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年级后，下午还有两节课，要在学校吃中饭。清早去学堂，文具盒、搪瓷杯以及装了菜的玻璃瓶在书包里撞得叮咚响。到了学校，先去饭堂放搪瓷杯，再到教室早读。饭堂做事的是一对老夫妻，我们喊东阿公、东阿婆。东阿公话少，老实人模样，东阿婆嗓门大，笑脸盈盈。两个人都不凶的。东阿公添煤烧水，东阿婆淘米，把淘净的米分到搪瓷杯里，摆上蒸笼屉，两人再一齐端上锅。袁和小学不过五六十个学生，三层蒸笼屉就够了。
深秋时节，四方形的红砖烟囱烟尘滚滚，空气里混着煤炉和大米的香气。饭堂外一排壮实的枫树，叶已变黄。下课铃一响，小孩子从教室里冲出来，到饭堂找到自己的搪瓷杯。杯身用红漆写了自己姓氏，并不难认。阳光正好，顽皮的小孩子端了饭在操场上跑，老师站在屋檐下，扒一口饭，把手伸得远远的，手指夹着筷子，喊：“那是哪个，再跑，再跑去国旗下罚站。”小孩子怕老师，马上停下来。老师把手收回去，又扒一口饭，转身进屋了。
到了中学，学校统一蒸饭，食堂也大了些。几张四方桌，是老师们吃饭的地方。饭是一盒盒的，长方形盒子装着，可分八份，每班七八盒。由体育委员和另一个力气大的男生去挑。虽然是体力活，却因为可以提前几分钟出教室，很多男同学抢着去挑。历史老师和生物老师是夫妻，他们在宣传栏旁边摆一个摊子卖菜。五毛钱一份，香干、豆芽之类的菜，放的水多，和家里的菜差得远。那时却图新鲜，宁愿吃这样的菜也不从家里带。有同学住镇上，事先一天说好，让她们帮我带五毛钱卤龙须菜换换口味。镇上做的龙须菜好吃，辣，蒜多，爽口，只是没有油，吃完空荡荡的。
食堂有一扇长长的窗，卖包子、油饼、红薯饼、炸兰花干子。油饼很脆，薄薄的，很大一张，没多少吃味[9]。红薯饼要好很多。红薯在乡下是轻贱之物，许多人家用来喂猪。学校食堂把红薯剁成食指尖大小的红薯粒，和小麦粉和在一起下锅炸。红薯炸得绵软，小麦粉略硬，这样一硬一软搭配，口感就丰富些。我们买得多的还是炸兰花干子，也是五毛钱一块，可以作中饭菜。因为带了碗，老板娘会多舀一勺汁到饭上。这样简单的菜，我们一样吃得快乐。
直到上高中，一日三餐都在学校，才恍然明白，最好吃的菜是家里做的。这时离家已有百里，吃一顿家里的菜谈何容易。食堂早饭难吃，我买了电炉子在宿舍煮面。面是一样的，煮出来的味道却比泡出来的好，还能敲一个鸡蛋下去，早餐就称得上丰盛了。那时生活费大概是每月两百块，其中饭卡要充一百二。食堂卖些稀奇古怪的菜，比如炒臭豆腐，乌黑的一盆，一块五一份，再买五毛钱小菜，这是一餐。后来一楼教工食堂对学生开放，卖小锅炒的菜。宁乡人炒菜是很了不得的，猪耳、猪心、猪肚炒得火红，四块钱一碟。这样的菜不能经常吃。同桌和我是同乡，我俩合伙在小食堂买一份菜，再去大食堂买一份，勉强解解馋。高中正是能吃的时节，以至于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餐餐上小食堂吃饭，一人一碟菜，不，一人两碟，过足瘾。
然而这样的愿望一直扑空，直到上完大学。食堂有好吃的炒牛肉，上好的瓦罐汤，因为生活费有限，很少能在吃牛肉的时候再喝一罐汤。穷的时候去送过桶装水，发过传单，却没有想过在专业上多花功夫，最后挣到的不过杯水车薪。我常常后悔，当时如果能更自觉一点，把英文学扎实些，后面就不需要走这么多弯路。可年轻时总以为自己很特别，要撞得鼻青脸肿，才愿意承认，自己只是茫茫人海里最不起眼的一个。
上班后一直自己做饭吃，我做菜，油盐辣椒放得重。不过两三年，便从一百二十多斤迅速蹿到一百六十斤，无论如何也瘦不下来。大概和其他同学一样，要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了。我沮丧地想。
后来读硕士，因为专业的原因，在雷州的乡下待了半年多，食堂伙食非常差劲。每人一天只有十块钱的伙食补贴。早饭喝粥或吃粽子。中午一样蔬菜，两三片白切肉，一条寸长的海鱼。丝瓜、空心菜、萝卜丝之类的蔬菜，反反复复吃，油水少得可怜，吃得人作呕。猪肉在水里煮开，切片蘸酱油吃。煮过肉的水放点白菜叶子，当作汤喝。只有那条煎熟的海鱼能下饭。可一旦遇上初二、十六敬神要做白切鸡，连鱼也没有了。鸡肉煮得很柴，敬神后冷冰冰的，这一餐我是一定要饿肚子的。凌晨四点饿醒来，眼珠子都是直的，肚子里什么都没有，慌得人直挠床板。半年后，原先肩上、背后、腰上、手臂上的赘肉所剩无几，我又差不多瘦回大学时的模样了。
在乡下的日子大多数很清苦，然而也吃过几餐好的。厂里有个养虾的技术员，是我们湖南人。他在宿舍门口种了两株朝天椒，零零碎碎结出鲜红的小辣椒。他有摩托车，去镇上方便，他和养虾的一伙人买了牛筋回来炒着吃。放姜蒜，下重油，小红辣椒是很浓很冲的辣味，起锅时放上葱段，色香味都全了，满满一大盆。他们买了啤酒，当下酒菜，吃得很慢。他见我去食堂吃饭，就喊我夹几筷子。我不喝酒，不晓得怎么和他们拉近关系，不好意思吃太多。可是想想，好东西往往是在吃不全时才觉得格外好。我到现在都还惦记那个牛筋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