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为什么会在解放前夕，突然从上海回到故乡？这是一个谜，也是令我在成年以后，感到郁闷同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如果父母不回故乡，那我就是上海人吧？尽管后来我对上海人并无好感，非常厌恶偶尔从上海回来的那些上海亲戚们男不男女不女的说话腔调，但我曾经希望成为一个上海人。因为父母的原因，我本可以是上海人却最终没有。再后来，我甚至庆幸自己不曾成为上海人，在心里感激我的父母。我的父亲至死也不曾真正明白，这个叫雷的二儿子心里的真实想法，他只是很早就明白这个叫雷的儿子，将会是子女中最为叛逆和胆大包天的。他很早就知道了。
那是我两岁多的时候。身体一贯孱弱的大雷突然得了肺炎，二女儿慧不久前因惊风去世，母亲对着全家人，包括老叔和肥婶，半开玩笑地问我：“把你送给船老大做儿子好吗？妈妈养不起你。”两岁多的我突然欣喜万分地回答：“好！就去吗？”我拉着凤卿的手：“姑姑也一起去。”我的回答令父亲很吃惊。谁也没有在意，但父亲很在意，他从此对这个儿子刮目相看。几天后，船老大亲自来领走了我，凤卿哭了，我没有哭，高高兴兴地走了。父亲在多年之后说起这件事，表情还是怪怪的。那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有过的表情。
刚从上海回乡的这对年轻夫妇，突然回乡，无异于自投罗网，故乡正在土改，老屋是回不去了。他们逗留在这座海边小城，离故乡的村庄大约还有十几公里。他们住在外祖父早前一个部下的房子里，那个部下跟随胡琏跑到台湾去了。外祖父被关押在游击队的监狱里，他是一位退隐的国民党军官，官至中将参谋，1949年大军南下，土改工作队将他绑给游击队收押。我父亲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父亲的回乡，曾给这个濒临厄运的大家族带来希望。这个自1938年离家出走，随后又在香港《星岛日报》登报与地主家庭断绝关系，投身革命的逆子，此刻成了这个大家族的唯一救命稻草。可是他们想错了。这个十多年前离家的地主家庭的逆子的归来，对这个家庭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父亲去世多年，我对父亲在那个时候回乡真正的想法，一无所知。就常理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土改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对于绝大多数地主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多少出身地主家庭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父亲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乡，究竟意欲何为？对此，我想了许多年，都无法寻找到合理的答案。我对父亲的历史认识，来源于“文革”时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父亲的揭露。我一直以为父亲不过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干部，却不知道他竟然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
还在很小的时候，在我还没有真正被送到船老大家去，船老大也还没有来把我领走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对肥婶发问：“为什么还不送我去船老大那儿？”我还不明白送给别人做儿子，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急于成为船老大的儿子却令一家人匪夷所思，尤其是母亲。一开始她并不以为意，但后来，她不禁有些伤感，觉得这个儿子很令人不安。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家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实，母亲也不止一次流露我的出生给她带来的痛苦。肥婶在我不听话、顽皮或者耍赖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数落，嗔怪地说我是一个孽种。连懦弱多病的大雷，有时也会以此作为武器，攻击我不是一个好种。可是我从不在意。在后来所著的多种文字里，我都约略谈到出生时的情景。
我是在父母亲最艰难的时候出生的。1950年岁末，父母亲正在从上海回乡途中，关于那次归乡之旅，母亲在后来的追述中，依然十分惊悸。先是坐船到厦门，海上风大浪大，轮船在海上走走停停就耗去了十几天时间。那时台湾海峡已不平静，父母亲只好在厦门上岸，拖着两个女儿和大雷，一家五口住在厦门的小客栈里，等着去广东的汽车。据说闽粤交界的云霄山脉，那儿有土匪，有共产党游击队，也有南下的土改工作团和解放军，各种力量占山为王。父亲拖儿带女，舟车劳顿，途中母亲发觉又怀了孩子，这就是后来的我。
南方乡下没有堕胎的习惯也无可能。我的生命孕生，给一家人带来莫大的困窘。
母亲是一位上海小姐，娇生惯养从未经历过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好不容易回到故乡，父亲立即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终日在乡村里公干。他找来了本是佃农兼长工的远房老叔，老叔此刻已让土改工作队从我的祖父母家中“解放”出来，正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正好到父亲家中帮工。肥婶的丈夫是个经营玉器的商人，解放前夕被乡里人推为保长，让土改工作队叫去问了几次话，吓得连夜逃到香港去了，扔下了正在哺乳期的肥婶和刚刚周岁的虾蛄。保长已被列为镇压的对象，肥婶也被农民扫地出门，经人介绍，父亲收留了肥婶。那时母亲生病，大雷也在病中，嗷嗷待哺，肥婶便当了大雷的奶妈。
外祖母家是泰国的大华侨，外祖父被拘押在游击队监狱里，暂时还没有受到土改的冲击。泰国方面每月还有“番批”定时送到。番批是一种民间汇款方式，由专人送交。我们一家全靠外祖母的“番批”生活，经济上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父亲家族正在接受土改队的清算。母亲怀孕，按照风俗，不能住进外祖母家，外祖母便在小城租了一家旧屋，给母亲分娩。
这是一幢清中期的古宅大屋，俗称“五马拖车”，屋前有照壁，有两进天井，还有两条“伙巷”。无数间屋子，雕梁画栋，屋主已经于年前逃跑海外，由穷亲戚代管。外祖母花了十块银元，把整栋老屋租下，本是只租其中几间，但屋主说反正无人求租，就随意使用算了。外祖母又多给了十块银元，说是先租住一年再续。那年月乡间空屋多，富人跑了不少。
乡规习俗太多，母亲既去不了夫家分娩，又不能在娘家分娩，便只能一人独住。姐姐和大雷、老叔和凤卿不能同往，只有肥婶跟了过去。很像巴金《家·春·秋》中瑞珏的遭遇。
老屋里的繁华已经衰落，值钱的家当和细软早已让农民搬走。屋里屋外，偌大的天井，一片劫后的狼藉。
母亲生我的时候，还不到28周岁。这之前她已生下我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大雷，他们全在上海出生。母亲从未单独生活过，她平生最不平常的经历，便是在1938年，那年她13岁，外祖父任国民党东江视察兼省财政厅长期间，日本军队攻陷广州，外祖父在枪战中受伤，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被转送到澳门医治，母亲辗转广州香港去到澳门。那是奉父亲的命令，也由共产党游击队护送抵达。这是后话了。还有就是1943年她20岁时，与父亲在上海恋爱。父亲是个热血青年，正准备经苏北到延安去，热恋中的母亲非要跟父亲同去不可。她瞒着家人随父亲出发，还未到苏北，就差点让日军掳走，吓得母亲死活不肯前进，拉着父亲返回上海。
这段经历成为父亲参加革命的污点，为此父亲付出终生的惨痛代价，母亲也因此抱恨终身。这些都是1949年解放之后的事了。当时他们并未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投奔延安，当不是玩笑的事，母亲本不是出于革命目的，只是听凭爱情的召唤而跟随父亲，她是跟随恋人而不是跟随革命。她多次承认，她跟随父亲去延安，仅仅出于对父亲从事的工作感到正义同时新奇，那时她一分钟都不愿意离开父亲。
她受了这次惊吓，便安心在上海生活，听从外祖母的安排。外祖父家族在泰国的生意，足以让母亲在上海过着奢华富足的生活。泰国的生意是当时东南亚华人生意中最显赫的，开金铺和碾米厂。外祖母在上海金陵中路，大世界的正对面购下了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洋楼，母亲和两个婢女就住在那里。一个婢女负责她的内务，一个每天陪送她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母亲先后读了两所大学，先是读了几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来转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一直到离开上海南下时，她的大学生涯才告结束。母亲之读大学，全然出于摩登和无聊。这段生活，母亲后来时有谈起，我对上海的许多知识，喜欢与反感，都从母亲那儿得来。
母亲那时认识了蓝萍，因为一位在上海做电影演员的同乡姐姐的缘故。母亲和同乡姐姐很投缘，她们在上海过从甚密。我在50年代见过这位我称作“大姨”的过气明星，果然风姿绰约。
母亲自10岁就奉父命去上海读书，10岁之前从未离开过故乡，她对故乡并不陌生。但一位规规矩矩的富家小姐，出入都有婢女奶妈呵护，她哪里经历过这样流落他乡的生活？旧屋里的一切着实令她惊悸。何况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时常会闯进来，问东问西，带着怀疑和讯问的口吻，而且往往居高临下，不容辩驳。农民协会的队员，对这位从上海回来的女人明显有着警惕和敌意，同时又似乎透着一些谦恭，他们一时还未从一种因袭了千百年的卑微心态中转换过来。面前这位举止优雅、说话温软，态度亲切的漂亮母亲，常常令他们手足无措，窘态百出。
土改队队长是一位南下干部，也就二十出头，但据说在军中已服役了好几年。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母亲有一种明显的好感与敬意。他有时也会到老屋来，每次到来，他都会先是对匾额上的“资政第”三个大字，来一番品评，然后逐字逐句地朗读大门两边石壁上的刻字，那是造屋的赋文。他的古文还算粗通，但还是常常念得错漏频出。母亲很得体地逐字校正，他便有些难为情，唯唯诺诺，这样反而使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土改工作队长，那时可是比皇上更为令人敬畏，他手中操有对反动分子的生杀大权，他一声令下，便可不经任何手续批准，把土豪劣绅拉出去毙命。
母亲深知其中的厉害，但毕竟毫无城府，当土改队长问及“资政第”的来历时，母亲稍作解释之后，竟有几分骄傲地对土改队长说起自家的老屋：“那匾额上镌的，是‘硕士第’。”土改队长问：“什么叫硕士第？”母亲轻淡地回答：“家父是1924年美国普林斯顿的教育学硕士。”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天生的优越与骄傲。这次会面和谈话，成为十多年后的祸根，这是母亲和那位土改队长都始料未及的。
土改队长惊讶得失了尊严，变得谦卑，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方水土，居然会有如此显赫的人家，真是侯门深似海呀。他走出“资政第”时对母亲的审视，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含义。他走出大门却又回过头来：“什么时候，去见识见识你家的‘硕士第’。”母亲当是礼貌与客套，并不在意，她对这位土改队长，有一种说不出的印象。她从小到大，没有和这样的人打过交道。
母亲闲来无事百无聊赖，便在老屋里四处走走。她即将临盆，已经感觉到宫缩。她读的是医学院的妇产科，她很淡定，知道应该多多走动，她腆着庞大的肚子，一间屋一间屋地出入。
每间屋都有主人富贵的气息，残留着被洗劫过的痕迹。既然一种生活制度被从根上铲除了，它的任何残存就显得无足轻重。天井里有一堆大火燃烧过的灰烬，灰烬中残留着一些字画的边角和器物的残骸。风突然吹起，掀动厚厚的有些板结的灰烬，母亲顺手拈起其中半幅烧得卷起的画卷。那是一幅裱在绢上的古画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