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婶总是很恭敬地称父亲为“郭先生”，称妈妈为“生娘”，是郭先生娘的简称。我很喜欢她称呼我父母时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古装戏里青衣的念白，字正腔圆而且拖了长长的尾音。
凤卿姑因为是父亲的远房堂妹，她称呼父亲“大风兄”，称母亲为“大风嫂”。她说话很少，人也腼腆，家中常有客人来，她见了客人总会脸红，低着头为客人斟茶，把茶放下，又低着头退出。她有时差我去，我知道她怕见生，故意不肯代她送茶。她总是柔声地说：“锥雷（我的小名），阿姑惜你没用的。”我喜欢听她这样说，就偏不帮她，惹她说出这些话来。
她说话很简洁而且短促，我常常装作听不见。她竟信以为真，扳着我的耳朵认认真真地察看半天，着急地跟母亲说：“大风嫂，我见亚雷的耳朵有病哩！带去看医生吧？”妈妈听了原委，便对她说：“亚雷坏呢！打他两屁股看他听不听得见！我唤他吃糖，远远他就听见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哩！”
小时候，我老是笑凤卿姑是乡巴佬，她也不恼，反很认真地说：“谁叫你老叔是乡下人呢？不像大风兄，去过上海，行过乌水呢！”我问她什么叫行过乌水，她说：“过番呗。坐船到外海！那海水呢，是乌黑的。”我说：“把墨水倒在桶里，让你浸浸脚，那你也行过乌水了！”她就去告诉母亲，曼声说：“亚雷真的很坏呢！但是很聪明。”母亲很是满足，却说：“凤卿你别疼他，疼他没用的。”
爸爸被贴满大字报的那一天，我彻底地告别了童年。
那天，我看见肥婶忽然从矮凳上站起来，很惊惶地跑进父母的卧室：“郭先生，他们来了。”
只见天井外边的大门被撞开了，天井里站了十几个人，每人臂上都套着“红卫兵”袖章，我最先看到的是政治教师罗德宏。
平日里他常到家里来，找父亲说事。每次来总会送点乡下带来的吃食，几只莲藕，或者几根红甘蔗，半只风干的腊鸭等等。母亲总是过意不去，硬拉着他留下来共进午餐或晚餐。平时他见我，总会夸我又长高了。其实我从10岁到15岁好像停止生长，个子很矮，15岁时还不到1.5米，去海南当知青后才一下子蹿高起来。
罗德宏站在天井边沿的石阶上，铁青着脸，虎视眈眈，一言不发非常威严。他的手臂上也套着红卫兵袖章。
那十几个人当中，有几个是我的同班同学，胡伟标也在其中，看起来他是领头的，他比罗德宏更严肃。他比我大3岁，从乡下考到城里来，是我们初三甲班的班长，学习成绩很好，作文总是78分。我的语文老师是个不太出名的作家，他说作文不可能超过78分，78分就是最优秀的作文了，所以，胡伟标的作文总是78分，全班第一。
“郭大风，滚出来！”他扯着喉咙直呼其名，声音响如惊雷。
父亲赶紧从卧室里跑出来，他顺从地站到天井的角落，平日里总是高昂着的脑袋，此刻非常自然地低垂着，像一个恭顺的听差。
“郭大风，现在革命小将正告你！从今天起，你不能乱说乱动，不能到处乱走，搞反革命串连！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父亲连连点头称是。
胡伟标锐利严肃的目光射向站在父亲身后的母亲。母亲是初三甲班的班主任和英语教师，她平日里很喜欢胡伟标这个学生，皆因为这个贫农的儿子学习特别用功，对老师也非常尊敬，他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
“马凌芳！”胡伟标又直呼其名。母亲慌忙带着僵硬地回答：“到！”她说出这个字时，声音颤抖，显得很滑稽。
“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旧官吏的国民党特务的残渣余孽！你也有严重问题！从现在起，你停职检查，也不准乱说乱动！”胡伟标像背书一样，有些费劲但是极力把意思表达得威严。
母亲一反常态，居然比父亲表现得勇敢，她很大声、很正气地说：“你们可以去调查的，我父亲是开明乡绅，为共产党做过事的。我有什么严重问题？老郭是老郭的事，我是我的事。你们不能这样！”母亲从未这样大声与人说话，在我印象里，她总是躲在父亲身后。父亲是小城名人，是城中教育界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又是人大代表，常常有许多会议，许多应酬，家里也常有各种官员造访。母亲从来都是能避则避，避不了便偶尔应付一下，她不愿抛头露面。今天她居然如此大胆，如此理直气壮。
胡伟标愣了一下，马上变得更加严厉，他带头呼起口号：“坚决打倒三反分子郭大风！坚决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马凌芳！”天井里的红卫兵个个义愤填膺，口号声整齐有力，喊了一遍又一遍。罗德宏始终在一旁冷眼旁观，但从他身上辐射出来的威严，笼罩了整个院子。我当时觉得他真像电影里的希特勒，乖戾而且威严。平日我就觉得他个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今天更是如此。
即使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那时，我真的觉得罗德宏和我的同学胡伟标很伟大。我一点也没有因为他们对我的父母直呼其名，呼来唤去地批判而憎恨他们。那时我还没有学会仇恨，也不敢仇恨。我只是认为他们是代表贫下中农，代表无产阶级，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战斗。父亲母亲“敌人”到什么程度？我害怕他们会被抓去劳改，或者拉去枪毙。我突然想，也许这是他们当年去不成延安的报应？
他们呼完口号，我的另一位同学，女生邱岚突然从人堆里站出来。她今天完全变了样子，戴着军帽，穿着一套有些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束着军用大皮带，铜扣很大很方正的那种。她手中抖出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打倒三反分子郭大风！”父亲的名字上打着三个大红×，像是死刑布告上判了死刑的罪犯那样。我惊得差点喊出声来。邱岚把大字报贴在父亲背上。她个子很矮，又有点胖，父亲个子高，父亲本能地弯了弯腰身，粘满臭烘烘糨糊的大字报就贴到爸爸背上。
我站在离爸爸不远处的地方，胡伟标和我的同班同学们对我视而不见。他们个个目光炯炯，放射着坚决、仇恨的光芒。我这才注意到，他们都穿上了军装，个个都飒爽英姿。我心里很是羡慕。这时，我才发觉，凤卿姑始终紧紧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心满是汗水，她紧张得全身发抖。我把手从她的手中挣脱开，我感觉到一阵耻辱。同学们一定看到我刚才骇怕与紧张，让一个女人抓着手的样子，我心中非常懊丧。
他们把几张大字报贴在大门板上，大字报上的大字触目惊心：“坚决把牛鬼蛇神郭大风斗倒斗垮斗臭！”还画了牛头马面，分别写着父母亲的名字，名字打上红×。“坚决把三反分子郭大风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一只大脚下踩着两个变形的小人，一公一母，“打倒人民公敌郭大风！”
人民公敌？这是指蒋介石呀！只有蒋介石才称得上是人民公敌。父亲竟然也成了人民公敌？我只觉得天塌地陷一般，我的骄傲和不羁的童年结束了。苦难顷刻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
红卫兵走了好久，爸爸和妈妈也早已回到卧室，我隐约听到母亲抽泣的声音。我想到卧室里去，看看父母怎样了，但我仿佛受了刚才的革命洗礼，心中开始滋生一种对父母的敌意。也许他们真的是坏人？我开始痛恨这个家庭。他们一定是做了我不知道的坏事。否则，共产党怎么会这样对待他们呢？共产党总是对的，是英明、伟大、正确的。政府总是对的，是人民的政府。
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回忆着平日里父母的一言一行，他们和老师们，客人们的谈话内容，心中过滤着那些谈话，真的有许多对社会的评论。父亲爱发议论，他在同行中以口才了得出名。
父亲多才多艺。1963年，为配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表演过一个单人节目《郭琵琶诉苦》，他扮成一个旧社会贫苦农民，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成为一个乞丐，四处乞讨。他演得活灵活现，那些日子，他在各种宣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题大会上，即兴演出《郭琵琶诉苦》，唯妙唯肖，以至于会场里的人，以为真有一个叫郭琵琶的人，到现场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我记得他甫一出场，便佝偻着腰，（为此他还蓄起了络腮胡子）故意整得乱糟糟的胡子和满头灰白头发，蓬乱地盖住半边脸，看完节目，我都认不出是我的父亲。他完全是假戏真做，加上主持会议的人为了好的宣传效果，也不说破，许多人都以为是真人真事。
父亲刚才站在天井里的那一幕，使我想起了《郭琵琶诉苦》里的郭琵琶。戏里戏外父亲竟是同一个人，只是性质变了。戏里是阶级兄弟，戏外是“人民公敌”，我在这两个形象里跳进跳出，弄不清楚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父亲。刚才父亲就像郭琵琶一样佝偻着身体，当他弯下腰来，让红卫兵邱岚把大字报贴上他后背的瞬间，我真的有如五雷轰顶。
这是我的父亲吗？是那位在人们眼中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父亲吗？是在学生们面前有无限权威，高大魁梧、威严无比的父亲吗？我自然无法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他的心一定在滴血，他一定会想起当年，他给自己的父亲头上套上纸糊的高帽，拉着他去游乡的那一幕吧？对此他是怎样想的？我不知道。成年之后，我来不及和他做更多的深谈，他就突然去世了。在他去世许多年之后，我依然无法释然他人生中的许多疑问。
我没能和父亲有更多的交流，真是我此生的遗憾。我自以为，在几个子女中，我是最有资格和父亲对话的。事实上，在1966年我上山下乡之后，他在断断续续获得自由的那些短暂的日子里给我写的信，有上百封吧！几乎每周两封。那些信里，表达了他对我这个儿子的厚望和附托。他在信中对我的鼓励与前途的推测，都非常精准。
我正是依照着他的想望，从绝望与无路的地方，一点点地走出来，成为了他想让我成为的那种人。而我却对他知之不多，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在阴阳相隔之中，父亲的性灵正在一点点地渗透进我的魂灵中，我越来越明白这其中的奥秘，阴阳两界的确是相通的。
只是有一种伤痛，是无法弥合的，即便是时间，也不能够使它痊愈。它与生命同在，或者比生命更长久地潜行于人心之中，终成一种疾患，无药可救。
当我在21世纪和煦的阳光下，追述父亲的1966年。追问那个年代人心黑暗的原因，还是无法寻找到答案。
许多年后，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我分别再会了当年的政治教师，后来成了“文革”红人，再后来又成为被清查对象，最终还是逃脱了惩罚的罗德宏和非常潦倒的胡伟标。他们在最顶峰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想到30年、40年后的景象？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想象出那之后的中国将往何处去。尽管在“文革”中，有许多人在悄悄地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因为公开了这种讨论而交付了生命，但是，依然无人知晓中国的未来。
那是一个吊诡的时代。吊诡的人心和吊诡的环境。它的吊诡，让后来时代的人们，怀疑那是曾经的真实吗？我想，即便是罗德宏和胡伟标们，现在细想当年，曾经的那一切，也像是一场噩梦吧。
关于我后来偶然见到这两个人的情景，我会在后面讲述。他们晚年，那种诡异的凄惨，是善良的人心所无法理喻同时难以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