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刚
连我自己都有些诧异，我所有关于东城街的记忆，竟然是由大海讲述的一则旧事开始的。
大海与我在同一个年份不同的乡村里出生，又在不同的时间里考取了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先后分配到同一个单位上班。有一天，我们喝酒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读中学时来县城参加各种竞赛和考试的情形。两个年过四十的男人坐到一起，相互说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在回忆里慨叹时光不再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的中学时代，准确说来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我们参加的各类竞赛和考试，地点多半被安排在县初级中学或者城区一小。两个地方，都离东城街不远。除了个别县城里有亲戚的同学借此机会串门住到了亲戚家里，我们多半选择在离初级中学和城区一小较近的东城街过夜。东城街大大小小的旅馆有好几家，我们大多选择去政府招待所。那时候，政府招待所早已经不单单为政府招待和政府工作人员所用，转而开始对政府部门以外的人营业了。那时候，东城街上还开着好几家老茶馆，不管春夏秋冬，茶馆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
大海说，那次他住的是招待所临街的一个房间。那是夏天，天气异常燠热，只要房间里的灯开着，蚊子和飞蛾就寻着光影，一个劲地往房间里扑。同屋的同学很早就睡下了，大海却了无睡意，于是关了灯，穿着小裤衩走到阳台纳凉。午夜时分的东城街上行人寥寥，茶馆里却依然是人头攒动，灯火通明，但能够在茶馆坚守到此刻的基本不是纯粹的喝茶人，一张张茶桌上，都摆了麻将或者天全大贰（一种纸制的娱乐工具，玩法近似麻将），围坐在茶桌前的人各个面带倦容，两眼放光。大海说，站在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手里的牌局，清楚地听见他们相互催促或者埋怨的声音、麻将与桌面触碰或者落地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茶馆阁楼上的灯“啪”一下开了。灯是不超过十五瓦的白炽灯，光线昏黄、微弱，但透过大开的窗户，足可以把阁楼里的一切尽收眼底。出现在阁楼里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女人穿花格子连衣裙，一头蓬松的披肩长发，灯一亮，女人就径直走到床边，俯下身清理床铺。床铺上起先铺着布床单，女人三下五除二就将床单揉成了一团，然后抱起床头的凉席，滚圆木一般，哗啦啦在床上摊开。男人是在女人摊开凉席的时候进入阁楼的，男人嘴里叼着烟，双手插在短裤兜里，明显过宽的短裤向两侧幕布一样张开，活像一对展开的羽翼。男人踮着脚，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人，身体和羽翼样的短裤一起不停地闪动。女人终于铺好凉席直起身，男人一口吐掉了嘴里的烟卷，双手迅速抽离裤兜，伸向了女人苗条的腰身。凉席铺好了，紧接着铺开的便是女人白花花的身体……未谙人事的乡村少年大海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幕，立时呆若木鸡。后来，拖着几近僵直的赤条条的身体回到房间里躺下，接连洗了几次凉水澡，大海仍旧是一夜未眠。
世间的事情，细说起来无非两类：隐秘的和公开的、存在的和不存在的。猛然间把尽人皆知但隐秘存在的事情示之于人，其爆炸性和冲击力可想而知。东城街上的政府招待所及其街对面的老茶馆，就是这样，以背景的方式进入了大海的记忆。
同样，政府招待所也是我记忆里的一个背景。
更确切的背景时间，是1990年6月，在城区一小举行的那场关乎我的人生前途和命运的中考。经过之前的毕业会考，班上的绝大部分同学未能取得足够的分数，初中毕业了，却被排除在了升学考试的门槛之外。我和敖德斌、王勇是班上仅存的几个幸运儿，敖德斌和王勇县城里都有亲戚，每次进城，他们都去了亲戚家，唯独我无亲可靠，只得一个人住到了政府招待所里。
我的房间在政府招待所大院最靠里的角落。写号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服务员给我安排安静些的房间，服务员倒是说到做到，可交了费进到房间，我才知道我住的是一个可同时入住四人的大屋。服务员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似是而非地笑着对我说：放心，我尽量不安排其他人住进来。服务员的允诺，没到午夜就被事实无情地推翻。
和我同住一屋的是一位矿工。我没注意到矿工是什么时间进到房间里来的，当我在一阵细碎的碰撞声里醒来时，只看到邻近的床边放着一个沉沉的大背包，背包旁不远，一盏沾满煤屑的矿灯正不住地滚动，最后晃晃悠悠地靠着墙脚停住。矿工坐在床沿，双手捧着脸接连抹了几把，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重浊的呼吸间带着浓烈的酒气。大约是房间里光线太暗，也许还有满脸胡须的缘故，矿工的脸黑乎乎的。抹过脸之后，矿工便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脚。矿工的脚上穿了一双解放鞋，鞋帮上沾满了泥土和煤屑，矿工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又伸手解开鞋带，露出粗大的脚趾。矿工的脚趾原本都套在袜子里，但袜子前端和足底分别破了若干个窟窿，那脚趾只好裸露在外了。矿工是什么时间睡下的，我也没注意到。矿工解开鞋带之后，又静静地盯着自己的脚趾看，我翻了一下身又睡过去了。半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所学校录取了，父亲很高兴，在院坝里燃放起鞭炮，毕毕剥剥的爆裂声里，老家的院坝里飞满一地的红纸屑。我咯噔一下惊醒，花了不下半分钟的时间才搞清楚我是在政府招待所的房间里。房间里的灯依然开着，我想是矿工忘记了，或者是他太疲惫，没想过要关灯。我扭头看了一下邻近的床铺，矿工睡得正香，嘴里有节律地发着雷鸣般的鼾声。一只蚊子绕着耳朵嗡嗡嗡地鸣响，就在感觉耳郭被什么东西轻触到刹那，我以最快的速度扇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巴掌，一阵剧烈而锐利的痛感迅疾在耳郭和脑部流转，这一下，我彻底地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便再也睡不着，于是索性起了床，去卫生间洗掉掌心和耳畔的血迹，同时洗了一把凉水脸，然后从床头的书包里拿出复习资料翻起来，却一时不知道该恶补什么，只是随手拿起英语练习题集胡乱翻看。忽然，一道阅读理解题撞入眼帘，厚厚的练习题集我不知从头到尾翻过多少遍，书页间，到处都留着勾画过后的痕迹，却没想竟还有这样一道题留着空白，不由得定睛细看。题干和答案确实都没在脑海里留下一丝印象。我被自己的发现惊出了一身冷汗。然后拿起笔，对着阅读理解题字斟句酌起来，直到合上书，也能一字不漏地把题目的内容和答案复述出来。
当天的考试进行得异常顺利。拿到考卷，我第一时间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几乎失声大笑起来——最后的一道阅读理解题，竟就是我晚间刚刚记下的。几天后，中考成绩公布，我一向羸弱的英语是所有科目中得分最高的。英语老师看着我的成绩单，怎么也不相信是真的。
我也不大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告诉老师我在政府招待所入住的经历，以及和我同居一室的矿工，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那天考完试回到招待所，房间里的床铺已经空了，矿工早已不知去向。矿工睡过的床铺边，印着两团近乎对称的煤泥灰，中心部分是一双醒目的解放鞋鞋印，四周散落着好些烟蒂。
（选自2015年第11期《山东文学》下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