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成了工人区的民众的热门话题，这些革命党散发了几批传单，都是用蓝墨水写的。这些传单猛烈地抨击工厂的制度，讲到彼得堡和南俄工人的罢工，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母亲心里明白，这场骚动是他儿子一手策划和发动起来的。她既为巴维尔的安危担心，又为他感到自豪，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一天傍晚，玛丽亚·科尔苏诺娃在街上敲了几下窗子，母亲打开窗扇后，她用压低的嗓门嚷道：
“要当心，佩拉格娅，宝贝们闹出事来了！今天夜里要搜查你们家，还有马津和维索夫希科夫的家……”
她立刻不见了。
母亲关上窗子，飞快穿上衣服，不知为什么，用围巾严密的包着头，径自朝费佳·马津的家里跑去。马津身体有病，没有去上工。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站起来，脸孔刷地白了。
“应该告诉巴维尔。我这就派人去找他，您请回吧，没事儿！总不至于挨打吧？”
回到家里，母亲把所有的小册子都收集拢来，通通抱在胸前，在屋里转了很久。最后，筋疲力尽的她把书放在座位底下，她不敢站起来，因为这样就会让这些禁书暴露在撞进来的人的眼中，她就这么枯坐着，一直等到巴维尔和霍霍尔从工厂回家。
“你们知道了吗？”她大声问道，还是坐在那里没有起身。
“知道了！”巴维尔微笑着回答说，“你害怕吗？”
“害怕，真害怕！……”
“不要害怕！”霍霍尔说，“怕也没有用。”
“连茶炊都没有烧！”巴维尔说。
母亲站起来，指着书，负疚似的解释说：“瞧，我一直没离开这些书……”
儿子和霍霍尔笑了。这笑声使她胆壮了些。巴维尔挑了几本书，到院子里藏了起来。霍霍尔一边生火烧茶炊，一边说：
“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娘，我只是替那些人感到羞愧，他们干的这种事太无聊了。有一次，他们来到我的住处，把什么都翻遍了，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就灰溜溜地走了。另一次，他们把我也带走了，关在监牢里，我在牢里坐了四个月左右，坐着坐着，有时忽然来传我，由士兵押着经过大街，去受审讯。这些人都不怎么聪明，对我胡说一通后，又叫士兵把我押回监牢。就这样把我带来带去——他们总不能白拿薪水呀！后来把我放了出来，就算完事了。”
他的话如长流水，从容不迫地从他口中吐出来，把等待搜查的不安心理驱除到九霄云外去了。
巴维尔从院子里回来，很有把握地说：
“他们一定搜不出什么！”
但是，这一夜他们没有来。第二天早上，母亲恐怕他们笑她胆小，就先嘲笑起自己来：“我自己先把自己吓唬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