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寒冬，我再也找不到远方。
远方是一只聪明的獒，又是一只憨得可爱的大狗。据说獒的大脑里，能储藏一万多个信息。欺辱它的人或有恩于它的人，多年之后，它依然记得非常清楚。天生异禀有一种极致。
远方是与众不同的灵异。在它眼中，站立的人是很矮小可欺的，可蹲下去的人却是高大威猛的。远方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一般的狗，主要靠嗅觉来辨别事物，可是远方有一个偏执，它会用眼睛来辨别。它最恨的就是戴帽子、戴眼镜、穿黑裤子的人。如果有人同时穿戴上这三样，而又刚好碰上远方，那就必定逃不脱，它会不顾一切凶猛地攻击。
这个秘密是中尉发现的。中尉说，有一次，包帆工会周末让中尉出个节目，中尉便照电影《英雄虎胆》里于洋的扮相，表演了一段。他戴着帽子、墨镜、穿一条黑色裤子，出现在远方面前，冷不防远方呼地一下，猛然向他扑来。他来不及反应，远方两只锐利的前爪，已经搭上他的双肩。一刹那，远方扑过来掀起的风，把中尉的帽子飞走了，中尉的眼镜也耷拉下来。只见远方嵌在血盆大口上端两只杏核眼睛里，电光石火般闪过疑惑的目光。它认出了主人中尉。它发出了沉闷的低吼。
帽子、眼镜、黑裤子，中尉费尽心机，终于悟出了祸根。这事本不该发生在狗身上。中尉又试验了几次，屡试不爽。看来，禀赋灵异的远方，也有形式主义以貌取人的毛病。它憎恨一切虚假与伪装。
不可思议又冥顽的远方，它甚至可以因为这个印象，毫不犹豫地咬断对方的喉咙。它的偏执和冥顽其实和人很相似。
这是我到灯塔时，中尉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
那时远方还小，和我一样。
海啸席卷平原，海水淹没了饮马滩，灯塔坍塌在礁石上，守灯塔的中尉不知所终。
这之前的一次海上风暴，包帆工会的百多条三桅船在海上沉没，没有一条回来。粗略统计，那次海难大约有一千多船工蒙难，报纸没有登载消息，没有人知道海啸究竟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件事被经常提起，但后来，人们好像抚平了伤痛，也就再没有人谈论它。
自古以来，海啸时有发生，渔民葬身海里，尸身都找不到。自古相沿的风俗，为了使野死的灵魂能够认路回家，结发妻子在饮马滩头的海涂上披头散发，孤灯注血几天几夜，呼唤引领灵魂回归故土。当地的老人记忆，其时海滩上成百上千的妻子、母亲披麻带孝，在海涂上仰天向海，披头散发，声嘶力竭地哭天抢地，几天几夜，常有大风大雨相伴，泪流干，声喑哑，人扑地而奄奄一息。无边的海涂上星星点点的灯光、烛光，黑幢幢的人影，如无数鬼魅在空间穿行。我幼年时曾经亲历目睹那慑人的场面，其悲恸惨烈，难以描绘，无以言说。
远方的走失应该与海啸无关，在海啸过后的海滩上，我好像曾经见过远方的身影。在无数呼天喊地，向着大海恸哭的渔工亲属中，我真的看见过远方。卸去锁链，获得自由的远方。那是真的吗？我后来不敢肯定。因为，远方绝不可能安然地游走于人群中。
总之，远方的走失，应该与海啸无关。可是，中尉又去了哪儿呢？
在海啸到来之前，有没有见过中尉？我说不准。那天我是去过灯塔的，至少，我对灯塔有印象。
我好像还和中尉说过话。他给过我一块生烤的鱼肉。此刻似乎还有烤鱼的香味，犹余嘴边。他很喜欢在烤鱼时撒上孜然。空气里似乎还留有孜然的香味。
海啸使这座海边小城，一夜之间变成寡妇之城。这儿的人们，有守寡节烈的习惯，恪守夫死从子的高尚美德。男人死了，女人又没有再嫁的习俗。好多年，小城都处于零生育状态。
可是远方在哪儿？海啸没有带走远方，那么远方就没有理由消失。远方太爱灯塔了。
可是灯塔坍塌了，远方从此失去了家园。
我和远方成为朋友，是在1966年。
1966年，远方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刚满15岁。我们在灯塔成了朋友。
远方经常对着海低吼，吼声在海面上传得很远。无风而且炎热的早晨，远方会站在黑色的礁石上，对着日出的天边吼叫。我会时常被远方感染，一洗忧郁，暂时忘却烦恼，学着远方的吼声，面对大海，发出沉闷但是穿透力极强的低吼。这种低吼，常令我感觉自己很深沉同时很英勇。而这于远方，是很平常的。我很羡慕远方，我想成为远方。
虽然远方同样是不自由的。远方经常被囚禁在灯塔那小小的礁盘上，有点像走资派被关在牛棚里，但至少，远方在阳光下被囚禁，而在夜里，远方是彻底自由的。远方会涉过海水，跑向饮马滩，隐身在芦苇丛中、红树林里，那儿有太多大饱口福的东西。
许多年过去，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地忘记了远方。我也确实很少想起远方。但是这么多年来，无时无刻莫名的焦虑，和渐渐变坏的天气一样，令人不安。焦虑与不安，好像皆因对远方的思念。在所有人都抛弃我，包括同学和朋友，包括父母，在我对所有人都不能怀有善良的年代里，唯有远方靠近我，给了我善意的表达。我靠着远方，在那个寒冬里靠着远方的温暖，终于走过绝望的寒冬。
在我泪流满面无家可归的黑暗中，远方忧郁但是坚定无畏的目光，让我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角落，有阳光存在，有勇敢存在。远方非同一般的样貌背后，有一种直抵人心的纯粹。
远方在我心中迷失太久了。生活中总是有太多别的事情，更迫切的事情，冲淡了对故人故事故乡的思念，我常常在酒醒之后或在无眠之夜，会有一种彻骨的自责。
一个人其实并非由未来构成，更是由过去塑造的，而我们却常常忘却过去而期许着未来的自己，在期许中一天天欺骗自己，消失真实的自己，以至于对旧事全然遗弃。那种深夜的孤寂的苍凉，实在令人钩沉久远的沉痛。在无边的黑暗包围之中，首先跃出的总是远方。远方总是给人简单而深邃的快乐，给人无畏的决心和蔑视一切的高贵。
那时，以一个15岁的少年而言，无论如何无法真正理解远方这种对人世间的透彻体悟，究竟源自何方。我甚至从来就没有细细想过，我和远方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我把远方当作时刻想念着的朋友，如影随形，如此而已。我对这个世界充满迷茫与惊恐，我弄不清楚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直以为目下的混乱局势，随意抓人斗人，把人当狗一样对待……我以为这就是人间应该发生的事。我只想着逃到无人的地方，比如饮马滩，比如只有远方和中尉的灯塔。我害怕听见锣声和鼓声，一切由金属发出来的锐利的响声，包括千百人齐开大口，吼出来的口号声：打倒×××！
我只想在静静的无人的饮马滩，听芦苇在若隐若现的海涛声中悄悄地、清脆地拔节，那种温柔的爆裂，却又欢快的呻吟，伴着清风过耳的低吟浅唱。看蟛蜞吐着气泡，无数细小的气泡堆积成蜂窝般的更大的气泡群，淡淡的阳光照耀着汽泡群，闪烁着变幻着无穷无尽的色斑，把本来就美妙异常的蟛蜞打扮得分外妖娆。蟛蜞大约知道自己的美态，它不时舞动着红色的巨大的螯，起劲地吐着气泡。我真想做一只蟛蜞，它生性灵巧而且生活得自由。它在饮马滩无边的滩涂上，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呼吸。没有人来打扰它的生活。海水轻曼地抚平了滩涂，也温柔地覆盖了蟛蜞，蟛蜞非常舒服地张开大螯，随着海水飞快地逐水而逝。
蟛蜞真的很快乐吧？我只要它的千分之一快乐就够了。至少，它不需去想、去担忧许多事。
那时，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时刻想着父亲。由不得我不想，我真希望忘记他，让他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头脑里消失掉。我甚至非常懊丧同时痛恨，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父亲！这样曾经让我非常骄傲和快乐现在又深感屈辱的父亲。我的心很痛，那种被最凶恶的大螯夹住不放的钻心的痛。
父亲被戴着高高的纸糊的帽子游街时，活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他弓着腰，被几个红卫兵强按住脖子，几乎是匍匐着前行，脑袋却被提起来，他一定很难受。我无法不去想象他的难受，却又必须痛恨他。
我很想做一个工人的儿子。我后悔并且恨外祖母，是她把我从船老大家里，几乎是哭喊着抢回来。尽管在船老大家这段不到三个月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的。但是，船老大，无产阶级出身，是多么光荣啊！现在，我除了整日处于惊恐，处于不安之外，我不知该做什么。我只想做一个出身贫苦人家的孩子，免受歧视与欺负，我内心卑微到极点。
有时，我逃到饮马滩看海，看自由的快乐的蟛蜞，我会看见归航的渔船，船老大在船头指挥着船尾的舵手。舵手通常是年纪老一些的船工，他坐在船后甲板上，用一只脚勾住红木做成的舵把，一手撑着长长的旱烟杆，斜戴着草编的毡帽，染过薯郎的褂子敞开着，露出铜板一般结实的胸脯，很悠然地把着舵。他用心听着船老大的口令，熟练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驾船。
船老大站在船头，总是光着上身，肌肉结实，皮肤像上了釉似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如果是满载而归，如果是捕到好渔货，船老大会在还距离岸边很远的海面上，就开始站到船头，在发出口令的间歇，高声大吼着令人脸热心跳的咸水谣。他知道，寮居里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女渔贩子，听得见他的歌声，所以他吼得很卖力。几天几夜的海上搏斗，并没有耗尽他们的精力，相反，鲜活的海货反把他们养得精气十足，情欲难平。据说，鲜鱼是生精的，尤其是那些古老精怪得叫不出名来的海洋生物，各有古怪神秘的民间说法。渔民捕到它们，胆大的总是先食为快。
海上的男人，最受小城里女人们的欢迎。他们说话洪亮粗豪，体格魁梧、孔武有力。即便是瘦小，也尤为精干，如小钢炮一般。加上长期在海上作业，回到陆地，见人三分亲，见女人尤甚。出手大方，随手扔出几条大鱼，几只海蟹，还有些铁树、珊瑚、贝壳之类的海底物什，总是能令女人们惊奇，大呼小叫半天。还有许多海上传说，神仙故事，撩拨得女人们心中热辣辣的。
我常常到寮居去，在有风的日子，渔船不能出海，寮居里便挤满了闲人。海边弥漫着浓浓的酒气。连流浪狗也醉了。
船老大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做个船老大。这理想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我明知无望。那时船老大是个神圣的职业，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到船上去当青脚，才能出海当渔民，我父亲虽然是共产党的干部，但他出身大地主，我是注定不可能从事这样行当的。
如果当年外祖母不从船老大家把我抱回来，我也许早就当上青脚了，也许过10年、20年，当上船老大不成问题。我恨外祖母，也恨父亲，我恨他的出身，更恨他当年不冒死去延安，革命半途而废，比反革命更可耻。大字报上就是这样写的，说父亲是革命逃兵，是叛徒。我甚至想，当年他要是去了延安，出身不就成了革命干部了么？我就不会是狗崽子、黑五类。
有些时候，我躲在饮马滩的芦苇丛中，躲在冬天干枯的苇草里，望着阴沉的天空，心里翻腾着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父亲被关在民兵指挥部（临时监狱）里，我想象着他被囚禁的情景，心里非常难受与惊恐，却又无法抑止地顽强地想着父亲的出身。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问题。
寮居里的人都知道我是谁的儿子，那些人凡是读过中学的，都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们对我很友好，虽然免不了有些轻视，但总是很友好。在寮居里，我有一种被呵护的安全感。
那些从海上归来的船工，会用很粗野的话语，咒骂民兵指挥部的人，他们大多是从包帆工会里选拔上去的积极分子，那时叫土改根子。工会主席阿狮就是。这些在海岸上混食的干部，最是让渔民们瞧不起。凡是没有在海上经历过九死一生、闯荡上十年、二十年的工会干部，渔民们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动辄没有什么好声气。
平日里，只要渔船一靠岸，最先上船的正是阿狮这些人。他们一到船上，总是虚情假意地搭讪，趁机挑走些好渔货。渔民们不大敢得罪这些人，只有比较厉害的船老大偶尔会对他们冷眼，说几句挖苦的话。他们并不在意船工们的态度。
做过我三个月父亲的船老大华荣，是个很强势的角色。1963年，他的船队（子母船）曾经在海上遭遇了蒋匪帮的登陆船，他居然把台湾的登陆船连同15个扮成大陆渔工的“反共救国军”队员抓捕回大陆，因此他立了一等功。他的渔船也是产量最高的，他每次出海，总能围捕到大鱼群，像是神助一般。别的船队一无所获，他的船队却常常是满载而归。
在小城，华荣是个传奇人物。我很为这个做了我三个月父亲的人骄傲。他每次从海上回来，都会提着渔货到我家里来，送给我父亲。我常常暗地里学习他的粗豪，模仿他粗犷的说话。这令我母亲非常生气。我曾经在饭桌上得意忘形之时，顺口而出“丢那妈”。惊得母亲差点噎了饭，她对我足足看了好一阵，才对父亲说：“你不该让他去福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