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5年冬天，文仪带着文天祥兄弟二人晓行夜宿，前往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进士科举考试。这一年来，父亲文仪的身体欠佳，临行前，人们劝他不要陪儿子去考试了，但他执意要前往，并且说：“我花费了20年的心血，要亲自看看他的效果。”这年文天祥年整20岁。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两年前他在乡试中考了第一，今年初又到白鹭洲书院跟博学多才的欧阳守道先生学习了半年多时间，他以聪明好学赢得了欧阳先生的悉心指教。后来又参加了郡里的考试，他和弟弟文璧一同中了贡士。他知道，中了贡士只是取得了进京城应考的资格，在京城要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及格以后再参加殿试，在集英殿根据题目，写出对策文章，由皇帝亲自阅卷，才能决定是否考取进士，因此京城的两场考试是最重要的。文天祥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不辜负父母和乡亲们的殷殷教诲。
临安作为南宋都城已有一百多年了，几代皇帝及官僚偏安于此，不思国难，整日花天酒地，尽情享乐。如今的临安城内，几十万人口，殿阁楼台林立，市肆（铺子）坊巷星罗棋布，一派繁华景象。再加上现在已到年末，大街小巷更是热闹非凡。父子三人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文天祥兄弟二人准备参加几天之后的礼部省试，父亲则照顾兄弟二人吃饭睡觉，联系参加考试的有关事宜。闲暇来时父子间也议论议论当下时局。
“淳熙年间，有个叫林升的诗人，曾在这里的一家客店墙壁上题了一首诗，你们还记得吗？”父亲问道。“记得，那是一首七言绝句。”文天祥回答道。文璧紧接着背诵了这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依然如此啊！”父亲文仪无比感慨地说，“几十年过去了，看看现在的临安，还不是和当年一样，官僚士大夫醉生梦死，有谁还想着国家的安危！这样下去，别说收复失地，我看连这半壁江山也难保啊。”“我们一定要设法保住大宋江山。如果我能在朝中做官，就要向朝廷陈述我的看法，让皇上认清如今的形势。对了，过些天我如果省试得中参加殿试，我就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在策论中写出来，让皇上看看。”文天祥诚恳地对父亲说。“不过，谁知道皇上又会怎样想呢！如果惹怒了他，落榜事小，还会有杀身之祸的。”父亲担心地说。“我不怕，我就是要讲真话，讲实话，考不取进士，做不了官，没有关系。因讲了真话而被杀头，恐怕还不至于，您老人家尽可放心。”文天祥同弟弟文璧认真准备了一些日子，便参加了礼部主持的省试，他俩沉着应试，考完后都感觉不错，便耐心等着发榜。
二月初，礼部发榜了。文天祥兄弟二人双双通过了初选，父亲文仪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少人向他祝贺：“恭喜您两位公子榜上有名，老人家的心血没有白费。”文仪答道：“同喜，同喜。能否中进士，还要看殿试呢！”省试通过后，文天祥夜以继日地准备功课，而文璧却有些放松，总认为自己有把握。殿试临近，文天祥忽然生了病，父亲文仪半年来一直操劳，不得休息，见文天祥考前患病，又过于担心，一下子也病倒了。过了两天，文天祥病轻些了，他劝父亲好好养病，不要替他担心。
五月初八是殿试的日子。这天早上，文天祥感觉好些了，他早早把文璧唤醒，做好准备。父亲硬撑着病身子，把他们送到门口，深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恨不能亲自送两个儿子到考场去。御试策的题目很长，总共有586个字。除了些空话以外，主要是让考生就当前的社会形势发表议论。比如，对灾害不断，人民困苦，人才缺乏，士习浮华，财政困难，兵力薄弱，盗贼未平，边境不安等等问题是怎么看的，谈谈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考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其他考生拿了题目，左思右想不敢动笔。因为他们中间多数人都把这篇文章当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要考虑如何为朝廷当今天子歌功颂德，如何投皇上以及考官之所好，并且要在文字绮靡华丽方面下功夫，以显示自己的才华。但偏偏又碰上了这个题目，实在太难发挥了。文天祥非常沉着，坐在考场上，看了题目后，病好像一下子痊愈了似的，他感慨万分，滚滚的心潮一时无法平静，如长江之水，黄河之浪无法收拾。讨饭饥民的破烂竹篮和褴褛衣裳；被掠女子的凄惨哭声和无助眼神……一古脑浮现在文天祥眼前。他想起几天前临安城有人易子而食；想起官府滥印的“交子”（纸币）和害人不浅的高利贷；想起生灵涂炭，人民疾苦。当即把考题中提出的八种情况归纳为四个问题，随即落笔道：
“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这是全文的中心思想，文天祥对这四个问题一一作了阐发：
第一，关于天变和灾异。他认为是民怨招来的。虽然这种看法还是受“天人感应”的影响，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但他揭露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对人民予取予求，贪而无厌，却是一针见血的。他说：“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建，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唯所咀啖，而民困。”这种议论是非常大胆的。这里文天祥借用历史来批评南宋皇帝贪财聚敛，大兴土木，困扰百姓，完全符合事实。南宋虽然偏安江南，而皇帝的奢侈，挥霍确是不减北宋。
高宗建都临安后，就大造宫室，御花园多至几十处。又造“御前甲库”，召来能工巧匠，制造珍奇玩物，供一己鉴赏。高宗如此，子孙相习成风。理宗皇帝时候，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他仍然大兴土木，建造园林寺观。他在西湖积庆山为阎贵妃建功德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前后三年建成，耗费极大。宝庆三年，即文天祥写这篇御试策的前一年，理宗皇帝派心腹宦官董宋臣主管修建佑圣观、梅堂、芙蓉阁、香兰亭。他强占民田，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临安人无不骂他为“董阎罗”。皇帝挥金如土，人民怎能不贫困。有人说南宋农民所受的剥削是“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
第二，关于人才和士习。文天祥认为“士习厚薄，最关人才”，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他说：“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校艺于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这段话把南宋士人风气败坏描绘得淋漓尽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择手段的，当时国家忧患重重，士人忧国忧民的不多，想升官发财的却不少。有一种人是借议论国事来猎取虚名，博得一官半职的。当时有人写讽刺诗说：“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由此可见一斑。文天祥对这种士风十分不满，他提出必须改变士习，发扬正气，才能发现可用的人才。他建议国子监的学生既要学习经学，也要学习治国之道和边防水利等科目，使学者不是只图浮名，而要能办实事。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取的。
第三，关于兵力和国计。文天祥认为两者是互相影响，有密切联系的。他承认当时确实兵力不足。兵力不足，国家自然就弱了，要变弱为强，就得招兵。招兵要发饷，财政机关却拿不出钱，确实是矛盾。但文天祥反问，难道国家真的没有钱养兵吗？不是的。他指出主要是国家没有计划，除交纳岁币银绢以外，从没有订出保证军需的政策。粮饷来源自然困难。他指出皇室，大臣和寺观的挥霍浪费，是国家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他尖锐地指出：“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只有“急求所以节财之道，则财计以充，兵力于是可强矣”！文天祥对这三个问题的对策，概括来说，就是纾民困，淳士风，节国用，这些都是正确的。他的建议是匡时救国家的良言，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一个21岁的青年，能提出这样的对策，是难能可贵的，显示出他具有蓬勃的朝气。
第四，关于内忧外患。他说：“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而其来也，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而其起也，必将纳外之侮。盗贼而起于通虏寇，则心腹之大患也。”这反映了文天祥的阶级局限性。所谓“盗贼”是指起义农民。在他看来，女真等军事贵族的南侵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认为内部有农民起义才招致了他们的南侵，则不符合事实。北方民族南侵，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的上层军事贵族出于贪婪而实行战争掠夺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原政权腐败，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并不是农民起义造成的。他把农民起义看成是更大的威胁，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起义农民的仇视。这种思想使得他不能联合农民起义军来抵抗蒙古铁骑的进攻，阶级偏见蒙蔽了他的聪慧。
文天祥的这篇《御试策一道》的确是一篇优秀论文，体现了他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思想观点。文章直言论政，从自强不息，改革不息的观点出发，向朝廷提出了不少建议，对朝廷的缺点和错误也提出了善意的规劝。文章有理有据，切中时弊，提出了对策，显示了文天祥的满腔热情、非凡的胆量和出众的才华。
考完之后，考官开始阅卷，试卷上的姓名是密封的，看完后排好名次。几天后，被录取的试卷送到理宗皇帝手里。宋理宗一份一份地阅读着，按照当时的规矩，被录取试卷的顺序是以成绩高低排列的，文天祥的卷子被列在第七，当宋理宗读到文天祥的策论时，他连连拍案叫道：“妙，妙，写得好，切中要害，国事的确是被一些糊涂官吏给弄糟了。”理宗皇帝本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君，国家形势每况愈下，他有直接责任。但这次从出御试策题目，到选取进士，他偏偏耍了个花招，想要掩人耳目，让大家认为皇帝是英明的，而国家不景气都是昏官太多所致，所以如今要选些有胆识的人来做官。文天祥的文章，之所以被理宗皇帝看中，原因就在这里。而主考官王应麟则是南宋的著名学者，他仔细读了文天祥的文章后，也赞叹不已，对理宗皇帝说：“这篇策论格调高，犹如历史的明镜。作者的忠肝义胆犹如坚硬的钢铁磐石，我为皇上获得这样的奇才而恭贺。”理宗皇帝急切地问：“他是何方人氏，这篇策论理应排第一，怎么排在第七呢？”王应麟一听，正中下怀，因为在评卷时，他提出此卷应为首卷，却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现在天子提出点为头名，他为何不乐！忙说：“我等有眼无珠，不识金玉，罪该万死。”王应麟于是打开密封条，“文天祥”三个字跃入眼帘。理宗皇帝觉得十分吉利，笑道：“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他拿起御笔，在文天祥的卷子上写上四个字：“头名状元”。
公布进士名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天，集英殿里热闹非凡，大小官员及考生都等候着皇上驾到宣布结果。理宗皇帝来了，登上大殿，亲自唱名：“头名状元——文天祥，第二名……”待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这三鼎甲的名字唱完，理宗皇帝又亲自赐给这三人袍笏，再赐御馔。在百姓的簇拥下，走在繁华的街上。此时，文天祥除了荣耀和激动外，更多的感想是：今后要为国家，为百姓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文天祥在这次考中的569名进士里名列第一，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尽管弟弟这次没有考取，父亲也无比兴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准备为国施展才华的时候，陪同他前来考试的父亲不幸患急病在临安去世。这是多么沉重的精神打击啊，文天祥失去了父亲，更失去了一位严师，他伤心得几乎要昏厥。按照封建社会的陈规，父母亡故，儿子需守孝三年，文天祥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阴雨天，他和没有考中进士的弟弟文璧护着父亲的灵柩回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