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29日，傍晚。
佛山镇正埠码头，月黑风凉、冷冷清清，六七艘大小不一的船安静地泊在码头，全没了往日的繁忙、热闹。
在广东沦陷前，作为佛山镇三大码头中最大的正埠码头，客货运输非常繁忙，接船的、送货的，人潮如鲫，即便在半夜，客船、货船依然往来穿梭。那时候人们要去广州、香港，也多从这里出发，正埠码头每天有“佛山”号轮船开往广州、每两天有“升昌”号轮船发往香港。
“突突突”，一阵马达声打破了汾江的宁静，一艘半新有篷的木制机帆船从远处朝正埠码头驶来，在距码头尚有百余米时，船熄了火，马达声戛然而止，随即，整个码头又恢复了刚才的宁静。
船还在往岸边行驶。机帆船上，一个黑色身影从驾驶舱出来，在船的左舷边拿起一根长长的竹篙，一篙一篙地用力将船撑向码头。木制机帆船刚泊上码头，船还没停稳，左右轻微摇晃着，一小伙子从船舱出来，纵身一跳，上了岸，他接过船工抛过来的缆绳，麻利地系在码头石柱上。
接着，身着黑色中山装，身材魁梧，理着小平头的中年男子走出船舱，他右手斜提着一把黑色二胡琴盒，在船右舷停下脚步，双目睃视码头，然后走向船头，轻轻一跃，飞身上了岸。他上岸后，向前疾行七八步，驻足，环顾四周一番，然后，回身向船舱内的人打了一个出来的手势。船舱里一前一后钻出两个男人，走在前面的瘦削高挑，四十岁左右，着白色西装，戴着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右手提着一个做工精细致的棕色牛皮公文包，包的中间有一个铜制锁孔，他身子随着船左右摇晃，脚步不稳。走在后面的年轻人一手提着褐色牛皮箱，另一手往前伸着，准备随时扶白色西装一把。
小平头提着二胡琴盒朝码头出口走去，眼神颇为警惕，后面三人紧跟其后。出了码头，小平头一行很快上了南阳大街（现为升平路），从小平头走路坚定的步伐看，他对这一带比较熟悉。越往前走，大街上店铺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走了十多分钟，小平头一行来到一间叫“清晖旅社”的旅店前。旅社四层楼高，旅社大楼两边各为一条长长的巷子。
小平头大步跨上石阶，在旅店两扇大门前，回过身来，审视了一下周围环境，觉得没有异样，回头轻声对着西装男子说：“您请跟我来。”他用眼神示意另外两个同伴，在旅店门口担任警戒。
小平头来到柜台前，跟伙计要了两间临街的房，给了押金后，伙计给了两个挂有钥匙的房牌，木制房牌上分别写着307、309。旅社简陋，狭窄的木板楼梯就在柜台右边。小平头左手拿着钥匙牌，右手提着二胡琴盒，西装男子奇怪，二胡琴盒里装的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手始终没有离开过二胡琴盒。
小平头领着西装男子上了楼梯。小平头在前，西装男跟在后，上到三楼，小平头用钥匙打开307房，轻轻推开房门，他没有急于进去，而是站在门口警惕地朝房内看，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览无余，觉得安全后才进去。他安排西装男与自己一间房，另两个年轻人住隔壁的309。
小平头进入房内，径直走到窗前，轻轻推开一扇窗户，探头朝下看，静悄悄地没有异常，露出满意的神情。此间旅店处在佛山镇最热闹的街上，在这条街上，酒楼、妓院、赌馆、药店、电影院、戏院、茶楼食肆、布匹、金饰、粮油杂货林立，加上邻近佛山的母亲河汾江，汾江上有正埠码头、豆豉巷码头、大王庙左便码头三大码头，人流比较大，不容易引起怀疑。
佛山镇毗邻省城广州，虽说它只是南海县下属的一个镇，可它在全国却非常有名。早在明清时期，佛山镇就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合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清初，佛山镇的繁华达到一个鼎盛期，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天下四聚”，道光年间，佛山市场上的南北商品，仅种类数即达二百种以上，很多街巷都是以行业命名，有铸犁街、布巷、花衫街、牛肉巷，等等，那时，城中形成了闻名全国的“三圩六市九头八尾十三沙二十八铺”的商业中心。在镇的中心地带，商人会馆众多，有山陕、江西、浙江、楚南、楚北、福建、潮梅、海南等十多个会馆。即使在民国时期，佛山镇仍保持着它的繁荣，是岭南地区冶铸、陶瓷、纺织、中成药等制造业的中心。
“施医生，您先休息一下。”小平头一边对西装男说，一边将木窗轻轻关上。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将黑色二胡琴盒放在桌上，将琴盒上的两个铜扣打开，掀起盒盖。
西装男惊呆了：“天哪，那不是二胡，竟然是一支锃亮的冲锋枪。”他坐在床沿，忐忑不安地看着小平头的一举一动。
小平头，姓汪，名锋，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少校军衔，“轿夫行动”的负责人。军统广州站在1939年2月，随广东国民政府从广州市迁往韶关，于是韶关成了当时广东省的战时省会，军统广州站也有人称军统韶关站，不过，军统内部，大家还是习惯称“军统广州站”。
汪锋负责的“轿夫行动”，是要将著名的外科医生施宗廉送到鹤山去。两天前的11月27日晚上十一时，日军驻南海县九江镇的一个步兵小分队，约四十人，携二挺轻机枪和三个掷弹筒，分乘二艘船，在夜色掩护下，偷渡西江，窜至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的大雁山，潜伏在山脚下公路旁，伏击了国军155师926团的一个汽车排，造成汽车排士兵九死十六伤的惨案。日军此番越江偷袭，并非打了一个伏击那么简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个汽车排，乃赫赫有名的华侨汽车排，成立仅一年，已是累立战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以专题的形式报道过这个汽车排的事迹。汽车排的士兵均来自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粤籍富有的华侨家庭。死伤者中，邱炳金、邱炳银、邱炳铜和邱炳铁四兄弟，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是富商邱家兴的四个儿子。邱家兴祖籍广东台山县三合镇（距沙坪镇直线距离六十华里），他年轻时跟着宗亲下南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槟城拥有千亩橡胶园。1939年夏，邱老先生响应南侨总会领袖陈嘉庚的号召，毅然将四个儿子全部送回家乡，投身抗战。
邱家四兄弟，老一、老三、老四当场牺牲，老二邱炳银左上臂和左胸各中一枪，奄奄一息。左臂的子弹已经被国军155师的军医取出，左胸的子弹军医不敢取，弹头靠近心脏冠状动脉，取弹头时，可能会伤及心肌，极易导致心脏大出血，心脏骤停。这样的外科手术，只有上海、广州、重庆等少数几个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才有这个能力。再说，因为没有麻醉药，其他几个重伤的华侨战士也亟待手术。
28日上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闻听此事，马上打电报给委员长蒋介石，请求务必保住邱老先生唯一的血脉——二儿子邱炳银。
蒋介石接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打来的电报，十分重视。陈嘉庚，华侨抗日的一面旗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公推担任该会主席，很快捐募到新加坡币一千万元，寄回国内支援祖国抗日战争。1938年10月，陈嘉庚接受国民政府命令，由各属代表164人在新加坡集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1939年，他领导南侨总会组织派遣南侨机工三千二百多名，分十五批抵达滇缅公路支援抗战。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抗战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曾在参政会报告，“民国二十八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十八万万元，则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军费来自华侨的义捐、四个儿子全部送回祖国参加抗战，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苍天可鉴，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邱老先生的唯一血脉。蒋介石在官邸焦急地踱着步，他首先想到的是从重庆派一流的外科医生到鹤山县沙坪镇抢救。很快，这一想法就被自己给否定了。重庆到广东鹤山县，只能走公路，开汽车，得经过四川、贵州、广西三省，尤其贵州和广西两省，公路多在丛山叠岭中，如果从重庆派出医疗小组，乘汽车，日赶夜行，也得七天以上时间。再说，这一路不时还会受到日本军机的轰炸。从重庆派医生的方案行不通。
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秘书毛庆祥建议从敌占区广州找医生。蒋介石在广州跟随孙中山多年，又在广州黄埔军校做过几年校长，还在广州指挥过北伐，对广州及周边地区比较熟悉，不用看地图，他就知道广州到鹤山县沙坪镇，走公路的话，只有短短的一百四十华里，走得再慢，两天总能到达。但广州在日军手里，广州的著名外科医生也在日军接管的医院，要找到已属不易，找到是不是愿意去，也是难题；他愿意去，又怎样送过日军严防死守的西江，更是难上加难了。
再难也要救人。蒋介石立即打电话给军统最高长官戴笠，要求他动用军统力量，在广州找最好的胸外科医生，并搞到麻醉药，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广州名医送到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
当日下午四时许，军统广州站站长接到戴笠发来的密电，立即着手制订了“轿夫行动”计划，任命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汪锋少校为该计划负责人。“轿夫行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在广州寻找到资深外科医生；二是安全地护送外科医生到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
当日傍晚，军统广州站情报组组长苏万寿通过医疗界的内线，获得一个重要情报：两年前，日军占领广州前夕，资深一点的外科医生都已纷纷逃离，只有广州共荣医院还有一个没走，他叫施宗廉，广州人，曾在欧洲最古老的医学院法国里昂医学院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广州慧济医院工作，享有广州“一把刀”的美誉。共荣医院原名慧济医院，原院长为美国人，施宗廉之所以没逃离广州，因为他相信，这家医院是美国人开办的，日军不敢怎么样。施医生失算了，广州一沦陷，日军就看上了医疗设备一流的慧济医院，日军强行接管，改名为“共荣医院”，医院名称改了，关键岗位的人悉数被换，从院长、科室主任到后勤总务，全都换成了日本人。不过，这个新来的日本人院长，对下属和中国普通医务人员动辄“八格八格”骂个不停，却对施宗廉颇为尊敬，开口闭口“施教授”，还给开了全院最高的薪水。
苏万寿很快弄清了施宗廉的政治背景：广州沦陷前，市区屡遭日机轰炸，无辜市民伤亡惨重，当时，慧济医院组建了一支救护大队，配备了队旗、担架、急救箱、急救药品，还为每个队员配发了制服、头盔、袖章。施宗廉曾主动参加了这支救护大队，还时常不顾生命危险，到被炸现场抢救伤员。
当晚十点半，情报组组长苏万寿独自来到越秀区六榕路，在六榕寺后面的小巷，找到施宗廉的家，一栋二层的小洋楼。苏万寿进门伊始，便自报家门，施宗廉惊愕万分，他从没与军界打过交道，更不要说军统。苏万寿也没绕弯，直接说明来意。苏万寿特意强调，此次行动，在重庆的蒋委员长非常关心。施宗廉十分憎恨日军强行接管他所在的慧济医院，更厌恶每天为日军做手术，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昂首表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愿意为国效力。”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即，明日早晨，请军统人员将他老婆和两个孩子送出广州，送到陪都重庆，待他赴鹤山县沙坪镇完成任务后，他再去重庆，一家人在重庆团聚。
作为情报组组长苏万寿，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接下来护送施宗廉的任务则交给了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汪锋少校，汪锋从行动组挑选了尹玉华、庞清辉两名年轻队员，前者为神枪手，后者为格斗高手。
次日，中午一时，汪峰按照在电话中与施宗廉的约定，独自来到共荣医院。他装扮成受伤日军军官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进住院部大楼，上到三楼的外科。接上暗号后，施医生带他到医生休息室，让他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并在他胸前挂上听诊器，然后，领着汪少校，从三楼外科病区上到四楼的手术室。午休时间，偌大的手术室没有一个人，由于心里紧张，施医生觉得长长的走廊静得有点可怕，心跳加剧、呼吸急促，走在身旁的汪少校能听到施医生急促的呼吸声，他拉过施宗廉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施医生似乎镇定了下来。
来到手术室，汪少校从口袋里掏出一件铁制小物件，以极快速度撬开了贵重药品专柜，将放在最上面一层的麻醉药盐酸——普鲁卡因悉数拿走。这是共荣医院手术室所有的麻醉药，一共一盒零六支。普鲁卡因又名奴佛卡因，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易溶于水，因其麻醉作用较强，毒性较小，在清创缝合、取子弹时，用来做麻醉药效果最好。当然，锯胳膊锯腿，需要全身麻醉，用它来做麻醉药，病人还是很疼的，最好用乙醚，可麻醉乙醚是液体，极难运输，即便有了麻醉乙醚，没有麻醉机也不能用，而战地医院不可能使用麻醉机，更没有配套的氧气瓶。普通的国军伤兵，医生为他们取弹片时，只让伤员忍着，或让他嘴里咬着毛巾，只有师团级以上长官才会考虑用麻醉药。
汪锋从容地从住院部大楼出来，施宗廉紧随其后。为了不引起日军的注意，施宗廉没有换衣服，穿着平日的白色西装，手里提着黑色牛皮公文包——装有麻醉药的黑色牛皮公文包。一路出来都有日军的岗哨，施医生心里很害怕，眼神中露出恐惧，额头上冒着汗珠，步子也零乱起来。两盒麻醉药就在公文包内，如果被医院大门处日军守卫发现，只有一个字“死”，他只是一个医生，又不是特工，能不紧张吗！他俩一前一后走出医院大门，一头钻进停在门口不远处的黑色轿车，直到这时，施宗廉狂跳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轿车急速驶向沿江西路的西堤码头。该码头是广州最早的机动轮渡码头，战前，西堤码头有轮船开往佛山、江门、中山、大良、鹤山、梧州等内河各地，现在，大多已经停开。中午时分，码头比较安静，军统租来的木制机帆船泊在码头的尽头。下得车来，汪锋见周围一切正常，带着施宗廉进入码头，一前一后上了木制机帆船，与此同时，机帆船上下来一个年轻人，跃上码头，在石柱上解开缆绳，挥手示意船老大开船。
机帆船离开码头，顺水而下，渐渐远离市区，经珠江对岸的白鹤洞南下，约四十分钟之后，船向右转弯，沿汾江逆流而上，向佛山镇驶去。
下午，共荣医院手术室安排了一台手术，手术患者为一名日军中将。三时，手术室主任武田义拿着钥匙去开贵重药品专柜取麻醉药，愕然发现柜子被撬，里面的麻醉药全部没了，吓得赶紧跑到另外一栋楼的院长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伊藤寺院长报告。院长当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种手术用麻醉药莫说一盒，就是一支，在战争打得最胶着的这个时候，比黄金还贵呀！在广州，也只有这家被日军完全接管的医院才拥如此多的麻醉药。伊藤寺立即打电话，向日军广州宪兵司令部报告。当时的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在广州芳村黄大仙庙，有两个支队，还有一个专用监狱，可谓人员充足、装备齐全、成绩不小，深得日军高层的肯定。
特高课长石川敦古少佐接到伊藤寺院长打来的电话，大为震怒，下令大尉菊池紧急调查此事。半个小时，菊池即带着曹长小山介藏乘车赶到了共荣医院，由伊藤寺院长陪同，在手术室和住院部外科迅速展开排查，很快他们便查出，当天中午曾来过手术室，现在又没在岗的只有外科的施宗廉医生。菊池决定，立即抓捕施宗廉！下午四时许，菊池带着特高课人员赶到越秀区六榕路，迅速地包围了施宗廉所住的小楼，军曹小山介藏用枪托将门砸开，率先冲了进去，发现，人去楼空。
菊池分析，施宗廉为广州颇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偷走医院手术室的全部麻醉药，老婆和两个孩子又突然无影无踪，甚至家里的保姆也不见了，这绝不像个人的偷盗行为，极有可能是个有组织的行动。菊池赶回广州宪兵司令部，将自己的分析向特高课长石川敦古少佐做了汇报，石川敦古少佐当即下令，对施宗廉医生展开全城搜捕，封锁主要车站和码头。
但日军还是慢了一步。
汪锋少校坐在客房靠墙的木椅上擦枪。施医生和衣躺在床上休息，他合着眼，却没有丝毫睡意，他在不断推算，夫人和两个孩子在军统人员的护送下，现在应该到了哪里。突然，“啪”的一声从窗下传来，汪锋霍地站了起来，他判断，这声音来自楼下的街道，他提着手枪，疾步来到窗前，轻手将窗推开一个缝，透过缝，向下察看，见旅社对面的一家商铺，窗户上的一小块玻璃被打烂，几块玻璃散落在地，附近很少人走动。汪锋立即警觉起来：“街上不见有小孩，行人也不多，谁会将旅馆对面商铺窗户上的玻璃打碎呢？”
他站在窗前，再次透过窗户上的缝隙向下看，他细眉微蹙：“街道上没有什么异样，奇怪！”这时，从房门外传来一阵声响，他急忙打开房门，跑过走廊，来到楼梯口，朝下看，见到一楼大堂一角，几个着便装的男子，提着手枪。从三楼的楼梯口朝下看，只能看到大堂的一小部分，汪锋当即判断，旅社大堂肯定还有不少便衣。他顿时明白，自己一行的行踪已经暴露，被包围了。刚才街道对面商铺的玻璃响，显然是有人在向他报警，报警人是谁呢，他没有时间细想。
即使十年后，升任少将的汪锋从重庆乘机撤退到台湾，仍不知这个向他报警的人是谁。这人是南海县伪警察局特务股田金，当然，田金也不知道，十年后，他也是凭借这一系列的义举救了自己的命，这是后话。
原来，当日下午下班时分，南海县伪警察局特务股股长钱守仁召集特务股全体人员在大院内紧急集合。特务股包括股长在内一共有二十七人，南海县管辖着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镇，所以，伪警察局人员配备比一般县警察局多出不少，一个股的人甚至比一些县警察局还要多。
钱守仁叉着腰，站在台阶上训话：“各位，听着，刚才，接到广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石川敦古少佐打来的电话，说，广州共荣医院有一个外科医生，名叫施宗廉，今天中午，将医院手术室全部麻醉药给偷走了，有可能向西逃，已经逃往我们佛山镇。施宗廉，四十二岁，瘦高个，皮肤白净，出逃时穿一套浅白色西装。石川敦古少佐要求我们局对车站、码头、旅馆等实施全面监控……”
钱守仁当场做了分工，特务股分成两个小组，副股长钱大元带一个小组守在佛平公路路口（广州市到佛山镇的必经之地）设卡，他亲自带一组在正埠码头、豆豉巷码头、大王庙左便码头布控。一组守公路，一组守水路，这个钱股长做事确实有头脑。
田金，他在特务股资历最浅。1938年7月，田金从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由于日军侵华，广州、佛山相继沦陷，学校停课，原本想在中学谋一职务的他，无奈待业在家，今年初夏，经远房叔叔介绍，也由于他身材魁梧，学体育的嘛，被招进南海县伪警察局特务股。他入行只有五个月，资历最浅、年龄最小，只能算跟班的。
宁维善、黎国华和田金三个被安排负责监视正埠码头，他们三人中，宁维善入行最早，经历最多，黎国华和田金都尊称他“善哥”。他们奉命来到码头，约半个小时，“突突突”远处传来机帆船声，一艘有篷木制机帆船离码头尚有一百米就早早地熄了火，船工操起竹篙，用力一篙一篙地将船撑向码头，船悄悄地靠了岸。
宁维善是佛山本地人，在汾江边长大，对船比较熟悉，他立刻对这艘船产生了怀疑：这艘机帆船，在距码头尚有百米就熄火，再用篙一篙一篙地将船撑向码头，这也太奇怪了。
宁维善打了一个手势，带着黎国华和田金藏在码头一堆货物后，在暗中观察着这艘船。
船还没停稳，船上一个年轻人纵身一跳，上了岸，利索地接过抛过来的缆绳，将船固定住。船还在左右摇晃，只见理着小平头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二胡琴盒，轻轻一跃，飞身上岸。
宁维善轻声说：“这几个人非常可疑。”
小平头回身，向船舱打了一个出来的手势。船上鱼贯下来两个男人，走在最前面的男子，身着浅白色西装，四十岁左右，皮肤白净，右手提着一个做工细致的黑色牛皮公文包，走在最后面的年轻人，身体健硕。
躲在货堆后的宁维善压低嗓子说：“瞧，那个着白色西装的，十有八九是日本人要找的那个医生。”黎国华一听，猛地站了起来，拿着手枪，就要上前。特务股的人，平时他们在佛山镇大街小巷和车站码头蛮横惯了，从来没遇到过对手。宁维善急忙用手死死按住黎国华的肩膀，压低嗓子，怒道：“想死啊！”他早就看出来了，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平头身手不凡，他判断小平头提着的琴盒装的并非二胡之类的乐器，这个时候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思弹琴，他思忖：“如果二胡琴盒里装的真是冲锋枪之类的武器，我们三支手枪哪能对付！”
从船上下来的四个男人离开码头，很快上了南阳大街。宁维善带着黎国华和田金跟在后面，始终保持着六七十米的距离。跟着，跟着，他越发认定，这白净中年男子，又穿着钱守仁股长说过的“出逃时穿一套浅白色西装”，肯定是广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所要找的那个医生，他提在手上的牛皮公文包很有可能装的就是价比黄金的麻醉药。
宁维善三个躲在距清晖旅社五十米开外的街角，远远见小平头与身着浅白色西装中年男子进了“清晖旅社”，还有两个同伴在门口站着。此时此刻，宁维善认定，这几个就是日本人要找的人。他靠在墙边想了片刻，嘱咐同伴：“阿华，阿金，你俩就守在这儿，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听清楚了没有，我去通知钱股长。”
宁维善叫来一辆三轮车，坐三轮到豆豉巷码头，股长钱守仁带着三个弟兄在此布控。宁维善向钱股长做了详细汇报，不过，有一个关键信息他没有如实告诉钱股长，即，同外科医生在一起的另外三个人，从举止看，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宁维善还有意隐瞒了一个重要信息，小平头提着的沉甸甸的二胡琴盒，里面很有可能藏有杀伤力比较大的武器。宁维善在汇报时，隐瞒关键信息，意在报复钱股长：去年冬天，特务股副股长潘辉离职，留下一个副股长的空缺。当时，宁维善自忖，论能力，论资历，自己都是副股长的最佳人选，可是，钱守仁在局长那力荐自己的族亲钱大元，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钱大元竟当上了副股长，对此，宁维善不服，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钱守仁听完汇报，立即派一名手下去大王庙左便码头，让在那布控的人员迅速赶到清晖旅社。钱守仁几个骑着自行车，宁维善坐在一辆自行车后面，疯一般扑向清晖旅社。
钱股长一行来到黎国华和田金蹲守的街角，架好自行车，劈头就问：“那个日本人要找的医生还在旅馆吗？”
黎国华反应快，以邀功的口吻说：“我一直在这盯着，他们进去后，没再出来。”
不多时，守在大王庙左便码头的三个便衣特务也赶了过来。
钱股长点了一下人数，暗喜：对方四人，己方十人，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再加上给他来个突然袭击，胜算极大。想及此，钱股长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大手一挥，带头冲进了清晖旅社。其他人见股长冲在最前面，心想，进旅社抓一个广州来的医生，小菜一碟，也都大大咧咧、松松垮垮地跟着冲进了旅社。
田金故意走在最后面，他可不想为日本人卖命，他恨透了日寇。日寇侵华前，田金的父母均在佛山最大的火柴厂——巧明火柴厂工作，这家厂的火柴畅销两广地区，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工人收入不错，田家的日子过得比较好。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24日，日机轰炸佛山镇，巧明火柴厂被炸毁，田金的父亲被炸伤，他父母同时失去工作，在该厂做工的两个叔叔也一同失业。重新找份工谈何容易，日军占领佛山后，佛山好几家莨纱绸厂，在日军的威迫利诱下，被迫搬到台湾生产；一百七十余家大小纸伞厂全部停业，制伞业四千多名工人失业，日军占领佛山半年内，失业工人达数万人之多，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田金父亲伤好后，四处找工做，但谈何容易！
他假装绑鞋带，拾起一块小石头，趁前面的人没注意，猛地砸向清晖旅社对面商铺一扇窗户，顿时，几块玻璃碎片落在了街上。
此时，钱守仁已经走到了旅社大堂的柜台，突然，听到外面有玻璃破裂声，又踅了回来，站旅社门口，朝街上左看右看，气急败坏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特务股走在后面的几个人员确实不知怎么回事，走在最后面的田金装着很茫然的样子，钱守仁见街上没有什么异常，骂骂咧咧地又回到旅社大堂，扑向柜台，一把薅住伙计衣服恶声问道：“刚才，四个男的来住店，在哪间房？”
柜台里的伙计吓坏了：“刚才，刚才没人住店。”看来，伙计吓得不轻，这条街上的商家，谁都怕特务股的人，平日里，伪警察局特务股的人想逮谁就逮谁。
钱守仁挥起右臂，一个巴掌打在伙计脸上，“啪”的一声，声音很大，伙计用手捂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脸，战战兢兢地说：“刚才真没人住店。”伙计很委屈，刚才真没人住店。
钱守仁恶狠狠地说：“半个钟前呢。”
“有，有四个，在，在307、309。”
钱守仁立功心切，左手一挥，右手握着手枪从木制楼梯冲向三楼，后面九个手下跟了上来。宁维善在码头时，就已经发现护送医生的三个人不是一般的厉害，于是，他装着脚崴了的样子，有意走在后面，有时候，走得慢也是需要技巧的。
每次执行搜捕任务，钱股长如果判断没有危险，总会冲在最前面，如果感觉有危险，那他一定负责殿后。这回，他判断这个日军特高课通缉的外科医生肯定是见财起意，偷了比黄金还贵的麻醉药，同他在一起的三个人，不过是些走私药品的人，抓他们几个，手到擒来。如果他知道，同外科医生在一起的，是军统广州站行动组训练有素的特工，那他一定会躲得远远的。
上到三楼，在楼梯口，钱守仁停下脚步，喘着大气。他毕竟是个慎重的人，他用手向身后两个手下示意，命令两手下用脚去踹307和309的房门。那两个手下向前走出三四步，便踟蹰不前，扭过头来，可怜巴巴地看着钱股长，不想上前。钱股长用眼狠狠地瞪了他俩一眼，意思是不去不行。他站在楼梯口，没向前再迈一步，左肩靠着墙，情况不妙的话，好随时开溜，其他人猫着腰，站在他身后。
两倒霉蛋手下硬着头皮，蹑手蹑脚来到307和309房前，回头看着钱股长，等待指示。只见钱股长右手向下做了一个砍的动作，两便衣同时提脚，狠踹房门，两扇木门被踢开之际，特务股所有人的精神全部都集中在307和309房，此时，309隔壁的311房门突然打开，两个人影从中闪出，朝踢门的两便衣开火。踢门的人手里固然有枪，枪也打开了保险，可他俩只提防着307和309房的人，压根就没去注意311房，猝不及防，当即被撂倒。守在楼梯口的钱守仁见势不妙，就一个字——“逃”，连滚带爬，抢下楼来，刹那间，特务股的人跑得无影无踪。跑得最快的当然要数田金，毕竟，人家是从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专科班毕业的。
钱守仁弃两具手下的尸体不顾，狼狈逃回伪警察局，心有余悸的钱股长急忙给在广州的特高课长石川敦古打电话，做了详细汇报。最后，他汇报道：“我们特务股当场牺牲四人，对方有二人重伤，可疑人物借着夜幕掩护，逃离了清晖旅社，从朝阳大街向豆豉巷跑去，我们追过去，人已经不见了。”钱守仁怕对方怪罪，有意夸大了己方死亡人数。
钱守仁在向特高课长石川敦古汇报时，怕日本人怪罪，他有意夸大了伤亡数字，特务科死了两个，他说四个；还有，他屁滚尿流地从清晖旅社跑出来，哪里顾得上外科医生一行朝哪个方向跑了，钱守仁说，外科医生一行从朝阳大街向豆豉巷跑去，他在骗石川敦古，意在表示，我们特务股为皇军做事是尽心尽力的。
那头，石川敦古少佐在电话中对钱守仁股长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然后，问得十分仔细：对方有几个人，着什么服装，年龄，如何从311房跃出，使用什么武器，等等。
问完，石川敦古心里已经有数：护送共荣医院胸外科医生施宗廉的三个人，绝非药品走私分子，从清晖旅馆的枪战看，他们选择的出击时机、出击位置，枪法等看，十有八九是军统广州站的人。想到军统广州站，石川敦古课长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石川记得：去年8月11日，军统广州站特工，秘密发展了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做厨役的李昌德，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致使官兵数十人中毒，十九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今年春天，还是军统广州站这帮人，甚至将一枚手榴弹扔进日军在越秀区一支警备队的队部，当场炸死日军官兵六名，军统人员无一受伤，逃得无影无踪。
石川敦古在电话中告诉钱守仁，特高课菊池大尉将带一支追捕小组，即刻从广州启程，乘巡逻艇赶往佛山，三个小时左右可以赶到。石川敦古少佐太了解广东各地伪警察局人员的素质，一帮乌合之众，对付老百姓可以，对付训练有素的军统，没这个本事，当然，也没真心。石川敦古总有一种感觉，广东伪警察局的人比起北方省份的伪警察，表面上看，态度好很多，接待也非常周到，但要让他们为皇军卖命，那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将事情办砸。
石川敦古在电话中吩咐钱守仁：全城撒网，搜查施宗廉一行，如果发现行踪，必须及时向他本人报告，绝不要再贸然行动，围歼的任务交给特高课来完成。
皇军吩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钱守仁将在佛平路口设卡的人员撤了，钱股长让一半人员着便装，到大街小巷四处去寻找广州共荣医院施宗廉的线索。他则在局里坐镇指挥，他做事的原则，皇军吩咐的事固然算天大的事，但是，必须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才去做，他已经领略了施医生护送人员的厉害，他自己决不去与对方正面交锋，他不会去冒险。
晚上十一时许，钱守仁派出去的手下终于发现了线索，他从石湾镇打来电话，说，在陶师庙门前，亲眼见到疑似广州外科医生一行。石湾镇离佛山镇不远，是远近闻名的南国陶都，早在明清时期就享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石湾镇同属南海县管辖，为南海县第十区区公所所在地，在佛山镇东南方向，距佛山镇约十华里。钱守仁在电话中叮嘱手下，跟紧可疑人物，千万不要跟丢了。
放下电话，钱守仁思忖：“省城著名的外科医生，偷比黄金还贵的麻醉药，他不向北走，从花县、英德县去国统区韶关，却向西来到我们佛山，现在，又南去石湾镇，他们要去哪里？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率省府迁至连县。次年2月，又继续北迁，当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广东省绥靖公署，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广东省政府都集中在韶关办公，韶关成了广东省的战时省会。他们难道不是要去省城？那要去？哦，对了，他们是要去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沙坪镇在石湾镇正南方向，相距约七十华里，中间只隔着乐从、龙江、九江三个镇。
钱守仁和伪警察局翻译何小山乘轿车来到正埠码头，轿车后面跟着一辆运兵车，车上有特务股的七名便衣。他亲自来码头迎接广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追捕小组。晚十二时，特高课追捕小组乘巡逻艇抵达正埠码头，菊池大尉率先从甲板上跃上码头，其他十名队员身背各种装备，纷纷上岸。钱守仁好生羡慕：特高课追捕小组装备整齐，带着发报机，狙击步枪、机枪。
翻译何小山迎了上去，点头哈腰，向菊池大尉介绍完特务股长钱守仁，欲再介绍副股长钱大元时，菊池轻蔑地打断了他的介绍，直接用流利的中国话问钱守仁：“钱股长，共荣医院的外科医生有线索吗？”钱守仁瞬间明白，菊池大尉，中国通，不过他也纳闷：“这个特高课的大尉，讲话怎么有比较重的上海口音。”
钱股长神态十分谦恭，躬着腰：“报告大尉，一个小时前，我的人发现他们出现在石湾镇。”
“石湾镇？”菊池从牛皮背包里拿出一张军用地图摊在轿车车头，打开军用手电筒，寻找“石湾镇”。钱守仁凑近看，用手一指：“在这里。”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菊池一直在广州执行任务，对广州周边城市不怎么熟悉。
钱守仁答道：“我分析，这伙人只是路过石湾镇。”
“你的分析，有什么根据？”
钱守仁说：“这伙人路过石湾镇，我估计，他们下一站是要去澜石圩（现为佛山市禅城区澜石镇）。”澜石圩在石湾镇以南六华里处，位于东平河下游左岸。钱守仁在地图上找到澜石圩，指给菊池大尉看。
菊池侧目看了钱守仁一眼，颇为吃惊：“莫说警察，即使支那军人，也没几个擅长看军用地图的，怪了，这地方警察局的小股长，竟然对军用地图这么熟悉！”他仔细盯着地图上的“澜石圩”。
钱守仁卖力地分析：“石川敦古少佐在电话中说，这个姓施的外科医生偷了麻醉药，我想，麻醉药在黑市上比黄金还贵，甚至可以说用黄金都难买得到，谁最需要？肯定是国军啦。既然是国军要，那就得往有国军的地方送。我们佛山镇的南边，大约八十里路程的鹤山县，驻有国军三个师，他们最缺麻醉药。所以，我敢断定，共荣医院外科医生一行会从澜石圩码头渡过东平河，先到对岸的乐从镇，然后沿江佛公路（江门至佛山）一直往西走，到九江镇，在九江镇，偷渡西江，到达对岸的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广州沦陷后，日军即扩大占领区，西南线抢占至南海县的九江镇，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隔江（西江）相峙的局面。一道西江，成了内地与沦陷区的天然屏障，即南海县九江镇是日占区，鹤山县是国统区，被日寇占领了的南海、顺德、中山、新会四县流亡政府已迁入鹤山境内。国军155、156、157师分别驻守鹤山县朱六合、鹤城南洞、共和莱苏、大凹等地。沙坪镇成为了港澳与沦陷区通往内地西南各省的唯一通道，沙坪镇从一个小小圩镇，一跃成为华南以至整个大后方的战时大口岸，成为当时华南地区主要走私口岸，成为粮、油、副食、杂货及各种日用生活品的集散地。
菊池大尉颔首称赞。菊池接触过广州不少伪警察局，那些人多半是混饭吃的，这南海县的钱股长，倒是个难得的人才。
钱守仁见菊池露出欣赏目光，更来劲了，说：“以共荣医院医生一行步行的速度，算上在东平河和龙江两个渡口的时间，我估计，他们十个小时就能到达九江镇。”江佛公路早就不通客运汽车了，1938年，日军攻陷佛山镇时，我方破坏了江佛公路佛山至九江段，将路挖得坑坑洼洼，使日本军车无法行驶，江佛客运班车也已停驶。医生一行只能靠步行。
菊池大尉右手猛拍轿车前盖，恶狠狠地说：“绝不能让他们渡过东平河。”他右手一挥，大声命令：“上车，快，澜石圩码头。”钱守仁请菊池大尉上了他的轿车，特高课追捕小组士兵和伪警察局的便衣全上了运兵车。
半个小时，轿车和运兵车一前一后就驶进了寂静的澜石圩码头。
轿车和运兵车的远光灯划破码头的黑暗，特高课士兵和伪警察纷纷跳下车来，码头的宁静一下子被完全打破。菊池下得车来，走到河边，向前望去，东平河河面漆黑一团。菊池转身快步来到运兵车车头，对司机吼道：“调好车头方向，快将车灯照向河面。”
运兵车司机急打方向盘，调整车头的方向，将车头直对着东平河，两束巨大的光照射在河面上。顿时，岸上的人都看到了，江中心有一艘小木船，船上四个男人，两男在前，两男在后，在后面的两个男人用桨拼命地划，前面的一个男人已经转过身来，手上端着冲锋枪。
菊池大惊，急喊：“卧倒。”特高课士兵训练有素，瞬间卧倒，而伪警察局人则慢多了。
菊池看清了小船上那个端冲锋枪的人就是老对手、死对头、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汪锋。
小船上，汪锋两脚叉开稳稳地站着，他端着冲锋枪，当机立断地在对方还没来得及端枪之际率先开火，“咣咣”两声，好枪法，运兵车左右两盏车灯被打烂，河面瞬间漆黑一片，小船又躲在了黑暗中。
当菊池从轿车里出来，日军士兵和伪警察跳下运兵车时，在暗处的汪锋已看清了码头的情况，敌人有二十几个，还携带有机枪，敌我力量悬殊，不便开枪，他只是急促地小声催促手下：“快划！快！”现在，小船被汽车远光灯照着，完全暴露，汪锋明白，不用三分钟，小船就会被打成筛子。汪锋立即停止了射击，他作战经验丰富，如果继续射击，在黑暗中，枪口的火焰会引导敌人射击，他急忙轻声喊道：“快，快向下顺水划。”他的两个手下领会得快，船不再向对岸走，而是急速顺水而下。小船顺水划，速度比横渡要快好几倍。接着又喊：“施医生，伏低身子，趴下！”
十秒，最多只有十秒，这几乎是救命的十秒，小船顺水划出七八米，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码头上枪声大作，特高课追杀小组和伪警察的二十支枪拼命地朝小船原来的位置射击。特高课机枪手动作好快，架好九六式轻机枪，向河中心从左到右来回射击。特高课确实训练有素，不像伪警察，伪警察只知道朝小船原来的位置射击，而特高课判断，此时此刻，小船肯定不在原来的位置，必须向小船周围十米左右的区域射击。
很快，小船逃出了敌人的射程，继续在黑暗中划行，突然，船头处发出“砰”的一声，汪锋心中大喜，船到了对岸。他忙吩咐：“小尹，快上岸将船拉紧。”汪锋心想，留洋的施医生娇贵，得让船停稳，他才能安全上岸。
黑暗中，没有听到小尹的回答。突然，汪锋心头一紧：“咦！小尹怎么了？啊，受伤吗？”他摸黑到船尾部右边，摸到小尹身子，再摸，摸到前胸，手上全是有点热度的黏液，“鲜血！”他背脊发凉，右手放在尹玉华的颈动脉处，一探，已没脉搏。他来不及悲伤，喊道：“小辉。”他喊另一名手下，也没有回答。汪锋摸到船的左边，摸到庞清辉的身子，摇了下，没有动静，伸手一探颈动脉，也牺牲了。顿时，热泪涌出，尹玉华，庞清辉，两年来，跟着自己完成了多次除奸、护送、袭击任务，患难与共的好兄弟，好战友，他们永远地走了，还那么年轻！
汪锋站在摇晃的小船上愣怔了几秒钟，他马上清醒过来，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施医生，你快上岸。”
施医生明白眼下的处境，拒绝道：“不，我要看一下他俩还有没有得救。”刚才，施医生还吓得直哆嗦，现在，竟然忘了安危。他摸过去，用右手食指放在小尹鼻孔上，哪里还有呼吸？
汪锋催促道：“施医生，快上岸，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岸上是乐从圩，他对这一带不熟悉，他担心，如果日军在乐从圩有驻军，听到枪声赶过来的话，两个部下已经牺牲，凭他一个人，根本无法抵抗。汪锋躬身摸到施医生，将他拉到船头，猛地推了一把，将施医生推上岸。船晃得厉害，他脚步不稳地回到船的中间，摸到了牛皮箱（牛皮箱一直由尹玉华负责），提了起来，右手握着冲锋枪，弃船上岸，择小路朝东边跑去，施医生提着牛皮公文包，喘着大气，十分吃力地跟在后面。
拂晓，一丝曙光出现在天边。
汪锋站在一棵大树下，环顾四周，发现东边有一片茂密的甘蔗林，心中大喜，他带着施医生钻进了甘蔗林，进了甘蔗林，他感觉安全多了。他提着牛皮箱一边往甘蔗林深处钻，一边扭头叮嘱施医生：“小心，不要弄断了甘蔗。”他心思缜密，如果弄断了甘蔗，就容易被鬼子发现，若鬼子沿着折断的甘蔗追上来，那麻烦就大了。
汪锋带着施医生在蔗林中走了半个时辰，施医生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天渐渐明亮起来，走在后面的施医生突然间惊叫：“啊，少校，您受伤了！”
半夜渡河时，在江中心，当汪锋站起身子，端起冲锋枪射击时，右大腿被子弹击中，血染了整个右裤腿，由于流血过多的缘故，他口干舌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无力地说：“没，没事，没伤到骨头。”
施医生快步上来，蹲在少校面前，扶了一下眼镜，查看汪锋的伤势：“枪伤，子弹还在里面，还好，还好，没伤到骨头。”如果真伤及骨头，汪锋也不可能走到这。在清晖旅社，伪警察从大堂上来之时，汪锋迅速让两名手下去到311房，打伪警察一个措手不及，施医生见到了汪少校的机智；在渡东平河时，第一时间打掉敌人运兵车的车灯，施医生见识了汪少校的果敢。对汪少校，他心中甚是钦佩。
“施医生，您放心，我能坚持住。”
施医生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及时取出子弹，伤口很快就会感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这个广州城著名的外科医生，身边除了公文包里的十六支麻醉药，没有任何消炎药，甚至消毒用的酒精都没有。他急道：“附近有人家，我去老乡家要点盐，弄杯盐水，先清洗一下伤口。”
汪锋忙拦阻：“施医生，您不能去，追杀我们的是广州宪兵司令部特高课的人，他们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继续追杀，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渡过东平河，正在到处搜查我们，您出去，太危险了。”昨晚，在澜石圩码头，菊池从轿车里出来之时，在河中心小船上的汪锋已经认出了菊池。广州沦陷伊始，汪锋率军统行动组与菊池交锋数十个回合，算“老熟人”了。
“唉！”施医生叹了一声，随即，他先是脱去西装，然后，脱去身上的白衬衣，用牙使劲咬了一下，咬下一个小口，然后，双手手指用力向两边撕，撕出一块长布条，动作麻利地将汪锋的伤口给包扎起来，说道：“少校，必须赶快找到医院，清洗伤口，取出子弹。”他比谁都明白，如果不及时取出子弹，少校的右腿很快就会发炎，伤口溃烂，继而身体发烧，届时，纵使找到医院也只能截肢。
坐在地上的汪锋抿了下干裂的嘴唇，艰难地站了起来，将身旁的褐色牛皮箱拿到身前，推开两个铜质锁扣，将它打开。施医生惊呆了，牛皮箱里竟然装着一台发报机，难怪汪少校受伤也没有舍弃它。别小看了这台2.5瓦小型发报机，它不仅可以与军统广州站联系，关键时刻，它甚至能与重庆罗家湾19号花园公馆军统总部第4处联系。
“施医生，我要发报，麻烦您到前面去守着，注意观察，如果发现有可疑人物出现，就装鸟叫。”
施医生为难地说：“我，我不会装鸟叫。”
“青蛙呢。”
“青哇怎么叫？”
“呱呱。”
施医生盯着少校的嘴形，“哦，这个我会。”说着，躬着身子，朝蔗林入口走去。
汪锋咬着牙，将发报机放在一块较平整的小土堆上，支好天线，动作娴熟地开始发报。寂静的清晨，嘀嘀的发报声还是比较大的，幸好茂密的甘蔗林将嘀嘀嘀发报声给掩盖住了。他向军统广州站发报，汇报发生的情况，请求上级指示。
汪锋十分焦虑，他了解菊池的性格，他一定会率特高课和伪警察渡过东平河，追杀过来，驻江佛公路沿线的日军也可能会参与围剿，如果按照原“轿夫行动”计划，带着施医生继续走江佛公路的话，到九江镇尚有六十里路，自己腿部受伤，流了很多血，关键是子弹还在里面，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再说，仅凭手里的一支手枪和一支冲锋枪，火力也不够，不可能完成护送任务。
所幸军统广州站站长及时回电：“闻俩勇士为国捐躯，余深感悲痛。你处以东十华里地，顺德县西海乡，寻广游第二支队，请之协助完成‘轿夫行动’。”
此时，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敌我形势十分古怪：由于日军侵华的兵力大多耗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在岭南的广东，兵力十分有限，在广州及珠三角沦陷区，日军只能保住“点”和“线”（点，即重要的城镇；线为主要的公路和水路），在广阔的“面”上，他们无法控制。在“面”上，国民党大股小股的所谓“游击队”在频繁地活动。汪锋少校目前所在的顺德县乐从乡，就有几支这样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游击队都还取得了正规的“衔头”，如国民政府第七战区挺进第三纵队暂编第十支队，再如挺进第三纵队独立大队长高根部，等等。这些所谓抗日游击队大多是由当地的“地头蛇”纠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对外标榜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是“游而不击”的土匪或走私分子，老百姓叫他们的头头为“大天二”。“大天二”全部精力都放在走私上，走私西药、武器、煤油、食盐、硫磺、桐油等战略物资，什么来钱快，就做什么，大发国难财。军统广州站站长比较了解他们，所以，回电中没让汪锋少校就近去找他们，而是舍近求远，让汪锋少校到十里外的西海乡，去找威名远播、真正的抗日武装队——广游第二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