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05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十二军军长、第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和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赞扬。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他还“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余篇。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1905年3月15日（农历二月初十）左权诞生在风景秀丽的湘江畔——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猫岭村一户贫苦的佃农家里。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左权后来之所以能仗义执言、爱国如渴，成为一个民族英雄是与母亲张氏和叔父左铭三的关怀、教育分不开的。左权的父亲叫左兆新，母亲张氏，都是佃农。左权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左权呀呀学语，扶着凳子学走路时，年仅31岁的父亲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六口之家的生活重担，无情地落在了左权母亲的肩上了
左权的母亲张氏是一个坚强的农村妇女，她虽不识字，不善言辞，却有了双勤劳的手和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她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和不幸所吓倒，而是在命运为她铺设的坎坷的生活道路上，披荆斩棘走出一条活路。她为了抚育几个子女起早贪黑，含辛茹苦，苦熬了一年又一年，支撑着这个不幸的家庭。
穷人的孩子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左权6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母亲操持家务。他上山打柴、放牛，下地劳动，打猪草，什么农活都干。贫困也是一所学校，尽管左权没有欢乐的童年，青少年时期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但正是这贫困，正是这苦难培养了左权坚忍不拔、奋勇向前的性格。1916年醴陵一带闹春荒。家里无米下锅，揭不开锅盖。母亲叫左权的三哥应林到外婆家去借点粮食。外婆家住醴陵县城郊区丁家坊，相距四十里路。12岁的应林早起饿着肚子，整整走了一上午，快到外婆家的时候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眼冒金星了。不料，由于体力不支，一下子栽进水塘里，等附近的农民赶来救起时，应林已经断了气。母亲知道后，悲痛欲绝。一家人大哭了一场。三哥的惨死，给左权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好像猛地长大了几岁，更加懂事了。贫苦农民终年劳累，缺衣少吃饿肚皮，富人家却趁春荒囤粮卖高价，世道实在不公平。三哥死后，左权更加体贴辛勤劳碌的母亲，尽量帮助家里多做事，成了母亲料理家务的好助手。
尽管家境很贫穷，母亲还是很疼爱左权的，并没有放松对他的关怀和教育。有一次，左权在放牛时和邻居家的孩子争地盘，斗口舌，两个人在牛背上打了起来。左权见小伙伴是个没有力气的人，便把赶牛用的竹条当成长枪，戳、砍、抽、打，把那牛和牛背上的小伙伴杀得团团转。小伙伴吓得哇哇直哭，狠劲拍着牛屁股，飞也似地跑回家里去了。左权高兴得哈哈大笑，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唱着山歌，“班师回朝”。晚上，母亲知道了此事，她把左权叫到面前，神情严肃地命他跪下，谆谆地告诫他说：“你打人是不对的，欺侮打不过你的人，更是不对的！你要好好记住，从小干什么事长大就成什么人，你长大了切不要当一个欺弱怕强的人！”左权向母亲做了检讨，表示一定要记住母亲的教诲，再也不欺负小伙伴了，并按乡下习惯，把一根麻绳扎在手指上，表示不再重犯。
后来，左权的叔父左铭三知道了此事，他开导左权说：“在中国，在世界上无不是弱肉强食。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列强，横行世界，任意宰割弱国。在国内，上自将相，下至一般的官吏，都贪污受贿，侵吞民脂民膏，都仗恃着自己有力量而欺负、凌辱弱者。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君子处世，要慎于开头，要从小做起，从小种下什么，长大就收获什么。没有教养，不分是非，勇敢就成了粗暴。强国有虎狼，弱国需要勇士。一个人只有爱国若渴，并愿意为了祖国牺牲自己的一切，才配做真正的勇士。”叔父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牢牢地打上了这样一个信条：凡事要从小做起，长大了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一个人只有热爱自己的国家，才配称真正的人。
1913年，左权8岁时，进入村里一个私塾学习文化。念《三字经》、《孟子》、《论语》等。没有钱买书包，他自己用两块木板，两端系上绳子，做成一个书夹。1915年左权又进了村办的小学——私立成城小学。左权进校读新学。他酷爱古文，除了背唐诗，读《古文观止》之外，还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等书。
左权的老师匡宜民是个有识之士。他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浓厚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匡宜民先生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辛亥革命的故事，传播爱国思想。他向学生讲述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是如何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他向学生讲述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是怎样血洗圆明园的；他讲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是怎样被割占的；他讲述1900年八国联军怎样镇压义和团和清政府屈辱投降与列强11国签定《辛丑条约》的，他讲袁世凯为了独裁，为了当皇帝是怎样出卖国家主权的。在匡老师的教育和熏陶下，左权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逐步增强。
1915年6月的一天，匡先生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讲台，他双眼含泪，一句话也不说。
同学们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睁着一双双惊慌的眼睛看着老师。匡先生猛地背过身去，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毋忘五九国耻”几个惨白的大字，他再也抑制不住了，放声大哭。这一堂课上的时间很长，悲哀拌和着愤怒，像密封的火药在燃烧……
放学了，左权还是激动不已。他在自己的书夹板上写了“毋忘五九国耻”几个大字，背在背上，飞也似地奔向村里，一边跑还一边叫，人多处，索性站下来，向乡里的父老兄弟姐妹讲解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他还和同学们到附近的山村去演讲，流着泪高唱《五九国耻歌》：
高丽国，
琉球岛，
与台湾，
地不小，
可怜都被它并吞了。
无公理，
灭人道，
好河山，
将送掉。
最伤心，
四年“五九”噩耗，
为奴当婢眼前到。
这国耻，
何时消？
祖国，像在汪洋中行驶的一艘破船，连孩子们也成了她的船员，她才不至于沉没呀！在左权的眼里，日本已经是最坏的帝国主义了。他懂得一个人爱国，就要关心祖国，和祖国同呼吸，共患难。
1919年夏天，14岁的左权读完了小学，他又考进了北联高小（醴陵县北一二三四区联合高等小学）。左权读书用功，学业进步很快，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和地理学得最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赞扬。遇有难题，他总要想办法搞清楚，即使从学校回家已经晚了，也要走上四五里路去找人请教。课余时间，左权喜欢和同学们玩“打江山”，就是大家站在一个土堆上，看谁坚持最久，不被别人拉下去。他站在土堆上，猫着腰，奋力左推右挡，同学们很难把他拉下来。左权对学校的军事体操课特别认真，有一次族弟左纪凡去看他时，正好下兵操课。他对左纪凡说：“要练好身体，学好兵操，要有军事知识，将来好为国家出力打仗。”前此半年，1918年11月11日，打了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国的失败宣告结束。翌年1月18日，协约国集团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以处置战败国在世界各地殖民地的权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北洋政府曾于1917年对德宣战，也以战胜国资格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王正廷五人组成。代表团在国内舆论的推动下，向巴黎和会提出八项要求，即废弃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构、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取消二十一条。但巴黎和会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理由拒绝讨论。接着中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处置山东问题的意见，要求将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在山东的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持各国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和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没有争回自己的主权，反而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实在令人气愤。消息传入国内，全国各界群众无不愤慨万分，终于爆发了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主要口号的政治运动，即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以北京为起点，迅速席卷全国。5月下旬，左权就读的北联高小全体师生罢课了。师生们手执“誓雪国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的小旗，走乡串户，唤醒民众。左权还和同学们到学校附近的姚家坝、板松铺、青安铺这些小镇上演说青岛问题、亡国惨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演说完毕，到各商户检查。洋官纱、东洋绸、标布、应用器具、饰美花卉、洋钉、洋火、洋伞、洋油，凡有应柜日货，一经查出，当众销毁。左权他们还在各店铺门口贴上“常怀国耻，莫用日货”的白话报，使店主警悟。但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却遭到了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的镇压，左权他们又回到了北联高小的课堂里。
这件事使左权明白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的反动派是相互勾结的，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先推翻国内的反动派。
1923年冬，广州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人来醴陵县招收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1923年初孙中山从上海到了广州，3月2日组成新政府——大元帅府大本营。孙中山决心北伐，统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军事干部。大元帅府大本营于1923年冬着手创建一所军事学校，由军政部负责筹办。军政部部长程潜是湖南醴陵人，清末秀才，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对其家乡很有影响。派来的人叫柳漱风，也是湖南醴陵人，因此特别注意招收家乡的弟子。“这次来湘招生到广州区军训，筹办讲武学校是秘密的，你们对外不要声张。可以三五个人一起去，但务必半月内动身。”来人对学生们说。这样，一条陌生的路出其不意地延伸到了左权的脚下，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弃文就武也许是一条救国救民之道，他毅然决定报名。经过考试后，左权真的被录取了。12月，左权告别家乡父老，于醴陵县城伍家巷维新旅社会同去讲武学校的同学，由阳三石上火车，转道长沙、汉口、上海，经香港、抵达广州，开始了一生职业军人的生涯。
1924年11月，左权与蔡申熙等人转入黄埔军校，编为第一期第六队。左权入黄埔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异，受到各方瞩目。一个星期天，左权正抱着本《水浒》看得入神，突然肩膀上被人猛拍一掌。他一惊，忙抬起头，原来是讲武学堂时的老同学、湖南老乡陈赓。左权笑道“一点没礼貌，把我吓病了你可得负责呀。”
陈赓大咧咧地说：“看得这么专注，连别人走近了都不知道，这要是战场上也这么入神，还不被人摸掉了。”左权对他的玩笑报以无奈的一笑。
陈赓问他：“看什么书这么入神？噢，《水浒》，可惜呀，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愣要受官府招安，全给断送了。”
左权笑着说：“这些英雄刻画得多好，中国多几个这样的英雄好汉，天下人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陈赓认真地看了他一眼问：“你真这么想吗？走，出去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