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当初爱上文学是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当过几年兵，能拉二胡、吹口琴、吹箫，象棋也下得鲜有对手，也有军人的硬气，但身上毫无文学的痕迹。也许他一辈子也没写过一篇文章，也不知道文学是何物，更没背过一首唐诗宋词。但他经常在月光下给我们兄弟、邻居们讲故事，三国演义、杨家将、薛刚反唐、狄青征西……以及林彪和四野往事。他用口舌把故事演绎得引人入胜，精彩异常，让我常常一整晚辗转反侧，欲罢不能，人物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兵荒马乱，川流不息，栩栩如生，编写、演绎和讲述故事的冲动像夜色一样蓬勃。我对自己说，将来我要当作家，以虚构为业，靠稿费为生，周游世界，俯视万物。但父亲对此浑然不知——他点燃了火种，又要亲手浇灭。
我爱上文学的最初时光，是在一个小镇上。首先喜欢上的是诗歌。邮政所旁边有一个私人经营的书摊，经常能看到诸如《辽宁青年》之类的与文学有关的杂志。只要刊登有现代诗歌，我都千方百计买下来。有时候，与其说是买一本杂志，倒不如说是买一首诗。但这些杂志无法填满我日益膨胀的胃口。好在还有一家有教室那么宽大的新华书店，那些文学书籍像美食一样闪闪发亮。我常常利用短暂的课间休息时间，跨过从镇中心穿过的车水马龙的省道，越过一条狭窄的有野芭蕉树和黄色竹子的小巷，拐过烟雾缭绕的国营面包店，到达骑楼街上的新华书店。如果不是遇到月底关门盘点，我会直奔左边的文学书架，从最底层到最高层，有七排，看有没有新的诗集。虽然很少有惊喜，但我还是乐此不疲，满怀期待。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诗，也不知道谁才是最有名的诗人。只要是诗集，我就咬咬牙买下来，揣在怀里，欢天喜地地跑回教室，度过好多天激动人心的阅读时光。但整个书店，一年之中也难得看到几本新诗集。因此，我买到不少后来才知道根本不值一提的诗人的著作，甚至还有诸如《袁水拍儿童诗》之类的昂贵诗集。明知道这些诗歌已经过时，不再成为模仿借鉴的对象，但我仍然愿意把它们买下来。而我囊中极度羞涩，买一本诗集花掉了我半个月的伙食费。我为吃饭发愁，夜里常常饿着肚皮摸黑到学校食堂看有没有意外收获——开了饭而又临时改变主意回家吃饭的同学留下的晚餐。结果，跟新华书店一样，鲜有意外的收获。
我还常常光顾新华书店对面的文化站阅览室。偶尔，在乱七八糟的旧书籍中也夹杂有诸如艾青的《归来的歌》、贺敬之的《回延安》之类的诗集。我翻阅了无数遍，千万次想趁人不备偷走，永久性地占为己有。但负责管理图书的那个小老头从我走进来的那一刻开始，目光就咬着我不放，好像我是曾经闯进他家行窃并从他眼皮底下逃脱的小偷。有一次，我说我想买下这里所有的诗集。担心小老头不答应，我迅速开出了“以双倍的价钱”为条件。但小老头还是鄙夷地拒绝了我。
“你以为整个镇就你一个人喜欢读诗歌？”他阴阳怪气地瞅着我说。
确实不只有我一个喜欢诗。因为我曾经在新华书店看中一本新到的诗集，爱不释手。但等到我积攒够了钱，诗集已经被人买走。镇上有同类，这让我感到不孤单，但更多的是让我不爽和警惕。我想成为镇上唯一的诗人，只有我读诗、写诗、出名，光环和荣耀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早已经开始写诗。利用一切时间，疯狂地写，压过镇上的所有“诗人”，让他们知难而退，成全我。我更希望有一天也能像“全国十大校园诗人”那样，被视为大熊猫，一路保送，免试进入大学。在这过程中，我希望镇上没有竞争者。所以，当发现隔壁班有一个愣头青手里捧着一本我错过的《朦胧诗选》时，心里惊喜而紧张，好在，此呆读不懂朦胧诗，我用三倍的价钱把它买了过来。其实，我也读不懂，但我早早记住了那些诗人闪亮的名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衣锦还乡。
有一次，在人民理发店，我看到了一个头发蓬乱的青年坐在椅子上，一边等待理发，一边翻看一本文字分行的书。我弯下身去想看清楚是什么书名，但被他警惕地拒绝了，吝啬地用胳膊遮挡住我的目光。我只看到他又脏又臭的脚板交叉，相互搓着，地上很快便有了一堆崭新的污垢。趁他低头掩饰双脚分心的时候，我看清了书的封面：席慕蓉的《七里香》。简直是暴殄天物。
为了不让诗歌落到这种人手里，我决心不惜代价把镇上所有的诗集买光。
但我几乎是镇上最穷的学生。我的学杂费得靠父亲从遥远的茶场上气不接下气地送过来。他那点微薄工资供养着四个正在读书的儿子，用捉襟见肘远不足以形容他的窘迫。因此他反复严厉要求我们必须把每一分钱用到刀刃上。回想起当年我要买光镇上的诗集的奢望，与今天的一个连房租也交不起的文青梦想买下一座城市差不多。而我，还是背着父亲把有限的伙食费和买牙刷、肥皂的钱挥霍在购买诗集上。我相信，只要省吃俭用，一定能把全镇的诗集都据为己有。一根牙刷我用了三年，到毕业时还剩下七根残毛。父亲把我面黄肌瘦的原因归咎于学校的伙食太差而我的功课压力太大。终于有一天，新华书店书架上的诗集被我买光了。可是，第二天，同样的诗集重新出现在书架同样的位置上……还有一个秋季，我把一个学期的学费三十六元全部寄往四川《星星》诗刊编辑部，参加了诗歌写作函授班。函授班的老师告诉我，他会尽力帮助我进步、发表作品，把函授的学费赚回来。我信心满满地以为，学校的学费暂且拖欠着，到了期末，我的诗歌稿费足够一次性交清。我还以为，此事可以瞒天过海，父亲也会浑然不知，因为拖欠学费的远不止我一个人。但他从学校门墙上的期中考试成绩排行榜上发现了我的反常。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无可辩驳。在严厉的逼供面前，我向他坦白，出卖了诗歌。父亲暴怒，恨不得把诗歌这只恶魔立即从我身上驱赶出去。但我告诉他，不必太担心，我会争取保送上高中、大学。我拿出“全国十大校园诗人”作为有力的例子。
“人家发表过那么多的作品，你的作品发表在哪里？”父亲的疑虑很专业。
我指了指张贴成绩排行榜的对面的一堵墙。父亲从花花绿绿的墙报角落里看到了我的一首十七行的长诗，除了摇摇头，再也没说什么，掉头离开学校，往他遥远的茶场去了。
然而，直到学期结束，我也没有在报刊发表过一首诗，投出去的稿全部音讯全无，自然没拿到一分钱稿费，还搭上不少邮费。这是一次巨大的投资失误。我破产了。是我妈，卖掉了一头猪，将我的学费补交了。而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赫然摆放着新旧诗集。诗集像野草一样，割了又长出来，根本无法斩草除根。
尽管如此，我仍然想把整个镇的诗集买光。
暑假，我做起了贩卖冰棍的生意。一是为了购买诗集，二是为了参加市里举行的收费的笔会。但我向家人撒谎说是为了自筹学费。因此，暑假，农忙时节，父母、兄弟特赦了我下田收割、插禾的责任。我整日奔波于粤桂边界的乡村，避开同行的竞争和熟人可能发出的嘲笑，到最偏僻的地方，兜售冰棍。虽然因为祖父的突然去世中止了我的生意，但我已经积攒了能买光新华书店诗集的钱。
父亲察觉了我的动机，开始干预我购买诗集和写诗行为。他看不出我会“保送”上高中、大学的前景。因为我直到初三，才在县刊发表了一首短诗，离全国出名的距离比镇到茶场的距离要遥远得多。父亲比我清醒，断然将我床头、抽屉的诗集和诗稿全部收走，让我专心读书。但为时已晚，我中考落了县重点高中的榜。单凭一首发在县刊的诗何来谈保送？我面临着两个命运：一是当农民，二是当农民工。父亲一辈子最鄙视、最无颜以对的职业就是农民和农民工，虽然他一辈子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如果我们四兄弟都逃不脱这两种命运的话，对他来说真是生无可恋——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万念俱灰的日子里，我仍然到新华书店去，看书架上有没有诗集。售货员早已认出了我，对我说：“诗集早被人买光了。”
虽然我并不准备购买诗集，但这真让人沮丧，又让人惊喜。我把中考落榜和不得保送的原因归咎于镇上隐形的“诗人”。是他们耽误了我的前途。我竟想把他们揪出来，看看他们穷酸和委琐的嘴脸。
从镇看榜回家的路依然是熟悉的通往广东的省道。这一天显得异常崎岖漫长，树影婆娑，阳光斑驳，自行车辗过厚厚的黄沙，摇摇晃晃，举步维艰，一种绝世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从天而降。我才明白，父亲所有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把一个镇的诗集买光的想法多么荒谬可笑！我突然号啕大哭，将自己藏匿于汽车扬起的尘土里。回到家，当着父亲的面，我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诗集和诗稿，并且承诺从此与诗歌分道扬镳、势不两立。父亲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从九户亲戚那里筹借了一千元赞助费，让我就读县重点高中。
在整个高中阶段，我再也没有买过一本诗集——因为我和父亲有过契约——甚至对语文课本上的诗歌也充满了警惕，仿佛一粘上它们便坠落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路断天涯，不再有将来。
然而，高中三年，我的文学梦依然在燃烧，像冰山下的火焰。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那么压抑，那么心有不甘。夜深人静，梦想便从哪个角落里窜出来，像一只饥饿的老鼠，骚扰我，撕扯我。实在无法忍受，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又匆匆撕毁。这是对契约的违背，对父亲的背叛。纠结、矛盾，自我谴责。对此父亲浑然不知。
直到我参加工作，父亲仍然反对我当一名作家。他不知道什么是作家。当一个作家，远不如兢兢业业当一名副乡长更能光宗耀祖。为了报答他，我在政府办公室待了十八年，就为了当一名副乡长、副县长。有一天，我离开了政府办公室，到文联去，当作家去。他心如刀割，唉声叹气，羞于见人，最后从祖坟风水学中找到了答案，理解了宿命，才稍稍释怀。此时，我的创作生涯进入了喷发期，没有什么可以阻拦。而正是此时，父亲的影子在我脑海里剧烈晃动。在我提笔写作时，他总是最先不邀而至，跃然纸上。于是，我回想起了他生平的点点滴滴。我小说的故事起源跟他脱离不了干系。比如《捕鳝记》，便是起源于当年夏夜父亲领着我持火把捕鳝的经历。父亲小时候受尽饥饿折磨，《牛骨汤》中重现了饥饿时期父亲随祖父寻找食物的场景。《鸟失踪》《旅途》《把世界分成两半》等篇什中也有与父亲有关的一些真实细节。
在我看来，父亲是一个“大词”，是一座烟波浩渺的湖泊。世界上有很多的父亲。有无数的文学作品以父亲为主角，卡夫卡的、舒尔茨的、罗萨的等等。我曾经接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唤醒了我，启发了我，指引着我。父亲的形象是如此清晰，又如此陌生，像湖底的水草，像湖面的波纹。我一直试图描摹出“面目模糊”又“形象逼真”的父亲。他们的背后，有深刻的背景和丰富的内涵，事关历史、时代和人生，触摸到爱、疼痛和哀伤，能让人欲哭无泪，慨然长叹。即使他们是一座座形状不同的湖泊，也必然清澈透明，波光粼粼，又深不见底。
有那么一阵子，让父亲作为小说的狠角色确实使我的叙述得心应手，竟然不知不觉之间写下了十几个以父亲为主角或配角的小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无意把父亲写成系列。纯粹是下意识的，是意外。直到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你写了那么多父亲，会不会让人腻烦？会不会重复自己？这让我警醒。但我回头看了看，情况并不那么严重。众多的父亲性格不一，形象各异，有些还十分有趣，像父亲的模样。这让我放心。
这本集子里收录了十三篇与父亲有关的小说，算是一个回顾和了结吧。《十三个父亲》中，父亲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群鲜活的具象。委琐的、颓废的、窘迫的、粗暴的、伟岸的、深沉的、慈爱的、坚毅的、果敢的、愤世嫉俗的、异想天开的、刚愎自用的……父亲，恨不能把所有的父亲都描述一遍。严格来说，这些“父亲”都是虚构的，子虚乌有，胡说八道。这个父亲跟那个父亲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跟我现实的父亲也未必有可信的勾连。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笔下这些“父亲”大部分因为过于平庸而将迅速沉入湖底，湮没于浩渺的烟波之中。但我依然固执地奢望其中的一个能成为经典。这正是我孜孜以求的动力。
父亲很少读我的小说，可能是因为读不懂。我也从不跟他谈论文学以及因为文学跟他“较量”的那些日子，甚至不肯在他面前承认我热爱写作是因为受过他的“口头文学”的影响。父亲去世三年多了，如果他不再反对，我愿以此书献给他。
顺便告诉你们，我也曾经回到镇上去。镇子变化很大，省道早已经改道，那些小巷也已经踪迹难觅，文化站也已经搬迁别处，新的街道和房子让我感到陌生。但新华书店仍在，书架还是那些书架，只是琳琅满目的书籍中再也找不到一本诗集了。我相信，并非诗集被无端蔑视，而是有人替我将它们全部买光了。
2017年1月6日，于南丹歌娅思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