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天才型画家，其创作达“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无所不能，无一不精。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张大千的画风，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花费了一生大部的时间和心力，从清朝一直上溯到隋唐，逐一研究他们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进而到伪作。他是历来画家中，学习古名家数量最多、最博的画家；在笔墨技法的训练上，他也是获得古法精华最多、最好的画家。而且在表现技巧和风格上，他也是跨度最广的画家：从讲求笔情墨趣、逸笔草草的纯水墨写意，到金碧辉煌、色彩鲜艳的工笔画，甚至吸收了西方自动性技巧的观念，发展出个人风貌的泼墨、泼彩，创立了闻名遐尔的大风堂画派，他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最具全方位的画家。张大千的画风，先后曾经数度改变，早年遍临古代大师名迹，从石涛、八大到徐渭、郭淳以至宋元诸家乃至敦煌壁画。在传统笔墨基础上，受西方现代绘画抽象表现主义的启发，独创泼彩画法，那种墨彩辉映的效果使他的绘画艺术在深厚的古典艺术底蕴中独具气息。张大千30岁以前“以古人为师”，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以自然为师，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以心为师，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晚年时历经探索，在57岁时自创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揉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可贵之处，是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创造出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画大师，而且是一位极富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趣闻轶事之多、流传之广，在古今中外画坛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关张大千的争议颇多。褒者称其为“石涛再世”、“当代第一大画家”等等，贬者说“张大千破坏、盗窃了敦煌壁画”、“是被政坛捧出来的艺术大师”之类。这些争议时常见诸报刊，更有的还发生了笔墨官司。笔者认为，对一个知名人物常常有不同看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则需要我们去探讨和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大千的作品成为经久不衰、雅俗共赏的热门收藏品，其艺术才能和成就，则更值得我们去研究。
张家曾是内江方圆百里显赫一族。张大千的父亲名怀忠，为人个性豪爽，讲究美食。不过在大千年幼时，家境极度清贫，其后慢慢经营累积，生意越做越大，家道还十分富裕殷实。他的母亲曾氏友贞是中国传统大家妇女的典型，不仅主持家务，兼亦擅长绘画与绣花。她治家严谨，家规重老尊贤，对幼有序不得逾越僭妄的规矩，尤其注重，子女有过辄要罚跪，晨昏晚辈必向长辈请安，侍奉茶羹一沿旧风；这对张大千有很深的影响，他直到晚年仍对长者行跪叩大礼，也接受门生晚辈的跪拜，在谦辞时也常跪下回拜。“大千”这个名字，是他在1919年冬于松江禅定寺出家时，由住持逸琳法师为他所取的法名，出于佛经《智度论》卷七，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略语。因为大千不愿接受烧戒，而且他家中长辈们反对他遁入空门，最后由二哥张泽从上海（或云杭州）将他抓回四川成婚。从此，大千不再起意出家当和尚，而且前后一共娶了四位夫人。他虽然再也不当和尚，但是“大千居士”的名号，他却延用终生。
张大千共有兄弟十人，都是单名，张大千行八。张大千幼年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自号“虎痴”的二哥张张泽的熏陶指引，此时他的四哥张楫送他一本《芥子园画谱》，更增加大千学画的兴趣。1917年，父兄送大千到日本京都艺专，学习染织。由于染织并非大千的兴趣所在，因此他在课余自学绘画，一同赴日的二哥张泽也为他购买金石书画的参考资料，并且经常在书画方面指点他。再加上日本各寺院及博物馆公私收藏的中国画也相当丰富，甚至有一些国内较少见的画派、画家的藏品。这对他一生的艺事生涯，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张大千自日本学习染织告一段落后回到中国，返四川老家探亲，不久便和么弟君绶同赴上海，先后拜入名师曾熙和李瑞清门下。从师学习诗词、书法，临摹“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由于二师皆特别爱好石涛、八大山人，受二师影响，大千开始学画的同时，开始学八大画墨荷，效法石涛绘山水。大千一生不断钻研学习石涛艺术，从而确定他的艺术道路，就是来自这一时期二师对他的影响。在书画鉴赏和收藏方面，大千更是得益于二师的耳濡目染、传承亲授，二师把自己收藏的八大、石涛等历代名家的作品尽数出示给大千，让大千反复观赏、研究、临摹。通过两位名师的引荐，使大千结识了许多当时的“海派”画家，任伯年、吴昌硕、“黄山画派”的梅清、南京的张风等诗书画名家，以及收藏和鉴赏家黄宾虹先生，大大开阔了他的见识，也渐渐广泛地学习古人。曾李二师对大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在上海拜二师，是大千一生艺术事业重要的起步关键和转折点。
1925年，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内，举办了他平生第一次画展，展出的作品以山水为主，共有100幅作品，每幅作品的售价一律定为大洋20元，展出没几天，他的100幅作品全部卖完。从此，张大千走上了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道路。在以后的卖画展中，他的画少则每幅以两（黄金）计，多则每幅以条（黄金）计。尽管价格昂贵，但作品每每告罄，销路极好，成为典藏家竞相寻觅的珍品。民国期间最为轰动的是，1948年大千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内举行了近作展，共展出99件作品，绝大多数为工笔重彩，辉煌夺目。参观者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纷纷争购一空，有些画还被复定三至五起，盛况空前。
1929年，三十而立的大千已在文坛颇负盛名。这年4月，大千以两幅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干事会员。同年春天，大千作《三十自画像》。这是一幅四尺立轴，画中人宽袖长抱，漆黑的络腮胡，两眼圆黑，凝视前方。背景是一颗参天古松。其中有多少自信的神采，又有多少昂扬的意气？在这幅像上，先后有许多海内文坛画界名流题诗，包括曾农髯、杨度、黄宾虹、博心畲、陈散原、叶恭绰、谢稚柳、吴湖帆、沈尹默、徐悲鸿、方池山、谭延阎等32人。其中徐悲鸿的题诗是：“其画若冰雷，其髯独森严。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杨度题道：“秀日长髯美少年，松间箕坐若神仙。问谁自写风流格，西蜀张爰字大千。”1932年，大千为了安心作画，不受外界干扰，欲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怡情遣性。于是，经张师黄介绍，张大千由上海迁往苏州网狮园。自此，大千的居住再也没有离开奇花异木的园林胜景。北京的颐和园、四川的青城山、昭觉寺、巴西的八德园、美国的环荜庵、台北的摩耶精舍，所到之处，大千都要搜集奇石、种植花木盆景、豢养珍禽异兽，这些都为他的艺术成就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这闹中取静的名园中，大千的住宅里也如同在上海时一样，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名流云集，精英荟萃。章太炎、陈石遗、李印泉等前辈经常携杖而来，徐悲鸿也是常客。当时，谢稚柳先生也曾在网狮园中小住，而叶恭绰先生更是与大千朝夕相处，亲如一家。
正当盛年的大千一袭长袍、长髯拂胸、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与名流们切磋琢磨、谈笑风生。而且总是一边谈一边作画，并不时讲解心得。讲究美食的大千，只要兴起，便亲自下厨掌勺，做几道拿手菜，让客人弟子饱享自己的手艺。大千不仅好客，而且豪爽侠气，古道热肠，仗义疏财。大千一生朋友很多，不论社会名流、军政要员、文人雅士、戏曲家、装裱师、厨师、司机，都有大千的朋友，而且均以诚招待，有求必应，有难即帮。大千常书写的一副楹联是：“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上联表示他平生与人为美的一贯襟怀，下联是说他时富时贫，口袋里往往不名一文。为接济朋友、收购古画及其他心爱之物，大千往往是挥金如土，寅吃卯粮。他自己常言，千金散尽还复来。人说他“满架皆宝，一身是债”，“贫无立锥，富可敌国”，就是对他既穷且富的生动写照。
1933年5月1日，应欧洲各国的邀请，由徐悲鸿组织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法国巴黎市中心公各尔广场的国立美术馆正式展出，引起强烈震动。法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及各界要人前往观看。这次画展以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高奇蜂、王一亭等中国近代著名画家的作品为主要内容。大千的《金荷》同徐悲鸿、齐白石等人的12幅作品被法国政府购藏，并在国立外国美术馆辟“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陈列。随后，画展又应邀前往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苏联等国展出。大千的《江南景色》被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收藏。这是大千的作品首次在国外展出。对此，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中说：“大千代表山水作家，其清丽雅逸之笔，实令人神往。故其《金荷》藏于巴黎。《江南景色》藏于莫斯科国立博物院，为现代绘画生色。”此次展出对弘扬中国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荷花与山水画都是大千的绝活。徐悲鸿赞张氏荷花“前无古人”，大千爱荷、养荷、观荷、画荷。他十分赞赏八大画的荷花，有大荷花的景象，不是搞几支花叶的拼凑。大千深得八大用笔章法气势，并常临塘观察、写生，取法自然。八大画荷多用湿笔，大千兼用渴笔。湿笔墨活、浓郁、深厚、凝敛而不滞，渴笔飞白、苍劲、流畅、华滋而不枯。大千兼工带写，采用淡彩、水墨、泼墨、泼色等方法，能够画出荷花在风、晴、雨、露中的各种姿态。所画荷叶泼墨与渴笔兼用，卷舒自若，层次深厚；荷干亭亭玉立，气势挺拔。大千的墨荷尤其与众不同，他常常用草书笔法为之，行笔奔放，一气呵成。特别是画荷梗子，以圆笔中锋，一泻数尺。有时画案较窄，他则叫人将纸向前方牵去，一笔由上往下，然后一笔由下往上。唰的一声两笔相交，毫无接痕，可谓神来之笔，今观者咋舌。30年代他曾住北京颐和园，花很长时间在湖畔观察荷的千姿百态，研究它的生长规律，又学习八大、华（上品下山）等古代名家手法，使他笔下的荷花形态各异，多姿多彩，或正、倚、俯、仰，或静、动、离、合，或大、小、残、雅，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风吹荷叶十八变”，让人赏心悦目。
1933年，大千应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的邀请，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当时的中大艺术系可谓人才济济，徐悲鸿、吕风子、张书旗、潘玉良、陈之佛、汪采白、常任侠等有声望的画家都在这里任教，大千则以其笔墨雄肆、气韵朴厚的山水风景在侪辈中独树一帜。每星期轮到大千上课，他总在天刚亮即起床，坐上黄包车直奔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去南京。此时，学生们已在艺术系的大画室中恭候这位长胡子老师。大千来到大画室，就开始在画案上作画，一边画，一边讲，谈笑风生，深入浅出，从构思、五意、观察、写生到布局、色彩等无所不讲。关于绘画的写实与境界，大千讲道：“画一种东西，不应当求太像，也不应当故意求不像。求它像，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像，那又何必要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正是古人所谓遗貌取神，又等于说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我看到真美的就画下来，不美的就抛弃了它。谈到真美，当然不单指物的形态，是要悟到物的神韵。这可引注王摩诘的两句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怎样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说要意在笔先，心灵一触。就能跟着笔墨表露在纸上。所以说‘形成于未画之先’，‘神留于既画之后’。”
关于学习绘画，大千讲道：“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总括来讲，着重在勾勒，次则写生。其次才是写意。不论画花卉、翎毛、山水、人物，总要了解物、情、态三事。先要着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古今，眼现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切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摄取名作的精神又要能转变它。”
1936年，《张大千画集》第一次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大千请画贯中西的徐悲鸿作序，序的题目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30年代，对大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大千遍游名山大川，结交海内文坛画界名宿。在大千游历过的名山大川中，他始终把黄山推为第一，曾三次登临。大千之所以偏爱黄山，主要来自于石涛的影响，黄山既为石涛之师，又为石涛之友。大千说“黄山风景，移步换形，变化很多。别的名山都只有四五景可取，黄山前后数百里方圆，无一不佳。但黄山之险，亦非它处可及，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大千在50岁之前遍游祖国名山大川，50岁之后更是周游欧美各洲，这是前代画家所无从经历的境界。张大千先后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居住，并游遍欧洲、北美、南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他都写了大量的纪游诗和写生稿，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同时为他日后艺术的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更广泛地研摹古代名家作品的同时，开始有自己的面目出现。“南张北溥”的提出，使大千在画坛上的地位渐显煊赫。这一时期对大千来说，既是一段安宁的日子，又是一段动荡的岁月。所谓安宁是指大千在网狮园及青城山期间有相对安宁的读书、作画环境；但民族危急感时时萦绕在大千心头。而且大千被日本侵略者困居北平，最后历尽艰难，逃脱虎口，回到四川。这更是一段动荡不安、惊心动魄的经历。1937年，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占领北平，后来日本兵封锁颐和园，把园中居民赶到排云殿前。日军一名大佐，把留有大胡子的张大千认成是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要将他押到宪兵队去。张大千辩解说：“于右任是书法家，不会画画，我是张大千，是画画的，不信我画给你看。”日军大佐点了点头，于是，张大千便打开画夹，提起画笔，醮着墨汁，几笔就勾出了一只大螃蟹，舞爪瞪眼口吐白沫。此时，日军大佐知道他确是著名画家张大千，便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不要走的，留著画画的好。”正在这紧急关键时刻，杨宛君乘坐红十字会的汽车直闯入园中，紧跟着穿白大褂的大夫走过来说：“不行，他患了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你们离开，医院已派专车来接他了。”日本大佐一见此情，也慌了手脚，谅他也跑不了，一挥手，杨宛君和大夫便挽着大千登上救护车飞快地开走了。事后，张大千十分佩服杨宛君处变不惊、有勇有谋的胆量。
从清末到民初，中国的两大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一是在北京，一是在上海。当时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地方。1934-1938年大千举家迁往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北平发展，使他找到了另一个新的舞台，并且在那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与名声。以大千的才艺与为人，很快与北平的画家打成一片，赢得他们的友谊与佩服。1935年的5月22日，于非（门音）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标题就是“南张北溥”。从此张大千的知名度与北方的画坛领袖溥二爷齐名，说明大千至此已赢得全国性的知名度。
张大千1968年所作巨幅绢本泼彩，宽76.2厘米，长264.2厘米，画面描绘的是远眺瑞士亚琛湖所见。2010年5月17日晚11点半，经过近60轮激烈叫价，《爱痕湖》以人民币一亿零八十万元的天价成交，这也是中国近现代书画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同时，这一价格也创出张大千个人作品成交新纪录，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价格新的里程碑。
《爱痕湖》是继张大千《长江万里图》之后的另一巨作，创作于1968年，为张大千《爱痕湖》系列中最精彩、尺寸最大的一幅。该作品于20世纪60年代曾获展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的著名画廊，2003年又获展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两种文化之间》大型中国现代艺术展，是艺术史界共认的张大千泼彩山水最精彩的作品。
画面前景为青翠的山峦，后景则一泓湖水，掩映其间；湖的后岸，又有淡墨、淡彩勾勒的屋舍。作品采用的手法，为张大千开一代画风的“泼彩”：抽象的墨与彩“泼”出的山，如海浪般汹涌于画面；清晰、谨饬的房舍，则静处于“波涛”间。构思的宏阔，与细节的清晰，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张大千化用西方抽象派艺术与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水乳交融之作，也是以现代的语言，对北宋雄伟山水的现代性翻译，不仅是张大千的艺术臻于化境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最成功的“现代性突围”。1968年巡展后，张大千本人亲自将本作赠予现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