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汉生口述、申霞艳整理编写
[编辑部按] 1979年4月，《花城》杂志在广州创刊，至今已经三十年整。她陪伴我们走入改革开放的轨迹，也参与构成且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行踪。
创刊之初，《花城》以丛刊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曾创下60多万份的发行纪录。1981年镇江会议上，《花城》更以其婀娜多姿的文学姿态被美誉为纯文学期刊的“花旦”，与《收获》《十月》《当代》并称“四大名旦”。20世纪80年代初期，《花城》陆续创办了各类文学增刊，并开设“花城文学奖”，刊发作品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均获得国内各项文学大奖，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20世纪90年代初期，《花城》相继推出一批新人，提出“文本改革”，成为中国先锋小说的摇篮和重要阵地。继而，《花城》再以其对“实验文本”的特别关注，令行内开始了对实验性写作的普遍认可。进入新世纪，《花城》又相继推出文坛中坚作家的重要新作，并时刻关注新人的创作动向，继续保持着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
三十年来，《花城》不仅成为联系作家与读者的桥梁，更成为联系时代与文学的桥梁。每一期刊物，每一篇作品的后面都收藏着编辑与作者相知相识的故事，这种因为文学而产生的惺惺相惜的情谊，不随距离淡化，也不随时光褪色，它们像史料一般勾勒出作品之外的另一个文学世界。
《花城》的前任主编范汉生先生见证了《花城》从起步到名声高涨的风雨十年，他以口述的方式，把我们重新带入了《花城》的创刊时段。
创刊时段
采访地点：广州丽江花园华林居范汉生家中
采访时间：2008年10月21日，星期二，天气晴好。
高鹤会议：《花城》创刊
回顾《花城》的历史，我会将1979年4月至1980年底，划为创刊期，也就是以《花城》文艺丛刊为名出版的七期。这样划分一是从刊名、风格和影响考虑，二是考虑到编辑部人员的变动。
我没有参与《花城》创刊，但那时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跟出版社的编辑们接触较多，听到和看到一些事情。最近为了帮助编辑部回顾刊物历史，我又找参与创刊的林振名等谈过，所以说对这段情况我还比较了解。
我认为，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初，有个融冰期。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文艺由于它天然的敏感性，走在了冲破禁锢的前面。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的发表，引发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活跃起来，全国文学期刊不再只是《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北京文艺》等少数几家，国内很多刊物已在纷纷酝酿复刊或创办。1978年8月《十月》创刊，最先是以书代刊，有期号而无刊号。1979年老牌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1957年创刊）复刊，1979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当代》。
广东方面，虽在“文革”后期有了《广东文艺》这个刊物，并把秦牧从博罗调回担任主编，但就文学性来讲，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刊物。1977年，《广州文艺》复刊，给沉寂多年的广东文学界带来一股活力。《广州文艺》在主编柳嘉主持下，召开西樵山座谈会，萧殷夫妇、菡子、曾敏之、陈国凯等数十位作家与会，我也有幸在被邀之列。出发时，一条花尾渡坐满近百位跃跃欲试笔力的作家与编辑，可谓盛事。当时，出版社给我出了一个集子，陈国凯见到我感慨不已。后来随着创作与出版的繁荣，陈国凯已著作等身，参加会议的作家中后来创作成果如国凯者，亦非个别。过去，一般一个省只有一个出版社，书出得不多，“文革”期间干脆停止出版，出版社的功能被极大地压缩，甚至变成为“毛泽东著作发行站”。1978年，广东同其他省一样在孕育出版业大发展，考虑根据出版物的性质进行分社，首先分出了科技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内部也依据学科性质划分与增添了许多科室。
谈起《花城》创刊，还得从1978年说起。这一年在新时期即将到来的大背景下，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准备编一本类似“伤痕文学”的小说集。为研究编辑方案，主管文艺的副社长苏晨、文艺编辑室主任岑桑和编辑易征、林振名、王曼，作家野曼、梵阳等人，去到高鹤沙坪（今鹤山市沙坪街道。高鹤县于1982年分拆为鹤山、高明两县，沙坪为高鹤县治）县招待所开会座谈。小说集打算以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为书名，在研究篇目、约稿等事项时，易征、林振名提出，是否也来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大家均表赞成。苏晨和岑桑是两位有胆识有见地的领导，立即拍板，说办就办，决定先以丛书的形式出版。
他们开会回来后就征集刊名，收集了几个，岑桑提出《怒放》，还有人提出《黄花》，有一天我到易征家，他还征求过我的意见。刊名最后定为《花城》，这是受了秦牧散文集《花城》的启发。这个名称既大方又比较有地域特色，有人提出后得到大家赞同。在副社长苏晨、编辑室主任岑桑推动下，易征、林振名积极投入筹办工作，年底李士非加入，组成编辑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花城》创刊号于1979年4月出版，第一次印刷20万。后加印两次，总印数为25万。
那时办刊物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的审批程序，因为用的是书号，出的是丛刊，《花城》创刊甚至没有报告局领导。第一期发稿时，局长黄文俞找到责任编辑林振名要看看稿子，说“你们想绕过我是绕不过去的。”意思是你们以为用书号办刊物就可以绕过领导，他还是要过问的。黄文俞是个包容性强、力求出版事业发展的领导，与其他局领导研究后，对办刊表示支持。《花城》以丛刊名义出了七期，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成立，才正式定名为《花城》文艺双月刊。
要办好刊物，最重要的是需要有智慧、有勇气、有经验的编辑，特别在那乍暖还寒，风云变幻的环境里。前七期的主要编者为李士非、易征和林振名。李士非受“李一哲冤案”牵连，被办班审查，没有自由，未能参加高鹤会议。解除“监护”后，岑桑代表组织同他谈话，提供了两个工作岗位让他选择：一是留在文艺编辑室任副主任，一是去编《花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花城》。
前七期本着解放思想，博采广收，新鲜活泼的宗旨，一扫陈腐之气，办出了独特的风格，奠定了《花城》的发展基础，为中国文学冲破禁锢，冲出禁区，翻开崭新一页，做出贡献。
我和《花城》：从三位开创型资深编辑说起
我和《花城》的缘分说来话长。我原来工作的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与广东人民出版社曾经同在新基路办公，一条马路，对门相望。加之李士非是我中原大学的同学，我逐渐认识了易征、林振名、胡莘华、岑桑、苏晨等，并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得到他们不少帮助。
以文化为敌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国的极度书荒。十年荒唐岁月使一切美好的优秀的东西烟消云散，待出版社恢复生机，恢复运转，即使开足马力，也难满足群众对图书如饥似渴的需求。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偌大的新华书店曾经被一两本书塞满：千篇一律的红皮书或唯一的小说《欧阳海之歌》。无书可读的年代是荒漠的年代，人们不能永远接受这种心灵的荒漠化。等到时代有了转机，只要有一本新书出版，就会有人排队购买。新华书店前的长龙，是一道新的风景。有一次我在沈阳出差，一天下午路经新华书店门口，听说正在卖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重印的一套外国文学名著，看看将落的斜阳，看看冒着寒风排成长队的人群，我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一人数过百的队列之中，如今我书架上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就是那次排队的收获。国内很多作家因为历史原因荒废太久，一时根本没多少东西可出，新华书店里可以选择的书很少，因此任何一本新版书都有好几万的印数，任何一个刊物都有几十万的发行量。翻译的书根本不讲版权，大家也没有版权意识，拿来就译，译完就印。读者如饥似渴，饥不择食，新华书店不愁有卖不出去的新书。
20世纪70年代，出版社受形势限制，出版文艺书籍不多；每出书，常通过举办作者学习班的形式组稿。我与后来活跃在广东文坛的廖红球、程贤章、朱崇山、杜峻等人，都曾参加过此类学习班。我写了一些稿子，因与形势配合不紧，多未采用。1976年粉碎“四人帮”，局势突变，出版社一时缺少稿源，找来几个中山大学学生清理积稿，易征看到我的一篇被他们弃置的稿件——《在〈火线报〉编辑部》，拿过去细看，认为文笔清新，没有“帮”气，予以肯定，并将我原先投寄的一些稿件找出来重新审阅，向领导提出编一个集子。1977年初，李士非、易征带领十余位业余作者到化州安埠办学习班，打算组织一批新稿。我的名为《并未逝去的岁月》的集子，就是在这个学习班上定稿的。此书易征任责编，他冒着酷暑，因骑车摔折手臂而一手吊着绷带，一手拿笔改稿，精神感人至深。《并未逝去的岁月》是新时期广东出版的第一本文艺书籍，易征特请林墉插图及作装帧设计。林墉很乐意地接受这一委托。那时尚未完全恢复稿费制度，易征特为我申请了200元稿费，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我问要不要分给林墉一部分，易征说已付给林墉45元稿费，他很满意。今天我所以重提此事，不仅是怀念易征，也是怀念老一代编辑家的敬业精神和对作者的关心爱护。
在易征忙于《花城》创刊那段时间，我与他接触也较多。他非常热爱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希望迅速哺育它长成巨人。我去到他在红书路（今光孝路）的家里，常常看到他在伏案工作，几次看到他把新设计的封面用图钉钉在墙上，远远近近地仔细端详，并征求别人的意见。那时没有激光照排之说，连做梦也想不到这回事；排版是先由排字工人用一个个铅字排出条样，再由编辑又剪又贴地拼成版样，而后交回印刷厂出清样，等等，十分繁琐。易征的房间里常挂满这样的条样，他与林振名忙碌着，有时文艺编辑室的年轻编辑陈俊年也过来帮忙。易征睿智、博学、思维敏捷、不墨守成规，为人洒脱，有名士风范，在文学界和文化界结交广泛，对《花城》的内容乃至插图和装帧设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前几期，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为解放思想而呐喊的新作，也可以看到大陆读者甚少见过的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到多年未曾露面的老作家的名字，也可以看到一些陌生的新人的名字。我相信林贤治和《深圳飞鸿》作者林雨纯、刘学强等的名字，是第一次印上文学刊物的；他不断催促我写稿，我的散文《开江》《赶花》被他发表在第2期上。他非常重视插图，多请名家林墉等为作品插图，并首创全页插图，竖排的似十行笺风味的淡雅彩色的目录排法，也是他设计的。他为刊物倾注大量心血，多年后我仍然感到，《花城》前两期的面貌，最能折射出易征的面貌；《花城》前两期的风格，亦最能折射出易征为人为事的风格。
丛刊的另一主力编辑林振名，文化素养高，对稿件具有很强的鉴赏能力，在组稿、编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他活动能力强，作者联系面广，与不少作家保持着良好关系，许多重要稿件是他组织回来的。他与易征组回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成为《花城》创刊号的头条，为《花城》打出了第一炮。他还是《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的责编之一，从组稿到印刷，他自始至终地为这两套艰难推出的文集努力着。我调入《花城》编辑部时，他的编制虽在《花城》，而实际已调到对外合作编辑室工作，但仍在为他责编的“花城丛书”中的《泥泞》和《覆灭》两书忙碌着；他对装帧及校对的细心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未到出版社之前，我们两家曾在同一条街（越秀北路）住过，有时路过我家门口，他会进来坐坐，对我多有帮助。
在中原大学时，我已听说李士非会写诗，后来我分配到中南局，他分配到新华书店。那时的新华书店具有出版社的功能，编印发一条龙。1973年初老同学程度将我刚写的散文《春来早》拿给他看，他当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看到我的习作很兴奋。这篇散文在当时虽未得到发表，但他对我的业余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
1977年春，李士非和易征带领我和其他十余位业余作者正在化州安埠写稿和改稿，被社召回接受审查。大家都想不到，受过多次冲击的他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因“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又成了“群众专政对象”。他在“全托学习班”待了一年多，那时的“全托”条件远比不上如今犯错误高官的“双规”，除了失去自由，生活条件也很差。所谓“李一哲案件”，是1976年三个年轻人以李一哲为名，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贴在北京路口（今新大新百货公司对面），一时引起轰动。许许多多的人去看去抄，我也看了不止一遍，大字报前边从早到晚人头涌动。民主在哪？法制何在？多少人离乡背井去革命，多少人为革命理想献出青春甚至失去生命，不就是为了迎接一个美好的新中国吗？但我们面对的这个草菅人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法治荡然无存的现实，难道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吗？我们憧憬的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和富强到底在哪里？李一哲的大字报撞击着人们充满失落感的心灵，特别是像我像士非这样对革命曾经充满幻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灵。人们在心中悲愤地大声发问，试图从李一哲的大字报里寻求一些回答。想不到“四人帮”垮台后，李一哲却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被抓住不放，接连批斗，直到习仲勋来广东上任，批斗才停下来。
李士非跟这个案件的牵连源于他的宿舍。他原住新华书店位于北京路太平馆（广州第一家老字号西餐馆）上面的宿舍，这里因他常接待作者住下写长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俱乐部”之称。他太太当年在外地工作，他又对作者特别的热情，所以不少作家在他那里住过。李士非住在上面，太平馆的烟囱使他的哮喘病不时复发，受尽病痛折磨，我不止一次看到他一面抱着氧气袋一面看稿的情景。李一哲他们写大字报没有地方，经人介绍到李士非房间里写，结果李士非就被牵扯进去。李士非支持李一哲的观点，后来为冤案平反又到处奔走。改革开放后，他写过报告文学《热血男儿》，其实他本人也无愧“热血男儿”这个称号。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利害而退缩，敢仗义执言。作为编辑，他对作者的爱护是真诚的，如果说他对我在写作上的关心含有同学之谊的成分，那么他对那么多作者的关怀，则是出于对文学事业的热爱与信仰。
李士非是在“全托学习班”里得知《花城》创刊的。那时他的“全托”地点在编辑室里，吃住在此，由两个年轻人看守。他失去人身自由，当然也失去了看稿的权利。但他看到编辑室堆积的稿件不能自制，晚上拿来“偷”看。他的多少苦难多少“罪状”来自看稿，虽九死而犹未悔呵！在这些稿件中，他发现了一个名字——李克异，李克异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紧紧抓住了他。
李士非被解除“全托”，恢复工作，于1979年3月（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和林振名去北京为《花城》组稿，恰好我正在北京出差，大家一见面就谈起《花城》。此时他们已有意要我过去一起办刊，我也早有从事文学工作的愿望，在北京常跟他们一起活动。他们去探望在国家对外文委工作的毕朔望，毕朔望是诗人兼翻译家，原先就与出版社有来往，曾将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推荐给正在筹划出版的《花城》丛刊。作者华夏原名桑逢康，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先给《十月》，未被采用，毕朔望要他寄给《花城》看一看。小说以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象征于1976年“四五运动”中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进监狱的小说主人公周斯强，寓意深刻。小说讲述的是周斯强和海燕这两个人物在时代的大风浪中的爱情故事，既有大的时代政治背景又有爱情线索，所以有很强的可读性，很抓人；小说渲染了一种反抗，一种愤懑，一种被压抑的情绪，正符合当时人们思想感情上的要求，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当时“四五运动”还没有结论，有的刊物不太敢发这个小说，而《花城》的编辑们则认为人心不可悔，平反是必然的。应该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和当时一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一样，艺术水平一般，但那个时代的人们更看重的是作品透露的情绪与思想，不太执着于艺术欣赏。《被囚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小说政治性较强，过去的文艺观点受限于时代，偏重于政治。这个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艺的期待。那时候，从作家到读者都想借文艺说话，所谓虚构也还是为了借人物说出心中的压抑和愤怒，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很多轰动一时的作品都比较粗糙，但是谁也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从日常生活到文学艺术都是一点点一步步冲破禁区、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被理直气壮提出来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事情，提倡市场经济的任仲夷，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时也只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先提市场经济里有计划，计划经济里也有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被提出来，写进党的文件。这说明各个领域都是一步步改变的，文学及人们的美学观念的改变也不例外。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时的环境，今天，我们不能对当年开辟道路、从荆棘中走过来的人，求全责备。
这次在北京，我还随李士非和林振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过。那时李克异正在青年出版社改稿，李士非想去看他。青年出版社在一个四合院里办公，很逼窄。当年出版社的办公条件普遍较差，广东人民出版社从新基路搬到大沙头四马路后，条件虽稍有改善，但很快随着人员的增加，也拥挤不堪。大沙头在孙中山治粤时期，曾辟为飞机场。出版社在那边建楼时，周围尚较空旷；新建的五层楼内尚比较宽松。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分社和扩大业务，办公条件每况愈下。教育社成立，只好在天台上加一层简易房办公。《花城》杂志只有一间房，十多平方米，七八个人，其拥挤之状可想而知。当年中青社的状况，与此大致相仿。如今各省出版系统的状况均已大为改观。全国比较起来，广东虽有座十八层大楼，但办公条件即使不说是最差的，也是比较差的。这是后话。再说我们到了青年出版社见了几个编辑和李克异，不虚此行。李克异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听说他的书要在青年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是中青社提供条件让他到北京改稿的。他是位优秀作家，八一厂拍的《归心似箭》（原名《一片归心》）的电影剧本就是他创作的，主题曲就是现在仍然流行的《雁南飞》。他的才华及多年来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引起李士非深深的同情，很想在杂志上连载《历史的回声》。无独有偶，1979年《收获》第4期和《花城》第2期都选载了《历史的回声》。这次见面后李士非就很为李克异的身体和劳累担忧，别后不久李克异就病逝在写作的岗位上，没能看到他的长篇与读者见面。李士非因哮喘住在第一军医大附属医院的病房里，写了篇深情的悼念文章《不幸中断的回声——怀念李克异同志》，发于杂志第4期，惺惺相惜之情溢满字里行间，那时编辑与作者的感情就是这样质朴的。
这次李士非和林振名还组来一篇比较重要的小说，就是高行健的《寒夜的星辰》，发在第3期上。高行健是学法语的，当时任毕朔望的秘书，毕说起高行健有篇稿子投寄某编辑部被退，要他们不妨去看一看。高行健比较早接触西方现代文艺，作品也比较早地运用了一些现代写作手法。《寒夜的星辰》的主人公是一个老干部，以日记体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并不断地回忆他和他们那一代革命者对革命信仰的忠诚以及付出，也可说是对“文革”的反思。李士非当时在艺术欣赏方面胸怀比较宽阔。拿回稿子后，他要我也看一看，我虽不是编辑部的人，他也问我的看法。我说文笔不错，只是觉得不像小说，倒像散文。听说编辑部传阅后也有不同看法，也有觉得文体不太像小说的。但小说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家心里也没谱，也没办法说得清楚。李士非在审稿单上写道：“难道小说就不能这样写么？”当时我和一些人的文艺观念受原苏联一本《文学概论》的影响很深，这部书阐述的文艺理论有科学和深刻之处，但也有僵化的地方，其影响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清理的。当时小说的写法比较单调，不像后来经过实验，创作方法不囿于一种格式，又是跨文体又是小说散文化等等，西方的理论一套一套地搬进来，名堂多啦。这篇小说是高行健的处女作，应该说小说的发表，对他的创作有一定推动作用；也因此，《花城》和高行健有了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第4期登了他的游记《尼斯——蔚蓝色的印象》，第5期“外国文学”栏目刊发了他选译的法国诗人雅克·普列维尔的《歌词集》和评论，第6期发了他的评论《关于巴金的传奇》。这样的发表频率在当时是罕见的。1981年，高行健的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印了好几万册，在读者尤其是在年轻作家和大学生中影响很大，北京好多作家来信要书，中文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是《随笔》编辑部主任黄伟经责编的，出版期间高行健到了《随笔》编辑部和《花城》编辑部，同大家交换意见。他中等身材，比较斯文，态度谦和，话不多。他很朴素，穿一双解放鞋，生活简单，是个低调质朴的人。王蒙说起过他，说有一次去找他，他正在生煤炉做饭。后来他在法国定居，200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就是这次，李士非、林振名还去看了翻译家冯亦代，冯亦代介绍他们与《今天》的青年诗人北岛、欧阳江河、芒克等认识，后来这批诗人就给《花城》写稿。我与李士非、林振名还一起去到天津。记得在天津，我在新一期的《译文》上，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这算是我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比较早的作品。《译文》也是刚复刊，这个刊物很早就有了，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20世纪50年代它刊登过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个小时》和梅里美的《卡门》（当时翻译为《嘉尔曼》，傅雷译）。《变形记》对许多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自忖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这就拓展了我们的小说观念。应该说，新时期文艺的发展跟西方文艺观念的影响密不可分，单从这个角度上看改革开放也是其功伟矣。
《花城》早春
从酝酿到前七期《花城》的出版，副社长苏晨和李士非、易征、林振名等几位主要编辑，功不可没。
《花城》应时而生：长期的政治压抑和文化虚无使人们对图书有一种渴求，希望图书能满足他们的精神的饥饿，希望文艺能表现现实，能呐喊能呼唤能发出他们压抑已久的心声；这种借文艺倾诉的强烈欲望，给了刊物以生机，也奠定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学基调。今天，娱乐形式的大增，网络的冲击等等因素使出版的境况相对困难。那时我们编辑不用发愁发行的事情，更不用考虑回款的问题。创刊号是1979年4月出版的，到12月间还要第三次印刷。新华书店负责发行，他们定印数，托收承付，银行划账，不存在今天最令人头痛的收账追款问题。每期刊物中只要有一篇打动人心的作品，就可加印，比如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使那一期的《作品》发行了好几十万。《花城》发行量最多的一期，是65万。我看到过下九路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买《花城》的热烈场面。即便如此，《花城》还是很早就开始注意与读者的交流，在第6期的尾页附了一个详细的《征求读者意见表》，问卷内容涉及刊物的作品、装帧和发行等各个方面，收集的意见，成为《花城》提高水平、调整步伐的重要参考。
那时《花城》定价1.25元，因为是丛刊，页数并不统一，随文章的长度而定。虽然没有电脑但刊物做得非常精心，我们说今天是读图时代，《花城》一开始就注意图文并茂，每期都是请非常有名的画家给封面配画，封面题字也出自名家如容庚、茅盾、赵朴初等的手笔；封二、封三和封底都配画，内文有题图和插图。那时有名的画家、书法家都非常乐意干这些事情，报酬并不计较。文尾空得多的地方有尾花，还配一些著名作家的小故事或者一些经典的文艺名言。装帧得细致也为《花城》带来了良好的形象。
丛刊七期打开了《花城》的局面，之所以她一开始就能够站在全国的平台之上，是因为：
一是确立了《花城》的基本办刊方针为解放思想，努力在思想上艺术手法上冲破禁区；努力走在全国前面，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二是无论叫“伤痕”也好，叫“反思”也好，《花城》发表了不少吸引读者的优秀作品。如周原写1946年中原突围的《覆灭》，从维熙写右派苦难的《泥泞》，以及李克异的《历史的回声》、华夏的《被囚的普罗米修斯》等等。刊物招来四面八方风，全国著名作家群英汇聚，济济一堂，既发了沈从文、巴金、聂绀弩、臧克家、蔡其矫、端木蕻良、杨沫等老一辈名家的作品；刘心武、王蒙、张洁、史铁生、陈建功等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也发得比较多；对高行健的《寒夜的星辰》这类有实验意识的作品也比较关注，显示了广博的文艺襟怀。
三是栏目设计上更是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开放性。电影文学方面刊发了《庐山恋》《第十个弹孔》等作品。在外国文学专栏，介绍了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杜鲁曼·卡波特和小库特·冯尼格的小说，英国推理小说家克里斯蒂的作品，格兰姆·格林的小说，法国现代派诗人雅克·普列维尔的《歌词集》等。第一次设置专栏介绍了港台的作品，这在全国刊物里头是有开创意义的，当然，我们也有“地利”的优势。理论栏目“花城论坛”也显示了不拘一格的开放气质。散文则发表了黄永玉、林墉、王维宝等很多画家的散文。
四是与广东本土作家联系密切，广东作家的作品发得很多。创刊号就选载了欧阳山的长篇《柳暗花明》，吴有恒的长篇《滨海传》，杨干华的短篇《惊蛰雷》，秦牧的散文《长街灯语》，岑桑的《沙角怀古》等作品，老诗人胡启明、刘逸生、李汝伦的古体诗也有发表，陈国凯、程贤章、杜埃等等都跟刊物来往很多。那时广东本地老作家非常关心这份刊物，愿意把自己的新作给我们，另外广东地处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外面接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作家思想也比较开放，读者对广东的创作也有较高的期待。还有就是比较关注本土新人的创作，林贤治、陈俊年、杨小彦及深圳的林雨纯等都有作品在上面发表。
这七期整体上运行比较平稳，没有引起大的风波，审稿改稿注意掌握分寸；国内大气候总体来说一派欣欣向荣，这些都有利于一个刊物在摇篮中的逐渐成长。
声誉及风波
采访地点：广州丽江花园华林居范汉生家中
采访时间：2008年11月27日，晴空。
丛刊阶段平稳过去之后，《花城》迎来了它的第二阶段：名声高涨以及伴随而来的风波迭起。名声高涨是说她与《收获》《十月》《当代》并称“四大名旦”，风波迭起是指由于《春天的童话》等作品引起了轩然大波。
编辑部的新面孔
1979年，由于广东人民出版社扩展，《花城》杂志创刊，急需人手，李士非、易征想推荐我到出版社来，我愿意。我不足15岁参加革命，23岁被打成右派，每每想及走过的道路，心情沉痛，很想换个环境；再说文学事业也是我的追求，于是就向原单位再三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1980年6月，终于由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调来《花城》编辑部。
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人事上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阶段，编辑部的人员变动很大。易征和林振名退出编辑部，一是因为工作安排，另外也是由于与李士非在审稿标准上有分歧。他们多偏重于文艺的审美标准，李士非政治情怀很浓，要求文学直接干预生活。他们两位都向我透露过这种意思。易征去创办一个新刊物《旅伴》，那时候办个刊号很容易，花城出版社最多的时候有八九个刊物。林振名编制留在编辑部，主要工作却是在对外合作编辑室，后来就和香港三联书店一起编辑出版《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
1980年6月中旬，我正式到人民出版社报到时，《花城》丛刊第6期的清样刚由印刷厂送回编辑部，李士非哮喘病复发住院，需要我来看清样，林振名告诉我要在家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看两天。他还做些收尾工作，记得那期正在发孔捷生的稿子，排印后需要修改，他去到工厂与工人师傅一起查盘。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当时修改特别不容易。当时没有电脑排版一说，是铅字排版，工人要把字一个一个从字库里找出来，再植在排版盘里，每页一盘，一盘一盘叠摞起来，哪怕只改动一个字，也要一盘一盘去搬去找，十分劳累。所以到了最后阶段仍要修改，师傅就很不高兴。
我来时，原编辑部的人员只留下美编岑毅鸣、编务李梦飞，我一到就上岗，李士非多病住院，我就得把日常工作担当起来。我没有做过编辑工作，也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很多事不懂。我编目录，把李晴的文章排在栏目最后，他很生气，说是打他的脸，其实是我不懂，只好求他原谅。我认为只要文章好就行了，排第几条没有什么，何况是编辑部内部的稿件，还辩解说：“我不是把你的文章标题字弄大了一点？”可以说是缺乏常识。一些具体事情，多是李梦飞指点我，还有校对科的虞向华。小虞往往把校样拿来“解决问题”，她很耐心，坐在我身边一点一点地问，一项一项地给我说明，所以后来我常半开玩笑地说：“小虞是我的编辑老师。”其实一点不假，版面上的事，就是她慢慢给我说明白的。
编辑部又陆续来了不少人，因急需用人，先行借调来的有：李晴（原是《郑州晚报》的副刊编辑，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1978年平反，此时正写长篇小说《天京之变》，后没有正式调来，而是去了《羊城晚报》任文艺部副主任）；吕文（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电影剧本《詹天佑》作者，也没能调来，后调往潇湘电影制片厂做编剧）；陈文彬（做过《郑州晚报》副刊编辑，后在一个技工学校当老师，曾在刊物上发过文章）；舒大沅（原在工厂工作。写过《论社会主义悲剧》，我没看过文章，但当时情况下敢提出社会主义悲剧这一命题，思想就比较解放）和叶曙明。不久，钟缨从军区创作组调来，杨小彦美院毕业分配过来（1982年又调入美编室任美术编辑，后读研究生），林贤治大约是1981年从阳江来到编辑部（《花城》前几期发表过他的诗和散文，《南方日报》也发表过他的作品，《南方日报》副刊部主任关振东推荐来）。再晚些时候，刘剑星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过来，谢望新从南方日报社调过来。朱燕玲于1985年上半年南京大学毕业前写信求职，经考察，下半年正式来到编辑部。詹秀敏1985年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过来。
四面八方，聚集一堂。这是《花城》有史以来编辑部人数最多、气氛最为热烈的一个阶段，这些编辑大都有相当写作水平，李晴、吕文等有丰富的编辑经验，能编能写。人才济济本是好事，但刚聚一起，尚需一个磨合期。文艺这种东西不像数学有标准答案，自古道“文人相轻”，彼此都很有个性，又有一定的创作经验，所以大家争论很多，主要是针对作品，但也难免发生误会与不快。李士非哮喘很厉害，一边抱氧气袋一边跟作者谈稿子，难以在编辑部正常上班。编辑部设了两个副主任，就是我和林振名，老林兼管对外合作，编辑部日常事务主要是我在负责。
这群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编辑各有特点，我给你们展示一幅浮世绘似的“花絮”，让你们多少领略一点当年我那些同事的风采：
吕文组稿能力很强，常在外组稿，到北京组回很多重要稿子。他和很多作家关系密切，是消息灵通人士，可以经常看到他夹个大公文包在狭窄的编辑部走来走去，一面走一面传递北京关于文学或政治的各种信息。
林贤治衣着朴素，一头蓬乱的鬈发，时时令我想起“愤怒出诗人”那句名言。他刚从阳江农村来，喜欢穿一双解放鞋，由于户口问题和工作问题尚未解决，待遇也不平等，卫生费只发给他一半，他就在办公室里愤怒地说：“我是二等公民！”制度如此，我只能向有关部门反映，奈何奈何？爱莫能助。
李晴文字水平高，编稿能力很强。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改稿，效率很高。有一回他推荐一个电影剧本，编前会上大家认为那种音乐家、画家之类的故事缺乏新意，不赞成发表。大家住在宾馆处理稿件，桌子不够用，他把几本书当凳子，能够根据大家的意见坐在床边整天不动，把稿子从头至尾大改一遍，要大家再看，还问有哪点需要再改？他编稿的认真态度，确有一个老编辑的风范。
叶曙明是个较早研究现代派文学的青年作家，在编辑部很少说话，他把发给他的各种样书都摞在桌边，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城堡”，整日埋头在里面看稿，不注意的话看不到他。我说，你真把卡夫卡的《城堡》学到家了。
舒大沅思想活跃，为人倜傥，常与年轻作者谈稿。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社会主义悲剧……”
美术编辑岑毅鸣，工作勤奋，他出外找美术家组稿，常常是夹着一大卷画稿满头是汗地走回来。但他想专心作画，要求提前退休，我帮他向领导反映，领导不同意，后又说要研究。他一生气，就把《人民日报》一张讽刺互相推诿的漫画——《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临摹下来贴在墙上。我和他的座位很近，同他开玩笑说：“你让我看这张漫画看一百遍都没有用呵。”后来老岑还是未能提前退休，领导不批，我也帮不了他。
我一定要说说李梦飞大姐。李大姐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是每期拼版、发样书的组织者。她年龄较大，每次将近千本样书往五楼搬，她从不缺席。她是编辑部的管家，主动承担许多内部事务。她也是1957年的受难者，那场无妄之灾破坏了她整个的生活，但她性格坚强，从不灰心丧气。
“四大名旦”之说与建社
197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自发创办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文艺期刊《十月》，1979年《收获》复刊，《花城》《当代》等相继创刊，一时间大型文艺期刊在全国各地纷纷问世，遂有聚商之议。
“四大名旦”这一美誉来自镇江会议。1980年底，由《钟山》《清明》《十月》《当代》发起，在江苏镇江金山寺举行全国27家文学期刊主编会议，这次会议在刊物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中宣部派人出席，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有人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归纳了“四大名旦”：《收获》以其老成持重称“老旦”，《花城》以其婀娜多姿称“花旦”，《当代》以其理直气壮称“正旦”，《十月》以其清新潇洒称“青衣”。（选自朱穗的《文坛的“四大名旦”》，香港《文汇报》1981年1月1日。）别看这么几个称号，流传十分广泛，宣传效果很大。这次会议把《花城》的影响推向了一个新层次。
《花城》杂志没设主编，参加这次会议的是副社长苏晨、《花城》编辑部主任李士非和《随笔》编辑部主任黄伟经。当时正沐浴着思想解放的春风，骀荡春风令人有些微醺，畅所欲言，发言就比较激烈。为了加强文艺期刊的联合，会上有人动议成立一个协会，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并选举苏晨为会长，《当代》副主编孟伟哉、《收获》副主编萧岱为副会长。
苏晨参加会议回来后，立即写了篇《不断自问》发于《花城》1981年第1期，核心观点是我们个人我们政府我们党都要不断自问，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同看法，这件事情对苏晨造成较大影响。1980年下半年酝酿成立花城出版社，由《花城》《随笔》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原文艺室构成。后文艺室要求留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正式成立，在东湖公园水上餐厅聚餐并拍照，但没有宣布领导班子。成立前，成立了以苏晨为组长、以李士非、何立德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如果没有这个插曲，本应苏晨为社长。（直到1981年12月上级才决定由出版局副局长林坚文过来兼党委书记，社长一职空缺，苏晨、罗兰如当副社长，苏晨〈兼〉、岑桑、李士非、王曼担任副总编辑。）1981年暑期，苏晨要我陪他出去走走，我说要给林坚文说说才行，林坚文同意我陪他出去。我陪苏晨到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济南、杭州、上海、福州、厦门走了一大圈，大概有一个多月。到北京见了叶圣陶、沈从文、冯亦代；上海看了巴金、王西彦、孙峻青；天津看了孙犁；杭州看了陈学昭；福州与厦门见了郭风、何为等一批老作家，大家都同情老苏的遭遇。苏晨走一路宣讲一路，讲的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变化，讲到宾馆的卫生设备和服务，内地同行都感到新奇，对广东很向往。
就在我和苏晨外出期间，《花城》杂志在筲箕窝开了第一次笔会，这次笔会规模较大，请了好多作家，如江波、马宗祺、赵大年、张一弓、祖慰等等。这次笔会上有个别作家说了些干预编辑部内部事务的话，有人甚至发出“谁反对×××就和谁干！”的虚妄言谈。我回来后，编辑部有同志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我心中很难受。我想我和李士非之间虽然在稿子处理上有些不同意见，也谈不上“反对谁”。我知道那时有个别作者出于讨好或别的图谋，想掺和编辑部的事，不会是李士非的授意，但也说明我和他之间的误会已经比较深了。多年的交往，我深知李士非是个待人宽厚、古道热肠、遇事敢于担当、一往无前、不考虑个人得失的人，但诗人气质，易激动，有时难免偏激；我也容易头脑发热，坚持己见，为了避开争论，后来主动不去多管主刊的事，甚至于很少过问，而要求管增刊。那时稿件多，不定期出版小说、诗歌、电影文学等增刊。
其实，我和老李的争论或者误会，主要来源于对《幻影》和《今天的童话》两篇稿子的不同看法。
杨沫与《不是日记的日记》
在《不断自问》发表之前，《花城》第7期发了苏晨的短评《拍拍良心——〈不是日记的日记〉读后》，以本刊评论员的身份评介和推荐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这篇报告文学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震动。事情是这样：“文革”末期从1972年起杨沫开始写《东方欲晓》，她还想写《青春之歌》的下部。杨沫在天津一个招待所写稿，有一天早餐时认识了一个叫刘亚光的搞科学的青年人。刘亚光自我介绍他很喜欢《青春之歌》，他本人是中国科学院的技术员，在搞分子生物学和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工作，研制的生脉散可治冠心病。杨沫自身也受着冠心病的困扰，所以对这个人有了印象，在他们交往并不深入的时候，杨沫托他去自己的一个朋友伽伟家带样书，而伽伟的先生正和刘亚光同过事，书还没带到，伽伟在电话中提醒杨沫要当心，说刘亚光是骗子。刘亚光常给杨沫倾诉他推广此药和进行医学研究的种种难度，后来《人民日报》上还刊登了批判刘亚光的文章。杨沫是个有正义感有斗争精神的著名作家，当时她还是全国人大常委，很有影响，容易见到中央领导，为刘亚光的事情她直接上书华国锋，也在人大会议上为他鸣不平。《不是日记的日记》写的就是她结识刘亚光的种种波折和为他鸣不平的经过。姑且不说刘亚光是否骗子，这件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但杨沫的精神气质是可敬的，她很热情，善良，重视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为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搁下手中的长篇去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并努力了解自己陌生的科学领域，这种做法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心。
创刊这几年，杨沫是和《花城》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作家之一。杂志发了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之后，我们出版社还出了杨沫的自传《我的自白》，这部书是由《随笔》编辑部黄伟经、郭丽鸿、李联海组稿与责编的；后来又出版了她的“青春之歌”三部曲——《青春之歌》《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记得是1983年初，编辑部邀请杨沫、王蒙和湖南的叶蔚林、莫应丰、韩少功、谭谈、水运宪等十余位作家来广东参观访问，在往珠海途中，我和杨沫在一辆面包车上，那时路不好又要过渡，行车时间很长。杨沫和我谈起修改《东方欲晓》的事情。我建议她不如放下修改《东方欲晓》之事，再接着去写《青春之歌》的续篇，写出三部曲。杨沫是个很虚心的人，大概她还听到别人的意见，就决定写《青春之歌》续篇——《芳菲之歌》与《英华之歌》，并交我社的小说室编辑出版。因为社里一度采用编校合一，影响了编校质量，结果《芳菲之歌》出版后杨沫发现有300多处错误，意见很大。我的意思是既然错误太多，那就重新校对再版，但被一直拖着，致使杨沫很生气，从此与花城出版社的关系疏远起来。这是一个教训。编辑和校对是两门不同的学问、不同的技能，不可替代。在我于《花城》杂志的多年工作期间，校对科钟湛恩、张志东、虞向华、李道学、何瑞端、沙小碧、林翠贞等的校对水平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至敬至佩的深刻印象。
杨沫出身名门，她父亲原来是个举人，后入京师大学堂，曾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因娶妾，与杨沫的母亲关系破裂，母亲带着杨沫、白杨和二妹分开过活，生活艰苦。这样的生活际遇使杨沫很早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她就是一个思想进步，激情满怀的革命青年。小说《青春之歌》融有她个人的经历与追求，但并非自传体小说。她年过七十还写了《不是日记的日记》，《自白——我的日记》《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字数近二百万，令人钦佩。她为人热情慷慨，乐于助人，但她操心的事情太多，心不静，这对她的写作和身体都不利。一个人要摆脱俗务，走进宁静境界很困难。1993年我和朱燕玲去北京，上医院看过她，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内部争论与不该发生的误解
那时编辑部内部民主空气浓厚，重要稿子传阅，每期发稿必开编前会，常有争论，而且十分认真。记得吕文负责编发李晴的《天京之变》，审阅到天王洪秀全派兵杀东王杨秀清一节，认为把东王的七千余人赶到一个大堂内一起杀死是不可能的，因为杀人者和被杀者起码有两万人，没有那么大的大堂可以容纳；李晴则坚持说他这么写有文献根据，两人都很认真，各不相让。我也是个这样“认真”的人，总以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善于考虑对方的意见。
那时引起编辑部争论的，主要是两篇文章。
一篇是《幻影》。作者原为某文学刊物编辑，后练气功成了能穿越千里视物的特异功能大师，与李士非和个别编辑关系好，特意请他来广州，先住在二沙岛体育招待所，后来又搬到离大沙头更近的珠岛宾馆改稿。《幻影》写的是主人公看见穿越时空的鬼魂，看见坟墓里走出千军万马在厮杀。20世纪80年代刮起一股特异功能旋风，不少人相信这种事情。作者用所谓的“特异功能”给花城出版社的同事们看病，他的诊断很是玄妙，说你哪里哪里有一个癌细胞，你正惊恐，他又说不要紧，他发功把癌细胞封闭了。编辑部一个编辑的妻子经常头痛，找他看病，他说她脑后有“两个信息”，他说是“两个信息”闹得她头痛，他可以把这“两个信息”抓住封闭起来。他伸出一只手伸在她头上作猛抓状，紧接着跑到墙边用手指揿墙，说是已经把“两个信息”封闭到墙里了，如此病可痊愈了。这令我想起小时候给祖母看病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师神婆，所以不信。这个作者的“医术”引起一些人的好奇，特别是社里的女孩子，上班时间也跑去看病和看相，曾使社领导苏晨发脾气，提出严厉批评。作者知道我不相信他的特异功能，没有要求给我看病，只给我看了一次手相，说我很有财运，很会攒钱，胡说一通。对这个人，编辑部有不同的看法，我不想当《幻影》的责任编辑，不想宣传特异功能，更不想照这个稿子原来的样子发稿，只好作了比较多的修改，想将其往科幻小说上靠，并改题为《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在第7期刊登的预告上，加了“中篇科学幻想小说”副题，不伦不类。
其实，对有些作品的不同看法并非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有些年轻编辑不好说，就将意见告诉我，我自认与李士非关系深厚，多说无妨。如广东一位农民作者写了一个内容为极“左”路线把一个本来单纯的农民变成“魔鬼”的中篇小说，准备在下期发表。年轻编辑舒大沅找我恳切地说，这个中篇艺术太粗糙，而且与卢新华早先已发表的《魔》，从内容到题目都相似，但艺术上则不能相比，如把这个七八万字的中篇发出来，定会影响下期质量。后来我将这个意见提了出来，这部小说未予发表。我在编前会上说话多，发表不同意见也较多，当时没有顾虑，事后想来，这对我与李士非的关系是有影响的；我是有性格缺点的——较真与固执，他是领导，无意间会损伤他的自尊心。“特异功能”是个未知领域，不是不可以研究，但有人借此装神弄鬼，如那个作者给人看病之法，我颇不以为然，说话就不注意了。后来，我发觉，对“特异功能”随意说出的一些调侃话，可能会刺激李士非，甚至会伤他的感情。说到底两个艺术观和个性均有差异的人，对友谊还是需要细心呵护的，稍若不慎，友谊会受到不该有的损伤。
但是接着又发生了《春天的童话》（小说原稿名《今天的童话》）的争论。
此前，遇罗锦在《当代》发表了《冬天的童话》。这篇小说写的是她自己家族的苦难、她个人被父母卖到东北之后的悲惨遭遇以及她哥哥遇罗克受到的残酷迫害。因为遇罗克的受难在思想界有比较大的影响，这篇小说影响很大。后来有人讲写作的私人性，并把私人化写作捧上很高的位置，其实遇罗锦早就是私人化写作，不同的是她的写作有其社会意义。遇罗锦的写作一直带着自传叙事的性质，她不能够从个人一己的经验上超越出来，不能够从个人的苦难中升华。套用演艺界“本色演员”一词，她可以说是个“本色作家”。她的小说具有时代的社会的内容，能够引起不少读者共鸣，但从小说艺术方面来说，她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当然，她的勇气与大胆是值得肯定的。
接近1980年底，《今天的童话》一稿从北京组了回来，编辑部很重视，多人传阅审稿，有完全肯定的，有不赞成的，我属于不赞成立即发表之列。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女主人公与某报纸副总编辑的爱情波折，先是因副总编辑同情女主人公的遭遇，帮助给她遭迫害的哥哥平反而产生爱恋，后是副总编辑因是有妇之夫不敢公开他们之间的恋情，而成为女主人公谴责的伪君子。小说写得贴近生活，达到了可以使现实中的真人呼之欲出的程度。为了表明女主人公爱情的热烈，说了不少狂热的话：“我和他相爱的一天，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我要宣布，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对他没有多的要求，只要求每个星期有一天同他二十四个小时在一起”等等，反复呼喊。我不赞成将小说这样发表出去，即使要发表也要加以修改。
关于《今天的童话》的争论，后来成了《花城》杂志最大的一桩公案。事情已过去多年，争论早已成为历史，我现在把我当年不赞成发表《今天的童话》的真实思想和原因，说一说：
一、我担心发表这个稿子会出事，我想保住《花城》这个阵地；
二、我真心为李士非担忧。我同他和他的家人都很熟悉，他多次受过冲击，直到1978年还蒙冤受审查，我不想他再受到挫折。有人竭力要他往前面冲，我想我应该给他泼点冷水。
三、小说男主人公影射的原型太明显了，主张发稿的编辑已经多次指名道姓说出这人的名字，好像讨论的已不是这篇小说要不要发，而是这个现实中的人要不要“搞臭”，我不赞成只听作者一面之词就谴责他是“伪君子”，而且现实中的他曾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起过作用，攻击他会给反对思想解放的人提供口实；
四、我非常不赞成用小说泄私愤，用小说攻击别人，或把小说当做审判状；
五、我不喜欢遇罗锦的文风，并且感到她的爱情并不一定像小说叙述的那么纯真，在这件事上她也不一定就是受侮辱与受损害者。
以上是我最真实的思想，不管别人说我“保守”也好，说我“反李士非”也好，我不后悔。我认为在这个事情上不是谁有胆量谁无胆量的问题，而是要为刊物的大局着想。
我在审稿单上写的意见是，不赞成发这个原稿，要发也要修改。其他编辑有赞成有不赞成的。那时《花城》编辑部是出版社的“重地”，黄文俞、马冰山、苏晨这些领导常去，不可能不知道情况。他们把稿子和各人的审稿意见调去看过，而后批示不发。记得马冰山副局长（当时兼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到编辑部说过：“你们把这篇稿子发出，《花城》就不能再办了。”这话绝非危言耸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马局长担心的那种后果，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李士非在编辑部传达黄文俞局长的意见：遇罗锦的两篇来稿中，选发她写遇罗克的纪实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不久发了这篇，至此，我以为《今天的童话》问题已告一段落。
黄文俞还来过编辑部，也没再提此事。黄文俞是个思想开明的老人，他经常来闲谈或问问稿子。我们喜欢同他开玩笑，他一来就要请我们抽支“丰收”烟（丙级烟）。一天他对我说，现在南海县人均年收入四百余元，富甲天下，你们应该组织作家去写写。我把他的意见告诉苏晨、李士非，他们同意我陪正在改稿的长影作家顾笑言、南方日报社编辑李钟声、谢望新到南海采访。那时南海的县委书记还是梁广大，他很重视这次采访，由南海报总编辑完洪全程陪同。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看到新事物都很兴奋，住在县委招待所遇见下去调查研究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他已走了不少地方，谈起广东经济“鸟形结构”的设想，即以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粤西粤东为两翼的经济发展模式，激发起我们不少憧憬。我们在南海采访一周，走了不少地方，顾笑言写出长篇报告文学《今日的神话》，李钟声与谢望新写出《站在西樵山上鸟瞰》，发于《花城》。
诗增刊与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
上文说过，我陪苏晨外出访问期间，筲箕窝笔会召开。此后我就有意少参与主刊的事，主动去编增刊。
那时申请办刊物容易，办增刊更容易。小说、诗歌、电影剧本等等，《花城》出了不少增刊。大家都很有工作热情，忙着出书，还出增刊。接近1981年年底时，我和林贤治编了诗歌增刊。诗人们很高兴，诗人多发表阵地少，诗人听说有个诗增刊，有点欢欣鼓舞。为了宣传，我们召开过诗人座谈会，数十诗人到会，野曼、柯原、西彤、郑南、黄蒲生等众多诗人相继发言，大家情绪很高，提出要扩大宣传，要搞朗诵会、演唱会。会后我与林贤治商量举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并立即行动。我向林坚文、苏晨、李士非请示，他们均表支持。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与文联、音乐家协会、电视台联系。林贤治虽然参加工作不久，却很有工作能力，而且肯干，整天冒着冷雨去与有关人员商谈。文联有本刊物叫《岭南音乐》，当时的主编是刘志文，他有搞活动的经验，我们一谈他就很来劲，说要搞活动就搞大一点，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觉得新闻发布会是严肃的事情，问他到哪里去开哪里有场地。他笑笑说就在他的编辑部开。那时这类活动很少，一说举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果然很有号召力，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都来了，记者们也很支持，并提了不少善意的建议，也有不同意见。电视台的一位编辑问我，每场给演员多少报酬，我说7元，她反对，我以为给少了，她却说：“你们给这么高的报酬，今后我们电视台就难做了。”原来她认为给多了。那时普遍待遇低，而且对“物质刺激”还心有余悸。我们请了电视台导演黄嘉良（后曾导演《公关小姐》）做这场演出的导演，请了很多知名的电影演员、话剧演员和歌唱演员，如话剧演员姚锡娟、简肇强（曾配音日本电视剧《血疑》）、曹会渠（曾出演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队长）、歌唱家谢莉斯、王洁实、欧阳劲松等，当时演员报酬很低，没什么架子，一请就来了。场地是当年广州最好的剧场——友谊剧院。原计划演两场，后因观众太多，又加一场。这次演出活动作为重大事情报告了省委，省委秘书长杨应彬、副秘书长张汉青本身就是作家及诗人，和《花城》关系密切，我曾当过他们的责编，这次朗诵节目中又有杨应彬（杨石）一首诗，他们非常赞成这个活动，省委主要领导也要来观看演出。陈开枝（当时是二处处长）找我，说第一场前十排座位留住，省五套班子一起出席，并谈到首长安全问题。我说安全问题是你的事，我只负责留票。那晚除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出差在外，五套班子基本到齐，包括军区领导。开演前，省委书记吴冷西要见花城出版社领导人，我陪苏晨走进贵宾室向他介绍了一下情况。门票大部分公开发售，一部分分送各有关部门，节目很吸引观众，姚锡娟朗诵都德的《最后一课》，8分钟长的朗诵，全场鸦静得没有一点声响。《三家巷》话剧上演只卖出几十张票，诗歌朗诵演唱会却一票难求，大家评价很高，说谁说高雅艺术不好？群众不欢迎？就是没组织好嘛。本来只是为诗增刊做宣传，却也给出版社扩大了影响，闫伯洪副局长遇到我说：“你们做了件大好事呵！”那时物质条件差，整个出版局只有一部上海牌轿车，也调给演出用。就是通过这次演出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演艺界的朋友，我同姚锡娟、简肇强等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的，后来他们挂靠在花城出版社成立的广东语言艺术研究会，至今还有活动。那次参加演唱会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如导演黄嘉良、歌唱家欧阳劲松等。岁月易逝，音容依在。黄嘉良是位有水平的严厉的责任心很强的导演，他一走上台就不讲情面，看到演员稍有懈怠就训，包括对曹会渠这样有成就的老演员。报幕人是电视台青年主持人侯玉婷，总挨他批评。以我看侯玉婷已经很努力了，节目之间总在抓紧时间默背下个节目的解说词，从不敢休息，还是挨训；天很冷，她穿套白纱报幕装每场总是走在最后。她的工作态度很好，后来她遇到困难，我们也帮助过她。
回想起来，那一段是《花城》最热闹的时候。从上至下对《花城》都是相当支持的。一份刊物有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时的辉煌，也会有困难的遭遇和难以预测的起伏跌宕。
风浪骤起
我正在昏头昏脑忙于演唱会并因演出的成功而有些醺醺然的时候，一天回到社里，林坚文低声告诉我：“《花城》出事了！”
《花城》1982年第1期发了由《今天的童话》修改的《春天的童话》，并附了一个编者附记：
本刊1981年第一期曾预告第二期将发表《今天的童话》，后因作者还要修改，临时抽了下来。现在发表的是第五稿，并改名为《春天的童话》。
并在文尾附了作者五次修改的时间。
修改后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呢？写女主角羽珊痛苦的个人经历，她父母不幸的婚姻生活及她父亲的外遇，她生命中两次没有爱情的失败婚姻，后来碰到了老编辑何净，他喜欢她的小说《过去的故事》，所以关心她的写作情况，一来二去两人就发生了感情，而羽珊在和何净恋爱时何净欺骗了她。小说中何净是重要报刊的重要编辑，又是有妇之夫，这件事本身给羽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羽珊对自己的爱情很坚持，不肯屈服。遇罗锦写这篇小说其实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和清白。为了赋予自己的爱情的正当性，语言狂热，写得非常大胆。
这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又是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当时遇罗锦和有妇之夫的恋爱正闹得满城风雨，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完全可以对得上号，几乎不需要索引。这就很难不令人产生利用写作丑化对方的看法。
《春天的童话》的具体发表过程我不清楚，至今我也不太清楚，虽在《花城》编辑部，但我没有过问，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是不是请示过领导，我也不清楚。前面说过，这段时间我搞诗歌增刊和筹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去了。1982年第1期《春天的童话》发表之后，《花城》杂志被责令收回、封存。紧接着，《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工人日报》《文汇报》集中地发表了对《春天的童话》进行全盘否定的文章，有些批评文章对我们刊物也进行了严重的质疑。在这种压力下，编辑部不能不做检讨，在第3期发表了蔡运桂的《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一文。由于思维定式的影响，人们习惯说什么左啦右啦，其实有些批判文章是保编辑部过关的，蔡运桂的文章就是这样，而且是编辑部请人家写的。编辑部在刊物上发了一个检查——《我们的失误》：“我们对这篇作品的错误估量偏低，经过报刊批评，我们认识到，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至于主人公羽珊，我们认为她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利己主义的。”这个检查是黄文俞和李士非写的。当时这种刊物上的自我检查不稀罕，《清明》《长江》等不少刊物都发过类似的检讨。
局领导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会，要总结经验教训。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也参加了。李士非在会上做了检讨，我在会上发了言，谁都不讲话不行，不讲话过不了关；不是我过不了关，是这件事情过不了关，是《花城》过不了关。我发言的大意有两点：一是批评李士非，说局领导已经说过只发《乾坤特重我头轻》，他不该坚持要发《春天的童话》，说他固执，我想不说他有点错，他也难以过关。我在会上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后来竟有人夸张地说我在会上大批李士非，造成我和李士非之间的隔膜，对此，多少年来我保持沉默。
当时广东的风气相对全国已经比较宽松，加之1981年任仲夷来当省委第一书记，气氛更为不同。《花城》因为发表《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和我们杂志的关系比较好。1982年春节前，杨沫由她的外甥女、作家蒋维嘉陪同，到广州来了，住在广东迎宾馆。省委很重视，张汉青让我带他去看她，说杨沫的《青春之歌》教育了我们几代人。深圳特区处境困难，特区领导吴南生等去向她反映过情况。任仲夷去看过她两次，我问她任书记同她谈些什么？她说谈一位老朋友。杨沫个性开朗，富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还向我谈起她的一段往事。她说20世纪30年代她是进步青年，后来与党失去联系，很苦闷，就想到监狱里找党。她当小学教师，生活很困难，就蒸些馒头到监狱去探望一个政治犯。这个政治犯是地下党员，出狱后约她到北海公园谈心，曾表达爱慕之意，她未接受。多年后这位爱慕者成了任仲夷的同事，并常常谈起她。
杨沫住在广州这段时间正是遇罗锦的文章最麻烦的时候，我问林坚文说，是不是请杨沫帮我们在任仲夷面前说说话，林坚文是个非常慎重的人，他说好，但千万不要勉强杨大姐。我与杨沫谈了，杨沫欣然应允，帮我们向任仲夷反映情况。直到她临走前一天，她外甥女陪她到友谊商店购物，恰好碰到任仲夷的夫人王玄，她说她快要走了，想去跟任书记告别，王玄说老任出差了。她又在王玄面前大力肯定了《花城》的成绩，要王玄在任仲夷面前也多替《花城》说话，无论如何要保住《花城》。任仲夷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春天的童话》带来的风波在他的关心与多方的努力下就这样平息下去。
所谓“作家避难所”
也是在这时，《花城》一度被人称为“作家的避难所”。有些作家是自己想过来，有些是我们邀请来，住在三元里的矿泉客舍，当时这个矿泉客舍还算一个比较高级的处所。1982年初，杨沫、遇罗锦、谌容（因《人到中年》受批评）、张洁（因《爱，是不能忘记的》受批判）、戴厚英（因《人啊，人》受批判）和叶蔚林等一批有争议的作家都来过。除杨沫住迎宾馆，其余都住矿泉客舍。
张洁和遇罗锦很沉静。张洁来之前我问杨沫张洁长得啥样，杨沫说很文静，像一个漂亮的小媳妇。谌容和戴厚英爱说笑，有一天她俩向我提出，广东早茶很有名，要饮一次正宗的广东早茶。我与她们说定去中山五路惠如酒家，这家算是老字号茶馆，门前两根柱子上面盘龙雕凤，有传统气息。她们听说要起早，说杨沫大姐就不去了吧，杨沫说她要去。出版社车辆有困难，约好她们从三元里步行到迎宾馆，接上杨沫再一起步行去惠如酒家。那时喝茶很少有小房，都是大厅大台，不论认识或不认识，一坐下就海阔天空说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家人呢。我们坐上一张大台，与别人并台，说着说着就和桌上别的人聊起来。同桌是一位香港消防员，回来探亲，同几个亲戚一起来饮茶。戴厚英和谌容性格开朗，和那位消防员聊天，还要学说广州话。张洁比较内向，话少。遇罗锦这次有感自身处境，话也少。她们那时和《花城》关系都不错，给了杂志很多稿子。
遇罗锦并未因《春天的童话》受很大冲击，她在北京一家杂志当美编，领导对她不错，她和我们编辑部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她比较容易亲近，中等身材，偏胖，有些姿色，她和杨沫一起到我家包过饺子，很勤快也很能干。她知道我不赞成她的原稿《今天的童话》，其实我和她之间并未有芥蒂。再见她时已是1984年，我到北京组稿。那时旅店少，外出最难办的是住宿。贺捷生（贺龙的女儿）帮我订个房间，订在“养蜂夹道”里边，就是中南海后门对面的中央首长俱乐部，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条件不错，但不自由，不能接待客人。遇罗锦去看我，就坐在传达室，旁边有警卫站岗，她脱掉鞋子把腿放在长沙发上斜坐着，大大咧咧给我讲个不停，一讲几个小时，旁若无人，站岗的解放军总是看她的两只大脚。她请我到她家去，我说没时间，她说要么明天吧，她约晓庆（刘晓庆正因为写《我的路》受批判，并准备筹拍电影，与遇罗锦走得很近），一起给我包饺子吃。我说真的没时间，就没去。那时，遇罗锦跟刘晓庆打得火热。不久，听说她真的同刘晓庆一起到西藏拍电影《无情的情人》去了，刘晓庆要她为剧本把文字关。
1985年，省总工会办《五月》杂志，邀我和苏晨当主编、副主编，帮助创刊。经我提议，又将张欣从羊城晚报调过去任编辑部主任，马莉从电视台调过去任编辑。苏晨要我向遇罗锦约稿，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不久稿子来了，写一个演员的道路，是个中篇，但只写了一部分，没完。刊物比较缺稿子，苏晨主张发，我确实有点担心，不知她后面会写出什么来。稿子陆续寄来，苏晨和我感觉不太对头，因为明显在影射她不久前的好友，可能有真有假，大概是两人闹了什么矛盾，稿子发了不好，但又不能中途停止不将稿子发完，连载了三四期，刘晓庆也看到了。后来上海《电影时报》的主编于之来广州，我和丘峰在小观园请他吃饭，他到迟了，说是从小岛宾馆刘晓庆那里赶过来的，并对我说：“晓庆叫你去一趟，她对你发的那篇文章意见很大。”我一听就恼了，刘晓庆的口气也太大，“叫去一趟”，我说不去，她有意见她来找我谈，好歹我也是个主编，不是她可以招之即来的。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广东女作家张欣最初是和张洁相识，张洁来广州有时住在她家。张洁推荐了她一个中篇小说《此剧哪有尾声》给我，我给发了。应该说这是张欣发的第一个中篇。在这篇小说发表之前，有人说张欣不会写东西，但后来事实证明张欣是个有才华的优秀作家。在张欣当《五月》杂志编辑部主任时，遇罗锦提出想到深圳看看，经主管《五月》的省总工会张传英副主席同意，就请了她。记不清她为什么是绕道乘船从汕头过来的，我和张欣接的船，并让张欣陪她去深圳转了一圈。
1985年，遇罗锦再给《花城》一个中篇小说，文章没有标题，写的就是一个编辑向她组稿的经过，小说将编辑丑化为伪君子，写这个编辑又到北京，女作家到机场去接，人群中她张开双臂要拥抱他却被他拒绝，到了招待所却拿出事先写好的编辑部的假证明，假称两人是夫妇开房同住。《花城》的编辑们看了后暗笑，我让退稿，要遇罗锦修改后再寄来，并建议标题为《夏天》。这个稿子退回后她就没再跟我们联系，也没有见别的刊物发表。我感到奇怪，因为她是个发表欲很强的作者。后来听说她去了德国，是一个德籍华人邀请的，此人好像姓黄，没有很多钱，但深爱中华文化。此前他请过两批中国作家，遇罗锦出走令他十分尴尬。我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时见到过他，他头扎一条肮脏的手帕从中国展台前走过，却没有进来。
说真话，我一直为遇罗锦惋惜，听说她在德国生活得很不顺，而且毫无作为。我想，如果在国内她不至于那样，她还会写出许多作品来的。
《春天的童话》风波对《花城》还是有些影响：大家缩手缩脚放不开，有一两期刊物质量明显下降。但不久《花城》又恢复了她的生气与活力。
20世纪80年代初，开放的潮流已难以逆转。1982年初，李士非被提为副总编辑，不再管《花城》，而与李联海一起去办新的刊物《历史文学》，后来又与陈文彬、舒大沅等人一起办《浪潮》。1982年5月前后，出版局决定《花城》杂志由副局长兼社党委书记林坚文直接抓，我想这也是向上级表示加强党的领导的一种态度吧。林坚文在部队就办过报纸，曾任《汕头日报》总编辑，广东省广电局副局长，有经验，原则性强，政治水平高。他找我谈话说：“老范，该我们合作了，我不懂文学，刊物主要你抓，把握不准我们再商量。”他特别提醒，最近绝不能出问题，有人在盯着《花城》，如果这阵子再出事就没“救”啰。林坚文工作作风最大的特点是平易和严谨，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只是偶尔提醒我要慎重，两三期之后，他就放手了；他也极少推荐稿子过来让我发，那时多少人想在《花城》上发稿子，可能也有人找他，他从不使编辑部为难。他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值得我学习，他是我这一生难得遇到的好领导之一。
虽然《花城》经受了挫折，但我们仍然坚持文学的高标准——放眼全国的高标准。我常同编辑们说，我们不争别的，我们要争《花城》在全国文学期刊的领先地位，要争文学的“制高点”。我们坚持原定的办刊方针：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坚持继续开放，决心将《花城》推上一个新的台阶。经过这次风波之后，重整旗鼓，更广泛地联系作者，不断组织与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品，如张洁的《七巧板》，谌容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戴厚英的《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乔雪竹的《北国红豆也相思》，王蒙的《黄杨树根之死》和《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柯云路的《历史将证明》，贾平凹的《鬼城》，方方的《大限临头》，章以武、黄锦鸿的《“雅马哈”鱼档》，黄坚虹的《桔红色的校徽》等等，力争作品质量始终位于全国期刊的前列。
不懈的攀登
采访地点：范汉生家中。
采访时间：2009年2月5日，星期四，晴
在我实际负责《花城》编辑部工作之后，感到压力很大，不能不考虑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将《花城》办成什么样的文学刊物？怎样才能办好？怎样才能保持和扩大它的影响？新时期的到来，文学突然在人们心灵上矗立起一座艺术高塔，作家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学期刊都在攀这座塔，《花城》也在攀登。《花城》要登上哪一层？登上宝顶，登上制高点，能吗？不管达不达到那个高度，但一定要去努力冲刺。
《花城》自创刊起就有一个高目标，就在攀登，且攀得越高越艰难。我想，要继续攀登或者超越，建立坚实的编辑队伍和优秀的作者队伍至为重要。
调整后的编辑队伍
编辑部1983年的人事调整，人员变动不大。出版社党委书记林坚文直接抓《花城》，他政治上比较谨慎，对人比较信任，很少过问编辑部的内部事情，不干预稿子。我任编辑部主任，主管具体编辑工作，钟缨任编辑部副主任。谢望新从南方日报调来，他文学理论水平较高，熟悉编辑业务，很快成为主力。编辑部还有陈文彬、舒大沅，不久又调进中山大学毕业生刘剑星。林贤治调到诗歌编辑室办《青年诗坛》，叶曙明调到对外合作编辑室，林振名完全离开《花城》，到对外合作编辑室任主任，负责《沈从文文集》与《郁达夫文集》的编辑工作。李士非负责筹办《历史文学》杂志。
1984年社领导班子换届：社长王曼，副社长罗兰如，副总编辑李士非、易征、袁宝泉和我。我主要负责《花城》杂志和理论编辑室。
1985年调进朱燕玲，她是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同年詹秀敏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来编辑部。李士非先期与李联海创办的《历史文学》停刊后，于1985年又创办文学和经济联姻的刊物《浪潮》，把舒大沅和陈文彬调了过去。《花城》编辑部调进广州军区创作组专业作家莫少云和中山大学毕业生虞苇，又从上海文艺出版社调来资深编辑丘峰，丘峰是广东人，主动提出调回广东工作。这个编辑队伍基本稳定，内部比较团结，虽然稿子取舍上有不同意见，但互相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努力奋进的队伍。
办好一个刊物两支力量最为重要：一是编辑队伍，一是作者队伍，此时的《花城》可谓二者兼备。我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作家群，这个群体涵盖面比较广，四面八方，既不是单纯的中央军，也不单是一个粤军、湘军、陕军或豫军，东西南北中都有。对文学刊物而言，作品是它的根基，有稳固精良的作家群，刊物才能够蒸蒸日上。以前老一代出版工作者常说“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此语不够全面，其实编辑和作家有一种共生关系，他们更像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编辑思想与出版方针是一个刊物一个出版社的灵魂。原先各地的出版社均强调地方性，开放改革之后，出版方针有了很大的转变。
《花城》先于花城出版社创立，先有《花城》杂志而后才有出版社，办刊方针和办社方针是一致的，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
前面我说过，作为文学刊物的《花城》要在文学方面占有全国一席之地，就要攀登文学之塔；这个塔不是广东地域之塔，而是新时期全国之塔。我们要竞争，横向争的是在全国的文学地位，纵向争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也是《花城》编辑部同仁的共同意志与心愿。
1982年经历一次挫折之后，因受各方面的压力，是年第5第6两期比较沉寂，但全体编辑心里比较明白，沉寂是暂时的，我们在积聚力量准备再次前进。力量于1983年逐渐迸发出来，推动《花城》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今重新翻看1983年第1期的要目，质量整齐的作品显示了刊物新的水准。这一期的中篇有张洁的《七巧板》，何卓琼的《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方方的《大限临头》；短篇中有王蒙的《黄杨树根之死》，范小青的《诱惑》。作品争鸣栏目发了贾平凹的《鬼城》，新开的栏目“流派鉴赏”中，刊发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佩德罗·巴拉莫〉》。可以说，开年第一期的阵容不俗。
这股劲头一直持续了几年，所以从作品质量和编辑队伍的稳定性方面来说，这段时间堪称花城的第二个高涨期。
在此，我就以这一时期的作品为引子，谈谈《花城》当年的一些主要作家。
花城的省外作家群
杨沫
应该说杨大姐是领军人物，上节已谈过她的作品，不再赘述。
张洁
我们的刊物很早就与张洁有联系，关系密切。1982年春天她和杨沫、谌容来广州住过一段，比较熟，她说要把最好的中短篇给《花城》，我想她是做到了，她没有食言。
这段时间发表了她的《七巧板》（1983年第1期）和《祖母绿》（1984年第3期）。《七巧板》刻画了女医生金乃文这个软弱、善良、麻木、僵化的形象，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作者以她特有的细腻而优美的文笔，在给主人公以轻轻的鞭挞中，寄寓着深沉的同情；怨其不争，怜其不幸。对金乃文的丈夫谭光斗这个损人利己、沽名钓誉的人物，则无情地进行了揭露。《祖母绿》是张洁中篇代表作品之一，写三个知识分子的故事。讴歌正直与善良，鞭挞虚伪与自私。其中，刚毅而缠绵、冷峻而热烈的女数学家曾令儿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我国的文学画廊。后来她写了不少中、长篇，但她自己一直非常肯定这个作品。
张洁和编辑部的人关系很好，大家出差北京都会去看她。有一次我到她家，她正在读《绿房子》，是南美作家略萨的作品。当时拉美作家的作品在国内刚风行。那时候女儿已去美国，张洁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我去次数较多，和她妈妈也熟了，她妈妈是个慈祥的老人家，常要留我吃饭，也同我说些家常话，令我有种亲切感。有次张洁对我说：“我妈妈对你印象不错，说在我认识的人中，你是个老实人。”我开玩笑说：“我也这么认为嘛。”有人曾在我面前用嘲讽的口气说张洁是个“职业女性”，意思是她只知工作，我心里很不高兴。其实张洁的内心很细腻，有一种女孩般的纯真。有一次我从她家出来，她家离汽车站远，她一定要送我，我认为大可不必，没想到了总站，她一下子冲上车去，喊道：“老范，我给你占了个位置。”我至今仍记得她占位后的那种高兴表情。
1993年，我和朱燕玲一起到北京看她，她请我们在家吃涮羊肉，她买了几斤羊肉片，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北京人善吃羊肉片。
我离开出版社后就很少见到她了，只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见过一次。我在北京遇到文能的夫人王虹，她说张洁请吃饭，地点在北京市政协餐厅，我们到得稍早一些，在门口很远看到一个女人走过来，宽衣大袖，飘飘洒洒，细看正是她。她已不再是当年杨沫所说的那个漂亮小媳妇了，潇洒不羁，说话也没什么忌讳，岁月磨砺了她。
王蒙
王蒙和花城出版社的关系长而且久，他和我个人的交往也比较多，可以说他与杨沫、张洁都是《花城》杂志的主要作家。他的《黄杨树根之死》是一篇显示作者独特风格的佳作。小说写了一个中年作家在稍有名气之后，自我欣赏，脱离生活，作茧自缚，以至于思想枯竭，陷于困境。小说在幽默中透出冷峻，风趣中蕴涵辛辣，给人警策，发人深思。那自警自嘲、幽默生动的笔调，表现了他为人为文的风格。王蒙写中篇较少，这两年给了我们不少短篇，如1983年第2期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1983年第6期的《虚掩的土屋小院》，1984年第5期的《焰火》。王蒙在国内作家中比较早地接受现代艺术，开始意识流的实验，一时引领风骚。他很聪慧，智商很高。
我们两个都是1934年出生，而且人生经历比较相似，有共同语言。1986年，我去当副社长，离开《花城》编辑部去主管发行，可能这是我人生中情绪比较低沉的时期。他来广州，就打电话给我。他住南湖，我说这么远又是天黑，我没车去不了南湖看你。他就说他来看我。下着大雨我叫他不要来。过两天他搬到珠岛宾馆，我去看他，他避而不问我的工作情况，却与我大谈人生。他说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宁静，智商高的人更要宁静。有的人智商低，争名逐利，宁静不下来，也就不会得到这种高境界。他用他一贯的半调侃半认真的语调说：“不管你还当不当主管《花城》的副总编辑，你名片上还是可以打印上‘花城出版社原副总编’嘛。”我接着他的话开玩笑说：“如你不当文化部长了，怎么样？名片上也可以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文化部长’嘛。”没想到一语成谶，1989年他真的不当文化部长了。1989年9月，我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到北京集中，第一个去看望的人就是王蒙。王蒙豁达机智，谈笑风生，我们互相用自嘲和嘲讽交流着心灵的感受。王蒙先拿一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刚出版的他的诗集送我，我翻了翻戏说：“你的诗写得不行，什么天之涯，海之角，天无‘牙’，海无‘角’。”我故意把“涯”和“角”的音念转，假意将诗集塞还给他，他摇着头笑道：“现在部长不让当了，你又说我写诗不行，那我干什么？”我说：“吃闲饭呗。”他说：“我们以后写流行歌词算了，我们写小说写得那么辛苦，有几个人看，写一首流行歌词，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了。”我说谁不知道你的大名，你还是印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原部长”的名片吧。王蒙后来出了一本谈人生哲学的书，销售得不错，他的处世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有人对这本书有非议，我认为大可不必，王蒙有大智慧，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非常曲折，见证了历史太多苦难和荒谬，对人生的体验是年轻人不易理解的。
1992年王蒙来广州，我当时已不任社长，但仍任总编辑（先前曾任社长兼总编辑），听说他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写作，就送他与夫人崔瑞芳到从化住了几个月（那时从化有一幢出版社长期包租的房子）。有一次编辑部休假，我和《花城》编辑部的田瑛、黄蒲生、湛伟恩、文能、王虹昭、林宋瑜一起到从化探望他和老崔，相聚两日，大家竟忘情地回到少年时代，烦扰尽消。大家坐在小面包车里，一起唱歌。每个人都唱，王蒙带头唱，平日能歌善舞的田瑛、黄蒲生、林宋瑜自不示弱，连性格内向的湛伟恩也放开胸怀，连连歌唱。老湛是中山大学王起老师的元曲研究生，学养深厚。他能唱流行歌曲，也能唱俄语和英语歌曲，还学红线女唱了粤剧名曲《昭君出塞》。王蒙和我唱了不少苏联抒情歌曲。我第一次唱卡拉OK就是王蒙硬拉我唱的。我问唱什么？他说《游击队员之歌》你总该会吧。我不看屏幕，自顾自唱，两个人完全不合调，唱的还没有笑的多。返璞归真，心无挂碍，这才是真正的“宁静”境界！这次愉快的聚会之后，王蒙仍留在从化写他的季节系列开篇《恋爱的季节》，文能负责与他联系，此作品之后分期发表于《花城》。王蒙记性好，他一直记得编辑部全体编辑的名字，每次在北京见到，他都要问个遍。
王蒙创作甚丰，最让人佩服的是勤奋，什么时候都可以写，抓住一点时间就可以进入状态，抓住空余的15分钟就可以写上一段。前年看过他的《苏联祭》，他去了一趟苏联写出了一部书，当然与平时积累有关。1983年，他和叶蔚林、韩少功、莫应丰等十多个作家一起去珠海，他一回到宾馆就开始写。据我了解他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已开始使用电脑了。他第一次出访美国，自己学外语，46岁学英语学到能交流真是不容易。
王蒙是个好人，聪明人，他有机敏的一面，也有率真的一面。新时期在文艺思想开放方面，他是走在前边的。他为人平易，虽然当了文化部长、中央委员，待人依然可亲。1983年我们组织作家赴深圳、珠海参观，回广州住文德南路省政府第四招待所，车到晚了，我带他和老崔在街边大排档吃炒沙河粉，他对这顿炒沙河粉念念不忘，几年间多次提到。王蒙位高名显，高处不胜寒，非议在所难免，但在我看来，他是个真诚的人，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作为作家，我都会常常想起他。
最近我们社出版了三卷本的《王蒙自传》，读后更加深了对他的理解。
戴厚英
跟我们联系比较多的还有上海作家戴厚英。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黄秋耘得知戴厚英写了小说《诗人之死》，因为历史和人事原因在上海没能出版，回来跟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岑桑说了，岑桑立即给戴厚英拍电报表示出版意向，当时她在上海师范学院当老师。戴厚英拿着电报去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回书稿，那边又表示愿意出版。她只得回信给岑桑说，手头正在写另一部长篇《人啊，人！》。没过多久她先将上卷书稿寄了过来。岑桑看后决定采用，交给杜渐坤和杨亚基做责编。因恐节外生枝，编印加快速度，于1980年就出版了。出版后各方面反应强烈，褒贬不一，涌动着批判之声，一时《人啊，人！》成了宣扬人性论的错误典型。岑桑经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坚持他对作品的评价，甘愿承担全部责任。戴厚英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直到1982年才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人啊，人！》反而是她最早出版的著作。这部书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时花城出版社尚未成立。
因为特殊的经历和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戴厚英是20世纪80年代很轰动的一个作家。戴厚英和遇罗锦的艺术表现以及文学修养均不在一个层次上。遇罗锦是较早的个人化倾向的写作，她一直是写个人经历，写自己经验的真事，没有太多艺术加工。戴厚英在我看来是有思想、有学问的女作家，在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方面有相当的高度，超过诸多当代女作家，她比较早就开始反思历史，对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有深入的了解。她有些性格弱点，有时会表现得比较幼稚，容易冲动。
戴厚英写长篇多，后来还写了《空中的足音》等，因此相对来说与小说编辑室交往多。她与《花城》编辑部接触较早的人是林振名。《花城》1981年刊发了她的中篇《锁链是柔软的》，1982年刊发了《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1984年我到上海师范学院找她组过稿，好像她的居住条件不好，中午带我到学校食堂排队买饭吃。因她给《花城》写稿不多，直到1989年后我才同她熟悉起来。1989年有一天戴厚英来到广州，岑桑给我打电话说她没地方住，是不是可以住区庄——区庄宿舍9楼有一套权当招待所的房子，我说可以请她过来住。我认为作家遇到困难，作为编辑作为出版社有道义有责任给予帮助。戴厚英在这里住了好久，大概有两个月左右，后来我又送她到从化住了一段，一直到她办好手续去美国女儿那里。
戴厚英是个热情开朗、锋芒外露的人，我送她往从化，一路上与我辩论不休，语言犀利，滔滔不绝，我说：“戴厚英，你生在中国就亏了，如果你生在英国你可以当首相。”那时正是撒切尔时代。她说：“我不可以当总理吗？”戴厚英确实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她比较冲动。她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令上海一些老作家有意见。我亲耳听到过上海老作家对她的责难。“文革”期间她比较活跃，在大学时代就是尖子人物，写过批判老师钱谷融“人性论”的文章。她的父亲和母亲1957年被错划右派，这不能不给她带来很大政治压力，也许是矫枉过正，也许是划清界限，当时表现比较左。调到作协，“文革”初期积极造反，伤害了一些人。最让文坛关注的是她和老诗人闻捷的关系。上海老作家倾向于认为《诗人之死》是戴厚英为了洗刷自己而写的。造反派对闻捷实行“专制”，戴厚英本是看牛栏的，时间长了两个人却产生了感情。造反派认为是闻捷腐蚀了造反派，闻捷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自然有人会把一部分罪责归于戴厚英。回头看看她走过的道路，不禁要发出感叹——人啊，人！戴厚英有她自己的苦难，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大都有自己的苦难，只不过苦难与苦难不同罢了。
戴厚英向被她伤害过的老作家道过歉。我认为她的两部书——《诗人之死》与《人啊，人！》包含着她的反思与忏悔。戴厚英的人性论思想比较浓厚，她后来的作品基本上是围绕这个东西展开的。在她内心深处，一直在思考人性这个东西的复杂性。她批判过并不意味着她反对。哪一面是真正的戴厚英？她后来写作表现出来的可能是更真实的戴厚英。人性论思想一直蛰伏在她内心深处。畸形的社会扭曲人，戴厚英虽然伤害过别人，但她本身也是被时代伤害的。这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被吃的人也在不自觉中吃过人，伤害别人的人自己本身也是被伤害的，这是历史的悖论。戴厚英的性格是复杂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开始以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她。
她去美国探望女儿之后，我没有再见过她，她也好像没再给《花城》写稿。有次李士非告诉我，他看到戴厚英在两篇文章中提到我，我也没有问她在哪里。后来突然得知1996年8月25日下午她被坏人杀害的消息，太意外了，多天都不能接受，耳畔常常响起她喜爱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1983年，戴厚英挨批时，从上海来到广州住在二沙头体育招待所。一次我去看她，她和女儿尚未起床，说是昨晚听孙道临解说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听得太晚的缘故，她一定让女儿打开卡式录音机让我听，我常常回忆起那个旋律。
悲怆，难道这就是一代才女的命运吗？
1989年和戴厚英一起住在区庄9楼的还有张曼菱等人。张曼菱早先写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成的电影《青春祭》深受好评，并在美国放映。她是个有才华有勇气的女作家，我是参加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海南举办的笔会上认识她的，因联系较晚，这一时期她没有给《花城》写稿，后期她有长篇小说《天涯丽人》在《花城》发表。
霍达
早期是吕文最先向她组稿的，有电影剧本《公子扶苏》在《花城》发表。以后常有稿子给编辑部，有旺盛的创作激情。我们认为她发于1986年第3期上的中篇小说《红尘》是她创作的转折点，从此她的作品上了一个新的层次。《红尘》活脱脱画出一幅市井风情画，真实地写出了当过“窑姐儿”，集真善美于一身，最终却自杀的德子媳妇和淳厚的人力车工人德子的人生遭际，生动逼真地勾勒了变色龙般女治保主任的嘴脸，是一部耐人嚼味的好作品。霍达活动范围广，但未懈怠创作，她的长篇小说《伊斯兰的葬礼》曾获茅盾文学奖。
她的先生王为政也是《花城》的朋友，他本是画家，文字功夫也好，有散文作品在《花城》发表。
“东北两笑”——顾笑言和张笑天
“东北两笑”才华横溢。他们原来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室的编剧，后来顾笑言下海，张笑天则先后当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厂长。顾笑言与《花城》和《啄木鸟》关系最好，因此自称是“花鸟派作家”，这几年作品集中刊发在我们杂志上。《你在想什么？》发于1981年第2期，获得1983年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金不换》发在1982年第1期，1983年第3期发了《洪峰通过峡谷》，1984年第4期发了《飘在湖面的倒影》。1987年前后，全国兴起一股文人下海热，有些作家赚了钱，但更多的是作家钱没赚到，反而把写作的精力耗费了，顾笑言就是如此。他放弃写作去下海很可惜。他创作力很强，身体很好，精力充沛。他是个东北汉子，很粗犷也很率真。他对歌唱家朱明瑛很着迷，看到电视里朱明瑛演唱，他就在地毯上打滚。后来他放弃文学做生意，先在长春开古堡饭店，饭店没开多久又去做别的生意，也曾推销过医疗器械。他跟我讲下海的辛酸，表面赚了钱，其实都是三角债，为讨债尝尽了苦头。他说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是追讨人家欠古堡饭店的七万块钱。一个人走在夜晚的乡间道路上，灰心极了。我劝他回过头来老老实实搞创作，他赚钱的心不死，总想折腾。他到惠州搞宾馆搞电影城搞制药，均不成功。1996年他到办公室找我，我问他目前在搞什么，他说搞大的，我问是搞医疗机械？他说再大。我问是搞汽车？他又说再大。我问他究竟要搞什么样？他说飞机。他真的弄了个“深圳航包公司”的批文，与俄罗斯大西洋航空公司合营。有两架俄式图154型飞机停在白云机场近两年，但没有后续资金，那个航包公司终于没有开起来，后来从莫斯科来了19个技术人员把飞机开走了。他的老板是个农民企业家，苏联解体前后靠把劣质货卖到俄罗斯起家，其实是个骗子。公司开始运转全靠顾笑言四处向朋友借债，结果债款无法还，虽然朋友们不说受骗，顾笑言不能不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在生活几乎无继的情况下，万般无奈，他又想起被他丢弃的文学，回到长春制片厂埋头写电视连续剧，想以此解困。文学这玩意怪得很，你越期盼它出来它越同你捉迷藏，不肯见面。老顾的心情大约是太急迫了，一天深夜，突发脑溢血，猝亡于文学部的写字台前。作家当中他是与我交往比较密切的一个，对他的突然离世我是很惋惜的。他的确有写作才能，不是那种写了一辈子而不能真正称做作家的人，但他没有珍视自己这种禀赋。作家下海曾是一股潮流，成功的有几个？我知道的只有张贤亮和周梅森。老顾总是说等他发了财，有了一笔写作基金他就坐下来写作，他发过一点财，但他停不下来。君子固穷，写作钟爱从浮世沉下去的人，心境清净的人，而与财富没有多大关系。
老顾又称顾胖子，心宽体壮，文思敏捷，写稿不用电脑，但写得快而整洁。他很贪玩，喜欢享受生活，但也很会工作，稿子好像都是不经意间写出来的。每逢回忆起他，内心都会荡起一种遗憾之情，也许作家们从他身上应该得到一点启发与教训。
张笑天与我们联系之前已经发表过很多作品，他和我们建立密切关系与顾笑言分不开。1983年前后他的作品《不是内参的内参》出了点事，加之感情上的一点问题，提副厂长的事泡汤，就同顾笑言一起过来了。广东是全国最开放的地方，《花城》被作家戏称为“落难者的家园”。两人一住进小岛宾馆，顾笑言就笑着调侃张笑天要好好写作，组织上让他来“监督”他。张笑天是个实在人，说写就写，高产。在这之前王曼到长春拜访过他，回来告诉我说张笑天稿子多，拉开每个抽屉都有稿子。此话一点不夸张，张笑天写作的爆发力令我钦佩而吃惊。《花城》1984年1期发了张笑天的《雪下》，1984年第5期发了他的《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1985年又发了《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黑夜》。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张笑天转到电影剧本创作，《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和《太平天国》等重大历史题材作品都是他写的，近来（2009年）正热播的《叶挺将军》，也是他编剧。由于转向影视创作，近年他写小说少了，与《花城》也没多少联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