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代英主——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继李渊为唐朝第二任皇帝。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十六日，599年1月28日），其母太穆顺圣皇后窦氏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之别馆。4岁时随父李渊临岐州（今陕西凤翔），有个自称善相面的人谒见李渊父子后，谓世民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闻言，既喜又忧，深怕相面人泄露出去，欲杀之，相面者倏忽影踪全无。李渊遂取“济世安民”之意为太宗的名字。后随父历居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荥阳（今河南郑州市）、楼烦（今山西静乐）、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等地。18岁时随父迁居太原（今山西太原）。李世民幼年聪慧，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及长，雄杰好武，广结豪杰。隋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曾对其子李世民说：“唐周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大唐创业起居注》）时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分崩离析，李世民遂与其父李渊、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监裴寂等准备趁机起兵反隋。经过充分准备，李渊于同年六月建大将军府，置三军，正式起兵反隋。七月，李渊以其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自己亲率军士3万人从太原出发，进取长安，同时派李世民率军直取西河（今山西汾阳）。由于李世民治军严明，作战有方，屡败隋军，遂拜右领军大都督，封敦煌郡公。后大军至霍邑（今山西霍县），隋将宋老生带精兵2万坚城固守，久攻不克，加之连日阴雨，军粮殆尽，李渊欲息兵回师太原，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竭力谏阻，陈以利害得失，李渊醒悟而停止撤兵，并依李世民计斩隋将宋老生，霍邑城被平定。“十一月丙辰（初九日，617年12月12日），攻拔京城（长安）”（《旧唐书·高祖本纪》卷1），立代王杨侑为帝，李渊总揽朝政，以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
李唐王朝建立后，李渊任李世民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旋率兵四处征战。从武德元年（618）九月至武德五年十月，先后消灭了割据陇西（今甘肃陇西东南）的薛仁杲（薛举之子）、刘武周势力，击降了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建立统一强盛的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广开文学馆，罗致四方文学之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孔颖达等纷纷投之，为建立不久的李唐政权吸纳了大量人才。
在建立唐王朝政权的过程中，李世民的功业超过其兄皇太子李建成和其弟齐王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知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为一方，展开了皇位继承权的争斗。李建成曾以鸩酒险些使李世民丧命，并以重金收买离间秦王府心腹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府僚劝世民“先事图之”（《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四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伏兵玄武门（长安太极宫的北正门，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旧城北），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击败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李渊遂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同年八月甲子（初九日，626年9月4日），李世民受其父禅让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又名嘉德殿），尊父为太上皇，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次年改年号为“贞观”。
李世民继位后，以“亡隋为戒”，居安思危。他深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并常以此训诫子女。任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良，虚怀纳谏，励精图治；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进行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令高士廉等编《氏族志》，发展科举制度；提倡儒学，兴立学校，时长安国子监有学舍1200间，生徒2260员，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均选送子弟入唐求学；颁布《唐律》，节制徭役；兴修水利，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赞扬唐太宗功业诗曰：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唐太宗执政期间，虚心纳谏，剔除弊政；爱惜人才，知人善任。贞观十一年（637），为巩固统治地位，李世民欲对宗室二十一王和随自己征战创业的十四位勋臣给予优待，实行“世袭刺史”制，在于志宁、马周等人的极力反对下，终废此项弊政。郑国公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府僚，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找来魏征，沉着脸问：“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离间？”魏征神态自若地说：“我是太子的谋士，当然要为他出谋划策。可惜太子没有听我的话，否则，他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太宗听后认为他坦诚正直，是个人才，遂委以谏议大夫重任，每有大事，必先询问，并常言：我一日不可无魏征。太宗曾问魏征：“历史上的人君，为何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听取臣下的意见，就能下情上达，那么他就不会被蒙蔽了。”太宗很赞赏魏征的话，并以君主好像玉石，良臣是巧匠，玉石虽美，还要靠巧匠雕琢才能成器来作比喻。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643年2月11日），魏征病逝，太宗十分悲痛，他哭着对大臣们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失一镜矣！”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无功而还，给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这时，他想起魏征，十分惆怅地说：“魏征若在，我会有这次辽东之行吗？”
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大融合是唐太宗执政时的又一功业。贞观三年（629），派李靖等出击突厥，次年俘获颉利可汗，西北诸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众归附，李世民平等待之，被铁勒、回纥等族人民尊为“天可汗”。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派使臣向唐宗室求婚。次年二月，李世民派左骁卫将军、淮阳王李道明护送弘化公主远嫁吐谷浑郡王诺曷钵。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吐蕃（藏族前身）赞普松赞干布（617～650）遣其国相禄东赞入唐，请求通婚。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礼仪服饰使松赞干布十分仰慕。他特地在吐蕃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市）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唐式宫殿，同时派贵族子弟到唐朝求学，并聘请唐朝文人到吐蕃掌管文书。文成公主带去的大批书籍、生产工具、农作物种子、手工艺品、药物和工匠、艺人等，为藏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及至晚年，太宗虽然没有完全丢弃去奢从俭的思想，但亦居功骄逸，奢侈放纵，营建大明宫、洛阳宫、玉华宫、翠微宫等宫室，巡幸四方，加之连年出兵远征，人民赋役日渐繁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泄被废，改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李世民亲撰《帝范》十二篇训诫之。要他以古代圣王为师，不要效法自己。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二十六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终南山）含风殿，终年52岁。六月初一，太宗灵柩殡于太极殿。八月丙子（初四日，9月15日），百官进谥号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庚寅（十八日，9月29日），葬于京兆礼泉县（今陕西礼泉县）西北六十里之九嵕山，曰昭陵。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八月，改上谥号为“文武圣皇帝”。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二月，又改上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二）陵墓、陵园及其礼制建筑
1.陵墓位置、名称与陵园形制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22.5公里处的九嵕山主峰。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嵕山主峰由九道山梁汇聚而成，山势突兀，主峰海拔1224.9米。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南隔坦荡的关中平原与太白山、终南山诸峰遥相对峙。山峰东西两侧，沟壑纵横，层峦起伏，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昭陵以九嵕山主峰为陵，是李世民生前亲自选定的。唐王朝建国初期，李世民经常率军出征，他曾多次路过九嵕山；唐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又经常在九嵕山一带畋猎，对这里的山川地貌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喜欢上了九嵕山。贞观十年前后，唐太宗曾谓侍臣曰：“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工。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城便是，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关于这条史料，《唐会要·陵议》记为贞观十八年。查《旧唐书·太宗本纪》、《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均载：贞观十年十一月太宗首葬文德皇后于九嵕山，于次年二月颁《九嵕山卜陵诏》，其内容与《唐会要》此条史料后所载内容相同。据此分析，笔者以为该条史料的年代应在高祖李渊葬献陵之后至文德皇后去世前即贞观九年十月至贞观十年六月之间。）贞观十年六月已卯（二十一日，636年7月28日），文德皇后长孙氏崩于长安城立政殿，唐太宗便下诏，令营建昭陵。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649年7月10日），太宗驾崩，高宗李治遵照太宗遗愿，葬太宗于九嵕山，曰昭陵。
关于昭陵的陵名，文献没有专门的记载，古代谥法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明德有功曰昭。”现代史学者在评论中古前期和中期（5世纪至15世纪）的世界历史时认为，唐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遥遥领先的国家，唐太宗是当时世界各国统治者中最富有生气和创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等广阔的领域中，竖起如此辉煌和不朽的丰碑。显然，唐太宗葬地的定名，是选择了一个歌功颂德的富有喻意的美好字眼。
昭陵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埋葬的先例。所谓“因山为陵”就是选择一个自然山峰，从旁边凿石洞为埏道，在山峰的底部修造地下玄宫。从昭陵开始的这一埋葬模式，据李世民的说法旨在“不烦费人工”，“务从俭约”。从先葬文德皇后时的“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的数字来看，应当说是很俭约了，但李世民宣扬薄葬的目的并非“俭约”，而是为了使“奸盗息心”，免遭“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之难。昭陵从首葬文德皇后到埋葬太宗，营建了13年，其工程之浩繁，用工人数之多是可想而知的。据《唐会要·陵议》（卷20）记载，昭陵玄宫凿造于九嵕山主峰南坡半山腰间，“深七十五丈为元（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元（玄）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新五代史》（卷40）记载，五代时，耀州（今陕西耀县）节度使（静胜军节度使）温韬，“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瑶）、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说明昭陵墓室内宽敞富丽，几同于皇宫。
2.礼制建筑
昭陵自贞观十年首葬文德皇后长孙氏到贞观二十三年葬李世民，营建了13年。这13年间，在陵山周围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地面建筑群。
从埋葬文德皇后起到太宗入葬时，于墓门外沿山腰建有房舍，由顶上筑游殿，以供墓主人的灵魂游乐。因山南地势陡峭，往来不便，又缘山崖凿石孔，立铁桩，架石板作为栈道，栈道绕山腰长230步（约400米），悬绝百仞，盘曲而上，直达玄宫门，使“宫人供养如平常”。后来，为了墓葬的隐秘安全，使之“固同山岳”，又将栈道拆除。从此，“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唐代诗人杜甫（712～770）《重经昭陵》诗曰：“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描述了昭陵玄宫高悬凌空的景象。
昭陵陵山四周原有城垣环绕，四隅角或建有角（阙）楼，东、西和南、北两角楼之中间各开一门，南曰朱雀门，北曰司马门。陵园内主要有献殿、北司马院（亦称北阙、玄武门等）、下宫等辉煌建筑群。
献殿位于朱雀门内，是供祭日上陵朝拜、祭献和陈列死者生前用物的地方。《昭陵志》曰：“高力士于太宗献殿见小梳厢一，柞木梳一，黑角篦子、草根刷子一。曰：‘此先帝首创义旗，新王皇极，遂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今当地群众俗称之砖瓦岭，即为昭陵献殿遗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残存的两个阙基和成堆的断砖残瓦。献殿遗址曾出土了一件古建筑脊饰实物——鸱尾，该鸱尾弯弓高直，体高1.5米，长1.0米，宽0.65米，重约150公斤。由此，我们可推想当年献殿建筑的高大雄伟。
北司马院，位于陵山之北，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南北纵长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后世文献称为祭坛。唐代营建昭陵时，并无祭坛。唐代中期以后，历代帝王祭陵时，由于去献殿的山路崎岖难行，便改在北司马院进行，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里称为祭坛。清代在这里建成的祭祀建筑群，叠压在唐代建筑遗址之上，其遗址范围南北长95.5米，东西宽54.5米，依山势分为五个台阶。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和十四国酋长石刻像就列置在祭坛上。遗址内的唐代残瓦断砖，俯拾皆是。在一些唐砖上戳印有工官或工匠名字的陶文，如“官匠张”、“工匠郑”、“官罗通”等等，今祭坛遗址清晰可见，石马、部分石像的基座和后世帝王祭陵所立的石碑多数保存完好。
下（寝）宫是供墓主人灵魂饮食起居、后世帝王谒陵时驻跸沐斋、守陵官员和日常侍奉人员居住的地方，其遗址位于陵山南垣墙外偏西南角处。据陕西省考古所近年调查，宫城遗址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42米，围墙墙基宽3.5米，整个范围略呈比较正规的矩形，总面积72842平方米。《长安志》记载，昭陵寝宫原在山上，唐德宗李适贞元十四年（798）遭野火焚毁，由右谏议大夫崔损主持，移建于陵山西南十八里的瑶台寺旁边，当时造屋378间。
（三）陵园石刻
昭陵由于陵南为陡山，石刻集中布置于陵山北阙前，其东西两庑陈列太宗生前所乘的六匹战马——昭陵六骏；玄武门内陈列唐高宗永徽年间所刻十四尊蕃酋长石像。两组石刻真实地反映了太宗李世民创建唐王朝的功绩和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友好关系。
1.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削平群雄建立唐王朝的征战中所乘六匹坐骑的写真石雕，是中外闻名的浮雕艺术作品。贞观十年（636）十一月，文德皇后长孙氏葬昭陵后，李世民为了夸耀自己在创建大唐江山中的武功，宣扬英勇，诏令著名的工艺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把他在初唐征战年代骑过的六匹战马绘成图样，用大块青石刻成浮雕，陈列在陵山北阙。石刻六骏原列置于北阙前的石基上，后世整修时移置于北阙东、西的两庑之中。由南往北，东庑依次是特勤骠、青骓和什伐赤、西庑依次为飒露紫、拳毛騧和白蹄乌。六骏分别雕凿在六块巨大的长方形青石屏上，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有唐太宗自题四言赞美诗，由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577～641）隶书书写。
白蹄乌
据《全唐文》（卷10）收录唐太宗昭陵《六马图赞》记载，骏马“白蹄乌”是武德元年（518）九月至十一月间，李世民与薛仁杲（薛举之子）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北）作战时的坐骑，列于陵山北阙西侧三骏之末位（由南往北排列）。该马通身毛色纯黑，四蹄俱白。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郡起兵。七月，薛仁杲称帝。十二月，薛举父子出动10万大军，想趁李渊父子立足未稳，夺取关中长安。次年六月，薛军占领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后一直开到幽州（今陕西彬县）、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唐高祖李渊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出兵抗击。两军在高摭城（今陕西长武县北）一带相持了两个多月。十一月，薛军粮草不济，军心浮动，进退两难。李世民看准战机，连夜调兵遣将，趁机内外夹攻。李世民先用少量兵力在浅水原诱敌，拖住薛军精锐罗侯部，然后出其不意，亲率劲旅直捣敌后。他骑着“白蹄乌”，只带了数名精锐骑兵，率先杀入敌阵，薛军大乱，兵卒向折摭城（今甘肃泾川县东北）溃逃。为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又催动“白蹄乌”，带领两千余名骑兵紧紧追赶，一昼夜奔驰二百多里，把薛仁杲败军围定在折摭城内，扼守关口要道，迫使薛仁杲率残部开城投降。浅水塬大战奠定了唐王朝立足关陇的政治经济基础。石刻“白蹄乌”筋骨强健，四蹄腾空，鬃鬣迎风，呈疾速奔驰之状，足见它当年载着李世民在黄土高原上急驰，追击薛军的情景。唐太宗给它题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关于“白蹄乌”的命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持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的说法。但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作为“天可汗”唐太宗赫赫战功的赞美之称和坐骑专名，“白蹄乌”的命名不足以说明李世民丰功伟绩的含义。他认为，“白蹄”二字来源于突厥语“bota”，意为幼马或幼骆驼，是“少汗”之意。“白蹄乌”应是一匹冠以突厥语“少汗”之意的荣誉性专名的坐骑，“在立有战功的黑马名称前带有赞关的称衔或加诸各种高贵的官号，其象征意义不仅符合突厥歌颂上层领袖坐骑的习俗，而且也符合唐人颂扬圣皇名君的传统做法。所以，突厥语‘少汗’应该是汉语‘白蹄’真正的原意。”（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下文所引葛论出处相同）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葛先生之论当是。
特勤骠
骏马“特勤骠”是武德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世民消灭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县境）的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时，与刘武周大将宋金刚等作战时的坐骑，排列于昭陵北阙东侧三骏之首位。此马毛色黄里透白，喙微黑色。刘武周（？～622）本隋河涧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随父迁马邑。后任马邑鹰扬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杀太守王仁恭，自任太守，遣使附于突厥，受封为“定扬可汗”，割据马邑。武德二年三月，乘唐军与薛仁杲作战之机，勾结突厥向南侵扰。其将宋金刚部数日间攻陷介州，唐军数败。守御太原的齐王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于是，刘武周、宋金刚占据了唐在山西的大片土地和军事要地太原。高祖李渊大惊，打算放弃黄河以东地区，收兵镇守关中。惟李世民坚决反对，他认为失掉了河东，关中就孤立了，只有消灭刘武周势力，收复河东失地，才能久据关中。李渊遂派李世民带兵狙击。十一月，李世民率众直趋龙门关，渡黄河，连挫刘武周军前锋。唐军在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集结，与宋金刚对垒。李世民采用“坚营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的战略战术。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刚军果然粮尽计穷，军心动摇，李世民率大军乘机穷追猛击，在消灭宋金刚、寻相、尉迟敬德等刘武周势力中，李世民骑着“特勤骠”，曾一昼夜间急追二百多里地，交战数十次。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县西南）西原，一天连打八次硬仗。这次追歼，李世民曾一连两天水米未进，三天人没解甲，马没卸鞍。石刻“特勤骠”体形健壮，腹小腿长，属突厥名马。这种马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即汉代著名的“汗血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研究者认为，“特勤”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其地位次于叶护和设，只统部落，不领兵马。“唐太宗以突厥‘特勤’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为赞扬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突厥多以王室子弟为“特勤”，“特勤骠”亦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它载着李世民驰骋汾晋，为收复大唐王业发祥地——太原和河东失地，立下了战功。因此，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它：“应策腾空，承声半汉，人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
“飒露紫”是李世民东征洛阳，铲平王世充势力时的坐骑，列于陵园北阙西侧三骏之首位，前胸中一箭。“飒露紫”是六骏之中惟一旁伴人像的。据《旧唐书·丘行恭传》（卷59）记载，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的一次交战中，为了探清对方实力，他自己跨上“飒露紫”，只带了数千名骑兵，猛冲敌阵，杀开一条血路，一直冲到敌阵背后。因为来势太猛，王世充军被冲得晕头转向，一片慌乱，几乎无人敢挡其锋。李世民只顾猛冲，和随从将士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紧随其后。突然，一条长堤横在面前，围追堵截的王世充骑兵又一箭射中战马“飒露紫”，在这危急关头，大将军丘行恭急转马头，向敌兵连射几箭，随即翻身下马，把自己的坐骑让与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和李世民一起“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回到营地，丘行恭为“飒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后，“飒露紫”就倒下去了。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特命将拔箭的情形刻于石屏上。石刻“飒露紫”正是捕捉了这一瞬间情形，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偎人，眼神低沉，臀部稍微后坐，四肢略显无力，剧烈的疼痛使其全身颤栗，旁伴的丘行恭正在拔箭。这种救护之情，真乃人马难分，情感深挚。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关于“飒露紫”的含义，人们一般依据唐太宗所题“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来描绘这匹坐骑像一只轻健飞奔的纯紫色燕子。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飒露”一词来源于突厥语，将“飒露”的读音还原为唐代域外的非汉语词汇时，对应汉译为“沙钵略”、“始波罗”。在《通典》（卷197）所载突版十等官号、《隋书》纪传等文献及突厥碑铭中，“沙钵略”和“始波罗”常被突厥人用作为领袖的荣誉性称号，并将其“勇健者”称为“沙钵略”和“始波罗”，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用突厥汗国的荣誉性称号和高级官号来称唐太宗的坐骑，既符合对突厥汗国“勇健者”的赞颂，又能表达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征战疆场的丰功伟绩，体现了唐太宗对突厥“沙钵略”、“始波罗”者的敬佩之情。所以，“飒露紫”的含义应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
青骓
“青骓”为一匹苍白杂色骏马。据岑仲勉、葛承雍等先生考证，有可能是来自西方“大秦”国的骏马，“青骓”之“青”不是泛指一种颜色，而是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在汉语中音写为“秦”，“秦”、“青”同音，故称之。据文献记载，骏马“青骓”是李世民和窦建德（隋朝末年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在洛阳武牢关交战时的坐骑，列于昭陵北阙东侧三骏中间。武牢关大战，李世民最先骑上“青骓”马，率领一支精锐骑兵，似离弦之箭，直入窦建德军长达20里的军阵，左驰右掣，打垮了窦建德和十几万大军，并在牛口渚（今河南省汜水县西北12.5会里处）俘获了窦建德。一场大战下来，骏马“青骓”身上中了五箭（前边一箭，后面四箭），都是从迎面射来的，足见它奔跑起来迅猛异常。石刻“青骓”呈疾驰之状，显示出飞奔陷阵的情景。武牢关大捷，使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李世民称赞“青骓”马：“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
“什伐赤”是一匹纯赤色骏马，排列于昭陵北阙东侧三骏末位。关于“什伐赤”的名称，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什伐”或译作“叱拨”，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即汉语“马”的意思（见原田淑人《东亚文化研究》，东京座右宝刊会1944年版）。按原田淑人的说法，这匹马是用波斯语命名，那么“什伐赤”和“桃花叱拨价最殊”（唐代诗人岑参诗句）、“紫陌乱嘶红叱拨”（唐代诗人韦庄诗句）中的“叱拨”马，都应是来自西域波斯（今伊朗）的名马。美国学者费赖伊研究指出，“叱拨”是粟特人主要用来对马的称呼。蔡鸿生先生论证后也认为“叱拨”或“什伐赤”均为大宛的汗血马（蔡鸿生《唐代汗血马“叱拨”考》，见《唐代九性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什伐赤”是用突厥官号命名一匹坐骑。他认为，“什伐”来自突厥语，应对音转译为汉文“设发”，而“设”又有“杀”、“察”、“沙”等异译。据《通典·突厥上》注释和《旧唐书·突厥传》等文献记载，“设”是突厥别部领兵的将领。任“设”者都是可汗的直系亲属，即所谓“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通典·突厥下》卷197），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可以建立牙帐，率领精锐兵马二万人左右，专制一方。尽管学术界对“设发”的对译与含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大家都公认“设发”或“设”、“失”等是突厥的高级官号。因此，“什伐”就是“设发”（或失发）的异译，昭陵六骏之“什伐赤”当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葛承雍《唐昭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据文献记载，骏马“什伐赤”是李世民在洛阳城外、武牢关前和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又一匹坐骑。在激烈的战斗中，“什伐赤”身中五箭，而且都在臀部，其中一箭是从背后射来的。石刻“什伐赤”呈带箭飞奔的形象。李世民为其题赞语曰：“潺涧未静，斧诚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拳毛騧
“拳毛騧”是李世民武德四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平定河北，与刘黑闼（原窦建德部将）在洺水（即漳水，在今河北省曲周县境内）作战时所乘的一匹战马，列于陵山北阙西侧三骏石刻中间。马黑嘴头，周身旋毛呈黄色，原名“洛仁騧”是代州（今河北代县）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故曾以许洛仁的名字作马名。许洛仁死后陪葬昭陵，其墓碑上就记载着武牢关进马之事（见《昭陵碑石》《许洛仁碑》，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后人或因马周身旋毛卷曲又称“拳毛騧”（一般认为，马身若有旋毛是贱丑的，但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程，贵不嫌丑，故用“拳毛”作马名，以表彰唐太宗不计毛色，不嫌其丑，善识骏马的眼光。）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拳毛”音源于突厥文“khowar，kho”，汉文在《北史》中称为“权于摩国”，在隋唐古音中语音对泽极为类似。所以，“拳毛”的标准译名应源于“权于麾”。由此可见，“拳毛騧”有可能是从“权于麾国”来的或者是一匹与“权于麾国”种马通过人工杂交方式培养出来的大良马。“拳毛騧”是太宗李世民的坐骑，在初唐平乱中与李世民立下了大功。唐初武牢关大战后，李渊父子残害了窦建德夫妇，加之，唐朝一控制河北，就实行了高压统治。窦建德原部将范愿、高雅贤怀着复仇的目的，推举刘黑闼为首领，在河北一带起兵反唐。他们攻城陷郡，势如破竹，打败了唐朝著名将领李勣，俘虏了勇猛过人的唐将薛万彻、薛万备。约半年时间，收复了窦建德原来在河北一带占据的大部分土地。
武德四年十二月，李世民又一次奉命出征。他采用坚壁挫锐，断粮筑堰的办法，逼迫刘黑闼率两万骑兵南渡洺水，与唐军殊死决战。这次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李世民的坐骑“拳毛騧”竟身中九箭（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战死在两军阵前。石刻六骏中，李世民给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把它比作神马。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诗曰：“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騧”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唐太宗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南征北战，其赫赫战功与他的坐骑密不可分。在文德皇后葬昭陵后，他即诏令雕刻自己在初唐征战时的六匹坐骑，借骏马以炫耀自己的战功伟绩。据葛承雍先生研究，唐太宗的这一借骏马讴歌帝王英雄的壮举与突厥人的丧葬习俗和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他指出，马为骑射民族的生活与征战提供了条件。古突厥人一生与马为伍，他们在马上建立了庞大的突厥汗国，在突厥人的丧葬仪式中，以马陪葬英雄是其民族特点。在目前发现的古突厥碑文中，每叙述战争胜利时，必涉及可汗或英雄在战役中所乘之骏马及其技巧，并冠以坐骑荣誉性名号，把马的战死作为一件大事记录下来，在可汗或贵族葬仪中更重视良马的象征意义，正是骑射民族的特色与风俗。他还指出，突厥人对高山的崇拜与其对祖先的崇拜习俗影响了唐初的陵墓制度。突厥人认为“祖先亡灵的理想住宅是高地或最好是高山，因为在高山上容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拜山即拜祖，因之山神在突厥神灵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而突厥这种风俗影响到唐，使唐太宗‘依山为陵’‘旁凿石窟’修建昭陵。中国陵墓制度中‘依山为陵’创始于唐太宗，无疑是受突厥信仰风俗的浸染”。另外，唐太宗李世民身经百战，骑过的战马无数，而在昭陵，单单选择“六骏”来旌表战功，每边三幅浮雕陈列，这也与突厥人信仰袄教（拜火教）有关。起源于波斯和中亚的袄教于公元518年前后（南北朝时期）传人中国，唐贞观五年（631）曾建寺于长安，名“波斯寺”。“而袄教古经《阿维斯塔》及其他文献中反复出现神秘数字‘三’及其倍数，含有‘无限多’的寓意，如六天神、六季、六节、六桥、六百男女等等，属于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原型数字，这与昭陵六骏又非常吻合。特别是用马来歌颂‘得灵光神助创业立国的帝王’是袄教神光的基本内容，赞颂战马具有武士的功能。如果昭陵六骏是袄教祭司共同参与的杰作，将唐太宗歌颂为‘永生的圣者’，也是符合袄教进入中国后鼓吹君权神授‘灵光说’思想以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
昭陵六骏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都是一个创新，它吸取了佛教雕刻艺术的减底浮雕手法，各有姿态，各具性格；风采独特，质朴雄健；棱棱露骨，栩栩如生，是唐代石雕艺术的珍品和华夏文物的稀世珍宝，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鲁迅先生曾称赞说：“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前无古人。”（鲁迅《看镜有感》）
由于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回定乾坤、统一天下的坐骑，并且出于李世民这一气度不凡的古代帝王的不同凡响的构思和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精心设计，出于古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传神的石雕艺术魅力，六骏遂被人们视为神圣之物。传说天宝十四年（77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发动叛乱，率15万大军直扑唐京都长安。次年六月，唐将哥舒翰与叛将崔乾祐在潼关以东的灵宝西原大战，叛将崔乾祐忽然看见前方黄旗招展，飞沙走石，杀出骑兵数百队，叛军仓皇自溃，崔乾祐落荒而逃。唐军金鼓偃息，骑兵队焉然消失，不知去向。后来，昭陵守陵官奏报朝廷说，潼关交战那天，昭陵石马、石人皆汗湿欲滴。这显然是说，六骏显灵神驰，参加了潼关大战。宋代苏门四学士（宋代秦观、晁补之、黄庭坚、张耒四人皆从苏轼游，合称“苏门四学士”）之张耒（1054～1114）封作《昭陵六骏》赞曰：
天将铲隋乱，帝遣六龙来；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
飚驰不及视，山川俨莫回；长鸣视八表，扰扰万弩骀。
秦王龙凤姿，鱼马不足摧；腰间大白羽，中物如风雷。
区区数竖子，搏取若提孩；手持扫天帚，六合无尘埃。
艰难济大业，一一非常才；惟时六骥足，绩多英卫陪。
功成锵八鸳，玉格行天街；寂寞昭陵阙，古石满苍苔。
据《礼泉县志》载，清人张弨曾作《昭陵六骏赞辩》，言其曾亲临昭陵考察，“登九嵕甬道，恭谒殿前，上下历览……及审视六骏，其制琢石如屏风，每方高四尺五寸，广五尺五寸，厚一尺，周遭边界棱起，马身半凿空处，刳下三寸。西第一四蹄端立，有马圉前立拔箭。东第一、西第二则三蹄立，前左一蹄作驰势，余三则绝尘而奔。各马头之上一隅留石一尺，正方，与边界相平，隐隐有字迹，是当日刻赞处也。下座每边三马相连，各离尺许，其置一座，座面之石即与地平，合缝有铁锭连属……”。说明此时六骏仍然屹立在昭陵北阙祭坛之上，惟题刻赞语字迹漫漶，大多不可辨认。
可惜的是这批弥足珍贵的艺术品，在20世纪20年代却遭到被盗卖的厄运。关于昭陵六骏被盗卖的经过，郭琦、李新民、武伯伦、傅振伦等有关专家的记述不尽相同。1914年（民国3年）闻知昭陵六骏盛名的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与卢芹斋·中国艺术公司敲定了盗卖全部昭陵六骏群雕的生意，遂后即派文化奸商毕士博来华预谋盗运这一组大型文物。这位披着“汉学家”、“考古学家”外衣的文化劫掠分子和在北京琉璃厂开“卢芹斋”的大古董商黄诃舫联系后，黄即托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写信，介绍毕士博来陕结识陕西督军陆建章（字朗齐）。在陆建章和地方官吏的包庇下，以24万银元盗卖了六骏中最优秀的两骏，即“飒露紫”和“拳毛騧”。于右任先生诗句“石马先群超海去”说的就是此事。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并不是由礼泉昭陵直接盗运出境的。据《苏庵杂志》（卷3）“昭陵六骏”条和《西北革命史征稿·张云山传》记载，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军政府兵马大都督的张云山（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尝取六骏之二（飒露紫和拳毛騧）移置旧督署（时俗称南院）。迨至陆建章督陕后，张云山被削夺兵权，改任陕北镇守使。陆建章见张云山“位隆而财多”，遂多方设障不许其赴任。张云山为保全自己的性命，遂将二骏石雕送予陆建章。陆建章接到袁克文的信后，为表效忠袁世凯之心，接受了袁克文的嘱托，帮助毕士博将二骏盗运出境。按《苏庵杂志》的作者宋联奎，也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1914年（民国3年）任陕西巡按使，与张云山为同事。其著文所述张云山移置昭陵六骏之二于南院之事，必亲历亲见，当是实录无稽。
1918年（民国7年）夏秋之交，毕士博再次来华，企图盗运其余四骏。他又勾结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字伯生）之父丝绸商人陈配岳，协助他办理偷运事宜。由于上次盗卖事件败露，经办人遂向群众谎说将此四骏运往省城保存，但礼泉爱国人士很不放心，便一直跟随载运大车。他们沿渭河行至西安城北草滩时，竟把四骏浮雕锯成小块装箱，准备从水路偷运出境，此事幸被民众发觉，贼船到潼关时即被截住（一说是在西安草滩装船时就被群众扣留）。这时，驻渭河北与北洋军阀对立的靖国军闻知此讯，他们立即张贴布告，谴责陈树藩盗卖国宝，出卖祖先文物等等。陈树藩得知此事是他父所为，便将其父的马弁痛打一顿，并命人将四骏碎块运至西安图书馆保存。美国文化奸商盗运其余四骏的阴谋才未得逞。四骏虽得以保存，但已不完整。《礼泉县志》载邑人曹骥观《昭陵六骏歌》，表现了人们对这件事的痛惜心情，歌曰：
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
真人出世姿神武，驰骋纵横驾六龙。
六龙神骏皆汗血，陷阵冲锋惊电瞥。
双瞳垂镜权协月，五花连钱蹄蹴铁。
擒充戮窦西复东，飞镞血溅鬃毛红。
帝嘉汝绩传不朽，制赞图形召石工。
琢成玲珑气深稳，丹青惟数阎立本。
立仗永置昭陵宫，万岁千秋表忠佃。
于今陵殿久无主，瓦败颓坦窜狐鼠。
独留六骏尚嘶风，犹指唐家一抔土。
何物奸入居奇货，大车捆载咸阳过。
纵说神物有护持，到此已嗟缺两个。
我家结庐峻山阳，儿时习见真乘黄。
今日重逢长安市，感时抚事增忧伤。
吁嗟呼！
金人辞汉泪犹流，应知六骏多烦忧。
歌罢不禁三叹息，恍睹石马向我齐昂首。
建国以后，四骏石块移交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展。今天我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陈列室看到的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为复制品，其余四骏是由碎石块重新拼接起来的。历尽磨难的石刻六骏上的题字已看不到了，马的细部也看不清了。所幸的是，北宋陕西转运使游师雄元祐四年（1089）所立的《昭陵六骏碑》缩小了原来六骏浮雕的形状，用线刻的手法记录了六骏浮雕的细部，同时刻录了六骏的名称、毛色特点、参加的战役和唐太宗六马赞全文，成为研究六骏的极有权威的资料。今天广为流传的昭陵六骏图形，特别是鞍鞯细部和中箭的位置，都是以游师雄所立碑石上线刻六骏为蓝本的。
2002年9月，供职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大博物馆）的周秀琴女士，应西安碑林博物馆之邀，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关于昭陵两骏流失美国的全部资料和自1995年以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结果重新整理，撰成《昭陵两骏流失始末》（以下简称周文）一文，刊于《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9月版）之上。周文公开了昭陵两骏离开昭陵、西安与北京之始末；两骏入藏宾大博物馆之经过以及卢芹斋、毕士博与宾大博物馆等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希冀有助解开扑朔之谜，并促进对昭陵六骏的讨论与研究，以增进中美博物馆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时将其中的待解谜团提供给昭陵六骏的研究者，以待有关专家考证。笔者辑录周文有关资料，以飨读者。
据周文介绍，最早垂涎昭陵六骏的是法国巴黎商人保尔·马龙，他拥有的中国印度支那进口公司亦从事进口中国古董的生意。1912年，在京的马龙合伙人格鲁尚抢在德国古董商阿道夫·沃什和马塞尔·宾的进货员达尔美达之前，派遣了一位名叫戈兰兹的助手去昭陵，“指示他以最快的速度最妥的方式将石骏运出当地。”1913年5月，石骏被运出昭陵途中，运输队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拦击，石骏被推下山崖摔碎。民众将没收的残碎石骏托交西安图书馆保存，后被陕西督军张云山占有，并移置长安旧督署（俗称南院）。1914年陆建章督陕，张云山被削夺兵权，为图保全，张遂拿两骏去讨好陆建章。两骏又转到陆建章手中。与此同时，欲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在北京筹建“袁家花园”，与袁家二少爷袁克文结好的北京延吉斋老板赵福龄（1881～1936，字鹤舫；一说黄鹤舫），“主动向袁克文提出要为花园建造出点力，计划从外地运些奇花异草、怪石古树，需要封条作护，袁府的封条如同‘皇封’，两骏畅通无阻地抵达北京。”（见陈重远《文物话春秋》，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笔者推测，作为古董商的赵鹤舫深知稀世之宝“昭陵六骏”的文化艺术价值，他在向袁克文讨要封条时，可能早已窥中了存放于西安的昭陵两骏。有了给“袁家花园”运“奇花异草、怪石古树”的托词和封条，加上陆建章为表效忠袁世凯之心，又受袁克文的嘱托，两骏自然就会“畅通无阻地抵达北京”，转入赵鹤舫的手中，其中也可能隐藏着赵欲据为己有的用心。两骏运抵北京的时间，当在1915年初。
两骏“抵达北京数月后，由他人转卖给我们。”这是卢芹斋1927年9月10日致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长哈里森博士的信函中说的。卢芹斋（1880～1957）于1900年左右到法国巴黎求学经商，在同乡、国民党元老张静汉的提携和投资下，卢与几位驻巴黎的中国使馆人员一起开办了通运古玩公司，后来相继在巴黎、北京、上海和美国纽约开设了来远公司。“在此后五十年内，中国古董包括陶瓷、绘画、青铜及雕刻通过他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与美国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在谁把两骏转卖给卢芹斋这个问题上，周文指出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卢芹斋，他在1927年9月10日致信哈巢森说：“1915年，前袁世凯大总统下令他们正式移置北京。数月后，两骏通过他人售于我们。”卢强调说：“这桩买卖是绝对合法的，这些石骏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出售给我们的。”这种说法把矛头直接指向袁世凯或以袁为首的最高领导。周文认为：“卢很有可能意指两骏出售既有中间人也有后台。”在中间人的问题上，“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赵鹤舫充当中间人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周文对“最高领导”又提出质疑：赵鹤舫借用袁的势力从陕西牵两骏到北京后，会不会时值国人竭力声讨袁的皇帝梦，“袁家花园”一事搁浅，两骏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深知六骏价值的赵鹤舫或其他中间人会不会得到高层领导或部门的指使或支持而将两骏卖给卢芹斋？赵鹤舫会不会假借“最高领导”的名义倒卖两骏？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不法古董商个人的行为。根据陈重远先生提供的情况，周文推测：“赵鹤舫把两骏运至北京后，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它们转卖了。”同时又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两骏进京之事涉及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与陕西督军陆建章，赵鹤舫想蒙过这两位上层人物实属不易。万一此事被戳穿，带给赵的后果不堪设想。”不法古董商是指赵鹤舫还是知道两骏底细的其他人？“上述疑团还有待发掘国内外有关资料予以解答，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一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两骏由谁卖给卢芹斋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它们毕竟被转卖到卢芹斋的手中，有可能被藏匿，也可能当年就离开了中国。“宾大博物馆通过古董商卢芹斋直接从美国纽约获得了昭陵两骏，这桩买卖完全局限在相距150公里的纽约与费城之间。”卢芹斋于1914年首次来美开拓生意，结识了宾大博物馆的乔治·高登馆长，“也有可能是应高登馆长参展之邀请而来。”高登馆长“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对博物馆藏品的征集具有独到的见解，宾大博物馆的现有藏品优势基本在他的任期内形成。”他常用“借展——认购——捐赠”的创新做法使绝大部分参展品先后“成为宾大博物馆的固定收藏”。
“据宾大博物馆档案室所藏资料记载，高登馆长于1918年3月9日在纽约首次见到昭陵两骏。”同年“4月19日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议记载：馆长汇报卢芹斋愿意将来自古都西安府的两块深浮雕免费借展于我馆。”，以借展的方式最终达到购买的目的是高登馆长与卢芹斋多年合作的“常用手法”。两骏于1918年5月8抵达费城，并由宾大博物馆将碎块拼合复原后展出。此后，在长达三年（1918年6月至1921年初）的时间里，卢芹斋与宾大博物馆经过数次曲折的磋商后，宾大博物馆终以12.5万美元购买了已在该馆陈列展览的昭陵两骏。“宾大博物馆沉浸在终获昭陵两骏的喜悦之中，但末曾料到购置两骏所引起的误解与谴责会从此伴随着宾大博物馆达大半个世纪”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卡尔·毕士博。
据周文介绍，毕士博从1914年至1918年初任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四年时间内，曾两次赴华探险。第一次探险历时16个月（1915年1月至1916年5月），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区的文化遗存并为继之而来的宾大探险规划作准备。第二次探险始于1917年3月。这次，宾大博物馆规划了中国古都西安的三年探险计划。毕士博于1917年3月12日离开旧金山，在日本横滨停留了二个月后，于5月26日抵达北京。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洪水冲垮铁路等诸多不利因素，毕士博一路辗转，终于在10月14日傍晚抵达西安府。由于当时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紧缩时期，尽管毕士博在10月18日向高登馆长汇报的信中肯定了对陕西一带进行大力发掘的重要性，但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宾大博物馆董事会停止了中国的探险计划，毕士博遂于12月15日离开北京返回美国。“毕于1918年3月初回到宾大博物馆后，大都在整理二次东亚探险的资料。档案中未记载他参与两骏的购置事宜。他在1918年中开始半脱离宾大博物馆，年底正式离任。弃笔从戎两年余，任美国海军中尉和驻华海军助理武官。1921年至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考古教学。从1922年始受聘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东方部副主任直至1942年逝世。在为弗利尔艺术馆服务的20年中，他在中国考察达9年之久，完成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
“由于毕士博代表宾大博物馆两次赴华探险，每次都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1923年以后，毕又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在中国考察发掘达9年之久。他多年在华活动，必然为很多中国人所知道。当得知两骏最终到达宾大博物馆后，人们很容易把毕广泛的串联活动、对文物的兴趣以及在陕西的探险同两骏被盗联系起来。加之格鲁尚派遣的助手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可能没有分清外国人的名字而将戈兰兹和毕士博混为一人，张冠李戴，这恐怕是一场误会。”
依据周文提供的资料，毕士博1918年春不可能再来陕西谋盗剩余的四骏，那么《苏庵杂志》所载“乃未几复为某洋商所觊觎，竟举陵北所余四石辇之而去，当道者急追之，始璧还。”这里的“某洋商”可能是戈兰兹或其他外国古董商人，有待考证。
2.十四国酋长石刻像
和石刻六骏一同列置在昭陵北阙上的还有十四尊酋长石刻像。据《唐会要》（卷20）载：“上（唐高宗李治）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右（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
昭陵十四尊酋长石像，雕刻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置于陵园北司马门内。关于其形象，清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记述：“凡十四人，拱立于享殿之前。皆深目大鼻，弓刀杂佩。壮哉，诚异观也。……诸石像高九尺，逾常形，座高三尺许。或兜鍪戎服，或冠裳绂冕，极为伟观。”这组石像出于写实，有名有姓，各有所指。他们是：
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
突厥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的国家，从6世纪中叶起，就占据着漠北的广大地域。隋开皇三年（583），东、西突厥分裂。颉利可汗是继其父启民可汗、其兄始毕可汗、处罗可汗相继去世后，于唐武德三年（620）继位为东突厥可汗的。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颉利可汗乘新帝初立，国内局势动荡之机，率20万大军南侵，八月二十八日（626年9月23日），兵临渭水北岸，直接威胁着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在渭河桥上“刑白马设盟”，以智勇巧退强敌。此后，唐太宗积极备战，侍机反攻，以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贞观三年（629），突厥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分崩离析，唐朝反攻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唐太宗派李靖、李戴、柴绍、薛万彻领兵10万，分路出击。经过马邑（今山西朔县）、云中（今山西大同）、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等几场战斗，颉利大败。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630年5月20日），颉利在逃往吐谷浑的途中被唐军活捉。唐太宗感念自渭水结盟以来颉利没有入侵中原，赦免了颉利，并授任左卫大将军之职。贞观八年，颉利可汗在长安去世，唐太宗诏赠归义王，让突厥人按其俗将颉利可汗安葬。
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
阿史那什钵苾是突厥始毕可汗的儿子，颉利可汗的侄儿。颉利在位时，封阿史那什钵苾为小可汗，管辖契丹、靺鞨属地。后因叔侄之间矛盾激化，突利可汗于贞观三年十二月投奔唐朝。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长安志》作左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顺州（今河北顺义县）都督。让他仍回旧地，以大唐法度治理所管辖的地区。这种对突厥的安置办法，实际是唐太宗“羁摩”、“自治”政策的开始。贞观五年，突利从任上朝觐时，途中得重病，死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年仅29岁。唐太宗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命中书侍郎岑文本撰写了碑文，并让其子贺逻鹘继袭了爵位。
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和颉利可汗是同一个宗族。隋开皇十九年（599），突厥族发生内讧，东突厥都兰可汗与西突厥达头可汗结成联盟，联合攻击启民可汗（颉利可汗之父）。启民可汗被打败后投奔了隋朝。此后，碛北各部公推阿史那思摩为可汗。后来，隋朝扶植启民可汗回到旧部，思摩被除去可汗称号。武德初年，思摩作为突厥使者几次来到长安，唐高祖封其为顺郡王。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败北向西逃走时，只有思摩一直跟着，因而和颉利可汗同时被俘。唐太宗赐其皇家姓，并封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又封思摩为怀化郡王，让他管辖颉利原来所属的部落，屯居在定襄一带。后来，思摩回到长安，被封为右武卫大将军，并随唐太宗参加了辽东战役，在战斗中思摩中箭负伤，唐太宗亲自为他吮吸伤口的污血辽东战事结束后不久，思摩死于长安，唐太宗下诏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并赐陪葬昭陵。为表彰他贞观十五年至十七年间统帅颉利旧部的成绩，把他的墓地封土堆成白道山（在定襄城北）的形状，并在化州（今陕西横山县）为他立了一块碑石。
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是处罗可汗的次子。十一岁时被拜为拓设（突厥官名），同欲谷设分别统辖着铁勒、回纥、同罗等部落。武德九年（626），原属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部族，因统治者频繁的兵役、沉重的课赋而举行起义，欲谷设和阿史那社尔皆被打败。贞观二年，阿史那社尔率残部向西退守至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尔后，他乘西突厥汗国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相争之机，引兵向西，占领了西突厥半数土地。不到半年时间，兵盈10万，并自称答布可汗。为雪曾被薛延陀打败之恨，盛年的阿史那社尔亲自率领5万骑兵与东边的薛延陀交战，结果大败。社尔只好率领残部1万多人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方向撤退。
贞观九年（635），阿史那社尔率部归附唐朝，唐太宗拜他为左骁卫大将军，把其部众安置在灵州（今甘肃灵武）一带。次年，又把衡阳长公主嫁给他，并拜为驸马都尉。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以行军大总管的身份参加了讨平高昌的战役，因功封为毕国公。贞观十九年，随太宗出征辽东，班师后兼任鸿胪卿。贞观二十一年，阿史那社尔被封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出征龟兹（西域古国，今新疆库车一带）。次年，攻克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活捉了龟兹王诃黎布失毕。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阿史那社尔悲痛欲绝，他请求杀身殉葬为先帝守护陵寝，高宗李治未允，并拜为右卫大将军。永徽六年（655），阿史那社尔死后，高宗李治诏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赐陪葬昭陵，并在墓前勒碑，把墓地封土堆成葱岭（今新疆曲南，疏勒、蒲犁等县西边）形状，以纪念他平定西域的功劳。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
薛延陀是我国古代北方部族铁勒于五部之一，聚居在大漠以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隋大业（605～617）中期以后，铁勒各部臣属于东突厥处罗可汗。处罗贵族的苛暴统治逼迫铁勒各部相继起义，大家推举契苾部的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小可汗。随着西突厥势力的迅速强大，聚居在金山（今称阿尔泰山）的乙失钵取掉可汗称号，就近臣属于西突厥。贞观二年，西突厥统领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害，举国大乱，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族7万余家依附了东边的颉利可汗。此时的颉利政权已不得民心，内外交困。夷男乘机进攻颉利。颉利被打败后，铁勒诸部大部分归附了夷男，大家共推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接受。这时，欲图突厥的唐太宗即派使者至薛延陀，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古代军队里的大旗）。夷男大喜，随即遣使朝贡，并把牙帐设在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下。这时，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今俱伦池一带）的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部族铃皆臣属于薛延陀。贞观四年，唐平定东突厥后，夷男又控制了黄河以北原属于东突厥的广大地域，拥兵20万。为了分化日益强大的薛延陀力量，防止原来东突厥连年侵扰边境之事，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慕容宝、朝散大夫任雅相出使薛延陀，诏书册拜夷男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
贞观十六年，夷男派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到长安求婚。唐太宗接受了宰相房玄龄的主张，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夷男。由于诸多原因，夷男没有按时备齐聘礼，唐朝的一些大臣认为，聘礼没有备齐，就把公主嫁出去，会招致外族的轻视。于是，唐太宗下诏书，与夷男绝婚。
贞观十九年九月，夷男患病身亡，唐太宗为他举行了哀悼仪式。夷男死后，其小儿子肆叶护拔灼杀了哥哥突利失可汗，自立为颉利俱多薛沙多弥可汗，在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即统万城一带）一带向唐朝大举进犯，拉开了唐与薛延陀长达九个月的较大规模的战争，结果薛延陀灭亡。铁勒各部的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契苾、奚结、浑、斛薛、白馨十二姓酋长都向唐朝称臣。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置“六都督府七州”，选择各部族酋长担任府都督、州刺史之职，并在古单于台（今呼和浩特市）设置燕然都护府，统领六府七州。至此，唐帝国的势力扩展到大漠以北，与北方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更加活跃。
吐蕃赞府（普）松赞干布
7世纪时，吐蕃在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松赞干布（617～650）是吐蕃（今藏族）赞普（吐蕃对君主的称呼）朗日论赞（或称论赞弄囊）的独生子，是与唐太宗同时期的我国历史上另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从小受过严格的教育，擅长骑射，善于吟诗，是一个文武全才的王子。620年，朗日论赞完成了吐蕃各部的统一。629年，论赞申毒身亡，吐蕃王族内部发生叛乱。年仅13岁的松赞干布依靠中小贵族和自由民的拥护，组织了军队，在632年平息了叛乱，恢复并巩固了吐蕃王朝的统一，定都逻些城（今西藏拉萨市），制定了法律，创造了文字，建立了官制和兵制，逐步建成了吐蕃奴隶制政权。
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派使者到长安，和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听说吐谷浑的慕容诺曷钵、突厥的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都娶了大唐公主为妻，就两次派使者到长安求婚。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派位尊望隆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送宗室女文成公主入吐蕃成亲。松赞干布亲率大队人马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接，在都城逻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穿着汉族服装，恭恭敬敬地向李道宗行子婿大礼。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丰盛华贵的嫁妆，除各种珍宝、丝绸、器皿外，还有经、史及有关历法、种植、医药、工艺的书籍和粮食、蔬菜种子、生产工具，并带去了善于纺织、刺绣的宫女和一些能工巧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礼仪服饰使松赞干布十分倾慕，他特地在逻些城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唐式宫殿，同时派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并聘请唐朝文人到吐蕃掌管文书。后来，他又请求唐朝发给蚕种，派会酿酒、琢碾、装礳、造纸、制墨的工匠往吐蕃传授技术。
松赞干布一生没有到过长安，但自从和亲后，随着汉藏两族文化、经济的融合与交流，吐蕃和唐朝的关系日见亲近。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病逝，高宗李治即位，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督，授西海郡王。松赞干布进献金银珠宝15种，请放置在太宗灵前，以表哀思。永徽元年（650）五月，年仅34岁的松赞干布去世，高宗李治特地在长安为他设置灵常致哀，并派右武侯将军鲜于济持节去逻些城吊祭，参加送葬仪式；又命人雕刻了松赞干布的石像，列置在昭陵北阙上，以褒彰他缔结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团结关系的功绩和对汉藏两族经济文化融合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女）
新罗与百济、高丽同位于今朝鲜半岛，新罗居东南部，北接高丽，西邻百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3），授新罗王金真平上开府、乐浪郡公。
唐武德四年（621），新罗王派使者来到长安，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武德七年，唐高祖派使者出使新罗，册拜金真平为柱国、乐浪郡王。贞观五年，金真平去世，立其女儿金善德为王。贞观九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使者册拜金善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贞观二十一年，金善德去世，其妹金真德继承王位，唐又加授柱国、乐浪郡王。贞观二十二年，金真德派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和其子文王客使长安，唐太宗“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通鉴》卷199）。永徽元年（650），金真德作五言诗《太平颂》，织在丝绵上送给高宗，诗曰：
大唐开洪业，巍巍皇酞昌。
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
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
深仁偕日月，抚运迈陶唐。
播旗即赫赫，证鼓何惶惶。
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
淳风凝幽显，遐迩兢呈祥。
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
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
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
永徽三年，新罗王金真德去世，高宗李治在长安城专门设灵致祭。
唐朝初年与新罗国的友好往来关系，为后来双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罗的工艺技术、药材等大量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
吐谷浑乌地也拔立（勒）豆可汗
吐谷浑原是鲜卑族的一支，以游牧生活为主，聚居在今辽宁省锦县一带。西晋末年，其首领吐谷浑率领族人越过陇山以西地区，迁居今青海一带，到了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时，开始以吐谷浑为姓氏。
隋炀帝时，吐谷浑王伏允曾数次扰边，炀帝亲总六军讨伐，伏允数败。为表示臣服，伏允以嫡子顺作为人质，宿居长安。炀帝南巡时，顺随之南下，始居江都。唐朝建国后，顺从江都来到长安。当时，李轨占据凉州（今甘肃天祝以西、永昌以东地区）。李渊便以联合打击李轨为条件，送顺回国。李世民即位后，吐谷浑曾几次与唐朝作对，战败后，伏允自杀，其嫡子顺继位为吐谷浑可汗，与唐朝和好。不久，顺被臣下杀害，他的儿子诺曷钵继位。因诺曷钵年幼，臣下争权夺利异常激烈，国内非常混乱。唐太宗即派兵援助诺曷钵稳定了局面，并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立（勒）豆可汗。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给了诺曷钵。次年，吐谷浑丞相宣王图谋叛乱，诺曷钵带着公主逃到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州刺史杜凤举和威信王立即出兵，打败了宣王，护送诺曷钵和公主回国。唐太宗派民（户）部尚书唐俭持节慰问。此后，吐谷浑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太宗崩，刻石图诺曷钵之形，列于昭陵之下。”（《旧唐书·西戎·吐谷浑》卷198）高宗李治继位后，拜诺曷钵为驸马都尉。其后，吐谷浑与吐蕃发生战争，几尽吞并，诺曷钵偕公主率众逃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唐派苏定方为安置大使，把吐谷浑部属安置在灵州（今甘肃中卫县）一带，并设置安乐州，封诺曷钵为刺史，管理该地区。武则天垂拱四年（688），诺曷钵卒于安乐州。
龟兹王诃黎布失毕
龟兹是我国古代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唐高祖李渊称帝后，龟兹王苏伐勃（左（马）右（夬））派使者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苏伐勃（左（马）右（夬））卒后，其子苏伐叠继位，双方一直友好往来。后来，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壮大，龟兹就近称臣于西突厥。
贞观十八年（645），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军讨伐焉耆时，龟兹竟出兵援助焉耆，唐朝与龟兹的关系开始恶化。苏伐叠死后，其弟诃黎布失毕继承王位，与唐朝的关系更加恶化。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调集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人讨伐龟兹，活捉了诃黎布失毕，并随军解至长安，唐太宗封其为左武翊卫中郎将。唐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前。”（《旧唐书·西戎·龟兹国》卷198）永徽元年（650），高宗册封诃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送他回国，仍做龟兹国王。
于阗王伏阇信
于阗（今新疆和田县一带）与龟兹东西相邻，同属西域古国。贞观六年，于阗国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玉带等物什，请求通好。贞观十三年，于阗王伏阇信送其子至长安，宿卫京城，表明两国关系亲密无间。贞观二十年，唐将阿史那社尔率大军讨伐龟兹时，伏阇信深恐祸及自己，即派儿子带着万余匹骆驼去慰问唐朝军队。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唐军从龟兹班师时，行军长史薛万备建议阿史那社尔，借讨平龟兹之机羁取于阗国王阿史那社尔听从了薛万备的建议，即派薛万备率50余名骑兵去于阗国。薛万备把唐王朝的强盛夸耀了一番，劝伏阇信到长安朝见天子。当伏阇信随薛万备大军来到长安时，已是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了，唐太宗已驾崩。高宗李治遂拜伏阇信为右骁卫大将军，并赐金带、锦袍、布帛和宅邸。伏阇信在长安住了几个月后，又回到于阗国。临走时，为表示他对唐王朝的忠诚和友好，请求留其子弟宿卫皇宫。“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下。”（《旧唐书·西戎·于阗国》卷198）
焉耆王龙突骑支
焉耆古国，东邻高昌，西接龟兹，治今新疆焉耆一带。隋朝末年，由于高昌、焉耆、龟兹三国互相争夺地盘，阻塞了内地通往西域经过沙漠的那一段路。贞观六年，焉耆王龙突骑支来到长安，请求疏通大漠中东西交往的那条道路。龙突骑支的行动，惹恼了高昌王麥文泰，他把一切怨忿都向焉耆发泄，即刻派兵袭击焉耆，占领了焉耆的大片土地，掠夺了大批人口和财物。为了焉耆与高昌的关系，唐太宗曾几次派使者调解，但毫无结果。
贞观十四年，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聘娶了焉耆王的女儿，焉耆遂倒向突厥，加入了反唐势力。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征得唐太宗的同意后，出兵焉耆。焉耆王自恃都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郭孝恪率军昼夜兼行，趁天黑渡水攻城，拂晓时分，唐军冲进焉耆都城，俘虏了龙突骑支。郭孝恪留下龙突骑支的弟弟粟婆准处理焉耆国内事务，把龙突骑支夫妇送至长安。唐太宗亲下诏书，赦免了龙突骑支，并让他留居长安。
唐朝廷出兵焉眷，间接地打击了西突厥的反唐势力，成为太宗统一西域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焉耆国民请求放归龙突骑支，高宗答应了这一请求，遂封龙突骑支为左卫大将军，并送他回国。
高昌王鞠智勇（《通鉴》、《唐会要》、两《唐书》均记为鞠智盛，惟昭陵今存石像座题名为“智勇”）
高昌国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武德二年，高昌王鞠伯雅卒，其子鞠文泰继位。武德七年，文泰向唐高祖进献了一对“拂菻狗”。贞观四年，鞠文泰亲至长安，觐见唐太宗。临回国时，唐太宗赠给物什，并应其妻宇文氏（即隋炀帝所赐华容公主）的请求，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此时，唐朝与高昌的友好关系达到顶峰。后来，随着西突厥势力的扩张，加之鞠文泰贞观四年来长安时，亲见秦、陇一带“城邑萧条”，遂产生了轻视唐朝的心理，后来，竞发展到同西突厥结成反唐同盟，对东西来往的各国使者横加阻拦，甚至扣留，严重地阻塞了中西交通。
其实，唐太宗早就有统一西域诸国的打算，因而十分关注那里的局势。他清醒地认识到，统一西域的关键是分裂西突厥的势力。此时，地处丝绸之路中道的高昌国国王鞠文泰，倒向西突厥，助桀为虐，成为统一西域大业中的首要障碍。太宗曾数次派使者向鞠文泰陈述利害关系，“冀其悔过”，与唐朝重建友好。鞠文泰不但不听劝阻，竟变本加厉，挑拨薛延陀跟唐朝的关系。唐太宗看到鞠文泰死心塌地地跟唐朝作对，遂决定出兵平定高昌。
在出兵高昌问题上，一向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不顾朝臣的反对，毫不动摇自己的主张和统一西域的决心。当时，鞠文泰的倒行逆施已引起高昌人民的不满，民间童谣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旧唐书·高昌》卷198），反映出人心的背向，预示着高昌统治者末日的临近。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颁发《讨高昌王鞠文泰诏》，敕兵部尚书侯君集和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为交河道正、副大总管（《唐会要》卷95记副总管为牛进达），调集突厥、契苾数万步、骑兵讨伐高昌。鞠文泰原以为唐朝离高昌有七千里路程，其沙漠涸地约二千多里。偌大的沙漠，无水无草，冬寒凛冽，夏热流火，大批的军队是没法通过的。因此，他并不把唐朝的这次出兵放在心上。当侯君集率领的大军忽然出现在碛口时，鞠文泰惊恐万状。原来跟鞠文泰有盟约的西突厥欲谷设先向西退了一千多里。鞠文泰惶骇无策，发病而死。
侯君集率领的大军向西逼近，很快攻下田地城（在今鄯善附近），并包困了高昌都城。鞠文泰死后，其子鞠智勇继承了王位，他立即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先王的过错，请求放过他们。侯君集答复他说：“如果你想追悔祸乱，就该把自己绑着到军营来请罪。”正当鞠智勇犹豫不决时，侯君集命令军队用闯车攻城，用抛石机向城内抛石头。鞠智弊无法抵挡，只好打开城门投降了。鞠氏在高昌地区144年的统治到此结束（《唐会要》卷95）。贞观十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鞠智勇被侯君集送到长安，唐太宗赦免了鞠文泰父子的死罪，并拜鞠智勇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后来，唐朝在高昌地区置西州，曾一度把安西都护府设于此地。“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勇）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旧唐书·高昌》卷198）。
林邑王范头利
林邑国，治今越南中部广治、承天、广南三省一带。武德六年（623），林邑王范梵志始派使者到长安，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武德八年（625），林邑王以南方的土特产贡奉朝廷，唐高祖李渊专门设九部乐宴请使者，并赐给林邑王锦缎、彩绢等物品。李世民继位后，范梵志派使者将一头经过驯养的犀牛作为贡品进献给唐太宗。贞观四年，范头梨继位林邑国国王，他向唐太宗进献的一颗火珠大似鸡蛋，晶莹透亮如水晶石，据说正午的时候，对着太阳能把艾条点燃。后来，范头梨还向唐太宗进献了几只鹦鹉，而且年年有贡物进献，唐朝与林邑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
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
婆罗门即古印度国。汉代时称“身毒”、“摩伽陀”或“婆罗门”。唐代时称“天竺”（地居葱岭以南，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大唐高僧玄奘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改译为印度。奴隶制时代，印度把国人分为四个种姓（等级），婆罗门是最高的一等，掌管神权，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武德年间，曾热情接待并支持唐僧玄奘的中天竺曷利沙帝国戎日王尸逻逸多统一了印度北部。贞观年间，尸逻逸多曾几次派使者到唐都长安通好。唐太宗也曾派梁怀敬、李义素、王玄策等人出使印度。印度的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特产传入中国。中国的《道德经》、老子像等也传入印度。《资治通鉴》（卷199）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再次奉命出使印度等国的途中，戒日王尸逻逸多去世，国中大乱，大臣阿那顺自立为王，建立婆罗门帝那伏帝国，并出兵袭击唐朝的使者，沿途各国的贡物被抢掠一空，王玄策及诸国遣使三十余人悉为所擒，只有王玄策一个人趁黑夜逃脱。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召集吐蕃和泥婆罗（今尼泊尔，当时巨于吐蕃）精锐军队八千余人，大举南下，攻克了帝那伏帝国所居茶馎和罗城，活捉了阿那顺。贞观二十二年五月，阿那顺随王玄策来到长安，唐太宗以王玄策为朝散大夫。
昭陵北阙前列置的十四国酋长石像，是唐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命人雕琢而成的。十四国酋长代表于一个民族、十四个国家。他们之中有擒伏的、归顺的，也有通好的，体现了唐朝跟邻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颂扬了唐太宗李世民开拓中西交往、反对外来侵略、志在统一海内的功绩。唐太宗生前，平定突厥，和亲吐蕃，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贞观四年四月，西域各族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各族人民共同的皇帝。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大漠以北各部族的酋长请求在漠北专门开辟一条疏通南北交道的大道，叫“参天可汗道”，在这条道上沿途设置了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供给食宿。因此，昭陵十四尊少数民族酋长石雕像再现了贞观年间西域诸王向唐太宗朝圣的情形，是唐太宗时期周边民族团结友好，亲密往来的缩影。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些石像的毁坏当在唐朝末年至五代时期，后世关于这些石像的文献记载大多以讹传讹。1965年秋天，由陕西省文管会和礼泉县文教局组成的昭陵碑石调查组，在昭陵北阙遗址内发现了阿史那社尔、吐蕃赞普、龙突骑支、鞠智勇（盛）四个石像座。1982年，昭陵博物馆在清理昭陵北阙遗址时，又发现了于阗王伏阇信、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和婆罗门帝国王阿那顺三个石像座，同时还发现了一尊石像的上半身和几个石像的头部残块。这些石像座的背面都刻有初唐书法家殷仲容的隶书题名，由于埋在地下年深日久，因而刻字如新。从这些仅有的发现中可以看出，昭陵十四国酋长石刻像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状貌特征刻制的，即“肖其形”，石像的发型、服饰各有所指。据文献记载，十四人中，松赞干布、金真德、范头梨、夷男一生中没有到过长安。但刻制石像时，松赞干布、阿史那社尔、诺曷钵、诃黎布失毕、伏阇信、龙突骑支等仍然健在，除松赞干布外，其他人还在长安，他们几位的石刻像应该真如其人无疑。
（四）陪葬墓
1.分布情况
以陵山为中心，周围形成庞大的陪葬墓群，是昭陵的主要特征之一。贞观十一年二月，即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昭陵三个月后，唐太宗亲制《九嵕山卜陵诏》曰：“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墓穴）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确定了昭陵陵园陪葬制度。以后又准许功臣幕僚自请陪葬，并允许其子孙从祖、父袝葬。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载：“九嵕山下陪葬诸王七，嫔妃八，公主二十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将军以下六十有四。”以上合计154人。其中陪葬的少数民族将领计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史大奈、阿史那苏尼失、执失思力、执失善光、契苾何力、安元寿等15人。陪葬大臣多数享受“国葬”的荣典：预赐茔址，丧葬所需概由官给。所以，当时的朝臣皆以陪葬为荣。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陪葬陵园。据目前调查所知，从贞观十一年（637）起至开元二十七年（739）的103年间，陆续埋葬在这里的墓冢，目前已确认有194座，经考证明其身份者有73座，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夫妇合葬墓，公主驸马如此，王子王妃如此，大臣及其袝葬者也多是如此，因而陪葬总人数远远超过了200人。这些墓冢，包括山上及山南平原地带，范围东西长12公里，南北宽10公里。北起九峻北麓，南临汧水赵村一带，东至东页谷村，西至庄河。陪葬冢前各立穹碑，园内广植苍松翠柏，长杨巨槐，故当时有“柏城”之称。其景色有如晚唐诗人刘沦《秋日过昭陵》诗中所描述的“原分山势如宫塞，地匝松荫出晚寒”的景象。
昭陵陵园周长60公里，总面积20000公顷（约30万亩）。太宗陵寝居于九嵕山主峰，如同皇宫在唐长安城北部一样，居高临下。陪葬墓呈“譬若拱辰”格局，向陵山东、南、西三面形成扇形辐射分布，体现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清人周垣《望九峻昭陵》诗句“明良想象君臣际，陵谷依然天地间”，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昭陵的陪葬制度也体现了封建宗法思想，表现在，王妃、嫡出公主墓在山上的陵山元宫近处，大臣除魏征外均在山下的坡地和平原上，距陵山较远。墓葬形制大体上分为五类：（1）因山为墓者，有魏征墓、韦贵妃墓；（2）封土作覆斗形，前后各四个土阙者3例，即长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新城公主墓。前后各设有四个土阙，群众俗称“八抬轿”；（3）象山形者5例，即李靖、李勣、李思摩、阿史那社尔和安元寿墓；（4）封土堆作圆锥形者为大多数；（5）不封不树者，有高士廉墓及山上的宫人墓，目前能确认的大约7、8例。
2.著名陪葬者及其墓葬发掘情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寝宫，其陵园陪葬墓人物，除皇亲国戚之外，更多的是当朝文武大臣，著名的如魏征、房玄龄、尉迟敬德、徐懋功、程咬金、李靖、孔颖达、褚亮等都在这里陪葬，他们一生的活动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1971年以来，陕西文物考古工作者陆续清理了郑仁泰、张士贵、尉迟敬德、李勣、安元寿、临川公主、长乐公主、韦贵妃、越王李贞、程咬金、段简璧等近40座墓葬，对外开放的有徐懋功（今昭陵博物馆所在地）墓、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等。
侍中郑国公征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巨鹿曲城（今河北晋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做过县令，但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他只好出家为道士。隋朝末年，他参加了李密和窦建德领导的瓦岗寨农民起义军，后来投奔唐朝，为太子洗马，帮助太子李建成出谋划策。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即帝位，不计前嫌，摧魏征为谏议大夫，后又担任秘书监、太子太师等职，成为唐太宗统治集团中的主要策划人和决策人物之一，他辅佐太宗17年，“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魏征生前陈谏二百余事，多见采纳。他曾多次劝告唐太宗要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他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至理名言，给唐太宗治国以很大的启发，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
魏征陈谏，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自若，据理力争。《通攘》卷194记载，唐太宗尝退朝回宫余怒未消，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堂上使我难堪。”长孙皇后听后，连忙换上朝服，跪下道贺。“仁（唐太宗）宗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唐太宗对魏征既尊敬又畏惧。有一次，他正在逗弄一只小鹤，见魏征进来，怕被责怪，急忙把鹤藏在怀中。魏征装作没有看见，奏事时故意拖延时间。等到魏征离开，小鹦已经闷死在太宗的怀中。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魏征病亡，唐太宗痛哭至极，他哭着对大巨们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并将他陪葬在昭陵玄宫最近处，表现了唐太宗爱惜人才的胸怀。
魏征墓当地人称魏陵，在昭陵玄宫西南的凤凰山上，依山凿石为墓，是距昭陵玄宫最近的惟一地处山上的一座功臣墓。墓前有“乳峰”一对。墓碑高4.03米，宽1.10米，厚0.4米，龟座，碑头饰蟠桃浮雕。碑文为唐太宗亲自撰书。可惜的是唐太宗晚年听信谗言，以“包庇私党”和泄露国家机密罪，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磨去了碑文，碑上连一个字迹也没有了。魏征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71，《新唐书》卷97。
司空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徐懋功）
李勣，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唐曹州（今山东菏泽）人。武德元年（619）高祖李渊赐以皇姓，永徽（650～655）年间，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单名勣。
李勣是李唐政权中出将入相的人才，历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而荣宠不衰。他17岁时就参加了隋末农民起义军，是瓦岗军的创始人和著名将领之一。武德元年，瓦岗起义军失败后，与李密归唐，遂为唐将，封上柱国、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屯守今山东、江苏、安徽和河南的东半部。武德五年，跟随李世民讨平东都，战捷武牢，后来又参与了平息刘黑闼、徐圆郎、辅公拓的统一战争。贞观四年（630）同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李靖并肩作战，击败了横行漠北的突厥颉利可汗。贞观七年，晋王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为长史，坐镇并州16年，民安庶富，功绩卓着。太宗李世民曾高兴地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以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并州，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耶！”贞观十九年，随太宗征高丽（今朝鲜半岛）。贞观二年六月，参与了北讨薛延陀的战争。
总章二年十二月戊申（初三日，669年12月31日），李勣以76岁病亡，高宗李治辍朝七日，并亲自致哀。埋葬那天，高宗亲临未央宫城送灵，他登上城楼，望着远去的灵柩，悲泣不止。
李勣墓在九嵕山下的平地上（今昭陵博物馆院内），墓地封土为三个高约18米，直径约120米的圆锥形土包作倒“品”字形，其墓室筑于中间土包之下。据《旧唐书·李勣传》（卷67）记载：“所筑坟准卫（青）、霍（去病）故事，象阴山、铁山（今辽宁省之铁岭山）、乌德鞬山（今蒙古三音诺颜之杭爱山脉），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墓前侍立石人（翁仲）1对，高2.36米；左侧石羊3只，通高1.78米；右侧石虎3只，通高1.80米。墓前立穹碑，通高6.65米，下宽1.80米，厚0.54米，螭首龟趺，是昭陵陵园陪葬墓中最大的一通石碑，刻立于仪凤二年（667）十月，至今保存完好。碑圭篆书阴刻“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英贞武公碑”16字，碑文为行草书体，唐高宗李治御制御书，文32行，行约110字，洋洋3000余言，叙述了李勣的生平事迹及唐王朝对李勣战功的嘉奖。此碑文是研究李勣和唐朝初年政治、军事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唐朝初年功臣陪葬制度的实物证据。碑阴刻有宋朝陕西转运使游师雄所题碑记，曰：“唐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以总章二年薨，年八十六（应为七十六），赠太尉扬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起冢象阴、铁、乌德鞬山，以旌勋烈。……南距今礼泉县三十里，冢高七十五尺，东西绵延七十五步，周围二百步。有群峰高下崔嵬之状，势极雄壮。前有神道碑高二丈二尺，广五尺八寸五分，鳌（传说中海里的大龟或大鳖）座甚伟，乃仪凤二年高宗御制御书，过之者有以见一代元勋之遗迹也。”
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临朝称制。不久，李勣的孙子柳州（今广西柳州）司马徐敬业、徐敬酞和被贬为临海携的长安主簿骆宾王等集聚扬州起兵，以“匡复庐陵王（李显）为辞”反对武则天。武则天派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以将军李知十、冯敬臣为副总管，率兵30万前往讨伐，后又派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配合讨伐。十一月，扬州起兵被平息。就在征讨徐敬业叛军的同时，武则天下令“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李勣墓也横遭厄运。及中宗李显复位后，亲下诏书曰：“故司空勣，往因敬业，毁废坟茔。朕追念元勋，永怀佐命……宜特垂恩礼，命有司速为起坟，所有官爵，并宜追复。”1971年该墓被发掘清理。发掘结果证明，中宗复位后，不但进行了一次修葺，而且对李勣本人也衣冠再葬，使坟茔一新。
长乐公主
长乐公主名李丽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五个女儿，长孙皇后所生。贞观七年（632），丽质13岁时，下嫁其舅父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据文献记载，公主出嫁时，太宗、皇后与宰相魏征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诸史书多有记载。《治通鉴》卷194太宗贞观六年三月条记曰：长乐公主将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高祖女，初嫁窦奉节，后嫁贺兰僧伽），魏征谏曰：“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资送公主，陪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人告皇后。后叹曰：“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仪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嫌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因请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赐魏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这件事后世人谓之君明、臣直、皇后贤。贞观十七年八月十日（643年9月28日），长乐公主暴病身亡，终年23岁。其年九月廿一日（公历11月7日）陪葬于昭陵。
长乐公主墓位于昭陵陵山东南方之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与陵山只有一沟之隔。1986年2月该墓被盗，同年8月至11月文物部门进行了发掘清理。该墓封土为覆斗式，每边长30米，顶部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直高9.8米。封土前后原各有四个土阙，至今南面的四个犹在，北面尚存最东面的两个。原神道碑（今存昭陵博物馆）早年仆倒，碑圭篆刻“大唐故长乐公主之墓”9字。墓前原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各1对，今石人一残一全，石羊、石虎基本完好，石柱尚存1座。
墓葬地下部分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甬道和墓室六部分组成，水平全长48.18米，南北走向。墓道呈13度斜坡状，宽2.31米，水平长16.9米；过洞4个，呈券拱形；天井5个，甬道前4个，第五天井开在甬道中段（据昭陵博物馆陈志谦先生介绍，长乐公主墓第五天井在甬道中段，从下边是看不到的，过去生产队在封土南边打了两孔窑，从中间的窑腿子上发现了第五天井，为了减轻压力，在天井上口还棚有木料）；小龛4个，分别位于三、四天井东西两壁；甬道砖砌，呈券拱形，长8.25米，内设三道石门，这种设置，不仅在昭陵陵园内，就是在其他地区已发掘的规模较高的唐代墓葬中也是仅见的。显然，这位“太宗特所钟爱”的嫡出公主薨亡之后是享受了较高的葬仪。墓室基本呈方形，四边稍外张，砖砌，边长4.2米，穹窿顶。墓室西半部置由十二块青石砌成的棺床，长3.8米，宽2.1米，厚0.17米。
此墓因早年多次被盗，墓室壁画破坏严重，随葬品亦被破坏或扰乱，但仍出土随葬品123件和大面积壁画。著名的有彩绘釉陶俑、镇墓兽、男女骑马俑，辟雍砚（瓷器）和《青龙白虎图》、《云中车马图》、《仪卫图》及建筑壁画等。经全面修葺后，长乐公主墓已正式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
值得一提的是：此墓砖封两处，一处在甬道口，一处在第二过洞南口。这种情况是目前所发掘唐墓中仅见的。这一特殊结构，研究者认为很可能与当时考虑将来合葬驸马长孙冲有关。合葬时，只须打开第二天井，北去畅通，南面又不见土。关于驸马长孙冲同公主合葬的问题，《长安志》、《文献通考》、《唐会要》均记长孙冲与公主合葬陪于昭陵，但在这次发掘中未曾发现任何合葬的迹象。文献记载，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即公主病亡16年之后，长孙氏大难临头，长孙无忌被“逼令自缢而死”，族人多被株连。长孙冲在两《唐书》中无传，仅在长孙无忌传中记曰：“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冲免死”。上元元年（674），唐高宗又诏追无忌官爵。因无忌当年“自作墓昭陵茔中”而“许还葬”，“特令无忌孙延主齐献公之祀”。据此推断，长孙冲此时已故，亡于“平反”之先。另据墓志分析，公主没有给长孙家留下一男半女，而史书所记，延，冲子，当是续弦或别室所生，因而公主与驸马合葬之事便事出为难了。虽然长孙氏曾横遭劫难而被斩尽杀绝，但长孙冲的卒年、卒因及葬地却不得而知，这个问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证实。
忠武公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名融（史书作尉迟恭），祖居隋河南郡洛阳，后徙居唐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隋朝末年参加隋军，以勇武著称。大业十三年（617），刘武周在马邑起事，敬德为偏将。武德三年（620），李世民打败刘武周，敬德在介休（今山西介休东南）城下归唐。后来，随李世民讨伐窦建德、刘黑闼军，屡建奇功。在武德九年六月四风的玄武门事变中，助李世民诛灭政敌，功居第一。贞观初年，敬德居功自傲，曾受训斥。晚年笃信方术，学延年术，“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交通宾客，凡十六年”（《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三年）敬德是唐王朝二十四开国功臣之一，官至开府仪同三司，爵封鄂国公。唐高宗显庆三年（658）病亡，终年74岁。谥号曰“忠武”，陪葬昭陵。
尉迟敬德墓位于昭陵东南隅即今礼泉县城东北18公里处的烟霞新村。1971年10月至1972年1月发掘。墓葬封土堆呈圆锥形，夯筑，直径26.5米，高8.8米。该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组成，水平全长56.3米。墓道呈13度斜坡状，长16.5米；过洞4个，为券拱土洞；天井4个，均直下通至墓道。甬道分前后两部分，前甬道南端有石门一通。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前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南北2.6米，东西2.5米，顶高3.7米，南北两壁正中券有门洞。后墓室构筑形式与前墓室相同，长宽各5.1米，高5.7米，穹窿顶。前后甬道、墓室均砖砌，地铺方砖。后墓室置石棺床为方形，长宽各3.9米，高0.3米，棺床北侧紧贴墓室北壁。发掘时，墓室为淤泥充实，泥土中夹有零碎棺木朽片，随葬器物已被劫掠一空，余者亦多残破，葬式不明。惟出土墓志铭两合十分完整：一为尉迟敬德墓志，一为夫人苏氏墓志。敬德墓志边长1.20米，厚0.25米，是昭陵陪葬墓目前发掘所得墓志中最大的一合。志盖篆刻“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25字，为昭陵目前已发现的碑志中仅有的飞白书体。这种书体为东汉大书法家蔡邕（字伯喈，132～192）所创，据唐张怀瓘（713～741）《书断》记载：“汉灵帝（刘宏）熹平年间（172～178），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敬德志盖篆字，点画间丝丝露白，若绢带迎风，舒卷自若。史书关于飞白书体的记载不少，但传世作品却凤毛麟角，其风貌难得一睹，因而敬德墓志盖的飞白书是一件难得的稀世珍品。苏氏墓志，志盖篆“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夫人苏氏墓志之铭”25字。由两合墓志文知：苏氏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卒，敬德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与妻合葬于此。
距该墓封土堆南49.5米处，竖有尉迟敬德墓碑一通，碑额篆书阴刻“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忠武公之碑”16字。该碑立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螭首方跌，通高4.55米。碑侧浮雕缠枝蔓草花饰和兽面纹饰。碑面上部字迹剥蚀严重，下部仅有50多字可辨。许敬宗撰文，唐代书法家王知敬书丹，书体丰俊劲秀。1975年移至昭陵博物馆陈列。
韦贵妃
韦贵妃名珪，字泽，京兆杜陵（今陕西省长安县）人，生于隋开皇十七年（597）。曾祖孝宽，在北周为相，父园成为隋开府仪同三司。韦氏初嫁隋朝李雄之子李友珉，生定襄公主（即阿史那忠夫人）。后李雄从杨玄感起兵反隋被诛，籍没其家（事见《隋书·杨玄感传》卷71）。李世民攻克洛阳后纳为妃，生临川公主李孟姜、纪王李慎。李世民登基之后，于贞观元年（627）将其册封为贵妃。唐高宗永徽元年，援朝例册拜为纪国太妃。韦氏麟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665年11月11日）薨于洛阳，次年十二月二十九日（667年2月8日）陪葬昭陵。
韦贵妃墓位于唐太宗昭陵陵山东南方的冶姑岭上，与陵山仅一沟之隔，因山为墓，墓前有石人、石羊、石柱等，墓碑为龟座。墓葬规格在昭陵陪葬墓中等级最高。该墓于1990年9月发掘，地下部分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组成，全长50米。墓中出土文物174件，主要有彩绘陶俑和彩绘釉陶俑101件，包括男立俑、女立俑、骑马俑、双头人面镇墓兽、天王俑等；壁画72幅，分布于墓道、甬道和墓室，内容包括四灵（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仪卫、列戟、备马图、给使、男装女侍、乐伎等；另有石质墓志一方，长宽均为79.5厘米，盖篆“大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之铭”16字。志文令狐德棻撰，楷书，记载韦氏生平甚详。
临川公主
临川公主名李孟姜，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一女，韦贵妃所生。下嫁驸马周道务（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绍范之子），道务后官至左骁卫将军。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公主因病亡于幽州，终年59岁。同年十二月廿五（683年1月27日）陪葬于昭陵。
临川公主墓位于今礼泉县赵镇新寨村村北，东北距昭陵约5公里。1972年3月至4月由文物部门发掘清理。墓葬地下部分由斜坡墓道、4个过洞、4个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正南北走向，全长48米。墓室砖砌，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4.0米，东西宽3.4米，发掘时顶已塌陷。甬道分前后两段，前段为土结构，后段为砖结构。砖甬道内设木门和石门，木门已朽，位置在石门前。土甬道内南北砌约0.44米厚的封门砖。墓道壁面原绘壁画全部剥落。
出土随葬品陶俑300件，有天王俑、男立俑、男骑俑、女立俑、女骑俑、镇墓兽、陶马、陶牛、陶骆驼、陶羊等；还有铜锁、镫、镶、石门、石华表等。敕封临川公主的诏书，分别刻于两块石面上。出土墓志一合，盖篆“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12字。志称李孟姜为长公主。唐制：皇帝的女儿称公主，皇帝的姊妹称长公主，皇帝的姑姑称大长公主。李孟姜是高宗李治的姐姐，且亡于高宗朝，因而称长公主。
临川公主字取孟姜与其少年时就写得一手好字有关。据墓志文记载，贞观初年，太宗李世民避暑甘泉宫，见公主所书表启，高兴地拿给长孙无忌看，他说：“我的女儿年龄这么小，也没有受过多少训练，就写得这么一手好字，真让人高兴。我听说王羲之的女儿名叫孟姜，写得一手好字，今慕名为公主取字，希望她能同王孟姜齐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宫廷内书风之盛以及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与推崇。
新城长公主
新城长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二十一女，长孙皇后所生。
据《旧唐书·外戚传》（卷183）和《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83）记载，贞观二十三年（649），新城公主先嫁于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长孙操（长孙皇后之叔父长孙敞之从父弟）之子长孙诠（官至尚衣奉御），论以罪徙巂州（今四川西昌），后更嫁韦正矩（官至奉冕大夫）。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因病暴薨，享年30岁。高宗李治将其以皇后礼陪葬昭陵。
新城长公主墓位于今陕西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村北的一个小山梁上，坐北向南，西北距昭陵仅1000余米。墓地封土堆呈覆斗形，高约14米。墓园四个角阙和南北各二个阙残存。封土堆南侧有石人、石虎、石羊和石华表各2件。墓前石碑为螭首龟跌。
1994年10月至1995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新城长公主墓。其地下部分由长斜坡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8个壁龛，甬道和墓室构成，总长约50.8米。该墓虽曾被盗，但仍出土以新城公主墓志、彩绘骑马俑、男女侍俑为主的珍贵文物300多件。在墓道、过洞、天井四壁下部及甬道和墓室内壁面均保存有较大面积的壁画，计70余幅。墓道两壁所绘内容相互对称，从南往北依次为青龙、白虎、门吏、仪仗、鞍马、犊车等内容。墓道北壁过洞日上部绘阙楼图，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壁面用较宽的赭红色带绘仿木构建的廊柱、斗拱等，同时以红柱将壁画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除第一天井两壁绘列戟图外，其余均绘各种人物。第一过洞两壁各绘五名男侍，第二过洞以后均为侍女，以表示已进入后宫。过洞和甬道的顶部皆绘平綦，墓室顶部绘天象图。其整体布局气势恢宏，线条优美，具有较为典型的初唐绘画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