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生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正是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精神文化：殿堂、陵寝、雕塑、绘图，以及音乐的礼赞诗章——生命的绝唱，让一切世俗的风情或声响在此自惭形秽，那是一种与天堂共享的超尘绝俗的心灵对话。
然而，中世纪是没有文学的，因为那是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许思想的世纪。教皇一世格里哥利的一句名言，至今没有过时：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信仰是要崇拜的，科学是要讨论的，法律是要执行的。不崇拜的信仰，不讨论的科学，不执行的法律，不管有多少个理由为此粉饰说项，都是无耻的谎言与彻底的伪化。
是人生的旅程抑或也是受时代所囿吧，我自以为是一个有信仰的信徒，寸楮尺素凝聚着我那可怜的精诚，才对这部命题作文如此上心。冼星海，震撼中外乐坛的音乐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华彩的空灵本是艺术巅峰上的天籁之响，可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号衣，即便是东方古之鼻祖师旷、师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个时尚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对冼星海如此痴迷、痴情，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结茧成章，如前所述，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信仰吧——是我对冼星海那个时代不能去怀的殷殷眷注。啊，延安，“回延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诗人们当时近乎童真般的激情与忠诚，就像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样……西方人对延安的交口称赞、《新华日报》的文章如雷贯耳，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东方历史数千年来一个新生命的哇哇啼叫，总让我一想起来就血脉贲张，不能自已。
尽管冼星海的同龄人——胡风、田汉、丁玲、贺渌汀等巨子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的东方灿烂的早霞，她的美丽在今天看来，是另一种耸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让多少脆弱的神经不敢仰视！不管是篡改、蔑视，或是屏蔽、冷藏乃至格式化那一段不可疏忘的历史，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窃想都是有意无意的背叛。
宝塔山，20世纪人类奇迹的东方的政治地标……
那一段史事，太让人神往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而已。没有政治事件真相的历史，无疑是伪史。
“真相”，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寻，正是对真相无穷的追寻，才让哲学、历史学如此溥博渊深。但我，想做一个芒履蓑笠、孤舟挂帆的远行者，走近星海，不过是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的梦中的岁月。
我在这里重彩“红色”，很可能取魏收之诟，但我绝不是为口腹所累：新中国一路走来，若是冼星海健在，以他那傲骨凛凛的书生气节，窃想比他的同侪们还要不堪。然而，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丽，会是长在心头的一粒瘊子，伴人终生；亦如懵懂初恋的卵石，在岁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璀璨晶莹。
中国，苦难的中国，积弱、积垢、积朽……的中国，西风东渐，百舸争流。
翻开古世界史，是两张版图：囿于时代的局限，东、西方的古代精英们一样的无知与狂妄。东方自以为河洛乃天下中心：中土、中州、中原、中国……有趣的是，古代日本也曾自称“中国”（苇原中国），以冈山、广岛、山口等地为国家中心。只不过开化太晚，在隋、唐疆域与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敢自以为“天下中心”罢了，却留下抬眼可及的“中国银行”“中国新闻”“中国山脉”等汉字，让来自中原的过客们莫名其妙。而欧洲人则以为地中海是天下中心，以为亚历山大、奥斯古都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就是整个“世界”。
当西方告别渔猎、农业文明，进入城邦“民主”社会体制，开始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其实那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辉煌，我们却成了东方的僵尸：文化因素的先天残缺，东方体制久久地停留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自耕农理想境界。意识形态的儒经教（奴）化，即便是再英明的君主，这片土地上也只能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们的自我狂欢与陶醉。
爱尔兰哲学家威廉·勒基在《欧洲伦理史》中指出的，正是奴隶制大田庄取代了自耕农经济、自由民无须支付报酬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粮食这种情况，才导致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一个总人口仅仅三十多万、参战军人仅仅数万的“少数民族”，铁蹄所至，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竟然让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明军望风披靡，是很令人深思的。同样，曾经骁勇善战的千万八旗健儿在数百八国联军面前不堪一击，让表象繁华的农业天朝尊严扫地，颜面尽失。
元朝、清朝扫荡和击碎的是勒基笔下的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貌似庞大实则精神文化上萎缩封闭而阴柔内敛的小国寡民。
人类史没有温情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版图。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福耶祸耶，冼星海和他（我）们的胜出，苏联模式的学步，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怀旧或失落的士子们遗民般如何积怨含愤，她一路走来的国力膨胀，让西方世界触目惊心。人类史的历史阶段不管如何划分，审视东方大宋亡于蒙元、大明亡于满清的史鉴，我们不能不意识到，那是一群自视颇高、顾盼自雄的贵族骑士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自耕农社会的残酷剿杀——说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我真的不敢苟同。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没有政治家们的潇洒襟怀，也不是丛林法则的鼓吹者。塔斯马尼亚人灭绝于一群十恶不赦的罪犯，是上帝瞎了眼？抑或本来就是“主”的意旨？
一个人的愚昧，是基因缺陷的愚昧；一群上人者——顶层精英集团的愚昧，是一个种群、种族、一个文化板块窳惰灾难的愚昧，上帝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无言以对。
尽管庶民的命运与庙堂的枯荣无关，国亦是国，家也是家，仅在于朝廷的清明与腐朽罢了，但兵燹的灾难与辱凌，是躲不过去的浩劫。
塔斯马尼亚人如是，古埃及如是，印加帝国也如是……
两千多年了，尽管我们有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轰轰烈烈，只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挪动过跬步。是以，在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眼里，中国是没有历史的。
历史没有捷径可言：我们连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奴隶创造历史的恢宏壮举——都必须重新走过！
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们所深为自信的，并不仅仅是西方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更是我们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无限张力——让神经脆弱的西方政客们望而生畏的创造者、劳动者的巨大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革命的经典理论在这里找到了最为经典的注脚——将自己的人民（选民）之外当成负担和累赘，应该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无廉耻的政治笑话！
大约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终于结束了让黑格尔扼腕的“没有历史”的历史。
这便是鄙人的“红色”情结吧：也是甘愿如牛负重、努力笔耕的自我选择。
冼星海，这个最应该享受革命盛宴的红色信徒，没有能看到东方的黎明。不管幸与不幸，他决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唐突……他的背影在黄河的波峰浪涌与落日的余晖中浩浩远去。但是，他与奔流不息的黄河同在……
于是，我想通过这个可当悲喜剧来写的人物故事，书写中国的那一段非凡的历史，说革命先驱和英雄形象也罢，说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也罢。
他的名字镌刻在战祸连绵的历史故事的彩页，也就与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一样炽烈与厚重。
我，像撬动玄武岩般艰难地掀动那些熔岩冷却后的碎片，力图与读者分享那段多艰也辉煌到了极致的岁月，却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为，我和时下的青年们一样，对宝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窑洞之瑰丽，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如果说安泰不过是大地之子，非凡的时代则是天才的摇篮。冼星海生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巨人时代是巨人们的时代。那个时代遗传给后人的，即便是血清里的基因，也有蜕化的可能，有如恐龙、龙之于两栖类爬虫。怀旧情结的可怕，是因为谁都不会以茹毛饮血的古猿为羞。
非凡的人生不过是非凡的故事罢了。乱世的英雄未必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荷马行吟的歌谣，竟然是血肉横飞、惊天动地的争战——烟消云散之后，只有他，才是伊利亚特那场绝杀中唯一的永远的幸存。
延安。哦，延安！如果说有革命的图腾，窃想就在这里吧。她，在我的心灵里，是我的麦加，我的耶路撒冷，我的布达拉宫……
如果说一言可以兴邦，历史深处的那一部“交响”，可谓震撼华夏的雷鸣，至今余音袅袅，弥于长天。
感谢一场短暂的美丽的相遇。我的目光随着他就要离开延安了，我却并没能看清延安的真正面目：真实的历史的故事，像夜空的星子一样遥远，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真实——看那多少星辰熠熠闪烁，其实它们多是亿万年死亡了的恒星，投过来的余光而已。
一个人的生命体积仅在于他的精神高度抑或给人间留下的文化遗产，与时间的长短没有丝毫的关系。西行的旅次，匆匆行色的一行脚印，是如歌的行板与华彩的壮丽篇章，与莫斯科的红场和黄河的涛声同在……
冼星海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溘然而去。5个多月前，5月9日，莫斯科红场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举行了红色世界最为雄浑壮阔的大阅兵；两个多月前，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精神领袖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臣民诏告投降，全面终战；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3日，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沸腾……这一切的一个接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只在重病中的冼星海枯黄清瘦的脸上，掠过一丝丝的慰藉的稍纵即逝的笑颜……他，像一位难产中耗尽余力的母亲，在新生儿欢快抑或痛苦的啼叫声中，安然睡去。
交响乐，精神世界的语言，本与山野尘情的世俗无关。然而，那个特殊的岁月、非凡的时代，也是胎教般的东方文化的遗传吧，让冼星海这位音乐巨子，契和着黄河的涛声，将一个民族情怀的悲壮意识，谱写成史诗般的命运长歌——窃以为，也正是那个苦难极致的时代和黄河文化的浪涌，成就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巨响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倾倒了那一整代共产党人。刚进不惑、青春正富的冼星海在这里沉沉睡去，有如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窃想他非常惬意，了无憾情。不管健忘的后人们如何狂猜疯想，窃以为都是在管窥蠡测或是矫饰伪化那个钢铁般生冷存在的时代，真正的脑残而已。
黄河没有断流，没有枯渴，涛声依旧；莫斯科的红场依然红色，依然美丽，魅力如前……
冼星海走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也随他而去。为了永远的纪念吧，我还是忍不住怀旧与仰慕的情结，捕风捉影般地要将冼星海这位饱学巴黎襟满“西风”、投在东方大地上的影子，乐山大佛般地定格在我自己的臆想王国。
伴随着海水咸湿的气息，冼星海诞生于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清贫的！民之家。并没有过多的资料去渲染失去父爱对冼星海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许，对于父亲没有记忆的冼星海，影响只是心底的，外人虽万言不能描状其一二，正如之后冼星海那坎坷的命运和不屈的求艺之路一样，个中艰辛，我们只能猜想，无法从本质上去体会，更无法对感觉进行一种准确的表达。然而，父爱的缺失显然增加了母亲的辛苦。一个女人，在和平的时代中，独自抚养子女都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何况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世风并没有如今天这么开放包容的年代。但这些不为人知的辛酸，都被冼星海的母亲，大海的女儿，靠着母爱的天性以及对生存之渴望的坚忍的力量，凭着岭南人特有的勤劳务实的精神，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儿，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坚强，如墙角寒梅，暗自芬芳。
温润柔软的岭南风土人情，对于冼星海的审美趋势以及创作风格有着潜在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岭南地大物博环境之下人民的敦厚贤淳不仅孕育着梁启超、孙中山等思想家、政治家，更为许多艺术家诸如萧友梅、马思陪、青主等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文化底蕴。岭南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使得这片土地愈发显得多情多思，正是孕育触觉敏感的艺术家的绝佳的温床。在外公家寄居的日子里，虽然没有优渥的物质生存条件，但海边渔民之家，大海般博大、宽容、静谧而又深沉的地理环境，在养育冼星海的同时，也奠定了他性格里的那份坚强与隐忍，对于逆境的抗压能力，这或许是生活对于冼星海坎坷人生际遇在另一方面的馈赠或是补偿。在今天留存不多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的冼星海，脸上找不到任何对命运不公而抱怨、愤恨的痕迹，相反，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种悲悯的浅笑，一脸平和，眼神之中虽藏着淡淡的忧郁却笃定地望着前方。
生命之旅是一种告别，长久和短暂的真实，是美丽的挣扎，花朵的信念，让灵魂的使者，引领我们步入永恒，音乐艺术让他成为永远活在人间。
《黄河大合唱》，一阕血与火的时代乐章。那一声声时代的怒吼，是黄河咆哮的声音，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声音，无可阻挡，无坚不摧，不可战胜……
一个音乐家能被加冕为“人民的音乐家”，何其罕见，而冼星海倒是当之无愧。冼星海为音乐而生。冼星海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歌者，他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荡。
啊，有如《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劳动者永远是伟大的，人类的公平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为穷苦人的呐喊与呼号，永远是历史的最强音，马克思、列宁的无产者解放与耶稣的平民拯救同在，才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幸成为了东方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信仰，拥有着人类史上最大群体的信众，堪称人类伦理史的绝笔与奇观，让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也在此望洋堪羞吧。
（原载《黄河文学》201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