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昏，家门外突然传来马的嘶鸣。我打开门，看见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朝着我家张望。只有一匹马。没见人影。我兴奋地往屋子里喊：
“祖父回来了。”
祖母几乎是小跑着从屋子里走出来，欣喜得像一匹刚挣脱缰绳的小马驹。我们对这匹马都很陌生。而马却像一匹对我家熟门熟路的老马，用嘴巴亲热地舔我们的脸。虽然浑身是泥水，却无法遮掩它的健硕和娇美。是一匹年轻的母马。马背上驮着两袋子沉重的物品，快要把马压垮了。仔细一瞧，两袋子上都用炭黑墨水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银兴邦。尽管字迹模糊，但也足以让我们知道是大伯回来了，而非祖父。
他在井那边给马打水，向我们招手。井太深了，大伯够不着。其实是大伯太矮小了，连提一桶水的力气都凑不够。我跑过去帮他。折腾了半天终于把半桶水打上来。
“这不是你的功劳。”大伯提着水对我说，“你还小，革命，你不配。”
马一口气便把一桶水吸干。大伯要祖母帮忙把物件卸下来。祖母警惕地问，这是什么？
“你放心，不是军火，是书。”大伯说。马比他高出一大截。他拍拍马背上的鞍子，意思是说他是骑马从省城回来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骑上去的。平时，去往省城，人们都是乘船。
祖母说：“书比军火更危险。让它离家远一点。”
祖母从没出过远门，近年患胃疾，更是足不出户，但她似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比如，每隔一段时间，省城里总要枪杀一些不听话的读书人。那些读书人被押到大学的北面，一堵著名的“南墙”前，面朝墙壁，士兵们端起枪，朝他们的脑袋开枪。血就顺着排水沟绕过孔庙，往东流过灯笼巷、潘家祠、旧戏院，最后跟江水汇集在一起。枪决前，那些读书人可以提要求，但几年来，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让他们跟土匪、杀人犯、盗窃犯、贩夫走卒一起共赴黄泉。如果不是枪决，而是斩首示众，请政府同意将他们的下半身都标贴上名字，好让亲友辨认，收一个全尸，而不至于张冠李戴……这些传闻，祖母都知道。祖父每半月一封信，核心内容便是让祖母提防大伯，不要让他跟那些所谓的革命者有染。祖父在广州做生意，很少回来。这个家由祖母做主，事无巨细，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却无法掌控大伯。
大伯在省立大学里教政治学，三年前竟然也开始迷醉上画画，是西洋画，人体肖像，而且竟然在政治课上讲授西洋美术，教学生画油画。学校无法容忍他教授学生画男女裸体，三番五次警告他。大伯说，政治学并不能救国，画裸体也是革命。后来，大伯被学校驱逐，很快又在一家报社谋到了一份差事。但他激愤的文风并不适合待在那里。
这些年，大伯经常出现在某些游行、集会上，用夹杂着浓郁客家口音的国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演说的时候，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疯疯癫癫的，却文采飞扬，排山倒海，气势如虹。小个子大伯是天生的演说家。本来，画裸体和这些疯癫举止尚不足以将他驱逐出大学校门，但是有一次，他咬牙切齿地对着莅临学校视察的省政府主席大声说：
“你们得意不了多长时间了，革命的烈火将把你们化为灰烬。”
喊完这话的第二天，学校便将他驱逐。有一千条理由让人相信，他被警察局的人盯上了，没有人敢收留他。善意的朋友劝他离开省城，躲避一阵子。但固执的大伯哪儿也不去，就留在省城。被禁止在公众场合演讲。有人恶狠狠地警告他，再妖言惑众，煽动民意，便割下他的舌头。他后来改写文章，但很快连文章也不写了，他的文章写得不好，激烈有余，理据不足，满嘴跑火车，招人厌烦。那就改行画画。画得也不好，充其量，就一个三、四流画家。但有人从他的画里看到了反意，告他的密。警察一次又一次上门，将他的画当场付之一炬，并将他驱逐。大伯露面的次数便越来越少，越来越隐蔽。他不断地换地方，最后连祖母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什么，究竟要干什么。有一次，让我父亲去找他，让他回来跟伯母圆房，做一个正常的人。伯母是高州一个药商的女儿，八岁就跟大伯订了婚，进我们家门已经有五年了，结婚时，是按大伯的要求，只搞了一个简单的新式婚礼。然而，大伯从来就没有要跟伯母圆房的意思。结婚仪式一结束，便趁祖母不注意，一个人乘船离开了，留下伯母一个人张灯结彩。从此，大伯和伯母再也没有见面。伯母孤独地守着婚房，还帮着祖母经营这个家。她最大的愿望便是跟大伯圆一次房，生一个儿子，把大伯这一脉香火传下去。伯母长得白净，不胖不瘦，眉清目秀，知情达理，从不抱怨，不发脾气，深得祖母喜欢。伯母也喜欢我。五年前，我母亲突然染上恶疾去世，伯母几乎代替了我的母亲。她每晚都从祖母怀里“抢”过我，让我睡在她的怀里。直到有一天，她察觉我长大了，才让我回到祖母的身边。一年前，祖母曾让伯母去省城找大伯，但伯母坚决不去。她不愿意给大伯增添任何不快。
我父亲在城北离大学不远的一家破落妓院找到了大伯。正值黄昏，妓院门前冷落鞍马稀。在昏暗的灯光中，大伯正在给七个妓女画裸体画，以此抵偿嫖资。父亲抬头便看到七个妓女一丝不挂地坐在各自的躺椅上，错落有致，神态慵懒、闲散而淫荡。她们应该是刚刚吃过晚饭，每一个肚皮都微微鼓着，腰身上多余的肉无处安放，要挣脱她们往躺椅两边逃逸。毫无疑问，这是父亲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如此不堪入目的一幕。父亲不敢抬头，侧着身，压着声音对大伯说：“母亲令你回家……”七个妓女若无其事，只是眼皮轻轻地动了一下，身子依然牢牢地保持原来的姿态——那是最合适的姿态。她们不愿意为了招揽客人而错过成为画布上最美的风景。
大伯根本不抬眼看一下他的弟弟，背对着我父亲，责备道：“你没看见我正忙吗？”
父亲回来向祖母汇报，说大伯虽然声名狼藉，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但不可能回家了，因为他满脑子都是革命，连妓女都相信了他，要加入他的革命队伍。
“妓女造反不是什么稀奇事，历朝历代都有。”我父亲补充说。
祖母满脸不屑，但很紧张，她意识到了危险，让我父亲再次进省城催促大伯：“母亲病危，速归。”我父亲对自己的谎言没有一点儿底，知道肯定欺骗不了大伯，对大伯的回家也不抱任何希望，但仍得去劝。大伯仍然热衷于跟政府对着干，他的画张贴到大街小巷，他的美名或臭名随着车流和人流带向了每一个角落，他放荡不羁的照片和不堪入目的画作上了各种小报的八卦新闻。我父亲恨不得马上离开让他丢脸的省城。大伯对他说：“我是随时准备死于南墙的。我的背上写上了我的名字。”大伯脱掉上衣，果然看到他的背上文着“银兴邦”三个字，当他身首异处时，凭此三个字便可以将他重新组合成一个原来的模样。
我父亲再次从省城里回来对祖母说：“你当他死了吧。”
祖母对大伯的归来越来越不抱希望，在给祖父的去信中，她甚至激愤地写道：“兴邦或许已经死了吧。我们就认命吧。”
伯母经常对着大伯睡过的床哭泣。祖母劝慰她，如果他真死了，我替你张罗改嫁。但伯母是不会离开我们银家的，哪怕守寡一辈子。即便是为了我，她也会留下来。
然而，四个月后，大伯回来了。身上散发着西洋画颜料的气味，似乎，还有廉价胭脂的残香。他回家唯一的理由可能是：要跟伯母圆房。
伯母远远地躲在屋子里，从窗户眺望。高头大马挡住了她的视线。她还像新婚姑娘那样羞涩、胆怯。
大伯搬不动书，只好央求我帮忙。我和他合力把两袋子书从马背上卸下来。祖母仿佛闻到了那些书散发出来的邪气和危险，坚决不让这些书进家门。我们只好把书抬进小粉河畔一间废弃的猪舍。马也安顿在那里。
猪舍是草房子，长满了荒草，屋顶上的蘑菇和野花生机勃勃，干稻草散发出来的霉臭夹带着残留猪粪的气味。猪舍落在山坡上，对着弯曲的河流。时值汛期，河面开阔，停靠的唯一的一条船好久没有离开过码头了，它肯定已经长出了根，稳稳地扎在河里。
“母亲病危”，这个幌子的虚假性果然已经被大伯看穿。因此他一点儿也不慌张，更犯不着担心，也不准备郑重地向他母亲请安。伯母刻意躲开大伯，亲自下厨和下人一起重新准备了一桌丰盛而精致的饭菜，准备一家人坐下来好好地吃一顿晚饭。但大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对着厨房里的人说：“把晚饭送到猪舍来，顺便把被铺也搬过来。”他要在猪舍生活。
大伯没有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祖母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冒犯，很生气，也对着厨房发泄愤怒：什么也别给他吃，让他吃猪屎去。院子里弥漫着一股剑拔弩张之气，下人们无所适从，战战兢兢。大伯让伯母转告祖母，如果他自由选择的权利受到干扰和阻挠，他将连夜返回省城。
我父亲脸有惊慌之色，赶紧调和一触即发的战争，一面让我把饭和被铺送到猪舍去，一面悄声告诉祖母一个关于伯父的惊天秘密：“省城里的刽子手已经磨好刀等着他。”
二
关于游击队的传闻由来已久。但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游击队。听说就在附近，最远也就隔着两座山，也许涉过小粉河，穿过一大片树林，越过一个山坳，就能找到游击队。村里有人说在乌鸦岭见过游击队，个个蒙着面，肩扛长枪，背驮大刀，行走如飞，像传说中的土匪。他们不扰民，只打官府，去年趁着洪水袭击了县衙，取走了县长张仁和的首级，轰动全省。他们还扬言要占领省衙门，解放全中国。尽管这支游击队行踪不定，神秘莫测，没有谁见过他们的真面目，但还是不时传来游击队员被捕杀的噩耗。好几次官方刚说游击队全部被剿灭，却哪里又传来游击队袭击衙门的消息。外村有憎恶我们的人，尤其是那些赖租的佃户，谣传我们银村有游击队员，指望有一天官府来围剿。这是不可能的，银村只有两百来口人，人人安分守己，连抗捐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更没有人参与暴力活动。但有人坚称，他们亲眼看见过有游击队员走进银村。这是危言耸听。对银村的恶意揣测和诬蔑，使祖母怒火中生，令我父亲加紧催促那些有意拖欠田租的佃户交租，给他们最后通牒。
“这世道越来越不像话了！”祖母说，“难道地主就不用吃饭了？”
在我父亲的帮忙下，大伯很快将猪舍修葺得焕然一新。除了屋顶加了一层稻草，将四周封闭起来，还清理了杂草，地面填上了沙土，平整干净，看上去不再像是猪舍。大伯把那些书摆到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书架上。除了一些西方哲学书，还有美术和建筑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画作。依然是裸体女人。有的才画了半边乳房，有的已经画到了下半身。有的画的是年轻女人，也有的画的是老妇。大伯开始架起支架，调配颜料，继续完成他的作品。大伯并不忌讳，专心致志地作他的画，不刻意让我躲避。我父亲说那些粗陋之作低级下流，有损斯文，呵斥我不要窥视，把饭菜送到门外便离开。开始时，我不敢直视那些画作，后来有意无意地观看，最后习以为常了。每次送饭菜时，我都趁机远远地驻足张望，偷看大伯作画。我父亲也懒得阻拦。画累了，大伯便坐在门槛之内，看书，或对着小粉河发呆，心事重重的样子。有时候，我想恳求他说说省城的新鲜事，比如说“南墙”杀头的事，但我脑子里马上涌现出来的无非是他在集会上声嘶力竭的演讲，或在妓院里乱七八糟的画面，除了这些，他还能给我说什么呢？罢了。有一次，他竟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去把你伯母请过来，我要她给我当模特儿——即使是画一头母猪，我也不能凭空想象。”
一想到要画伯母的裸体，我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他的一顿饭菜倒进了水沟以示惩罚。我想，这个我称之为大伯的人，真的是一个疯子，读书读坏了脑子。
有一次，伯母来到大伯的猪舍，要把他的衣服拿到河里洗。大伯却紧张而尖刻地说，你不要碰我的衣服，你不要管我。他粗野地扔掉手中的画笔，脸上有愠色，是认真的，不容抗拒的。伯母并不觉得受到了伤害，眼里依然充满了温柔和羞涩之色。伯母要离开，大伯突然用恳求的语气对伯母说：“你应该给我当一次模特儿。”
伯母听明白了，脸红得像火，犹豫了一下说，我没有空，我得回去做饭了。实际上，婉拒了大伯的无理要求。
我不能白白每天给他送饭。我请他给我画一幅画像，当然不是裸体画，是肖像。祖父有一幅炭画肖像，挂在祖母的房间里，很好看。大伯抬眼瞧了我一眼：“你还不配。”
我顿时有些生气。但当他每隔一段时间便把寄往省城的信件交到我的手上时，我愿意替他效劳，踏着泥泞的道路跑一趟镇邮政局。尽管我知道，信封里装的并不是什么信函，而是他刚好完成的裸体女人。一路上，我觉得手里的东西有点脏，有点龌龊，且毫无价值，甚至觉得手上拿的不是什么画，而是下流的女人，玷污了我的手。但有时候也想着拆开信封，仔细看看女人的每一个部位。
祖母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家。她要对家里的一切明察秋毫，了如指掌。连千里之外的祖父，她也自认为了然于胸。家里三百多亩的良田，佃户的一举一动，甚至每一个短工的言行，她都掌握。祖母对我父亲一直不满意，认为他胆小如鼠、畏首畏尾，对人唯唯诺诺，好行妇人之仁，在佃户面前一副奴颜，颠倒了位置，经常无法把田租收上来。此等性情难以继承祖业，幸好，有大伯垫底，祖母对我父亲的窝囊、懦弱才无比宽容。我父亲除了外出去催收田租，几乎什么也干不了，聪颖肯干的伯母逐渐成了祖母的左膀右臂。
祖母常常向我打听大伯的动静。当她知道大伯还在画裸体，特别是提出要伯母给他当模特儿时，气得直跺脚。
“背经离道，伤风败俗，他永远不要踏进银府半步！”祖母骂道，“允许他待在猪舍都是纵容了他。他父亲不在，我能拿他怎么样呢？”
祖母是不会靠近猪舍半步的。似乎是，她对大伯的恨超出了对他的爱。但只要大伯在，她便放心了。令祖母担心的是祖父。
已经一个月不见祖父的信了。
三
大伯瘦小单薄的身躯很不显眼，以至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了，银村的乡亲还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倒是那匹马，引起了人们的惊奇。他们纷纷围观，并不吝用最好的言辞表达了对马的赞美。伯母对那匹高头大马也颇感兴趣，她每天都要把马喂得饱饱的，把马的身子洗刷得干干净净，皮毛闪烁着柔和的光泽。我想骑马，伯母俯下身子，让我踩在她的肩膀上跨上马背，然后小心地牵着马的缰绳，抚慰着马，让它缓缓地行走在路上。我父亲看到我在马背上会骂我。我知道他是假骂。伯母反复向他保证，我是不会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但远远看到祖母，伯母会紧张地把我从马背上劝下来。然而，过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能熟练地单独驾驭这匹马了。骑在马背上看大伯，他显得更矮小。
我父亲去见大伯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从猪舍走出来，我父亲的脸色都很凝重。有时候，我能听到他们的争吵。有一次，他们的争吵与伯母有关。
“我早就预想到你们总有一天会睡到同一张床上。但应该是我死后。我没想到你们那么迫不及待。”大伯用嘲笑的语调怒斥我父亲。
我父亲当然不接受大伯的指责。村里早有过关于我父亲和伯母的风言风语，甚至祖母对此也没有激烈的抗拒。然而，我敢担保，所有的猜测都是空穴来风，毫无实据。伯母和我父亲向来规规矩矩，从无半点越礼之举。
我父亲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委屈和愤怒，只是用足够响亮的吼叫回应了大伯：“你就是一只猪！”
大伯一拳头将画架上的裸女砸成了两半。
我以为他们从此分道扬镳，反目成仇，至少冷战上半个月。但他们并没有因此翻脸，第二天又在一起聊天了，好像争吵从没有发生过。他们有时候坐在一起，各看各的书，半天也不说一句话。大伯嫌猪舍夜里诸多蚊虫侵扰，我父亲找来好几种草药，制作一种香囊，放在他的床头。没有了蚊虫，大伯对夜晚山野里传来的蛙叫鸟鸣不胜其烦，难以入眠。我父亲对此一筹莫展。伯母却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让我父亲在猪舍屋顶上放一桶水，屋檐下放一个铜盆。有了水滴的声音，大伯便可以安然入睡了。后来，我看见我父亲带着不同的人穿过夜色，涉过小粉桥来见大伯。我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戴着大草帽，来去匆匆，鬼鬼祟祟，神神秘秘的。有时候大伯对他们的大声呵斥会引发一阵阵犬吠。
四
有一天，一个陌生男人急匆匆闪进我家，拔掉嘴上的假胡子，露出一张年轻而白净的脸。他从广州带回来一条让我们震惊的消息：祖父被杀头了！
那人说，祖父是共产党，跟他一起被杀头的有十六人，他是年纪最大、官阶最高的一个。祖母惊愕地张开嘴巴，断然否认来人所言，恨不得马上赶到广州为祖父申辩，并且怀疑来人是来欺骗的。但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封祖父留下的亲笔信，祖母看后才慢慢安静下来。
“一个老傻瓜！”祖母将信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朝着我父亲和大伯说，“你们告诉我，天底下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
伯母在低声哭泣。那些不明真相的下人也跟着伯母啜泣。祖母瞪了我父亲和大伯一眼，转身回房间里去了。
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大暴雨，我能感觉得到屋顶上水流成河。有雷鸣声滚过天际，彻夜不绝。下人们在外面喧嚷着收拾东西，疏浚下水道。祖母房间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祖母的苍老的怒骂声和悲叹声穿透窗户和雨幕震动着我的耳膜。我家从没有过如此紧张得让人揪心的气氛，仿佛祖父的头颅就悬挂在大门外。
天还没有亮，伯母将我从床上拎起来，令我马上到大伯那里去，帮他办一件大事。
“马上，来不及穿鞋了。”这是伯母第一次如此粗暴地对我。
我有点迷糊。我要找我父亲。因为我昨晚梦见他远走高飞了。我父亲不在。伯母悄声告诉我，他昨晚连夜过小粉河逃跑去了。
为什么要逃跑？我睁大眼睛。
“你爸爸是共产党游击队队长！”伯母说，“贪官县长就是他们杀的……事情败露了。宪兵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天下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我父亲跟游击队有瓜葛。但伯母这时候不可能说假话。她从不会说谎。
“你大伯也是共产党。还是一个大官……像你祖父那样。”伯母此时倒显得很平静，“如果他真是共产党，我也愿意加入。”
我懵了。伯母摸了摸我的头，脸上有笑容。我推开她的手：“革命是要杀头的！”
“一定不要告诉祖母！”伯母叮嘱我，“她什么都不知道。不能连累她。”
外面雨停了。黑暗中有了曙光。一切都安静下来。小粉河涨水。那条船高出了河面，颠簸着，挣扎着。迅猛而慌乱的河水冲击河床，发出“轰轰”的声响。
大伯在猪舍里淡定地收拾东西，烧毁书籍和信笺，还有没有完成的裸体画，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我咳嗽一声，让大伯知道我在静候他的吩咐。他直起身，拍掉身上的尘土，命令我去一趟省城，十万火急。
“把画送给‘南墙’对面的宏远火锅店老板，一个叫屠三的人。”大伯说。
画还在架上。还没完全干。还是一幅裸体画。尽管脸部面目模糊，但一眼便能看出，画布上的主人是伯母。很小的时候，我看见过她的裸体，跟画布上的一模一样。
“四十八个人的生命安危全靠这幅画了。”大伯说，“我所有的画都隐藏着生死攸关的秘密。”
大伯将画布卷起来，装进一只信封里，郑重地交给我说：“这是四十八条革命者的命。”
伯母牵着马在门外等候。
乘船和乘车都来不及了。大伯让我骑马去。马上就走。
“你怎么办？”我问。
大伯遥指小粉河上那条船：“我跟你伯母一起从水路逃跑。”
但那条船多少年没有离开过河湾了！小粉河多少年不行船了！又遇上洪水，连鱼都无法逃跑，何况一条废弃多年的船？
伯母含着惶恐的泪慈爱地拥抱了我一下，在我耳边轻声说：“你的骑术比你大伯好太多了。去吧，孩子！”
我既兴奋，又害怕。天色越来越明亮。远处的群山像刚睡醒的巨人艰难地蠕动，那里好像藏着千军万马。
“不能走大道。宪兵已经沿着大道朝这里来了。”大伯说，“我已经听得见他们杀气腾腾的马蹄声——你尽管跑，不要管那些蠢驴。”
我从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省城离此有多远，甚至搞不清楚省城到底往哪个方向走。
“朝着血腥味最浓的方向走！”大伯厉声提醒我。
我记住了。我拼命张开鼻子，仿佛闻到了从遥远的“南墙”飘过来的血腥味，那是来给我引路的。
“你已经配得上革命了。现在你已经是一个革命者。好好干！”大伯鼓励我说。他眼里满是哀求。现在他真的是需要我。
伯母和大伯合力将我扶到马背上去。我抬头看到祖母远远地站在家门口，拄着拐杖朝这边张望。一宿没眠，她突然臃肿、衰老了许多。我要沿着河畔泥泞的小道，出发往省城去了。在离开前，我希望祖母能跟我说些什么。至少，我得向她告别。她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疼爱我的人。
像生离死别。我朝她招了招手。晨光中，祖母一手扶着墙，一手举起了拐杖，颤巍巍地朝我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快走”的动作。
我双腿一夹，缰绳一拉，这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扬起蹄脚，驯顺地奔跑起来。
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