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约翰·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的奇异经历
在笔记本里，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记载，那是1892年3月底之前一个刮着凛冽寒风的日子。我们正坐着进午餐，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份电报，并草草地写了复电。他一言未发，但仍心有所系，因为他站在炉火前面，脸上布满神思，嘴里抽着烟斗，不时地看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里闪着诡秘的神色。
“华生，我想，我们必须把你当成一位文学家来看待，”他说，“你如何解释‘怪诞’一词？”
“奇怪——异常。”我回答道。
他对我的定义摇头否定。
“肯定还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实质上，它还含有悲惨和可怕的意思。如果回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腾公众的文章，你就会认识到，‘怪诞’一词的深层含义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样的小事吧，开头相当怪诞，到后来就铤而走险，直至企图抢劫。对了，还有一件更怪诞的事，那就是‘五颗橘核’事件，结果直接引发一场谋杀命案来。因此，‘怪诞’一词总是引起我的警惕。”
“电文中有这个词吗？”我问道。
他高声地读着电文。
适遇极难思议而怪诞之事。可否向你咨询？
斯各特·艾克利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道。
“呵，当然是男的。没有女的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要是女的，她就自己来了。”
“你会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关押克路塞斯上校以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烦恼。我的脑子就像一台运转不息的引擎，由于没有与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连在一起，它都快要散成碎片了。生活平淡无奇；报纸枯燥乏味；冒险和浪漫似乎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已经永远绝迹了。那么，你就会问我，我是否打算研究任何新的问题，不管到头来这些事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不过现在，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就会出现在眼前。”
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魁梧、胡子花白而又严肃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子。他那深沉的面容和傲慢的态度，正好说明了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他的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保守党员、一位教士和一位好公民，是地地道道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有种惊人的经历打乱了他固有的镇静，并在他直立的头发、通红而带着愠怒的脸上，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情上都留下了痕迹。他刻不容缓地直接谈起了他的事情。
“我遇到了一件十分离奇而极不愉快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有生以来，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是最不成体统——最无法忍受的了。我坚决要求做些必要的解释。”他气冲牛斗地说。
“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请坐下，”福尔摩斯用一种安慰的声调说，“首先，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你来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好的，先生，依我看，这件事与警察无关，而且，当你听完了这一事实，你一定会承认，我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私人侦探那一等人，我对他们绝对没有兴趣，不过，尽管如此，你的大名还是如雷贯耳，久仰久仰——”
“不错。但是，其次，你为什么不马上就来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瞥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两点过一刻了，”他说，“你的电报是在一点钟左右拍发的。但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这副装束和打扮，要是没有看出你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话。”
我们的当事人梳理了一下他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要梳洗整理一下。我只是太高兴了，因为我要离开那幢房子。我在到你这里以前，四处奔走打听，我要找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清了，威斯特利亚寓所一切都很正常。”
“来，来，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你就像我的朋友华生先生，他有一个坏习惯，总是一开始就把事讲错了。请把你的思路整理一下，再有条有理地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你头不梳脸不刮，礼靴和背心的纽扣都没有扣好，就跑出来寻找指点和帮助了。”
我们的当事人面带愁容，低头看了看自己异乎寻常的外表。
“福尔摩斯先生，我这样子肯定很难看。可是我不明白，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我会把这件古怪的事全部告诉你的。我相信，你听了之后，你就会认为我这样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
但是，他的陈述刚一开始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喧闹，赫德森太太打开了门，她把两个强健的、官员模样的人带了进来。其中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苏格兰场的格雷格森警长，他精力充沛，极具骑士风度，在他的业务圈内，他算得上是一名能将。他与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里斯警长。
“我们俩一起跟踪，福尔摩斯先生，结果我们跟踪到这里来了。”他把那双大眼睛转向了我们的客人，“你是约翰·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吧？李街波翰公馆的。”
“是的。”
“我们已经跟踪你差不多一个上午了。”
“毫无疑问，你们跟踪他，靠的是他的电报。”福尔摩斯说道。
“一点儿也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是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线索的，然后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你们想要干什么？”
“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了解一下有关埃榭附近威斯特利亚寓所的阿洛易修斯·加西亚先生昨晚死去的一些情况。”
我们的当事人瞪着双眼，警觉起来，惊诧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死啦？你是说他已经死啦？”
“是的，先生，他已经死了。”
“是怎么死的？出了事故吗？”
“谋杀，如果说世界上发生过谋杀的话。”
“天哪！太可怕了！你该不是……你该不是说我有嫌疑吧？”
“在死者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住宿。”
“是这样的。”
“哦，你住了一夜，是不是？”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簿。
“等一下，格雷格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是不是？”
“不过，我有责任提醒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他的供词可以用来控告他。”
“你们进来时，艾克利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告诉我们。我想，华生，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任何伤害。好了，先生，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不必介意，继续讲下去，就像没有人打断过你，像刚来时要做的那样。”
我们的客人把白兰地酒一口饮尽，脸上也恢复了血色。他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了一眼警长的记录簿，随即开始了他那不同寻常的陈述。
“我是一个单身汉，”他说，“由于喜欢社交，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其中有一家叫梅尔维尔的，是退休的酿酒商，住在肯辛顿的阿尔伯玛尔大楼。那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在他们家的餐桌上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祖籍西班牙，同大使馆有某种联系。他讲得一口标准的英语，举止风度惹人喜欢，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
“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谈得很投机，我们成了至交。他好像一开始就很喜欢我，在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他就到李街来探望我。这样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后他邀我到他家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埃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利亚寓所，昨天晚上，我为了赴约，还去了埃榭。
“我去他家以前，他曾跟我谈起过他家的一些情况。他同一个诚实的仆人住在一起。仆人是他的同乡，替他照料一切。这个人会讲英语，并为他管理家务。他说，他还有一位出色的厨师，是个混血儿，在旅途中认识的，能烧一手好菜。我记得他还谈到过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我赞同他的看法，尽管事实已经证明，这一住处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得多。
“我开车到了那个地方——大约在埃榭以南两英里。那房子相当大，背朝大路而立，房子前面有一条弯曲的车道，车道两旁是高高的常绿灌木丛。这是一幢古老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而显得破烂不堪。当马车经过杂草丛生的马路，停在那斑驳肮脏、久经风吹雨打的大门前时，我甚至迟疑了一下，考虑过拜访这样一位对其知之不多的人是否明智。然而，他亲自把门打开，极其热情地对我表示欢迎。他把我交给了一个男仆，那是一个神情忧郁、皮肤黝黑的人。仆人替我拿着包，领我到了为我准备的房间。整个屋子都使人觉得压抑。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虽然我的主人尽力殷勤款待，但他的精神好像一直恍恍惚惚，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我简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用嘴咬着指甲，还有一些其他的动作，显示出他精神紧张，急躁不安。至于那顿饭，服务既不周到，菜也烧得不好，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的阴郁神色，实在没有气氛，令人难堪之极。我敢向你保证，那天晚上，我多次想找个借口回到李街。
“我想起来了，有一件事，或许跟两位先生正在进行调查的事有联系。当时，我对其一点儿都没在意。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仆人递进来一张便条。我注意到，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似乎显得比先前更心不在焉，更加古怪了。他不再假惺惺地与我攀谈，而是坐在那里抽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个不停，呆呆地沉思着。至于便条上写了些什么，他没有跟我说。大约十一点钟，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我的门口探了一下头——当时，房间里很暗——他问我是否按过铃。我说没有按。他向我道了歉，说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我，并且说都快一点了。这以后我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天亮。
“现在，我的故事已经讲到最惊人的部分了。当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我看了一下表，都快九点钟了。我曾特别要求他们在八点钟喊我，所以我特别奇怪他们怎么会忘记。我从床上跳下来，按铃叫仆人，但没有人回应。我不停地按铃，还是没有人答应。这时我就想准是铃出了毛病。我憋了一肚子气，胡乱地穿上衣服，匆匆忙忙赶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当我发现楼下四处空无一人时，我的惊讶你们是可想而知的。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任何回答。我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头天晚上，我的主人还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就去敲他的门，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走了进去，房子里空无一人，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那个外国主人，那个外国仆人，还有那个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这就是我到威斯特利亚寓所拜访的最后一幕。”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发笑，一边把这件怪事记载在他的本子里——那是一本专门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
“就我所知，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接着你又干了些什么？”
“我极为愤怒。开头我想，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牺牲品了。我收拾好什物，砰的一声关上大门，提着袋子就到埃榭去了。我去找了阿兰兄弟商号，它是那个镇上主要的地产经纪商。我发现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出租的。这使我突然想起，这整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只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主要的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三月底，一季度结账日近在眼前。可是，这一说法似乎也行不通。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但他告诉我租金已经预付了。后来，我就进了城，并去拜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也不知道那个人。再后来，我就去找梅尔维尔，就是在他的家里，我第一次遇见了加西亚。但是，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就收到了你给我的回电，于是这就来找你。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人。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进门时讲的话来看，我知道这件事发生什么悲剧了。这可以由你接着往下说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我对这个人的死，绝对的一无所知。我的唯一希望，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
“这个我是相信的，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这个我是相信的。”格雷格森警长以友善的语气说道，“我应当说，你所说的各种情况，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完全一致。例如，你们在进餐时，收到了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对啦，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然后扔进了火里。”
“贝里斯先生，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个乡镇侦探是一个矮矮胖胖，十分结实，皮肤发红的汉子，他那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好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那双眼睛几乎隐藏在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的后面。他带着微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和变了色的纸来。
“火炉外面有炉栅，福尔摩斯先生，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我从炉子后面找到了这个没有烧过的纸片。”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
“你一定把那房子检查得十分仔细，才找到这么一个细小的纸片。”
“是这样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的作风。我可以念一下吗，格雷格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那张便条是写在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没有水印。它用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折叠了三次以上，用紫色蜡封了口，并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物件在蜡上匆匆压过，它是写给威斯特利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绿示开，白示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第七，绿粗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手迹，笔很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笔写的，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字体粗大得多。你看。”
“一张奇怪异常的条子，”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眼，接着说，“贝里斯先生，我真佩服你，佩服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对细节的注意。还有一点细节或许应该补充，那就是椭圆形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一形状的呢？剪刀也是那种折叠式的指甲剪。所剪的两刀距离虽很短，但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显得有折叠痕迹。”
这位乡镇侦探轻声笑了起来。
“我原以为对事情了如指掌了哩，现在我才明白，还是遗漏了一些东西。”他接着说，“我应当说，我并没太重视这张条子，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而这事情照例要牵涉一个女人。”
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在我们交谈过程中，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我很高兴，你找到了这张便条，因为它可以用来证明我所讲的事情的经过。”他说，“但我要指出的是，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以及他的家里成了什么样子，这些我都还没有听说过，因此一无所知。”
“至于加西亚嘛，”格雷格森说，“那很容易回答你。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今天早上在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的，那里离他家大约有一英里远。他的头被打得粉碎，是用沙袋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打的，打得很重，不只是受了点伤，还打成了肉酱。那是一个僻静的角落，四分之一英里内荒无人烟。很显然，是先有人从后面把他击倒的。他被打死后，行凶者还继续打了他很久。这是一次极为残暴的行凶。那里没有留下作案者的脚印和任何犯罪的线索。”
“是抢劫吗？”
“不是，没有任何抢劫的迹象。”
“真是太悲惨了——非常悲惨和可怕，”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用一种愤愤不平的语调说，“不过，这对我确实太残酷了。我的主人深夜外出，遭到不测，结局是如此悲惨，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会和这个案子搅在了一起呢？”
“非常简单，先生，”贝里斯警长回答说，“在死者口袋里发现的唯一材料，就是你给他写的信，而且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就是在那天晚上遇害的。正是有了这封信的信封，我们才搞清了死者的姓名和地址。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我们赶到死者家中，既没有找到你，也没有找到别的人。我一面电告格雷格森先生在伦敦寻找你，一面检查威斯特利亚寓所。然后，我进了城，与格雷格森先生会合，再一同找到了这里。”
“现在，”格雷格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想我们最好是公事公办。你可以跟我们到局里走一趟，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把你的供词写下来。”
“当然可以，我马上就去。可是，我仍要聘请你代为出力，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你不惜费用，多费苦心，把事情的真相弄清。”
我的朋友转过身去，面对着那位乡镇侦探。
“我想你不会反对我与你合作吧，贝里斯先生？”
“当然不会，先生，我还感到万分荣幸。”
“看来，你干事雷厉风行，有条不紊。我想问一问，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在什么时候，这有没有线索？”
“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那时正下着雨，死者肯定是在下雨之前遇害的。”
“可是，这完全不可能，贝里斯先生，”我们的当事人叫喊起来，“他的声音我没有听错。我敢发誓，就是在那个时间，他正在卧室里与我交谈。”
“奇怪，但这并非不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
“你有线索吗？”格雷格森问道。
“从表面上看，这桩案子并不很复杂，尽管它带有某些新奇有趣的特点。在我斗胆发表最后结论之前，我必须进一步了解更多的情况。顺便说一下，贝里斯先生，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便条外，还发现了别的奇怪的东西吗？”
这位侦探看着我的朋友，神情奇特。
“是还有，”他说，“还有一两样极为奇怪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或许你会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高见的。”
“我完全听从吩咐，”福尔摩斯边说边按了一下铃，“赫德森太太，送这几位先生出去，顺便麻烦你把这份电报交给男仆发出去。叫他先付五先令的复电费。”
客人离开后，我们坐着沉默了一会儿。福尔摩斯烟抽得很凶，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他的头伸向前面，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全神贯注、专心致志的神情。
“呃，华生，”他突然转向我问道，“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对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的故弄玄虚还弄不明白。”
“那么，罪行呢？”
“对了，从那个人的同伴都无影无踪这点来看，我认为他们可能是合伙谋杀，然后逃之夭夭。”
“这种看法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从表面上看，你必须承认，他的两个仆人要合伙谋害他，而且是在他有客人的那个晚上袭击他，这就很奇怪了。那一个星期的其他几个晚上，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完全可以要把他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他们为什么要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逃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另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各特·艾克利斯先生的离奇经历。现在，亲爱的华生，要对这两种情况做出解释，难道没有超出人的智力限度吗？如果能做出一种解释，也能说明那张措辞奇怪的神秘便条，那么，就是把这种解释作为一种暂时的假设，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了解到的新情况与这场阴谋完全吻合，那么，我们的假设就可以逐渐成为结论了。”
“可是，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仰靠在椅子上，双眼半睁半闭。
“亲爱的华生，你必须承认，恶作剧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正如结局已经表明，这里面事情很严重。把斯各特·艾克利斯骗到威斯特利亚寓所去，和这件事是有某种联系的。”
“但可能的联系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环套一环地研究一下吧。从外表看，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各特·艾克利斯之间的这一奇怪而又突如其来的友谊，是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是那个西班牙人，才加快了他们友谊的步伐。就在他第一次认识艾克利斯的第二天，他就赶到伦敦的另一端去拜访他，而且还与艾克利斯保持密切往来，直至最后把他请到埃榭去。那么，他到底要艾克利斯干什么呢？艾克利斯又能给他提供什么呢？我看这个人没有什么魅力。他并不特别聪颖——不可能与一个机智的拉丁人沆瀣一气。那么，加西亚为什么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偏偏选中了他，艾克利斯有什么特别适合他的需要呢？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品质吗？我说他是有的。他正是一个传统型的体面英国人，也正是一个能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证。你已经亲眼看到，两位警长都不曾对他的供词提出怀疑，尽管他的陈述是那么不同寻常。”
“但是，要他见证什么呢？”
“他见证不了什么，事情既然已成这样。不过，如果事情是另外一种情形，他就可以见证一切。这就是我对此事的看法。”
“我明白了，这样他就可以做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了。”
“对极了，亲爱的华生，他可能是要人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威斯特利亚寓所的那一家人是在共同策划某种阴谋。不论其企图是什么，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想在一点钟以前出走。他们在时钟上面做了手脚。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他们让艾克利斯去睡觉的时间比艾克利斯认为的时间要早些。不管怎么说，可能的情况是，当加西亚走去告诉艾克利斯快一点钟的时候，实际上时间还没有到十二点钟。如果加西亚能够在提到的时间内，干完想要干的事情，并回到自己房间里，那么，他显然对任何控告都能做出强有力的辩护。因此，这位无可指责的英国人就可以在任何法庭上宣誓，说被告一直是在屋里的。这是对付最坏情况的一张万无一失的包票。”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不过，另外几个人的失踪，又该做何解释呢？”
“我还没有掌握全部事实，不过，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只凭已掌握的这些材料来争论，那是错误的。你自己已在不知不觉中找材料，以便自圆其说了。”
“那封信呢？”
“信上是如何写的？‘我们自己的颜色，绿和白。’听起来像是赛马的事。‘绿示开，白示关。’这明显是一个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第七，绿粗呢。’这是一个相约的地点。我们说不定会在这件事的末尾，碰上一位醋坛子丈夫。很明显，这是一次危险的探索，不然的话，她就不会说‘祝顺利’了。‘D’——这可能是一个入门指南。”
“那个男人是西班牙人。我猜想那个‘D’代表多洛蕾丝，在西班牙，这是个很普遍的女人的名字。”
“好，华生，很好——但这极难成立。一个西班牙人会用西班牙语给一个西班牙人写信。但写这张便条的人则肯定是英国人。好吧，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了，等那位出众的警长回到我们这里再说。同时，我得感谢我们的好运，是它使我们得以消磨这几个钟头难以忍受的闲散和无聊。”
在萨里警官没有回来以前，福尔摩斯先生就收到了一封电报。福尔摩斯看了电报，正要把它放进笔记本内，瞧见了我满带企盼的脸。他笑着将电报扔给我。
“我们是在高层圈子中打转呢。”他说。
这份电报上开列了一些人的名字和住址：
哈林伯勋爵，住丁格尔；乔治·费里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涅斯·海涅斯，住普地普勒斯；詹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霍尔；亨德森先生，住海加布尔；特师约舒亚·斯顿，住内瑟瓦尔斯林。
“这非常明显是要限制我们的行动范围，”福尔摩斯说道，“毫无疑问，条理清晰的贝里斯已经采纳了某种类似的计划。”
“我不怎么明白。”
“噢，我亲爱的伙伴，我们早已得出了结论，加西亚在吃饭时收到的是一封约会或幽会的信。现在，如果这种明确的解释是正确的，为了赴约，这个人就得爬上那个主楼梯，到走道上去寻找右边第七个房门。很清楚，房子一定非常大。同样还可以肯定的是，这所房子离奥克斯肖特不会超过两英里，因为加西亚是朝那个方向走的。而且，按照我对这些情况的解释来看，加西亚本想及时地赶在一点钟以前回到威斯特利亚寓所，以说明他当时并不在现场。由于奥克斯肖特附近没有几幢大房子，我就采取了明显的办法，打电报给斯各特·艾克利斯提到过的几个经理人。这封回电里就记载着他们的姓名。这堆乱麻的另一头，我敢肯定就在这些人当中。”
贝里斯警长陪同我们来到埃榭美丽的萨里村庄时，已经近六点钟了。
福尔摩斯和我一起吃了一些晚点，并在布耳找到了一个舒适的住处安顿下来。最后，我们在这位侦探的陪同下，前去查看了威斯特利亚寓所。那是一个寒冷而漆黑的三月之夜，刺骨的寒风和毛毛细雨迎面扑来，当我们在这片荒野行走，并将走向那个发生过悲剧的地点时，这情景真是十分协调。
2 圣彼得罗之虎
寒冷而又凄凉的路程已走了几英里，我们来到了一扇高大的木门前，门内是一条林荫小道，两旁种着栗树。这条弯曲而阴森的道路，把我们引到了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在蓝灰色的夜幕下，房子的暗影仿佛摇曳不定。大门左边的窗户，露出了一丝幽暗的灯光。
“里面有一名警察在值勤，”贝里斯说，“我来敲窗子。”他走过草坪，轻叩窗台。透过朦胧的玻璃，我隐约看见一个人从火旁的椅子上跳起来，并且听见屋里有一声尖叫。一会儿后，一个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警察把门打开了，颤抖的手举着一支摇摆不定的蜡烛。
“出了什么事，瓦耳特斯？”贝里斯厉声问道。
这个人用手帕擦了一下额头，长吁了一口气，算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你来了我真高兴，先生。这夜晚真是漫长，我想我的神经真不如以往了。”
“你的神经，瓦耳特斯？我真没有想到你的身体里还有神经。”
“哦，先生，就是这孤零零的寂静的房子，还有厨房里的那个奇怪的东西。当你敲击窗台时，我想那个东西肯定又来了。”
“什么东西又来了？”
“魔鬼，先生，我知道。它就在窗口。”
“什么东西在窗口？什么时候出现的？”
“大约就在两个钟头以前。天刚擦黑，那时我正坐在椅子上看东西。不知怎么，我一抬头，就看见下端的窗框外面，有一张脸在向里面望着我。我的天啊，先生，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做梦都会见到的。”
“啧！啧！瓦耳特斯，这可不像一名警官说的话呀！”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可是，它使我感到害怕，先生，否认它也不管用。先生，那个东西既不黑，也不白，我也说不上是什么颜色，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色彩，就好像泥土中溅上了牛奶一样。至于那个东西的大小——总有你的两张脸那么大吧，先生。还有它看起来的那副模样——两只硕大逼人的眼睛，加上一排白色的牙齿，就好像一只饥饿的猛兽。跟你说，先生，我连一根手指都不敢动弹，也不敢出一口气，一直到这个东西突然走开，并消失不见。我跑到外面，穿过灌木林，但谢天谢地，那儿什么东西也没有。”
“假如我不知道你是个好人，瓦耳特斯，就为这件事，我也可以给你记上一个黑点。假如真的是魔鬼，那么，作为一个值勤警官，也绝对不该为他不敢用手去碰它一下而去感谢上帝。我想，这件事总该不是一种精神的幻觉和错觉吧？”
“至少，这一点是极易解答的，”福尔摩斯说着，把他的袖珍小灯点燃了，“是的，”他迅速地检查完草地之后报告说，“是穿的十二号鞋，我认为。照鞋的尺寸来推断，他肯定是个大个子。”
“他怎么啦？”
“他似乎是穿过灌木林，朝马路方向逃跑的。”
“好吧，”那位警长带着庄重而沉思的表情说，“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想干什么，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现在，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带你到这所住宅去转一转。”
每间卧室和起居室都经过了仔细检查，什么都没有发现。显然，房客带来的东西不多，甚至什么也没有带。从所有家具到细小的物件，都是连同房子一起租用的。留下来的许多衣服上，都饰有海霍耳本的马克思公司的标记。电报查询的结果表明，马克思对他一无所知，除了买主付账爽快以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几个烟斗，几本小说，其中两本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一支老式左轮手枪，还有一把吉他，也是他的个人财产。
“这里面没有什么，”贝里斯说着，手持一根蜡烛，大步从这个房间进入那个房间，“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注意这个厨房。”
厨房在这所房子的背后，非常阴暗，天花板很高，角落里还放着一张草铺，很显然，那是厨师睡的床铺。桌子上堆满了装有剩菜的盘子和用脏了的餐具，还有昨天晚餐留下的残羹冷炙。
“看这个，”贝里斯说道，“你看这是什么？”
他手持蜡烛，照着橱柜背后的不同寻常的东西。这个东西已揉皱干瘪，很难说清它是什么。但如果要说的话，只能说它是黑色的，皮质的，形状有点像一个矮小的人。我检查的时候，开头还以为是个经过干瘪处理的黑人小孩，接着再一看，又像一个扭曲变形的古代猴子。最后我还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究竟是动物还是人。两串白色的贝壳挂在它身体的中部。
“太有趣了——确实太有趣了！”福尔摩斯说，并凝视着这件邪恶的残遗物，“还有什么没有？”
贝里斯一声不吭地把我们带到洗涤槽前面，并把蜡烛往前一照。只见某种白色大鸟的翅膀和躯体被撕得成了碎片，上面还留着羽毛，盛满一盘。福尔摩斯指了指割下来的那只鸟头上的垂肉。
“一只白色公鸡，”他说，“太有趣了！这桩案子真是太离奇了。”
但是，贝里斯先生却把他那最不吉祥的展览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从洗涤槽下，他拿出了一只铝桶，桶里盛满鲜血。接着，他又从桌子上取来一只盘子，盘子里是烧焦了的细小碎骨。
“某种东西被杀了，某种东西又被烧了。我们从火里收集了这些东西。今天早上我请了一位医生。他说这些东西不是人体上的。”
福尔摩斯笑了笑，一边还搓着双手。
“我得祝贺你，警长，你处理了一桩如此独特而又如此富于教益的案件。如果我这样说不至于有所冒犯的话，你的才能看来超过了你的机遇。”
贝里斯警长的一双小眼睛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工作上停滞不前。像这一类案件也会给人们带来机遇，并且我希望自己能抓住这一机遇。你对这些骨头有什么看法？”
“是一只羔羊，我想，要不就是一只小山羊。”
“那么，那只白公鸡呢？”
“奇怪，贝里斯先生，非常奇怪。我可以说从未见过。”
“是的，先生，这个房子里一定住着非常奇怪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也一定很奇怪。其中一个已经死啦。难道是他的同伴跟在后面把他打死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早就该抓住他们了，因为每一个港口都有人监视着。不过，我本人有不同的观点。是的，先生，我本人的观点迥然不同。”
“那么，你自有一套理论啰？”
“我要自己来做，福尔摩斯先生。这样做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声誉。你已经功成名就，我也得要成名。如果我以后能够说，在没有你的帮助下，我也把案子破了，那我会为此而高兴的。”
福尔摩斯爽朗地笑了。
“好，好，警长，”他说，“那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如果你愿意向我索要的话，我的成果可以随时供你使用。我想，在这房子里，我想看的都已经看过了，我的时间花在别的地方也许更合适。再见啦，祝你好运！”
我可以举出许多微妙的表情，来说明福尔摩斯正在急不可待地寻找一条线索，这种表情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普通观察者来说，福尔摩斯就像往常一样冷淡，但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轻快的举止，却显示出一种抑制着的热情和紧张的情绪，这使我确凿地相信，他正在考虑对策。按照他的习惯，他会默默无声；而按照我的性情，我什么话也不会问他。能和他一道参加这场游戏，为捕获罪犯而尽我的绵薄之力，现在不用不必要的插话去分散他的注意力，这对我来说已是很满意的了。到时，或许一切都会转向我的。
因此，我等待着——然而，我越来越陷入了深深的失望，我的等待都是徒然。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朋友毫无进展。有一天上午，他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偶然了解到，他是去大英博物馆了。除了这次外出之外，他整天做长时间的散步，而且总是独自一人，要不就是同村子里的几个多嘴多舌的人闲聊，他力求与这些人结识和往来。
“华生，我相信在乡村住一个礼拜，对你来说是很宝贵的，”他说道，“看到树篱上新绿的嫩芽和榛树上的花序，重见此情此景，那真是极令人心旷神怡的。带上一把小锄、一只铁盒和一本初级植物学读本，就可以度过一些有教益的日子了。”他自己带着这套装备四处寻找，可是带回来的只是寥寥几株小植物，而这是在一个黄昏就可以采到的东西。
在漫步散谈的时候，我们偶尔也碰见过贝里斯警长。当他与我的同伴打招呼时，他那张肥胖而又发红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他很少谈起案情，但从他谈到的一丁点情况来看，他对事情的进展也倒不是不满意。不过，我必须承认，在案发五天后，当我打开早报看见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时候，我还是有些吃惊的。
奥克斯肖特谜案已破
被认为是凶犯的人已逮捕
当我读着标题时，福尔摩斯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啊！”他叫道，“你该不是说贝里斯已经抓住了凶犯吧？”
“显然如此。”说着我就把下面的报道念了出来。
昨天深夜，当传闻与奥克斯肖特谋杀案有关的凶犯已被逮捕时，在埃榭及其附近地区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人们记得的威斯特利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他被发现死于奥克斯肖特空地，身体上有遭受残暴袭击的伤痕，他的仆人和厨师在同一天晚上已逃之夭夭，很显然，他们参与了这一犯罪。有人提出但从未得到证实的是，这位死去的先生在他的房子里可能存有贵重物品，导致窃取财物成为犯罪的动机。经负责此案的贝里斯警长的多方努力，逃犯藏匿之处已被查明。贝里斯警长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们并没有远逃他方，而是潜伏在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某一隐秘的场所。然而，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最终将被逮捕，因为据曾经通过窗户看见过厨师的一两个商人作证说，厨师的相貌很特别——是一个高大而可怕的混血儿，具有明显的黑种人的淡黄色面貌。自从作案以来，这个人就被人见过，因为他竟敢贸然返回威斯特利亚寓所，以致在当晚被瓦耳特斯警官发现并追击过。贝里斯警长认为，这个人的重返定有某种目的，因此断定他可能还会再来，于是放弃寓所，另在灌木丛中设下埋伏。这个人果真进了圈套，在昨晚经过一场搏斗后终于就范，警官道林在搏斗中遭到这个暴徒凶残的还击。我们知道，当罪犯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时，警方将要求予以押还。逮捕此人后，本案有望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必须马上去见贝里斯警长，”福尔摩斯叫道，并拿起了他的帽子，“在他启程前，我们还来得及赶到他那里。”我们匆忙赶到村路上，正如我们所料，警长刚准备离开他的住处。
“福尔摩斯先生，你看到报纸了吧？”他问道，一边拿一份报纸递给我们。
“是的，贝里斯先生，我已经看过了。如果我给你提一点友好的忠告，希望你不要见怪。”
“给我的忠告，福尔摩斯先生？”
“我曾细心研究过这个案件，我还不敢肯定你走的路子是正确的。我不想看到你这样傻干下去，除非你有足够的把握。”
“福尔摩斯先生，谢谢你的好意。”
“我向你保证，我这样说是为了你好。”
我好像看到贝里斯先生的两只小眼睛中的一只像眨眼睛那样抖动了一下。
“我们都已同意各走各的路，福尔摩斯先生。我正是这样做的。”
“啊，那好吧，”福尔摩斯说，“请别见怪。”
“不会的，先生。我相信你是好意。不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安排，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你的安排，我或许也有我的打算。”
“那我们就不再谈这个了吧。”
“欢迎你随时使用我的情报。这个东西是个十足的残酷成性的人，强壮得像匹拖车的马，残忍得像一个魔鬼。在逮着他之前，他差一点把道林的大拇指咬断了。他几乎不会说一个英文字，除了咕咕哝哝之外，从他那里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认为你可以证明他谋害了他的主人？”
“我没有这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并没有这样说。我们有我们的小诀窍。你试你的，我试我的，这是早就说定了的。”
我们一起走开时，福尔摩斯耸了耸肩。“我摸不透这个人。他好像是在骑马瞎撞。好吧，就按他说的办，我们就各试各的，看结果怎么样。只是在贝里斯警长身上，总有一种我不太理解的东西。”
“坐在那把椅子上，华生。”当我们回到布耳的住处时，歇洛克·福尔摩斯说，“我要让你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今天晚上我需要你的帮助。让我把我所能了解的案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你。尽管案情的主要特点很简单，但如何拘捕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个缺口，需要我们来填补。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张便条，就是在加西亚死去的那个晚上送过去的那张。我们可以把贝里斯的关于加西亚的仆人与此案有关这一想法放在一边。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斯各特·艾克利斯正是加西亚安排才到来的，这只能说明他的目的在于为他证明不在犯罪现场。那天晚上，正是加西亚起了心，而且显然是起了歹心，他是在干坏事的过程中送了命。我说‘歹心’，那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心存恶念的时候，他才想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假想。那么，最有可能谋害他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犯罪企图所指向的那个人。至目前为止，看来我们的分析是可靠的。
“现在，我们可以解答加西亚的仆人失踪的原因了。他们全部是同伙，都参与了这个我们还不甚明了的罪行。假如加西亚回去时事情办妥了的话，那么，那个英国人的作证就会消除任何可能的怀疑，那么一切就都顺利了。但这一尝试是危险的，如果加西亚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回来，那他就很可能是送了命。因此，事情早就做了这样的安排，万一遇到上述情况，他的两个手下就会躲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以逃避搜查，便于事后继续再干。这把事实全部说明了，是不是？”
整个一团乱麻看来在我面前已理清了头绪。正如过去一样，我奇怪我为什么在此之前总是看不出来呢。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仆人会回来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匆忙逃走的时候，他留下了某种珍贵的东西，舍不得丢下。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固执，对不对？”
“对的，那么下一步呢？”
“下一步是加西亚在吃晚餐时收到的那张便条。这张便条表明，还有一个同伙在另一头。那么，这个另一头又在哪里呢？我已经跟你说明过，他只能是在某一处大住宅里，而这里的大住宅为数不多。到村子里来的最初几天，我到处游逛，进行我的植物研究，并利用空隙时间，查访了所有的大住宅，还调查了住宅主人的家庭历史。有一幢住宅，也只有一幢住宅，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海加布尔著名的雅戈比老庄园，离奥克斯肖特的那一头一英里，距发生悲剧的地点不到半英里。其他住宅的主人与传奇生活毫不相干，都是些平凡而可敬的人。但是，海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却是个十分古怪的人，离奇古怪的事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因此，我把注意力就集中在他和他一家人身上。
“是一群怪人，华生——那个人自己是他们中间最古怪的一个。我用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去见过他。可是，从他那双阴暗、深陷、沮丧的眼睛里，我似乎看出他对我的真正来意了如指掌。他约莫五十岁，强壮而敏捷，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两道浓眉连成一线，步履轻捷如鹿，风度洒脱如王——是一个凶狠专横的人。在他那羊皮纸一样的面孔后面，有着一股火辣辣的精神。他要么是个外国人，要么长时间在热带居住过，因为他的皮肤黄而枯槁，但却坚韧得像马裤呢一样。他的朋友兼秘书卢尤斯先生毫无疑问是个外国人，巧克力式的棕色皮肤，诡计多端而又显文雅，宛如一只猫，谈吐刻薄而又不失礼貌。你看，华生，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两伙外国人——一伙住在威斯特利亚寓所，另一伙住在海加布尔——所以，我们的两个缺口已经开始合拢了。
“这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是他们全家的中心。不过，就我最直接的目的来说，另外还有一个人或许更为重要。亨德森有两个孩子——是两个女孩，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她们的家庭女教师是伯内特小姐，是个英国妇女，大约五十岁。还有一个亲信男仆。这小小的一群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因为他们一同在各地旅行。亨德森是一个大旅行家，他经常出去旅行。就在前几个星期，他刚从外地回到海加布尔来，他已有一年不在家了。我或许该补充一句，他非常富有。他想要什么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满足。至于别的情况，就是他的家里总有一大堆管事、听差、女仆，以及英国乡村宅邸里常有的一群好吃懒做的人。
“这些情况，一部分是从村野闲谈中听到的，一部分是我自己观察所得。最好的人证莫过于被辞退而受尽委屈的人，我很幸运地找到了这么一个人。我说是幸运，但如果我不出去寻找，好运气是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正如贝里斯所说，我们是各干各的，各有自己的打算。根据我的想法，我找到了海加布尔原来的园丁约翰·沃纳。他是在他专横的主人一怒之下被解雇的。而那些在室内工作的仆人有许多和他是朋友，他们既害怕又憎恨他们的主人。这样，我就找到了打开这家人秘密的钥匙。
“古怪的人，华生！我并不认为我掌握了所有的情况，但确实是非常古怪的人。那是一幢两边有厢房的住宅，所有的仆人住在一边，主人住另一边。除了亨德森本人的仆人给全家开饭之外，这两边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所有的东西都得拿到一个门口，这就是唯一的联系。女教师和孩子们除了到花园里走走外，也很少外出。亨德森从不单独散步。他那个黑皮肤的秘书就像影子似的跟着他。仆人当中有人闲扯说，他们的主人特别害怕某种东西。‘为了钱，他的灵魂都出卖给了魔鬼。’沃纳说，‘就等着债主来要他的命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他们都很残暴。亨德森曾两次用打狗的鞭子抽打人，只是由于他那满满的钱包和巨额赔款，才使他得以逍遥法外。
“好了，华生，现在让我们根据这一新的情况来判断一下形势。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封信是从这个古怪的人家送去的，他们要加西亚去执行某种事先早已计划好的任务。谁写的那张便条？是这个城堡里的某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的。那么，除了女教师伯内特小姐外，还会是谁呢？我们的全部推理好像都是指向这一方面的。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设想，看它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还应该补充一点，从伯内特小姐的年龄和性格来看，我最初认为这件事可能夹杂着爱情的想法肯定是无法成立的。
“如果是她写的那张便条，那她总是加西亚的朋友或者同伴吧。她一旦听到加西亚死去的消息，可能会干些什么呢？如果加西亚是在进行某种非法勾当中被杀害的，她就会缄默不语，守口如瓶的。并且，她心里一定会痛恨那些杀害加西亚的人，她大概会尽力设法向杀害加西亚的人复仇。能不能去见她，设法去利用她？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不太妙。自从那天晚上发生谋杀案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谁见过伯内特小姐。从那天晚上起，她就杳无影踪了。她还活着吗？也许她同她所召唤的朋友一样，在同一个晚上遇害了？或者，她只不过是一个囚犯？这一点仍是需要我们加以确定的。
“你会体会到这种困境的，华生。我们的证据不足，不能要求进行搜查。假如把我们的所有计划放在地方法官面前，他可能会认为这是异想天开。这个女人的失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家庭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不露面。何况目前她的生命还可能处在危险中。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监视这幢房子，把我的代理人沃纳留下来看守大门。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如果法律无能为力，那我们就必须亲自去冒这场风险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知道她的房间。可以从外面一间房子的屋顶进去。我的建议是我和你今晚就去，看能不能击中这一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必须承认，前景并不十分乐观。那幢弥漫着凶杀气氛的老房子，那奇怪而又可怕的住户，进行探索中的莫名的危险，以及我们违反原则行事的不合法地位，这一切搀和在一起，遏制了我的热情。但在福尔摩斯冷静的推理中，有某种东西使得避开他提出的任何冒险而往后退缩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我默默地握着他的手。事已至此，不容反悔。
然而，我们调查的结局竟是如此离奇，却是始料不及的。当时大约是五点钟，三月黄昏的阴影正在降临，一个慌慌张张的乡下佬闯进了我们的房子。
“他们已经走了，福尔摩斯先生。他们是坐最后一趟火车走的。那位女人挣脱开了他们，我把她安顿在楼下的马车里了。”
“太棒了，沃纳！”福尔摩斯叫道，并且一跃而起，“华生，那个缺口就快要合拢了。”
在马车里有一个女人，由于神经衰竭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她那瘦削而憔悴的脸上留着最近这一悲剧的烙印。她的头无精打采地垂落在胸前，但当她抬起头来，用那双迟钝的眼睛看着我们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瞳仁已经变成浅灰色虹膜中的两个小黑点。她已经服过鸦片了。
“我监视着大门口，照你吩咐的那样，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使者、那位被解雇了的园丁说，“马车出来后，我就跟着它一直到了火车站。她就像一个梦游者，但当他们想把她拉上火车时，她醒过来了，并竭力挣扎。他们把她推进车厢。她再次挣扎着逃下来。我把她拉开，送进一辆马车里，这样就到了这里。我决不会忘记当我带着她离开时那车厢窗子里的那张脸。要是他得逞了，那我早就没命了——那个瞪着黑眼睛怒视着我的黄色恶魔。”
我们把她带上楼，让她躺在沙发上，喝了两杯浓咖啡，不一会儿，她的头脑便从药性中清醒过来了。贝里斯被福尔摩斯召来了。看到这一情况，他很快就明白了发生的事情。
“啊，先生，你把我要找的证人正好找着了，”警长握着我朋友的手，热情地说，“我从一开始就和你在寻找同一条线索。”
“什么！你也在找亨德森？”
“嗯，福尔摩斯先生，当你在海加布尔的灌木丛中缓步行走时，我正在庄园里的一棵大树上往下看着你。问题在于看谁首先获得证人。”
“那么，你为什么要逮捕那个混血儿呢？”
贝里斯暗自笑起来。
“我敢肯定，那个自称为亨德森的人已经感到自己被怀疑了，并且只要他认为有危险，他就会隐藏起来，不再行动。我抓错人，就是为了让他相信我们已经不再注意他了。我清楚他可能会溜走，这样就会给我们找到伯内特小姐提供机会。”
福尔摩斯用手握着警长的肩膀。
“你会步步高升的。你有才能，也有直觉。”他说道。
贝里斯满脸喜色，十分自得。
“一个星期以来，我派了一个便衣一直守候在车站。海加布尔家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便衣监视着他们。可是，当伯内特小姐挣脱的时候，便衣一定感到很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然而，你的人却找到了她，现在一切都顺利了。没有她的证词，我们不能逮捕人，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得尽快获得她的证词，越快越好。”
“她慢慢地在恢复，”福尔摩斯说，眼睛凝视着女教师，“但请告诉我，贝里斯，亨德森先生这个人到底是谁？”
“亨德森，”警长回答说，“就是唐·穆利罗，曾一度被人们称为圣彼得罗之虎。”
圣彼得罗之虎！刹那间，那个人的历史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在那些打着文明的招牌统治国家的暴君中，他是以最残忍荒淫而出名的。他身体健壮，无所畏惧，而且精力充沛；他固执自负，对一个胆小怕事的民族曾施加残暴统治达十一二年之久。在整个中美洲，他的名字代表着恐怖。那个时期的最后几年，全国都爆发了反对他的起义运动。然而，他既残酷又狡诈，刚听到一点风声，就把他的财富秘密转移到一艘由他的忠实追随者操纵的船上。起义者第二天袭击他的宫殿时，那里已经空无一物。这个独裁者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秘书以及财宝逃离了他们。从那时起，他就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他本人则成了欧洲传媒经常评论的题材。
“是的，先生，唐·穆利罗就是圣彼得罗之虎，”贝里斯说，“如果你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圣彼得罗的旗帜是绿色和白色的，与那张便条上写的一样，福尔摩斯先生。他自称亨德森，但我追溯了他的过去，巴黎和罗马，直至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他的船就是在1886年到达巴塞罗那的。为了报仇雪恨，人们一直在寻找他，但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发现他。”
“他们在一年以前就发现了他，”伯内特小姐说，她坐了起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谈话，“有一次，他差点儿送了命，但是某种邪恶的精神却保护了他。现在，又是一样，高贵而勇武的加西亚倒下去了，而那个魔鬼却安然无事。还会有人前仆后继，直到终有一日正义得到伸张。这一点是必然的，正如明天的太阳将会升起一样。”她纤弱的手紧握着，由于仇恨，她那憔悴的面容变得苍白。
“但是，伯内特小姐，你是如何牵涉进这件事的呢？”福尔摩斯问道，“一位英国女士怎么会参加这么一桩谋杀案呢？”
“我参与这件事，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伸张正义。多年以前，在圣彼得罗血流成河，英国的法律管得了吗？这个人用船装走他盗窃来的财物，英国的法律能管得了吗？对于你们来说，这些罪行就好像发生在别的星球上一样。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是在悲哀和痛苦中认识真理的。对我们来说，地狱里没有哪个恶魔像胡安·穆利罗[1]。只要他的受害者仍然呼喊着要报仇雪恨，那么生活就不会有平静。”
“毫无疑问，”福尔摩斯说，“他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我听说过他极为残暴，但你是如何受到摧残的呢？”
“我会全部告诉你的。这个坏蛋的手法就是以这种或那种借口，把凡是有可能成为他的危险对手的人都杀掉。我的丈夫——对了，我的真名实姓是维克多·杜兰多太太——是驻伦敦的圣彼得罗公使。他是在伦敦认识我并与我结婚的。他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极为高尚的人。不幸的是，穆利罗知道了他的卓越品性，于是用某种借口把他召回去，并把他处决了。他预感到了他的厄运，所以拒绝把我带回去。他的财物充公了，留给我的是微薄的收入和一颗破碎的心。
“接着，这个暴君垮台了。就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他逃走了。可是，许多人的生命被他毁了，这些人的亲友在他的手里受尽折磨而死去，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协会，任务不完成，他们是决不会解散的。当我们发现那个改头换面的亨德森就是这个倒台的暴君之后，我的任务就是打进他的家里，以使别人了解他的行踪。我要保住在他家里当女教师的位置，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一日三餐都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正是被他迫不及待地杀害了的人。我对他微笑，对他的孩子尽职尽责，我在等待时机。在巴黎曾试过一次，但失败了。我们迅速辗转整个欧洲，甩掉跟踪我们的人，最后来到这所他一到英国就买下来的房子。
“但是，这儿也有司法官员在等待着。当得知穆利罗要回到那里去后，加西亚，这个以前圣彼得罗最高神职官员的儿子，带着两名地位低卑的忠实伙伴在等着他。他们三个人心中全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加西亚在白天无从下手，因为穆利罗防备森严，没有他的随员卢尤斯——这个人在穆利罗春风得意的年代曾叫洛佩斯——在身边护卫，他决不轻易外出。可是，在晚上他却是独自一人睡觉，复仇的人就有可能找到他。曾有一天傍晚，按照事先的安排，我给朋友们送去最后的信息，因为这个东西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他不断地调换房间。我必须注意让所有的房门都开着，同时在朝大路的那个窗口发出绿光或白光作为信号，以表示一切正常或是行动最好改期。
“但是，对我们来说一切都不顺利。或许是由于激动，秘书洛佩斯对我起了疑心。我刚写完便条，他就悄悄地从我背后猛扑过来。他和他的主子把我拖到我的房间，并宣判我是有罪的女叛徒。如果他们有办法逃避杀人后果的话，他们早就当场用刀把我刺死了。最后，经过一阵辩论，他们一致认为把我杀了太危险。但是，他们决定要设法干掉加西亚。他们把我的嘴塞住，穆利罗扭住我的胳膊，直到我把地址告诉他。我发誓，我如果知道这对加西亚意味着什么，那么，他们可能早就把我的胳膊扭断了。洛佩斯在我的信上写上地址，用袖扣封上信，交给身边的仆人何塞送了出去。他们是怎样谋害加西亚的，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是穆利罗亲手把他击倒的，因为洛佩斯仍留在那里守着我。我想，他一定是在金雀花树丛里等待着。树丛里有一条蜿蜒的小径，等加西亚经过小径时，他就把加西亚击倒。开始，他们是想让加西亚走进屋里去，然后把他当作遭到追赶的夜盗杀死。但是，他们发生了争执。假如他们被卷进一场查讯，他们的身份就会立即公开曝光，他们就会招致更进一步的打击。加西亚一旦死了，追踪就会停止，因为这样的死可以吓住别的一些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任务。
“假如不是因为我了解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现在都会安然无恙的。我不怀疑，有好几次，我的生命都处在死亡的边缘。我被囚禁在房间里，受到极恐怖的威胁，他们以残酷的虐待来摧残我的精神——请看我肩膀上的这块刀疤和手臂上遍布的伤痕——有一次，我试图叫喊，他把一件东西塞进我的口里。这种惨无人道的囚禁一直持续了五天，很少能吃饱，几乎都活不下去。今天下午，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份丰盛的午餐。我吃下后不一会儿，才知道吃的是毒药。我宛如在梦里一般，被推塞进了马车；后来又在同样的状态中被拉上火车。就在车轮快要转动的时候，我才猛然意识到我的自由就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跳了出来。他们想把我拖回去。要不是有这位好心人相助，把我扶进一辆马车，我是怎么也逃脱不了的。现在真得感谢上帝，我终于永远逃出他们的魔掌了。”
我们都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她那番不平常的陈述。是福尔摩斯打破了沉默。
“我们的困难并没有过去，”他摇着头说，“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我们的法律工作刚开始。”
“很对，”我说，“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可以把这次谋杀说成是自卫行动。在这种背景下，可以犯数百次的罪行，但是，也只有在这件事上才能判他们有罪。”
“行啦，行啦，”贝里斯兴高采烈地说，“我认为法律还要更强一些。自卫是一回事，怀着蓄意谋杀的目的去诱骗这个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不管你害怕会从他那里遭到什么样的危险。不，不，当我们在下次盖尔福特巡回法庭上看到海加布尔的房客时，就可以证实我们都是正确的了。”
但是，那是一个历史问题，圣彼得罗之虎应受的惩罚，还得要有一些时日。真是狡诈而又大胆，他和他的同伙已经溜进了爱德门顿大街的一个寓所，然后从后门出去，到了科松广场，甩掉了追捕他们的人。从那天起，他们就再没有在英国露面。大约六个月以后，蒙塔耳法侯爵和他的秘书鲁里先生都在马德里的埃斯库里尔饭店的房间里被人谋害。有人把这一案件归因于无政府主义，但是谋杀者始终没有落网。贝里斯警长来到巴克大街看望我们，并带来了那个秘书的一张黑脸的复印图像，以及一张他主人的图像，老成持重的面貌，富有魅力的一双黑眼，还有两道浓眉。我们不会怀疑，尽管是来迟了，但正义毕竟还是得到了伸张。
“这是一桩糊涂案，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在黄昏中抽着烟斗说道，“不可能称心如意地把它看得那么简洁。它涉及两个大陆，关系到两群神秘的人，加上我们无比可敬的朋友斯各特·艾克利斯的出现，促使案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情况向我们表明，遇害者加西亚足智多谋，有良好的自卫本领。结果是了不起的，我们和这位可嘉的警长合作，在千头万绪的疑点中抓住了要害，终于得以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前进。你还有哪个地方不太明白吗？”
“那个混血儿厨师回来又有什么目的呢？”
“我想，厨房里的那件奇怪的东西或许能解答你的疑问。那个人是圣彼得罗原始森林里未开化的人。那件东西是他的神物。当他和他的同伴逃到预定的撤退地点时——已经有人在那里，无疑是他的同伴——他的同伴曾劝说过他，叫他把这样一件易受牵连的东西丢掉。但是，那是那个混血儿的心爱之物。第二天，他忍不住又回去了。当他在窗口探望时，他发现警官瓦耳特斯正在值班，于是等待了三天之久。后来，由于虔诚或者迷信，他又尝试了一次。平时机灵的贝里斯警长在我面前曾看轻了此案，但他终于认识到了案情的重大，因此布置了一个圈套，让那个家伙自投罗网。还有其他问题吗，华生？”
“那只撕碎了的鸟，一桶血，烧焦的骨头，在那个离奇古怪的厨房里的所有神秘东西又如何解释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一边翻开了笔记本的一页。
“我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了一个上午，研读了这一点和其他一些疑点。这是从埃克尔曼著的《伏都教和黑人宗教》一书中摘录来的一段话：
那虔诚的伏都教信徒无论干什么重要的事，总要向他那不洁净的神奉献祭品。在极端的情形下，这些仪式采取杀人祭奠，继而用吃人肉的方式。但通常的祭品则是一只白公鸡，要把它活活扯成碎片，或是一头黑山羊，把它的喉咙割开，并将躯体焚化。
“所以，我们的野人朋友在仪式方面完全是传统的。这真是荒唐，华生，”福尔摩斯加了一句，一边慢慢地合上了笔记本，“但是，从荒唐到可怕只有一步之差，我这样说是有根有据的。”
（曹有鹏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