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读书轨迹是曲折而丰富的。他迈入读书园地的第一步是为科举考试而读书。读书的目的是“金榜题名”，仕宦闻达。在这段从四五岁到17岁的读书时期内，不论读的内容还是方式，都是由家长和塾师决定的。他只是按照长辈和塾师的指点，记诵苦读而已。据史料记载，在这段时期里，他最先熟读的是《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和唐诗、八股文。12岁考中秀才后，开始学习训诂、词章之学并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读到张之洞所著《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之后，眼界大开，开始知道“天地间除帖括外还有所谓学问者”，因而萌生厌弃科考念头。但由于强大的旧有势力的影响和家庭长辈的督责，他还不可能完全背离这条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读书道路。他只能压抑着个人的兴趣爱好，继续沿着这条路艰难迈步，直到17岁考中举人。梁启超这段读书生涯除了取得“秀才”和“举人”的称号外，实际意义在于熟读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典籍，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有了一个轮廓了解，从而为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待进入广州学海堂正式学到在当时被视为“显学”的训诂、词章之后，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旧学中的殿堂。
1890年（梁启超那年18岁）是梁启超读书生涯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拜康有为为师，进入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求学。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万木草堂大量藏书，更在康有为的指导下，用全新的观点，研读了中国典籍，了解了西方的种种学说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情况，对中国历代的沿革得失、兴亡盛衰的原因及救治方略，都有了深刻了解和明确主张。加之康有为的“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的教育思想熏陶，他确立了“经营天下”大志，决心用维新变法来挽救危在旦夕的国势，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这一时期的读书是到1894年结束的。梁氏这一时期的读书，由于得到了明师指点，所读所获更加广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他的知识结构也更趋合理、更趋进步、更趋实用。这为他踏入社会，登上政坛奠立了稳固而广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说，这一阶段的读书，无疑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
自1895年至1912年是梁启超步入社会后的读书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以1895年9月戊戌变法为界。政变前，梁启超用其所学，协助其师康有为策划、组织、领导“公车上书”，积极参与变法活动。梁氏在这段辉煌岁月里，以其十余年读书所获，发表了《变法通议》等著作，鼓吹变法维新，在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也像一颗灿烂明星，辉耀于中华领空，为千百万人所识、所知、所仰望。梁氏这一阶段的读书，是紧紧围绕维新变法进行的。这时的梁氏已经把读书视作变法斗争的手段和武器，自觉地运用读书为变法斗争服务。从他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可以看出，他阅读最多的是年编撰“西书”，即西方的译著。例如他在1896年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共搜罗到325种西书，他读过的即达252种，余下的只是些当时并不急需的医学、工政和兵制著作。这些阅读，对他的变法维新的宣传，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寓居日本后，梁启超为血腥的政变所震撼，他沉痛地回忆着变法的前前后后，思考、分析着变法失败的原因，寻觅着进一步斗争的策略。当时他认为，要想取得变法的最后胜利，必须开发民智，走“新民”的道路。因此他创办了《新民丛报》，提出了“新民”学说。而为了实现“新民”理想，他大读“西书”和“东书”（日本著作），并将读书所感、所悟、所得向国人作广泛介绍。根据记载，梁启超这一时期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大量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国家如英、德、法、俄、日致富致强的原因，包括变法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建设；二是一些国家如波兰、越南、朝鲜等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衰亡的原因；三是歌赞一些保卫、建设国家和革命斗争中的豪杰与英雄，如意大利的罗兰夫人、英国的克林威尔等人；四是对西方和日本的主要社会学说、哲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推介，如孟德斯鸠、卢梭、霍布士、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儿、康德等人的评述介绍，都是他广读“西书”、“东书”的结果。可以这样说，“新民”说的产生和提出，就是梁启超在他通过读书获得的广博知识基础上，博览“西书”和“东书”并加以融汇的结果。
梁启超一向主张读书有精读、浏览之分，有些宜精读，有些则不必精读，宜浏览。这个方法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读书经验和相关介绍文章之中。他在《治国学杂话》一文中说：“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它，读时一字不放过……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学得无趣，便翻次页。”
梁启超说：“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当然，他也承认，“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
在梁启超看来，抄资料是研究发明的必要前提，正像研究动物学或植物学的人，不采集标本怎么行呢？因此，他主张并鼓励读书时注意抄录和搜集资料，他说：“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它抄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它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工夫去试试。”
课堂教学之外，最好读点课外书。梁启超很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他在《治国学杂话》的开篇中说：“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当然，他也承认，课外学问，不一定专指读书，如试验、观察自然等事，都是极好的方法，“但读课外书，最少要算课外学问的主要部分”。
梁启超认为，“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它，它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梁启超精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1902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梁启超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科目。这期间梁启超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巨著。
1928年9月，梁启超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此时离他人生最后一站不足4个月。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
梁启超之所以编写《辛稼轩年谱》，或许是因为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境遇。在流亡海外13年之后，梁启超回到故土，试图在政坛上大展拳脚，无奈屡屡受挫。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段祺瑞，都只是利用他，而拒绝他的改革主张。
梁启超看透了这些政客的嘴脸，决意退出政坛，回到书斋，从此开始用西学之方法来整理国故，这才有了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实际上，这只是梁启超历次思想转变中的最后一变。在梁启超57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样重大的思想转变至少有5次。诚如他自己曾谈到他跟康有为之间的差别时所说的：“康有为大器早成，观点是一成不变的，而梁启超却是不断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一生，是在紧张的读书中度过的。读书一面给他以精神的满足，一面又激起他更强—追烈的读书欲求。就在这种不断的精神满足——求更大的精神满足中，他的知识不断地积聚、更新、创造着，他的为人也在人生台阶上不断攀登，不断地被塑造着、改变着。综其一生可以看到，读书先使梁启超掌握了帖括之学，成了秀才和举人；读书又使他学得了训诂、词章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使他站到了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成了立志经营天下的变法志士和维新运动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