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本没有“使命感”的闲书。年过花甲在家赋闲，实在不愿将自己变成“闲云野鹤”。虽再无人赋予任务，但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启发，也可将个人余生的闲工夫变作劳动资本，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有益之事。至于选中“假文化”这个题目，在于人们大都无奈于假象世界里听的、说的、做的大都同假有牵连。有时闲逛街头巷尾听人闲磕牙，亮点就是社会虚假，也如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一样，人们闲聊假商品、假话、假人、假事频率颇高。受时事启发，笔者也就撰写了《说假》。
《说假》是一本俗作，属于俗人说俗话，难以登大雅之堂。当然，《说假》也并非全是大白天说梦话，更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在千年说假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假文化。它包含有“通俗之假”、“社会流行之假”的含义。它反映的是社会生活实际，它在社会现实社会生活中是随处可闻、可见、可议的东西，是人们茶余饭后、工作之余常常聊起的趣话。这便为《说假》提供了取舍不尽的素材。
说假说到了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可算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再说一千遍，还是说假。那么，现在再来说假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释疑，首先不妨讨论一下说假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说在前面的话说假，就现实性而言，从地球这一端到另一端，从最富有的国家到生活最贫困的地区，到处都弥漫着诚信危机。据2002年10月23日《中国保险报》披露，美国由会计丑闻所引发的华尔街风潮，就是一个诚信危机的典型事例。安然、世通、施乐、默克……一个个大公司都暴露了造假账的丑闻，商业巨人成了吞噬投资利益的大鳄，使经济巨人的诚信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引起全社会一片恐慌。打这副牌的人，当然是道貌岸然的现代文明人，他们或是大公司掌门人，或是身居高位的商界巨子，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惜诓骗世界。看看我们身边生活的现实，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骗局正越来越多，这就像一部百演不厌的荒诞戏剧，几乎无处不存在骗局，又人人都在受骗。有人不是这样说吗，在当今现实生活中，除了假是真的，一切都是假的。当然这是戏言，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它也反映着现实社会真实的一面。在时下社会生活舞台上，上演的酒桌上的话就靠不住。酒桌上的承诺、吹嘘，酒桌上的慷慨激昂，千万别信以为真，那无非是酒精乱性中毒的结果，出了酒场是全不作数的。贪官在审判台上忏悔眼泪，也是靠不住的。那不过是贪官的韬晦之计，鳄鱼的狡猾眼泪，切勿轻信，小心上当。还有时髦的网恋，一半是骗局，一半是胡闹。网上恋爱，神龙不见首尾，多为互相欺骗。奸商的叫卖，电视里的广告，街上的促销传单，一夜暴富的绝招……这世界上靠不住的事太多太多，大家不妨冷眼旁观，各自当心。
就其必要性而言，第一，说假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人们读书看报，往往是信以为真，很少提出疑问。其实全信书报，不如不读书报。因为，书报上写的也不都是真实的。“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先生说：“我读中国历史，发现了许多罅漏，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臣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也不符合。”这些掷地有声的断言，发人深省。李宗吾先生认为史论家、史臣、圣人全都是说谎能手。关于这一点，连朱熹也供认不讳。他指出：“作史大抵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见《朱子语类》一二八卷。
鲁迅先生读史，靠着慧眼睿智，从通篇尽是仁义道德的儒家经典的字缝里，看出了满本都是写的“吃人”二字，悟出了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即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先生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史，说成是“吃人”的历史。这话让人听了，虽然有些让人吃惊，但历史造假、书报不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对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往往采取儿戏态度，史（事）不够，情来凑。历史剧作者编剧还能说得过去，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也采取这种态度，那还不如同痴人说梦一般造假？
巴黎“公社墙”造假，要算明目张胆地欺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级典型。《光明日报》1983年9月7日沈大力著文说：“公社墙”即夏洛纳墙，位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地东北角。可惜，今天在全世界传播最广的公社纪念碑形象却变成了保尔·莫罗——沃蒂耶的一座浮雕。它是一堵用灰砖垒砌而成的墙，中间刻出一个妇女全身像，她中弹后仰，伸出双臂庇护自己一大群被镇压的儿女，被视为巴黎公社的化身；砖墙左下角刻着诗人雨果的一句话：“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不是复仇。”浮雕的真实底蕴是什么呢？浮雕作者沃氏思想上与巴黎公社并无共鸣。确切地说，沃氏“公社墙”是“革命的牺牲者墙”。“革命的牺牲者”的含义是什么呢？“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负责人勃莱尔解释，沃氏所谓“牺牲者”是“受害者”的意思，即把3万多被屠杀的公社社员跟当时被革命群众所处决的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莱等72个人质相提并论，统称为“革命的受害者”。沃氏墙原名为“历次革命受害者墙”，表示枪杀者和被枪杀者应当和解，其底蕴不难看出：显示的是阶级调和，抛弃革命。所以，沃氏墙揭幕后，当时幸存的公社社员都拒绝承认它，从不去那里献花。可见，这是明目张胆地以假充真，公然用阶级调和论篡改历史，用以欺骗人民群众。可悲的是，目前许多国家错把这座侮辱公社的浮雕看成“公社墙”。我国也大量介绍过沃氏的浮雕，以致使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成了巴黎公社的象征。
以上两例说明，世界史、中国史上有许多事是不真实的，虚假的东西欺骗了舆论，以假乱真贻害千古。可见，虚假是社会历史的一大公害，需要大书特书，痛斥虚假。
第二，说假，是一个人性问题。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交际工具。凡不是哑巴的人，都会说话。人说话不只有好有坏，而且也有真有假。说假者，人也。人为什么会说假话呢？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要生存和发展，就要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实话实说就办不成事。往往是事情逼着人们说假话，做违心的事。同行之间，往往就不是实话实说。《红楼梦》里，秦可卿得病找来的医生，诊病后一口咬定秦可卿的病让“众位（太医）耽搁了”，却吹了一通自己如何药到病除。
有一个做梦说鬼话的故事，讲有一位内阁大学士康宁得了大病，久治不愈，从医生那儿得一药方，放下就找不见了。康宁认为是小丫鬟给弄丢了，要用鞭子抽打丫鬟。康宁精神不济，坐那儿打盹，恍惚有人跪在灯下对他说：“大人别责怪小丫鬟，药方是我故意藏起来的。我就是你当臬台时平反的那死囚。”康宁问他何故把药方藏起来。这人回答说：“同行是冤家。医生往往故意改用相反的药以显示自己高明，其实大人上回所服的药是对症的，只因才服用了一剂，药力还不到。如果让这位医生看见上次的药方，故意改用相反的药，反而耽误大人的病，所以我将药方藏起来了。”康宁醒来后，明白这人其实是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于是对医生说药方找不到了，请他另开新方。这位医生诊病后，开出的新处方用药果然跟前一药方相同。连服几剂，病就好了。可见，这鬼是深明世故人情的。这种世故，便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同行是冤家，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就是学术泰斗也不乏其人。牛顿造假陷害同行莱布尼兹的所作所为就很令人惊讶。当莱布尼兹呼吁皇家学会公正地听取申诉时，牛顿指定了一个由牛顿的积极拥护者组成的委员会写报告维护自己。直到20世纪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是牛顿自己写的，即著名的《通报》，他把它提交出来，好像这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毫无偏见的调查报告。“牛顿并不满足于到此为止，随着这个报告的发表，在《哲学汇刊》出现了关于它的一个匿名的评述或摘要，这也是牛顿的作品。当《通报》重印时，这个评述的拉丁文译文也收入其中作为一个导言，和它一起还有一个新的匿名的序言‘致读者’，也是牛顿写的。”牛顿以英国皇家学会的名誉假别人之名来攻击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惠斯顿曾发表文章指出，他直接听到牛顿对塞缪尔·克拉克说：“他已用他的回击使莱布尼兹悲痛欲绝。”
牛顿以学阀的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他以“铁腕控制英国皇家学会”，指使信徒攻击“莱布尼兹是微积分的剽窃者”，“企图证明莱布尼兹在微积分上没有创造权”。其实，生活在同样的数学思想世界中的任何两位有创造性的数学家，是可以不互相依赖的。况且莱布尼兹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和真正的数学天才的数学家，他是独立地形成微积分观念的。现在一般通用的微积分算法是属莱布尼兹而不是属于牛顿的。
在科学上还有比牛顿更伤天害理地攻击同行的斯塔克。斯塔克是德国物理学家，由于发现极隧射线的多普勒效应和光谱线在强电场中分裂的斯塔克效应而获得191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于是他就关了物理实验室的大门，背叛科学家的良心，由经商而后投靠了希特勒，并爬上了帝国科学技术厅厅长的高位，又伙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勒纳德组织“反相对论公司”，反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他们把爱因斯坦说成是“代表典型犹太人精神的江湖骗子”，是一个“特别厚颜无耻的人”，诬蔑他“热衷于吹嘘”和“大肆剽窃”；把相对论攻击为“犹太人想入非非的呓语”，是东拼西凑起来的反动理论。不仅如此，他们还把非犹太科学家恶毒地诬蔑为“精神上的犹太人”，把海森堡骂作“白色犹太人”、“物理学蠢虫”。
斯塔克当上帝国科技厅厅长，如同牛顿当上铸钱局局长诬蔑莱布尼兹一样，之后才发生了斯塔克攻击爱因斯坦。这都说明，同行是冤家，同属科学家染指官场所酿成的祸害。
同行是冤家，说到底它是个人性问题。说假所暴露的是人性弱点。牟丕志著文指出，说假属于人性问题。他说：从前有一位道德家，十分看重诚信的价值。他认为人若讲诚信，那么他即使犯了错误，甚至犯罪，也会改正；而要是一个人不讲诚信，弄虚作假，这个人就无药可救了。弄虚作假，不讲诚信，是人性中恶中之恶。这天，他突发奇想，向国王请求放一些讲诚信的死囚出狱，赦免他们的死罪，以此在社会上推崇诚信的道德观念。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王的赞赏。不过国王提出疑问：“你怎么知道谁讲诚信谁弄虚作假呢？”道德家说：“在下自有办法，照我说的做就是了。”第二天，国王派人领着道德家来到一座监狱，从牢房中找出10名死囚交给道德家让他决定放谁出狱。于是他向10名死囚说：“你们将经过许多关卡，只要坚守诚信，就能够通过所有的关卡，平安出去，否则你们会被处死？”于是他交给每人10个纸包，说：“这些纸包，你们千万不要打开，当你们经过一个关卡时，就给守卡人一个纸包，守卡人交给你一个卡片。通过所有的关卡后，剩下的纸包就是你们自己的，那时你们才可以打开纸包看里面的东西。”
于是10名死囚各自带着10个纸包逐一通过关卡。到了第10个关口，守关口的士兵把所有的死囚手中卡片收集起来，认真查看，然后宣布最后结果：有5人被放行，有5人被处死。那5名将被处死的人不服，说自己坚持了诚信，为何被处死？这时道德家出现了，他向5名死囚说明了原因。原来，道德家给10名死囚发的纸包，里面分别是面额为1两至10两的银票。如果死囚未打开看，那么交给每个关卡的纸包是无序的，无规律的；而打开纸包的人，则会发现其中银票面额不一样，于是人性中固有的贪心弱点便暴露无遗，他们总是先把面额较小的银票交出去，而把面额较大的银票留给自己。这样交给关卡的银票面额便是1两、2两、3两、4两……依此类推，最后才把最大面额的银票交出去，呈现出明显的有序性规律。所以，凡是有明显的有序性规律记录的死囚皆是不讲诚信之人；而真正讲诚信的人可以安全放生。5个将被砍头的死囚才恍然大悟，后悔不迭，为时已晚。道德家对5个将被处死的死囚说：“我反复说诚信是你们的生命，可你们5个谁肯相信呢？你们总认为弄虚作假可以占到便宜，其实正相反，说假不得生矣。”
第三，说假主体是人。在汉语文字里，“假”和“伪”的偏旁都有一个“人”字。“假”的一边是“人”，一边是“叚”。叚，借也。假是人借也。“伪”与“假”是同义词，“伪”的一边是“人”，一边是“为”，伪者，人为也。这都形象地说明人是说假的主体。没有离开人的虚假，凡虚假都是人所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在各种需要和不同利益的驱动下充当虚假主体的。虚假主体，有善意虚假主体，也有邪恶虚假主体。说假，有的是好心人说假话。像1958年“大跃进”，我们党为了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此，在舆论宣传上就自然形成了“气可鼓，不可泻”的气氛，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不能说喊这些口号的人是坏人，提出者、高唱者多是共产党员。这属于善意虚假主体的好人说假话一类。再一类，是为私利说假。凡是私心重的人无不说假，最常见的是投机商人说假话、卖假药。在官场里，有些投机钻营的人，他们巧言令色，摇唇鼓舌，说假话，办假事。在官场里最可怕的是以谗言害人。春秋时期靳尚以“妖言惑众”陷害了屈原。南宋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这均属于邪恶虚假主体弄虚作假。《圣经》里讲的“犹大之吻”也是一个典型。犹大表面上对耶稣很顺从，暗地里却干出了出卖耶稣的罪恶勾当。犹大同当地的祭司长仅以30块银币就达成了出卖耶稣的交易。
犹大带领一群带刀棒的人去抓耶稣，并对打手们说：“我去吻谁，谁就是你们所要的人，你们就抓他。”当犹大见到耶稣就走上前说：“老师，你好！”并吻了耶稣。于是，打手们一拥而上，把耶稣绑了起来。吻，是亲密友好的表示，在这里却被犹大用来当做出卖老师的信号。“犹大之吻”，这种“笑里藏刀”的叛徒行径活画出了邪恶虚假主体的嘴脸。
从说假主体的社会层次上看，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越是会说假。这也是由世界各国学者们共同得出的一个结论。据1999年7月7日《世界科技译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贝拉·德罗经过研究得出结论：“知识越多的人越会说谎……高等教育使一些人的词汇量大增，也使他们更有信心撒谎。”好像是为了证实这确确实实是一条真理，美国旧金山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尔·埃尔科曼博士和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韦斯曼博士各自独立地试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乍一听，好像是信口雌黄。这不是公然对人类文明进步起了重大作用的教育的否定吗？这不是对汇聚和培养人类智慧的神圣的高等学府的亵渎吗？但细想一想，就不得不承认人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的。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的牛津大学造假学历、卖文凭，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干细胞学术造假丑闻轰动全世界。这些年我国学者造假的现象，越来越令人触目惊心。请看《郑州晚报》2002年1月28日披露的学术打假背景材料：2002年1月8日，国家科学基金会向媒体公布2001年打假成果，截至2001年12月1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共收到举报76件，其中内容涉及剽窃他人成果的有10件，弄虚作假的有13件，专家评审不公的有20件，滥用科学基金经费的有7件，冒名申请的有4件，同一内容重复申请的有2件。背景材料还列举了东南大学夏安邦、内蒙古工业大学刘卫、河北承德医学院苏桂兰、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李泽林、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申小龙、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弄虚作假的丑闻。
学术腐败玷污了大学的神圣殿堂。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主编张汝伦写的《历史与实践》，据《中国青年报》披露，他是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抄下来的。北京大学人类学著名教授、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王铭铭，他社会兼职多达14个，一年出版著作14本，但他抄袭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多达10万言。
事发后，王铭铭成了京城“焦点人物”，北京大学革去了他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格和所有职务。学术腐败，上至名牌大学校长、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下至一般教师、研究生，造假者越来越多，胆气越来越足。更可怕的是，不只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善于弄虚作假，他们的学历与撒谎作假的胆量，还同其社会地位的上升成正比。那些官升至省（部）级和国家级领导高位的人，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蜕化变质、贪污受贿的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嘴上说：“我们政府是人民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腐败堕落犯法后还硬说自己是个“自律清廉、勤勤恳恳的人民公仆”。再看看，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背叛总理遗嘱的汪精卫、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蒋介石，还有高喊“四个伟大”的林彪，这些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那一个不是靠说假起家，爬上最高统治地位的呢？
第四，说假也是一个学风问题。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纠正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不正之风。现在重温他老人家上个世纪40年代告诫我党的话，仍是有所裨益的。他说学风、党风、文风，都是党的作风问题，并且强调只要共产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都会跟着学。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学风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面谈到的学术腐败，是严重的学风（文风）问题；官场腐败，是严重的党风问题。学术腐败和官场腐败是相通的。在学术上弄虚作假，在官场上说大话、吹牛皮，实质都是说假话。
自古以来，吹牛就是学风问题。佛教徒讲吹牛为“吹法螺”。佛教用的螺叫“法螺”。法螺多采用梭尾螺做成，吹起来有妙音，可用来宣佛号、驱恶魔，所以大吹特吹之。明代散曲家王磐在《朝天子·咏喇叭》歌词中辛辣讥讽了官场吹喇叭的丑恶风气。歌词是：“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这首散曲，托物抒怀，诙谐风趣，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了官宦装腔作势、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
由古至今，吹牛已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自然也泛滥于官场，影响到党内。“文革”时期，毛泽东向首都工人宣传队送了几个芒果，全国立即掀起一个“芒果热”，大报小刊连篇载文，说是领袖对工人阶级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不多久，各地得到通知，要把芒果分送全国游展，让全国人民分享领袖的恩情。某边远县城得到通知，说芒果将于某日路过该县。该县领导马上发出紧急通知，指令干部群众集中于县广场迎接芒果。几万人在广场上晒得大汗直流，足足等了三个小时，才见一辆轿车驶来，前面还有三辆军用摩托车开路。在欢呼口号声中，县革委主任接过玻璃箱，里面放着两个似柠檬的东西。群众心里纳闷：这就是可以延年益寿、让人长生不老的芒果？晚饭时，宾馆两个胆大的服务员趁无人时溜进“首长”室，揭开玻璃盖拿出“芒果”左看右瞧，才发现是蜡制的模型，大呼上当了。
到现在，在有些党员干部头脑中由于实用主义流毒太深，还有人在说：“产值要高，政绩要大，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呢！”也有人吹：“别人都夸我也夸，不吹不夸是傻瓜！”正可谓：“牛皮泡泡糖，科学新配方，越吹越大，越嚼越香。”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数字造假成了官场公开的秘密。在统计工作中，谁都知道年年玩数字游戏，天文数字无限膨大，“假”、“大”、“空”花招层出不穷，吹牛越吹越大，顺口溜说的“统计加估计，一级骗一级”，是由下往上骗着说假。有时候是由上往下骗着说假，这种风气危害极深。
“石牛搭台，活牛唱戏”是黑龙江省安达市叫得最响的口号。政府的“牛论”，就是吹“牛”。“牛论”将安达市吹成“中国奶牛之乡”。吹“牛城”，造“牛街”。安达市的“牛街”两端分别筑起了“牛门”和市标，市标是9头劈山而出的铜牛和21米高的双翼，牛气十足。5公里长的“牛街”，也是牛气哄哄。沿街摆放299头形态各异的花岗岩石牛雕塑和9999块拼有奶牛图案的大理石地砖，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故而政府申请了“牛城”吉尼斯纪录。政府这种炒作，目的就是将“牛城”品牌吹大，挖掘安达的“牛”文化底蕴，突出“牛城”、“牛街”文化特色，让人到安达说“牛”话、吃牛肉宴、买牛产品。
这种“石牛搭台，活牛唱戏”，演的是现代吹牛戏。牛城到底有多少牛？安达市畜牧局说一共有105422头，每年呈4%递增。奶农们说他们“吹牛皮”。也有人指出：“养牛户越来越少了，别听干部们瞎吹，奶牛都让他们‘吹’没了。”有的地方搞评比应付参观，就强迫农民借牛用，有的农民不愿意借，他们就以每天20元的价格租奶牛。无怪农民批评干部“解决实际困难没法子，弄虚作假倒很用心”。
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内到国外，哪里没有吹牛说大话的呢？吹牛造假，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特产。请看西方人是如何吹牛的。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吹嘘他们国家的火车是如何如何的快。法国人说：“在我们国家，火车快极了，路旁的电线杆看起来就像花园中的栅栏一样。”英国人忙接上说：“我们国家的火车真是太快了！得往车轮上不断泼水，不然的话，车轮就会变得自燃，甚至熔化。”“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佬不以为然地说，“有一次我在国内进行一次旅行，我太太到车站去送我。我刚坐好，火车就开动了。我连忙把身子探出窗去吻我太太，却吻着了离我6英里远的一个女郎。”这三个西方人都是吹牛说大话、说假。
有一个吹牛寓言，说有两个人各自吹嘘自己国家的楼是世界上最高的。甲说：“有个人从我们国家的楼上失足跌落，飘飘荡荡几个小时，还没有着地。”乙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国家的楼房才叫高呢，一个年轻人从楼顶跳了下去，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饿死的。”真的应了那句：“吹牛不上税，谁爱怎么吹，谁就怎么吹。”
再就假文化自身的内涵而言，说假说的并非完全是假，更不是瞎说胡诌。说假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探讨，内含有科学成分。所以，对说假持科学态度非常必要。对待假文化进行科学解读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要理解“假”是一种社会观念文化，自然在社会生活沃土中也就孕育演化出了假的多种含义。假，不仅具有语词含义，而且具有认识论含义和伦理学含义。单就假的语词含义而言，西汉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就从音符兼意符意义上诠释“假，非真也。叚，借也”和“徦，至也”假的基本语词含义。假的认识论含义认为，假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字符号，假这个认识论概念，是人类认识之网上的纽结，是认识发展史的思维结晶。故而才有辞书对假的不同含义的诠释。假作为不真实的理念，一旦为人们所应用，就会变成社会伦理概念的虚假。虚假，在理念上就是伦理学含义的假。
其次，说假，实际并不假。虚假，也不等于虚无。假，包括虚假在内，都算得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先说个笑话。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堂数学课上，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这节课给大家讲假分数……”有个姓左的红卫兵一听，这还了得！“臭老九”又在放毒了！他噌地一下站起来喊：“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革命的同学们，在无产阶级的数学领域里，决不允许虚假的东西存在！我们要真分数，不要假分数！”
真分数，假分数，在数学中都是分数。值大于1或等于1的分数，称为“假分数”。例如7/5、3/3等就是假分数。不仅假分数不假，不是虚无，就是笔者所列举的其他案例，都不是虚构的，全是引经据典来的，它们产生于过去，存在于现在，还将影响于未来。它们不是一时的现象，更不是可有可无的。
再拿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虚构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为例，书中说他是花果山上仙石收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所生。吴承恩笔下这一艺术形象，并非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一可以追本溯源，找到根据，认识它的原型。据段文杰考查，距安西县城东南约90公里的东千佛洞中有两幅形象逼真的玄奘取经图，壁画中观音端坐于金刚宝石座上，彩云环绕，宝相庄严。对面的河岸上，一位头环祥光的和尚双手合十施礼，和尚身后一位满脸长毛、两眼环形、鼻孔向前、獠牙外露的猴形人着远行装牵马而立。段文说图中的猴形人即孙悟空原型，他名叫石磐陀，家乡在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玄奘西行取经，途经瓜州（今锁阳城）时，在当地寺庙讲经说法一月有余，期间胡人石磐陀受其感化而与识途老马助玄奘夜渡葫芦河、闯过玉门关、越五峰入新疆。因当时佛教兴盛，玄奘讲法及与石磐陀西去取经的历史被人们广为流传。这些为吴承恩撰写《西游记》时塑造孙悟空艺术形象提供了原型。二可以传诵。孙悟空艺术形象一旦构成，便为说书人所传诵，画家画像，剧作家写剧本，编导演戏拍电影，传播四方，留传后世，等等。所有这些，还不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形象事物吗？它们可供人们感知、体会和言传。因此，虚构的虚假也不等于虚无。它们是一种人造的主体客体化的社会观念文化事物，像物质实体一样，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
再次，说假是人类的一种智慧。事实上，说假不失为人类的一种智慧文化，在这个说假的天地里，同样充满着“知识可乐”的人类智慧。可以说，说假是人们特定环境下为达到某种特有目的所采取的巧妙方略。从这种意义上说，说假智慧也是人类思维绚丽的花朵。所以，那种把说假视为纯粹消极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人类智慧说假，有诱技说假、幽默说假和机智说假几种。
诱技说假表现不一，举个典型案例。据说有一个姓朱的学士机智而有才学，很爱开玩笑。一次，在他的朋友汤生书斋中做客。汤生说：“我听说你很有智谋，比如我现在坐在室中，你能不能诱我出屋？”朱生略一思索，摇头笑说：“那怎么能呢？眼下屋外天寒地冻，你怎么肯出去呢？如果你先站在户外，我就能以室中温暖受用赚你进来，你也许会听从的。”汤生说：“那也不见得，咱们试试看吧！”说着便走出屋外立定，催促朱生说：“看你怎么把我赚到屋里！”朱生拍掌大笑说：“我已经诱你出屋了。”此笑话，利用人们不防备，出其不意达其目的。诱技说假，技巧在于解除当事人的思想武装。
幽默说假，也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中国剪报》2004年12月22日登了一则洋人“打赌”的幽默故事。罗伯特对罗斯说：“假如你能光着身子从大街上跑过去，我给你100美元。”二人一言为定。于是罗斯沿着大街，朝着河边跑去。他一边跑，一边脱衣服，一边叫喊：“不好了！不好了！有人落水了！”罗伯特不得不忍痛付给罗斯100美元。
幽默家兼钢琴家波奇，有一次在美国密歇根州的福林特演奏，发现剧场上座率不到五成，他感到失望，而且很窘。但是他不为窘境所拘，而且走上舞台向观众说：“福林特这个城市一定很有钱。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三张票。”于是大厅里充满了笑声。这种化消极为积极情境的幽默，把产生窘境的原因作了想像的、玄妙的甚至荒诞的解释。这是靠想像所进行的荒谬性的逻辑。荒谬性的逻辑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无理而妙”。说谎越是幽默，也就越带调笑性；调笑性越强，与某种切合实际的说理距离也就越远。反过来说，越是一本正经地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也就越不幽默；越不幽默，也就越可能带有某种理性推理特点。越是理性，幽默越少。可见，幽默说假是非理性说谎。但并不失为人的一种说话艺术。
机智说假，更能体现人们说话的艺术智慧。《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孔明宴请东吴的使臣张温的故事。这位张先生颇傲气，自认为很有学问，瞧不起蜀国的知识界人士。恰好在宴席上有一位名叫秦宓的蜀国知识分子，此人毫不谦卑，指着张温的鼻子说：“我比你的学问大，你提出任何问题我都能回答。”于是两个人就以“天”为题，辩论起来。张温问了一连串问题，如：“天有脑袋吗？”“天有耳朵吗？”“天有脚吗？”“天有姓吗？”等等。秦宓都很巧妙地来个“歪批”。他的回答是：古诗和古成语中有“乃眷西顾”、“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天步艰难”等语，说明天有脑袋、有耳朵、有脚。张温最后的问题是“天有姓吗？”秦宓说：“有，而且姓刘。”问：“何以见得？”答：“天子姓刘，天必姓刘。”
这是一场玩笑，但作为回答者的秦宓，不仅答得很机敏，而且很博学——尽管他使用的都是诡辩的“歪批”、“神侃”。这种机智言谈，给予了问答以文采化、修饰化，体现出了文化说假的机智。
在民间传说中，有一个机智幽默的大师朱哈。在极端的困境中，他常以机智取胜。朱哈想进一处锁了门的果园，他用梯子爬上果园的围墙，又把梯子竖进园里，再沿着梯子下去。刚一下梯子就撞见园丁在等着他。园丁说：“怎么跑到这里来卖梯子？”朱哈说：“老天爷，难道你不知道梯子是到处都可以卖的吗？”机智说假，使朱哈摆脱了偷盗的嫌疑。它的妙处，不是荒诞，而是现实的机智，机智得将施假变得似乎是合理的、真实的。这种窘境中的机智说假，妙在“有理而妙”。
以上诱技说假、幽默说假和机智说假三种说假艺术，是人的理性也罢，非理性也罢，都体现了人的智慧。艺术杜撰说假，同样也充分地表现出了艺术家的智慧。
在这个不是前言的前言里，讲到的所有问题皆为围绕“假”字说的假文化。假文化是一种真文化，它既有正面文化，也有负面文化，是正负文化的统一。这个说在前边的话，全当一个引子，以便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