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血统
祖先，是了解人的重要线索。写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乐意凭借想象追溯到主人公的上三代，为他做一个家谱。譬如这个人的母亲是小妾啦，祖父会发酒疯啦……不把他的家谱做好，我是不会下笔写故事的。然而轮到自己的时候，探寻祖先就未必都是令人愉快的发现了。
我的曾祖父叫今村幸太夫，他在兵库县加东郡东条村（现在的加东市）继承了代代相传的族长职务，可是太缺乏经营能力和办事能力，整天只会悠闲地画画，结果族里开会决定把族长职务转给他弟弟，让幸太夫自己去分家另过。
幸太夫的长子德治失去了本该由自己继承的财产后懊恼至极。德治接任了族长的叔叔在1889年参选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时，村里只有一个人投了白票表示反对。这件事全村马上都知道了，而那时可不是允许背叛本族的时代啊。这一来，德治在东条村无法待下去，只得带着三十岁的老婆鹤子和独生子半次郎跑到大阪去了。这个半次郎就是我的父亲。
然而，德治离开村子前卖掉房屋，带走了相当资产。他到大阪后当了警察，开始一边在各个镇子巡逻一边搜寻值得投资的地方。于是有一天，德治在玉造的一条小巷里邂逅了姓宫林的兄弟俩。宫林兄弟当时浑身黢黑，正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工厂里干活。他们说自己学过镀镍技术，于是德治拿出全部财产，把那个小工厂连同他们俩一起买了下来。不出所料，他们的事业发展迅速，以至后来在那里还留下了“宫林町”这地名。
可是德治自己在投资之后不久就死了，所以好像实际上并没能从投资给宫林兄弟的钱里获得回报。德治的老婆鹤子在大阪无依无靠，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她哭着去宫林家央求，总算让宫林兄弟同意设法为她支付儿子半次郎的学费和生活费。
半次郎是个成绩优秀的孩子，从上大阪的天王寺初中时起就是特优生。升入东京第一高中后，又以第一名毕业，考进东京帝国大学，矢志攻读医学。据说他的才华，当年兵库县的报纸曾经大幅报道过。
我手头有一本父亲留下的德语笔记，曾经使我对他的学习精神大吃一惊。那上面先用铅笔密密麻麻地记下笔记，然后把本子反过来用绿墨水写满字，最后又用黑墨水写了一遍。这让我清楚地看到，在贫困的生活中，他是何等锐意节俭，决不愿浪费一点贵重纸张啊。
父亲说自己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本来不打算当临床医生，而是留在大学里继续研究的。还听说学校已经快要决定让他这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去美国留学了。可是由于宫林家的资助中断，他在经济上走投无路，只能在1914年的时候去东京的京桥木挽町开了一家耳鼻喉科诊所。
父亲自豪地说起过，当年新国剧[1]的创始者泽田正二郎曾经到他这里来治疗过中耳炎。泽田正二郎后来由于中耳炎而去世，我有个说话刻薄的朋友到处胡说杀死他的是“今村的老爷子”。有一段时间坊间竟然相信这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认为泽田正二郎的死是因为我父亲的过失。
由于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震坏了诊所，父亲把家搬到了大塚。我就是在大塚出生的。
如此看来，在我们这个家族中，除了祖父德治之外，没有一个人有理财的才能。勤奋好学的父亲虽然是个优秀的医生，但缺乏经济头脑，加上战争的影响，最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不过，我可经常吹嘘自己有个好曾祖父。我虽然做买卖不在行，但还是继承了曾祖父艺术家的血统。四十五岁那年，为了确认这个艺术家血统，我走访了东条村。
父亲一直到1960年他七十六岁死去为止，都没想过回一次抛弃了自己和父母的故乡，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踏上过那块先祖生息的土地。我觉得难得回故乡一次，就带着当时在上小学五年级的长子大介一起去了。
我对出租车司机说要去今村本家，司机告诉我：“今村本家的当家人现在正当着农协的会长。”路上看见有座航空母舰般巨大的房子，外边围着长长的白围墙，坐落在一块大约十公顷的田地正中央。司机说，那就是今村本家。
我先到农协去，在一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了今村本家的当家人。他六十来岁，长得跟我父亲一点也不像。由于我父亲上过报纸，所以他知道我父亲当了医生，当然，见是一次也没见过。虽然我告诉他自己就是那个“当医生的今村”的儿子，但他不明白我来干什么。只见他一脸狐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似乎怀疑我们是骗子。
我小心翼翼地问：“对不起，贵宅是否还留有一个叫幸太夫的人的画？”
“你问它干什么？”
“干什么……我想看看曾祖父的画……”
“哼，不知能不能马上找得出来啊。”他就是不站起来，看得出是嫌我们给他找麻烦。
“我们这就去贵宅拜访。”我有点自说自话地带着大介径自朝田地中间的“航空母舰”走去。
在面对精巧园子的漂亮客厅里等了一会儿，高雅的夫人就把画给我们拿来了。我才望了一眼，就禁不住“啊”地惊叫出声来。那是些很糟糕的画，画的净是些蹩脚的龙和跟猪差不了多少的马，比路边摊子上卖的一笔画还糟糕。以前听说曾祖父当时还收过弟子教画，看来这话完全无法令人相信。
看了他的画一下子就明白了，幸太夫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家，不过是个无法操持本家事务的懒人。当然，这种画可不是我想带回去的玩意。
对自己血统的期待彻底破灭，我突然感到肚子饿极了。
父亲和母亲
我出生于1926年9月15日，是东京大塚的耳鼻喉科开业医生今村半次郎与妻子竹节生的孩子，是年父亲四十二岁，母亲三十二岁。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有洋一、哲郎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叫道代。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取自于汤岛的“昌平坂学问所”这个名字，意思是要我好好做学问。
母亲竹节出身于北海道的小樽，是一男三女中的长女。她从小樽女子高中（现在的小樽樱阳高中）毕业后，经过相亲与父亲在1915年结婚。听说她娘家姓山本，是原来住在仙台那一带的士族，明治初期才移居到小樽去的。相对于父亲的血统而言，我不太清楚母亲家的血统，但我知道山本家的墓地在东京的谷中陵园里竖着大大的石碑，紧挨在德川家的陵庙旁。由此看来，母亲的血统说不定是很显赫的。竹节自己的父亲好像是小樽公证人公所的职员。
竹节出生于明治中期，体形高大，身高有一米六多，与同时代的女性站在一起，看上去要高出一头。她性格有点像自己的体形，可以说很豪爽，或者说有时稍显粗暴。要是做饭时灼伤了手，虽然疼得直皱眉头，但她会把手上的同一个地方照样再灼烤一次。她解释说这样一来皮肤上就不会留下疤痕，不过这种说法我在别的地方可从来没听说过。当时屋子里飘逸的人肉焦灼味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气味难闻得无法形容。
小时候，母亲经常做咖喱饭给我们吃，记得那在昭和初期可是挺时髦的食物。她不愧是北海道长大的，用鱼做菜也很拿手。经常买来大大的一整条大马哈鱼，然后自己把它开膛破肚，分解成小块再做菜。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她的臂力。战争中为了激励出征的士兵，人们经常会把罐头和饭团投进士兵们乘坐的火车窗户里，同时接住士兵们从车窗里抛出来的写给家乡亲人的信。
大塚车站就在我家门前，当时那一带的铁路高架线虽然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要从人行道上对准高架线上的火车窗户将东西投进去，就是一般的男子也得费很大气力。可是竹节轻巧地把东西一个个投进车窗，好像根本不费劲似的。虽然也有没投进车窗的时候，但母亲展示出的臂力，还有出征士兵们争先恐后从窗口探出身子抢着接大马哈鱼罐头的情景，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后来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电影中刻画了生命力旺盛的健壮女性形象，不用说，她们的原型就是我的母亲。顺便提一笔，比我大九岁的姐姐臂力也不在母亲之下。我小时候有时不愿意洗澡，被她猛地一把就按进了浴桶里。
才华横溢的父亲苦尽甘来当了医生后，深得病人信任，对几个孩子也很严格，是一个难以通融的刻板父亲。据说他开业有了收入之后首先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把钱还给那些曾借给他学费和生活费的人。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他是个方方面面都无可指摘的老实人。然而真是如此吗？事实其实很出人意料。
半次郎从东京第一高中毕业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时，寄宿在本乡。有个大块头带着妻子住在隔壁，是与埃及做贸易的。他病怏怏的妻子不断咳嗽经常发烧，不久就被丈夫打发走了。
接着来伺候大块头的，是他妻子的妹妹冬子。大块头耐不住妻子走后的寂寞，酒后乱性，硬想占有小姨子。这一来冬子没法待下去了。为了独力生存，她到驹込吉祥寺院子里找了个地方，招了一群年轻姑娘来教她们裁缝。
半次郎同情冬子的处境，冬子大事小事也总找半次郎商量，看来两个人就是这么一来二去好上了。当时半次郎已从研究生院毕业，正在当实习医生。听说他经常工作一结束就坐人力车赶到吉祥寺去，一边帮忙纺线一边陪冬子到傍晚。就这么陪着陪着，冬子怀上了半次郎的孩子。
半次郎那时还是单身，但与他住在一起的母亲鹤子不同意这桩婚事，硬生生地棒打鸳鸯散，但却收留了冬子生下的儿子——我的大哥洋一。不过，得知自己跟洋一是同父异母时，我已经上中学了。当时大哥被征召去当兵，我看到他拿的户口簿才知道的。
那时洋一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我猜他也是长到很大以后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母亲把我们四个孩子养大，并没有怎么歧视他。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豪爽快活的母亲的另一个侧面。
关于父亲帮冬子纺线之类的事，是那以后过了很久才听一个亲戚说的。之前我一直很敬畏父亲，总感到他难以接近，所以他年轻时的这段浪漫史令我大感意外。他一边纺线的时候一边在对冬子说些什么？他的同情是在什么情况下转变成恋情的？想着想着，一股亲近感油然而起，我竟然觉得很开心：这个难以通融的古板老爷子真够潇洒的。
童心闻到的性爱气息
我小时候得到祖母鹤子的格外疼爱，这大概是因为她别的孙儿都已长大，我成了她唯一能够抱在怀里爱抚的心肝宝贝。不过，祖母与母亲竹节不睦，所以她单独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另一幢房子里，一日三餐都是母亲做好后装在提盒里让女佣送过去的。
到了五六岁，祖母经常带我到杂司谷的鬼子母神堂[2]去玩。我很喜欢坐从三轮经过大塚开到早稻田去的有轨电车，这条线路现在还在运行，以前是叫作王子电车。下了电车，沿着两旁都是店铺的鬼子母神堂参道走进去。到了寺庙院子里便是一座小庙堂，只见格子门窗上绑着许多结文[3]。仔细一看，那上面都垂着长长的女子头发，有些头发上还带着头皮屑。小庙堂里墙上黑黢黢的地狱图本来就令人心惊胆战，两相映衬之下更使人觉得毛骨悚然。
然而，我又感到一种快意，似乎自己内心的阴暗部分同时都被兜底淘了上来，所以我反而对着地狱图和头发看个不停。祖母望着我这个纹丝不动站在那里的小孙子，说不定心里在想：“他瞧见怕人的东西了吧。”如今回想起来，或许当时自己的童心闻到了一种与死亡难以区分的性爱气息。那头发与昏暗的小庙堂后来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在《黄贩子的人类学入门》中再现了一个相似的场面。
我家和父亲诊所所在的大塚车站周边现在也还不算太冷清，但在明治初期的当时，那里是个非常繁华的去处。山手线大塚车站南面我家门前，是天祖神社前的商店街，周边包围着电影院、曲艺场、酒吧和餐馆，过往行人川流不息。每到晚上各种夜店营业时，辉煌的灯火亮得路人都能看报纸，走上三五分钟便可到达一片三流的花街柳巷。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感到了另一种与杂司谷鬼子母神不同的魅力。
我家右边有家牛肉餐馆，左边是家便宜的夜总会。夜总会的女招待常常会招呼我，把包香烟的锡纸捏成坚硬的小圆球给我，因为我要把它们拿到学校去献给军队。营业之前，夜总会昏暗的店堂里交织着酒精、尼古丁和化妆香粉的气味，这种味道我从小就喜欢得不得了，所以我愿意到夜总会去。可总是还没等我吸够那醉人的气味，就被夜总会的男服务员赶出来了。
我家里也很热闹。除了父母和三个哥哥姐姐外，还有母亲的弟弟和他的孩子，再加上两个女佣和两个寄宿学生，家里一共有十二个人。父亲说话时满口关西腔，母亲操的是北海道方言，再加上寄宿学生和女佣各自的家乡话，房子里南腔北调热闹非凡。
我长大一点后，父亲和那两个寄宿学生有时会带我到离家远一点的两国[4]去看相扑。自己吃过寒窗之苦的父亲总是让几个寄宿学生住在家里，一直照顾他们到中学毕业。这些寄宿学生也是我的玩伴。
那时经常跟我玩的寄宿学生是个姓金的朝鲜人。虽然我们家对他一视同仁，可是其他寄宿学生和女佣却赤裸裸地歧视他，公然找他麻烦。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气愤，所以后来在根据在日朝鲜人少女日记改编的电影《二哥哥》中，我安排了一个也姓金的人物出场，权作为对他表示的敬意。
在父亲开的诊所里，他的助手不是护士，而是寄宿学生。我们这几个孩子只要到了入学年龄，都会被他叫来当助手。诊所一楼有手术台，二楼是诊疗室。在诊疗室里卷棉棍、配生理盐水、剪纱布都是我的活。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来就诊的多是夜总会的女招待和艺人。这些人每天夜晚又是抽烟喝酒又是唱歌，所以大多数是弄坏了嗓子才上门来的。父亲注射消炎针时她们看起来很疼，只见这些女人又动又叫，根本顾不得自己把和服下摆弄得乱七八糟。
“按住她！”只要父亲一声令下，我虽然一脸不情愿，还是得伸出双手，使劲把病人伸出的两只脚按下去。
对孩子来说，医生助手的工作是很乏味的，但只有干这件差事时，我心里却很受用。它使我早早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夜里绽放的花朵未必都是美丽的。生长在这种环境里，当然会早熟。在上小学之前，我就觉得自己对世上的事情里里外外都已经通晓了。
我进小学是在1933年，是位于小石川竹早町的东京府女子师范（现在的东京学艺大学）附小。一般的学校在4月29日天皇诞辰，就是所谓天长节那天放假，可这所学校由于跟皇后渊源较深，所以是在3月6日皇后生日，也就是地久节那天休息。虽然当时我还是孩子，但总觉得男子汉在这一天放假休息挺难为情的。
在这所学校里，我邂逅了一位终身无法忘怀的良师益友。不过，进小学时我因为中耳炎久拖不愈，晚了一个月才到校。作为耳鼻喉科医生的儿子，这可不是件光荣的事。
农村情结
在东京府女子师范附小上学的六年间，山下正雄老师一直是我班主任。他是个年轻、知名的优秀日语教师，上公开课时教室里总是挤满了外校来听课的老师。他还在NHK教授标准语，曾经选中我和几个同学去广播电台朗读课文并灌成唱片。当时日本正好在满洲（现在的中国东北）建起了傀儡政权，这些唱片好像是作为日语教育的范本送到当地去的。
这位山下老师每天都对我们说：
“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孩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不如农村的孩子坚强，到了紧急关头，能坚持胜利的总是农村的孩子。”
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都会觉得很丧气。我因为中耳炎比别人晚到校不说，还由于患有小儿哮喘，体质很差跑不快，碰上运动会赛跑就很费难。这使我不得不想到，自己虽然生在大城市里比较早熟，但光靠早熟是没用的，自己就是个老师说的那种弱不禁风的孩子。
老师出身于多摩的农家，是经过勤奋苦学才当上教师的。现在想来，我能理解老师的苦心，他对我们说的那些话背后其实有着很复杂的潜台词。然而小学时每天被无情地打上“弱不禁风”的标签，对我的影响不小。它使我不由得感到一种强烈的自卑，似乎觉得在大城市里长大是自己的一大缺陷。我认定只有在农村才会有真正的人与生活，这种观念跟随了我整整一生。之所以会如此，都是因为受了山下老师的影响。
我的电影中有着解不开的农村情结：藤原审尔的小说《赤色杀机》原本讲述的是大城市的故事，我把电影中的故事舞台搬到了农村；《日本昆虫记》中，我把来自农村、充满活力的女性设为主人公。甚至开设在横滨的电影学校的学习科目中，我也安排了农田实习。我自己则在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体验了农业劳动。说来，那也许谈不上是什么“农业”，当时只是在上石神井的学校农艺园里挖马铃薯，但对我的童心来说多少也是一种安慰。
在小学里，我还认识了北村和夫。他是此后与我一起走过漫长人生的朋友，也是我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演员。
“你的名字是哪两个汉字？”
升到四年级后不久的一天，北村第一次就是这么跟我搭话的。由于到了四年级开始男女生分班，我和北村就此成了同班同学。那天预定下午要选举班长，所以他的话使我立刻醒悟到：噢，这家伙是打算投我的票啊。
北村言谈诙谐，很有人气，在学校里很出名，打起架来也不含糊，时常还会声称要“讨伐女生”，起劲地去撩女同学的裙子。
“讨伐女生的人，都跟我来！”他一声号召，带着一帮男生把女孩子赶上屋顶，一起拥上去撩女生的裙子。“哎呀，黑衬裤？真晦气！”撩完他又撂下这么一句，然后这帮人就一哄而散逃走了。这就是北村常玩的不大不小的恶作剧。
乍一看，他跟我这个少言寡语、老老实实的优等生完全相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彼此开口之前都会下意识地为对方着想。成为朋友之后，我们之间结成了一种男子间颇为默契的关系。这种关系与那群一哄而上“讨伐女生”的淘气男孩之间的勾结是全然不同的。至今我还记得，四年级选举时我被选为班长，虽然北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可是他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为我在同学中进行了造势助选。
顺便提一句，北村上小学时的绰号叫“油炸丸子”，因为他的脸形跟油炸丸子似的。那个时候同学给我起的绰号叫“今平”，这个称呼进入电影界后也没有变，一直用到现在。
北村的母亲是个很高明的产婆，我很多同班同学都是她接生的。北村的父亲到静冈县三岛市去给一个开业当中医的伯伯做助手，后来就接下了那家诊所。当时北村跟母亲两人一起生活，就住在小石川竹早町的学校附近，所以我放学后经常顺路到他家去。去的时候北村在不在家都没关系，因为我去那里的目的是听相扑的实况转播。
我随便拉开他们家的门，北村的母亲会迎出来说：“啊，和夫在家里呢。”
“不，用不着叫他，我就是想听听收音机。”我说着就走进门去了。当时正是双叶山和玉锦这两位横纲[5]的全盛期，而我则特别偏爱玉锦。如果回到自己家里去听转播的话，就赶不上这第一场比赛了。我这么一声不吭地听着转播，听完之后道声“谢谢”就立刻又走了。这家的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我来他家不跟他玩，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光是听完相扑就回家。在北村母亲看来，说不定会觉得我是个反常的古怪孩子。
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6]轰动了社会，连寄宿在我家的学生也出走到部队去了，但是我这个小学生的生活圈子那段时间还是很平稳的。尽管家里给我买了上学用的有轨电车月票，但放学的时候我不想从竹早町坐电车回大塚，而是喜欢从三业地溜达回来。三业地被大人们称作“烟花巷”，是不准我们小孩靠近的。
在现在还叫“大塚三业通”的那一带，烟花巷里偶尔传来三味线的悦耳琴声，能听得人心旷神怡。尽管我极其早熟，装出一副深谙世事的表情，但三业地里面究竟在干什么，我也是到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哥哥的阵亡
到了1939年，国家总动员法已经实施，街头巷尾的战时气氛越来越浓。然而我就读的东京高等师范（现在的筑波大学）附中一贯以自由主义的校风自诩，此时俨然成了与嘈杂外界隔开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的校服颇有水兵风格，无扣上衣的立领上带着波状饰带。夏天穿的是白裤子，而且裤缝必须用熨斗烫得笔挺。
虽然也算有军训，但缺乏紧张感，好像是在敷衍了事，或者说像是在做小孩玩的打仗游戏。军队派来两个准尉军衔的下级军官，学生都打着绑腿，拿着枪分散在校园里。训练时军官会命令：“接下来练习匍匐前进，去把席子拿来！”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趴在地上的时候泥土把制服弄脏，但它与军训的宗旨显然是矛盾的。就连那两个下级军官一本正经的表情，看上去都显得滑稽至极。
中学离家比原来上的小学近，可以步行来回。那时我学会了麻将，常在同学家里打个痛快，不过还没开始抽烟喝酒，也不曾在街上搭讪女性。大概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当年我过的是古板老套的生活吧。唯一想得起来的中学时代的冒险经历，是在三年级的那年夏天，我跟浅黄悳与川岛和郎这两个好朋友一起去群马县的宝山温泉住过。在那个时代，如果不与父兄同行，按理是不能出门旅行的，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家里怎么会让我跟他们一起去的了。
我们三人乘夜车从上野车站出发，第二天一早又从水上车站沿着昏暗的道路吃力地一步步朝旅馆走去。要了一间十平方米大的客房后，我们感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于是定了一桌饭菜让人送到房间里来。晚上一齐涌进露天浴池，还用带去的手电筒照一对正在入浴的新婚夫妇，结果被臭骂了一顿。第二天，我们又跳到附近的利根川里游了个痛快。尽管那是在军国主义猖獗的年代，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但我的青春时代还是挺美好的。
浅黄和川岛直到现在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浅黄先进了一家服装行业的公司，后来他担任了我创立的电影学校的理事。川岛在欧美生活了许多年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我当了电影导演后，也偶尔去他们两位家里玩玩，请他们对我正在写的剧本提意见。北村和夫虽然上中学时进了别的学校，但他母亲是为川岛接生的助产士，因为这个缘分，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包括北村在内的老同学每个月还会聚餐一次。
中学时我的班主任是汉文学家镰田正老师。他至今很健康，前一阵子还参与过为刚出生的爱子内亲王起名字的工作。在镰田老师写的回忆录里，我被写为一只大器晚成型的钝牛，因为当年我哪门功课都不曾特别出色过。
我虽然在学习上并不出类拔萃，却胆大包天地欺骗过镰田老师。有一次回家功课是写作文，我把一篇小说照抄一遍交了上去，镰田老师看后大加赞赏，说我写得非常出色，还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直到二十年后，老师才知道那篇作文是我抄袭的。那篇小说的题目和作者的名字我自己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不过听说当年的老同学、科幻作家星新一读了杂志上披露的这件事后，却大为吃惊。
不管怎么说，当年那篇小说我倒是从头到尾好好读过一遍，当时并非刻意想要剽窃别人作品。从念小学时开始，我就会拿家里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的作品来看。母亲说让孩子看这种作品有悖道德，把书都藏了起来，我就再把它们找出来。这种捉迷藏游戏我跟母亲玩过好多次。
进中学后，我读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作品，还有因为有避讳字而开了天窗的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的书。我特别喜欢的作家是井伏鳟二，他笔下的市井百态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温暖与幽默，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对白，特别精彩。
家里的小说并不是父亲喜欢而买来的，它们大概都是大哥洋一的东西。洋一读上智大学时迷上了话剧，竟至退学参加了一个叫作金曜会的剧团。他说自己再也不回大学了，要走戏剧这条路。父亲不允许洋一这么不听话，终于把他逐出了家门。然而对于我这个跟他差十二岁的同父异母小弟弟来说，洋一是个好哥哥。
洋一结婚以后住在涩谷区的幡谷，1944年上战场的时候已经有了三岁和五岁的两个儿子。离别的场面很凄凉，去送行的只有洋一参加编辑的月刊杂志的几位同仁、我、嫂子及他的两个儿子。在京王线幡谷车站等早晨的轻轨时，他的小儿子哭喊要跟爸爸一起去；大儿子拼命忍着眼泪紧紧抱着嫂子。我也一直在咬紧牙关强忍住悲痛。
才过了三个月，他的讣告就寄到父亲这里来了。讣告上说他乘的船在开往前线途中，在渤海海域被美国潜水艇击沉了。父亲把通知嫂子这项重任交给了我。我知道将大哥逐出家门之后，父亲也曾悄悄地去看过他的戏剧，所以心里嘀咕：父亲明明可以自己去通知的嘛……但这话我说不出口来，只好迈着沉重的步伐去坐车、倒车到大哥家去。
一拉开他家的门，玄关里摆着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就映入了我的眼帘。
“怎么了？”嫂子走出来问道。
我嗓子一下子哽住了，连声音都没发出来，好一会才勉强挤出来一句话：“阵亡了。”
“哲郎他？”嫂子反问道。她以为肯定是先前去参加特攻队的我二哥死了。
见我摇了摇头，她睁大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嘟哝了一声：“真的？”说着便一屁股瘫坐在地。嫂子展开被我抓得皱皱巴巴的电报看了好几遍，还是一脸不相信。我心里害怕嫂子会一下子哭起来，只是一动不动地愣愣站着。
洋一是父亲在与我母亲结婚之前跟一个叫冬子的女人生的孩子，想必洋一生前一次也没见过自己的生母。这件事我一直记挂在心，当了电影导演后，通过各种关系，我终于找到了住在关西的洋一的生母。
洋一去上战场的那天早晨，他的大儿子曾在幡谷车站抱着我嫂子拼命忍着眼中的泪水。这个侄子结婚时，我把洋一的生母冬子请到了婚礼上来，也算是对大哥的一点儿报答吧。
东京全毁了
东京是从我上中学四年级的1942年春天开始受到空袭的，到我毕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拉警报。有一次我去住在中野的朋友家打麻将，刚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就看到二楼窗外升起了两根大火柱。不过，这么近距离看到起火只有这一次，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和我家在大塚的房子被烧毁的五月那次空袭，我都没有经历过，因为1945年3月中学一毕业，为了逃避兵役，我就进了位于群马县桐生市的桐生高等工业学校（现在的群马大学工程系）。
我的专业是机械，就是用车床和铣床制造武器零件。但因为算是上课学习，所以没有产量定额，我对上课也没多大热情。那里拉响空袭警报的频度只有东京的十分之一，空闲的时候，我就窝在宿舍里埋头看书。
就是在那个时期，打从在宿舍联欢会出节目开始，我起劲地写起自成一体的戏剧来。不过，就缺乏食品的空腹之苦而言，在东京和桐生都是一样的。我跟同寝室的五六个同学曾经一起逮住房间里出没的老鼠烤着吃，那老鼠也饿得够瘦。
东京遭到空袭后燃起的冲天大火，从桐生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我家房子烧毁时的样子，是中学好友浅黄悳后来告诉我的。他说空袭过后感到不放心，就跑去我家一看，只见我母亲神情恍惚地挺着高大的身躯，面对一片瓦砾一动不动地站着。
“怎么了？”
“全烧光了，孩子他爸爸又不在家……”
“您到我家来吧？”
母亲谢绝了浅黄的好意，因为她还没联系上去出诊的父亲。接着，她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包子请浅黄吃，劝他回家时还鼓励他说：“你也要挺住啊。”
本想去安慰我母亲，没想到反而受到了一番激励。浅黄一边对我说着，一边笑了。
我家惹人哑然失笑的事还有呢。母亲那天虽然谢绝了浅黄的邀请，可是等了不知多久，就是不见父亲回来，只好打消等他的念头，决定投奔到另一个朋友家去。然而，她觉得必须让父亲知道自己的去处，于是急忙找了一块比较大的房瓦作为留言板，用烧得碳化的木片把朋友家的地址写在上面，再把房瓦竖在自家房子的废墟上。
其实没过多久，父亲就从避难所安全地回家来了，可是那一带已经变成大堆大堆的瓦砾，一眼望上去都差不多，不可能看到母亲的“留言板”。话说回来，他也没想过母亲会给他留言。据说父亲凭猜想到处找了好几天，才总算又见到了母亲。战争真是能让人做出没法用道理解释的行动来啊。
家屋焚毁，无家可归，父母没有等到战争结束，不久就通过母亲娘家远亲的门路，到北海道的余市町去了。
8月15日的天皇广播讲话，我是在桐生的宿舍里听的。我由于太瘦，征兵体检只达到“乙种合格”，所以最终也没有收到过征召令。那天收音机喇叭里净是“噼……噼……”的杂音，天皇的讲话听不清楚，但我好歹明白日本已经战败，战争结束了。我没什么特别的感慨，只是很高兴这样一来晚上也可以打开电灯看文学全集了。
既然不需要逃避征兵了，我也就没必要继续留在桐生。第二天我就交了退学申请书，坐上火车直奔东京，因为我要带上独自留在东京的祖母鹤子到北海道去找父母。
火车开过荒川进入东京，到了赤羽那一带时，满目是一片烧焦的原野，此外什么都没有了。这异样的景象惊得我目瞪口呆，废土的赤红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些中学老同学曾频频写信告诉我“东京全毁了”，虽说眼见才为实，然而真的直面成为一片废墟的东京时，我不知怎么又想起了他们说的这句恰如其分的大实话。
去北海道的余市花了整整两天。战争刚刚结束的混乱时节，背着个老人多次换乘拥挤不堪的火车和轮渡，连我自己都觉得这趟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母亲来接我们，我终于又看到她了。见到母亲之后，祖母才像是真的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父亲母亲现在借住的地方，是母亲娘家——山本家原来的女佣的夫家。他们不仅仅是借住那家的客房，而是把那里布置成临时诊所——父亲已经开始给人看病了。
父亲在北海道也忙着到处给人看病。战后的日本刚引进健康保险医生制度，父亲立刻提出了注册申请。他要利用这个制度，让尽量多的患者获得医疗的机会。他把整理保险医疗的所需文件和向官厅送交这些文件的任务交给了我。父亲这种为了病人不惜粉身碎骨的精神，后来被我融汇到了电影《肝脏大夫》中的主人公身上。
不久以后，当过特攻队员的二哥哲郎也回国了。我这个哥哥原来是海军中尉，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一件事：在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他所属的海军基地来了一个二百多人的陆军中队。这些陆军官兵都化装成美军打扮，扬言要以此骗过敌人，到塞班岛去反攻登陆。二哥说的这件事简直就像个笑话，不过我现在还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预定出发去特攻的三天前，哲郎在海军基地迎来了战争的结束。他是一个克服了极端恐惧后一心赴死的人，此时却突然被告知可以自由地活下去，如此骤然的变化使他的心理平衡崩溃了，来到北海道之后还继续郁闷了一年多。回到东京后，哲郎当了离老家不远的文京区立第三中学的教师，对升迁毫无兴趣的他以一介教员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在余市的生活不算太长，但那里鲱鱼的滋味经常引起我的怀念，因为那种美味在东京大概是无法品尝到的。四月的北国空气还带着凉意，但渔港已经因为报春鱼群的行情活跃起来了。开始捕捞鲱鱼后，海滩一下子变成了银色。我和哲郎都曾打过短工，帮渔民把大量鲱鱼扔进背上的篓子中，再把它们放进雪洞里。
运来的鲱鱼被一排排地吊在晾晒场上。刚捕捞上来的鲱鱼在火炉上烤着吃真是鲜美极了。我本来饭量就大，吃起鲱鱼来一次能吃四条。可是身高体壮的二哥上中学时就被人称作“今胖”，他的胃口比我更大，一次能吃六条。这一来我们在余市町成了出名的“大肚汉”：兄弟俩竟然能一次吃下十条鲱鱼！
截头去尾的鲱鱼干的正确做法，据说是得先在鲱鱼背上划一刀，然后再晾晒两三天。我至今也忘不了鲱鱼的鲜味，只可惜回到东京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正宗的味道。
早稻田的戏友
战争结束一年多后，二十岁的那年秋天，为了考大学，我离开余市的家第一个回了东京。我对当医生的父亲撒谎说是去考医学系，其实心里早就决定了要考早稻田大学的文学系，因为我想搞戏剧。
让我为难的是没有房子住，因为大塚的房子已经在空袭中烧毁了。我一开始是各处去找中学老同学，每个人家里住上两三天。不久，我在新宿百人町的资源科学诸学会联盟附属研究所找到了份临时工作，他们允许我住在那里的阁楼上。那是间有点来历的屋子，据说战时是清洗实验用毒气的淋浴房。它四面都是没有窗子的水泥墙，屋顶低得站起来就会撞到头，所以只能猫着腰走路。屋子里还没通煤气，做饭得用电热炉。
尽管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努力学习，终于在1947年顺利考进了文学系西洋史专业。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录取的电报也同时发到了余市的家里。父亲一直对我要考医学系信以为真，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后大发雷霆。
也难怪他如此生气，因为大哥洋一已经早早战死，从特攻队复员的二哥哲郎又还没从战争引起的精神性后遗症中完全康复过来，如今连寄托着他最后希望的我也背叛了他。当时，气头上的他说要像对大哥一样把我逐出家门，可是对我考进文学系这个既成事实他也没有办法。这场骚动好歹平息下来，最后他还是给了我学费。
我是因为从桐生那段生活开始喜欢上戏剧才考进早稻田的，所以可以说，是在学生时代就迷上了戏剧。我经常去看文学座、俳优座等剧团演出的话剧，连老远的浅草小戏棚也去过。我自己也在拼命写戏，还从借住的那个研究所旮旯里放着的一辆破坦克上获得灵感，写了一个叫作“坦克”的剧本。
过了不久，以我们文学系的几个同学为主，竖起了“学生剧场”的大旗，还参加了校外的地方公演。“学生剧场”的戏友中，有后来我拍电影的老搭档小泽昭一、加藤武，和我的幼时旧友北村和夫。我主要是写写本子导导戏，自己不怎么登台，而他们三人那时候起就演技高超，颇有专业范。
我仍然住在那间老淋浴房里。哲郎有段时间也跟我一起住过，他是从余市来东京找工作的。有一天，我们兄弟俩忽然意识到，原来的老房子虽然烧毁了，但是那块地应该还属于我们家。虽然明知现在才想到这个问题是晚了一点儿，但我们还是急忙去查了一下。不出所料，在战争结束时的混乱中，父亲诊所和我们家房子所在的大塚车站前那块地皮已经落入他人之手。好在祖母原来住的坂上那处房子的土地所有权还在，于是经过全家商量，决定在那块地皮上重新造一座房子。
造房子的资金只有父亲拿得出来。为了多少省点儿钱以充家用，我决定自己来打地基。我以每人一张外餐券[7]的“工钱”把小泽、加藤这些剧团里的戏友找来，让他们从各处的瓦砾堆中为我收集大块的基石。现在想来，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总是自己不动手，差遣别人了。
我跟北村和夫分开过一段时间，进大学之后才又见面。他也是因为家里房子被烧毁，疏散到了父亲经营中医诊所的静冈县三岛市。那段时间，北村上的是日本大学三岛校区理工学系的预科。由于在那儿学习时他就立志要当话剧演员，所以预科毕业后，就找到文学座下属的研究所的门上去，同时又插班到早稻田大学文学系，与我和小泽他们一起排戏。北村他们家好像一直在埋怨我，觉得北村当时已经入了理工科的门，都是因为我才又走错了路。
我们这些戏友不单单一起排戏，还一起玩耍，一起干过没品的傻事。北村在上日本大学预科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三岛去看他在文化节上演戏。结束后我们俩和几个朋友一起结伴去嫖暗娼，各自平安完事后又一起回到北村家去泡澡。我忽然发现北村的那玩意上头还套着避孕套似的东西，忍不住手指着“啊——”地叫了起来。北村自己终于也发现了，他嘟哝了一声“套子头上怎么都坏啦”，不慌不忙地伸手把它扯了下来。
战后有段时期所有人都吃不饱肚子。有天晚上，我、北村和另一个小学同学一起到小石川的外餐券餐馆[8]去，吃完饭时餐馆已经关门。从后门一走出来，我们发现那里堆着许多红薯，于是谁都没有说话，每个人不约而同地偷了几个红薯。我偷偷抓了几个不太大的塞进兜里，走在后边的北村却双手捧了个大的，嘴里还嚷着：“这个个儿大！”谁知跑到大街上一看，原来他捧出来一块大石头。我们俩不顾北村有多懊恼，全都抱着肚子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我从池袋黑市买了七个又便宜又大的艾糕带到三岛的北村家。那个黑市老板告诉我，艾糕是用“散粉”做的，回去马上烤一烤会又香又好吃。可是，我刚咬了一口就吐了出来，因为满口都是沙子。看来，所谓“散粉”就是把磨粉时飞散在周围的粉末和沙子一起扫拢起来的东西吧。
吃这种艾糕等于是在嚼沙子，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啊！可是北村却不听我的劝阻，一口气吞下去三个，说什么“不吃怪可惜的”，还要把剩下的“带给爷爷吃”。北村的爷爷也满不在乎地把这些艾糕一个不留地装进了肚子里，吃完后满意地说：“好久没尝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啦。”我相信，只要有这种强大得令人生畏的胃，北村家族就永远不会凋零。
开中医诊所的北村父亲也是一个奇特的人。我、小泽和加藤一起在三岛的北村家里嬉闹时，从对面屋子的栏杆那边会突然有香烟或巧克力穿过窗子飞进来。这些在当时都属于贵重物品，可是北村父亲从来没从对面探出头来说过一句“你们抽烟吧”或是“你们吃吧”。
据说有一天，小泽对北村说：“我得向你父亲打个招呼。”因为他听北村说过父亲的兴趣爱好是赛马，所以就走进对面屋子，像在舞台上似的拿腔拿调地对北村父亲说道：“我叫小泽沼一，对于这次的中山赛马会，我压的是××取胜。”他满心以为自己的话能讨好，哪知北村父亲大喝一声“喜欢赛马的学生不是好东西！”，立刻把他赶了出来。这样的笑话还不少，后来我都把它们写在了给北村演的独角戏《东京梦幻图绘》里。
注释：
[1]新国剧：泽田正二郎1917年为开创新的国民戏剧而成立的剧团。
[2]此处指位于东京都丰岛区杂司谷的法明寺鬼子母神堂。鬼子母神亦称河梨帝母，为佛教护法二十诸天之一，又称为欢喜母或爱子母。
[3]结文：将书信卷叠成细长条，在中间或上端折叠系结，系结处划一道墨迹以示标记。古时情书常用此法。
[4]两国：东京墨田区地名，被称为“相扑之城”，举办相扑赛事的国技馆即在此地。
[5]横纲：日本相扑运动员的最高级称号。
[6]二二六事件：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于1936年2月26日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
[7]外餐券：“二战”中及战后的大米配给供应时期，用于外餐时购买主食的票证。
[8]外餐券餐馆：规定使用外餐券购买主食的餐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