母、伯父和三叔的摧残，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刚入学时，他满头癞疮，目光呆滞，别人问他几句话，他也不答一声，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他跟不上班，只好留级。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在黄齐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的教育下，几年后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开发了智慧。他不仅跟上了班，后来还跳过级。并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提前毕业。
1912年1月，王若飞怀着郁郁不乐的心情离开达德学校，由蔡衡武聘请，王若飞征得黄齐生的同意后，到群明社当店员，一面从事印刷和书法工作，一面坚持自学。由蔡衡武创办的群明社是当时贵阳市最大一家以经营绸布、图书为业的商号，王若飞在此工作的两年里，经常把书店的新书刊介绍和推荐给达德学校师生，进行新思想的传播活动。
1914年，18岁的王若飞又随大舅父黄干夫到铜仁矿务局工作，担任过一段文书和会计。在这里，他初步接触了工人，了解了他们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的情况，对他们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1917年春，王若飞随黄齐生回到贵阳，在达德学校任教员。当时学校里宣传新思想、排演新式话剧的活动十分活跃。王若飞参加演出了《共和鉴》、《意大利统一》等话剧，在校内外得到好评。
这年年底，黔中道和省财政厅以半官费和官费考送留日学生，王若飞被录取官费生。
1918年3月，王若飞等到达日本东京。为了领取官费，王若飞挂名为明治大学学生，实际上完全自己看书自学。没去过一次讲堂。当时在日本，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开始流行，王若飞广泛搜读这些社会主义读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正当他对马克思主义钻研探讨之时，1919年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5月7日这一天，本是中国国耻的日子，而在日本却大肆进行庆祝活动。王若飞在盛怒之下，返回祖国，在上海参加反日的宣传活动。
1919年王若飞来到了接待勤工俭学生的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到他们这批为止，从国内来法的勤工俭学生已近三百人，以湖南、广东、四川的学生最多，贵州学生是第一批。为此，《旅欧周报》第四号上专门进行了报道。
对于王若飞这样的勤工俭学生，当年的有识之士就已看出他们将来对全中国的意义。在当时的《旅欧周刊》的一篇社论里这样写道：
“留法勤工俭学生，暂不论思想、学识如何，专就形式及精神而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的中心人物。……请看他日国中，竟是谁的世界。”
当年这篇评论，为今天的现实所证明。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确实涌现出一大批像王若飞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
王若飞认为，入学校读书自然是“理想的事”，但他非常注重和提倡“进天然的社会学校”。他说：“若要抢取几本讲义，在课堂上鬼混几点钟，然后为学，那么在中国、日本都很好研究，不必远来法国。”他特别指出：“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反对人不当进学校，就是我以后也要进学校，是说吾人当治学治智，不可注重文凭，专读死书。”王若飞当时提出来的这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尤其是学习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于当时赴法的勤工俭学生接触社会、探索革命真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王若飞从对“天然的社会学校”的这个认识出发，把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概括为以下四条：
一、养成劳动的习惯；
二、把性磨定，把身炼劲；
三、达求学的一种方法；
四、实地考察法国劳动运动。
当时的法帝国主义者对于王若飞这种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的觉醒忧心忡忡。当上海的一家法文报纸派驻在贵阳的记者看到王若飞写的《圣夏门勤工日记》时，简直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立即把全部日记译出刊载在那张法文报纸上，还加了重要的编者按和专题评论。评论尖锐地指出：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有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状态”，就是“他们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并且改变他们国家的面貌！”“他们将回到中国来发动阶级斗争，并且向人民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分配财产的学说”。评论惊呼：“从这样的观点到在本国采取社会行动，相距只有一步之远了。”
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法国的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片萧条景象。工厂缺乏煤炭，电力供应不足。许多商品的销行大幅度下降。有一批工厂关门、停业，许多工厂大批解雇工人，首当其冲的又是华工、外国工人和无技术的法国工人，失业风潮冲击着整个社会。当时到法的勤工俭学生中，除在校补习法语的外，在厂作工的学生有百分之九十先后被工厂辞退。这些失去工作的学生不少人来到巴黎，住在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靠他们每日发放的五法郎的维持暂供款勉强度日。最苦的要算才到法的那些身无分文而入学、求工皆无着落的学生。有的人得了病无钱医治，眼巴巴痛苦地死去了。
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为逃脱罪责，先是宣布该会并不是专门解决赴法勤工俭学生一切困难和问题的官方机构，推说来法学生“多富自治能力及新生活之精神”，提出勤工俭学的一切问题应由“学生自行组织管理事务所”来解决。接着，又于1月16日向勤工俭学生发出通告，宣称学生即将组织自己的专门机构，华法教育会从3月1日起与全体勤工俭学生脱离一切经济关系。这个通告，犹如炸雷一般，“霹雳一声，勤工俭学冰山既倒”，反应十分强烈，引出“留法学生之大波澜”。从一月下旬开始，在法学生不得不各派出自己的代表，赴巴黎商议组织勤工俭学会问题（即所谓“管理事务所”）。由于各地代表经济十分困难，仅过几日，就有人无法糊口。他们只好举出六人常驻巴黎，其余人仍然返回各地。不几日，这六人也因没有饭吃而散去。临走时，他们写了一份通告，其中有“囊空如洗”等反映情状十分窘迫的字句。当时有一篇报道，真实地描述了这种境域：“学生既已失学，又无家可归。另租寓处又无款项交租金，露宿通衢则来警察干涉，沿门乞讨则法国不能容。”留法学生此时已濒临绝境。在此前后，王若飞与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李维汉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社员等来到巴黎，准备进行一场斗争。
在蔡和森、王若飞等领导下，大家议定向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提出六条要求，主要是：在学生自治组织成立前，应继续负责为来法学生联系入学、找工；应继续发放失工、失学后的暂供维持费；请求政府以四年为限、每年津贴学生400法郎进校学习。还要求驻法公使馆立即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设法解决留法学生的一切困难。
王若飞分工负责向驻法公使馆交涉，要他们设法与法国有关部门联系，解决留法学生的作工问题。但这些要求均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的推诿、甚至无理拒绝。直到二月上旬，他们的各项要求不仅没有得到满足，反而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这样一个回电：“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唯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这也与前次停发维持费一样，犹如“霹雳第二声，勤工俭学之希望绝，已是真所谓山穷水尽时也”。
这时，王若飞与蔡和森、李维汉等一起，召集了工学世界社紧急会议，大家认为：针对这些情况，不能再坐等工作、坐等书读，要来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会后，他们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坐守待毙，甘心饿死，决定要直接行动！”
于2月27日，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等一起，在巴黎西郊一家大咖啡馆里召集了新民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社友以及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战斗口号，并决定第二天到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斗争。
28日这一天，王若飞与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一起，率领请愿队伍，以女生为前导，上午九时来到驻法公使馆前面的广场上。驻法公使陈菉，先是假惺惺地接见请愿学生代表，向请愿学生发表讲话。他说：公使馆不仅不能承担学生的临时维持费和长期的求学费，就是公使馆的需款，国内已有几个月没有汇来了，经济已“挪借俱穷”。王若飞与蔡和森等早已料到陈菉的把戏，要求他立即向国内发电请示。陈菉无理拒绝学生的这一请求。在交涉的过程中，学生们早已怒火中烧，一齐冲到陈菉面前向他大声讲理。陈菉见众怒难犯，且说且退，往公使馆遁去。请愿学生也紧追不舍，这时早已埋伏在附近街道的法国警察突然冲出。他们狂暴地用枪托和警棍殴打学生，还用分隔包围的办法，将学生队伍冲散，逮捕、拘留了男女学生十余人，有许多学生被打伤。有一个同学在冲突中被电车轧死。事后，王若飞在巴黎、蒙达尼等地继续发动和组织更多的勤工俭学生支持和声援这场斗争。这就是“二八运动”。这次请愿斗争，虽没有全部实现原来的要求和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迫使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答应延长三个月的维持费，应允继续为失工、失学的学生联系作工或入学。
“二八运动”参加的人数不到全部在法勤工俭学生的四分之一。原因是在这次运动发动前，在勤工俭学生中，对于怎样开展勤工俭学和怎样改造中国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和支持他们主张的两位老教育家徐特立、黄齐生都认为：要想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就要尽可能争取到工厂去作工，要革命，第一步就是要把华工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为革命培养干部。以蔡和森、向警予等为首的一批人则主张要革命，就要有知识。有知识就必须求学，主张发动求学运动，要求国内政府给勤工俭学生发津贴费，解决入学问题。通过求学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国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王若飞的主张倾向于赵世炎、李立三他们的观点，对蔡和森他们的主张也充分理解。王若飞参加过赵世炎等人发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和旅行（或称通讯）图书馆的筹备工作和活动。他也参与了蔡和森领导的“二八运动”。
在此前后，王若飞往来于圣夏门、巴黎、蒙达尼等地，了解各地情况，加强了持两种意见的人的联系、了解与信任。接着，王若飞也搬到蒙达尼来，有时在公学补习法语，有时与李维汉，肖三一起到附近一家胶皮制品厂作工，更为沟通两种意见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了更好地团结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各种组织和广大群众，赵世炎、李立三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在法的大多数勤工俭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形成了一支拥有一千五百多人的共同团结的重要战斗力量。王若飞是这个广泛联合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1921年底开始，赵世炎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并根据旅欧党小组的安排，积极进行筹备建立旅欧青年团的工作。赵世炎写信给王若飞，征求王若飞对建团的意见。赵世炎的信正好满足了王若飞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迫切愿望，于是王若飞四处宣传建立革命组织的重要意义，积极动员勤工俭学生与青年华工参加这个组织。
这年秋天，王若飞与陈延年等人被补选为“旅欧少共”的执行委员。不久王若飞同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肖三等人。由阮爱国介绍，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参加第三国际所属支部的党员都可以成为他所属国籍的党组织的正式成员。不久，经过申请并得到国内中央来信，承认王若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春天，王若飞与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人，根据党的决定，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学习讨论中，王若飞注重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悉心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力求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注意抓住本质，学以致用。
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王若飞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会议之后，于1925年3月，根据党的指示返回祖国，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