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快活的朋友圈里，好几天都谈论着我的堂兄约瑟夫·布兰科，然后就把他遗忘了。也就是说，我们仿佛暂时把他收藏起来了，因为我们想要谈论和评价当前生活中的愚蠢行为。
大约在8月20日的晚夏时节，我收到了约瑟夫·布兰科用斯洛文尼亚语写的一封信。当天晚上，我就给朋友们翻译出来了。约瑟夫·布兰科描写了齐波尔耶的老兵俱乐部在皇帝生日那天举行的庆祝活动。虽然他本人还是一名年轻的预备役军人，不属于老兵的行列，然而他还是和老兵们一起去行军了。大家走到了森林中部的草地，每一年的8月18日都在那儿举行简单的民间庆典。这些老年人没有力气携带定音鼓，因此只有五名号手和三名单簧管吹奏者。没有定音鼓的进行曲小乐队算怎么回事呢？
“奇怪，”年轻的费斯特蒂奇说，“这些斯洛文尼亚人！匈牙利给了他们最基本的民族权利，他们却武装自己，甚至有机会就造反，至少给人的印象是要造反。不过，他们却庆祝国王的生日。”
“在这个君主国里，”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肖耶尼基伯爵反驳道，“没有什么是奇怪的。如果没有政府里的那些白痴，”（他偏爱有力量的表达方式）“即使是表象，显然原本也没有什么可感到奇怪的。我想以此说明，对于奥地利——匈牙利帝国而言，所谓奇怪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也想以此说明，这个不言而喻仅仅针对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自居的疯狂欧洲。确实，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鲁提尼的加利西亚人、来自鲍里斯拉夫的卡夫坦犹太人、来自巴奇卡的贩卖马匹者、来自萨拉热窝的穆斯林、来自莫斯塔尔的烤栗子小商贩，他们口里都唱着‘天佑吾皇弗兰茨’。但是，来自布尔诺和埃格尔的德国大学生，来自林茨、格拉茨和克尼特尔费尔德的牙医、药剂师、发型师助理和艺术摄影师，来自阿尔卑斯山谷的人，大家唱的是‘坚守莱茵河’。奥地利将毁灭在这种尼伯龙根式的无限忠诚[4]上，我的先生们！奥地利的本质不是中心，而是边疆。在阿尔卑斯山中找不到奥地利，那儿只有岩羚羊、高山火绒草和龙胆，几乎无人知道双头鹰。奥地利的实体通过不断扩充王室领地而得到强化。”
科瓦奇男爵，匈牙利籍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将眼睛上的单片眼镜卡紧，这是他想要表达重要观点时的习惯动作。他讲着硬邦邦的匈牙利式德语，像唱歌似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必要，倒还不如说是卖弄风情以及表达反对。他那张瘦削的面颊涨得通红，他的面孔令人联想到未熟的、发酵不足的面包，突兀且不自然。“在这个二元君主制国家里，匈牙利的牺牲最大。”他说。这是他的信条，这话语坚定不移地矗立在这个句子中。他令大家都感到无聊。肖耶尼基尽管是我们中间年纪最大者，却也是最激情四溢的人，他甚至发怒了。肖耶尼基那永恒的答案不能在此时缺席，与往常一样，他重复道：“亲爱的科瓦奇，匈牙利至少压迫着下面这些民族：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鲁提尼人、波士尼亚克人、来自巴奇卡的施瓦本人和萨克森的特兰西瓦尼亚人。”他矫情地掰着那漂亮而细长有力的双手上的手指，逐一列举着这些民族。
科瓦奇将单片眼镜放到桌上。看来他根本没有听进去肖耶尼基的话。我知道，我了解他——他的所思所想还是与从前一样。有时他也会讲出来。
除此之外，他是一个不怀恶意，有时甚至心地善良的青年。我尽管不喜欢他，然而却下功夫与他交好。我如此行事是有充分理由的：我爱着科瓦奇的妹妹——19岁的伊丽莎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徒劳地与这爱情抗争着，主要倒不是担心自己会名誉受损，而是畏惧这些疑心病重的朋友会无声地嘲弄。大战前夕兴起一种充满讥讽的傲慢心理，大家虚荣地追捧所谓的“颓废主义”，追求一种半是假装半是夸张的倦怠以及一种毫无缘由的百无聊赖。我在这种氛围中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这种氛围里几乎没有情感的位置，根本就禁止激情的产生。我的朋友都有短暂而无足轻重的“男女关系”，他们有时甚至把自己的女人像外套一样借给别人；男人不会追求那些像雨伞一样曾经被遗忘或者像累赘的包裹一样被故意丢弃的女人，这些女人出于恐惧，可能会对男子纠缠不休。我所在的群体视爱情为误入歧途，将订婚看作中风，把婚姻当作行将就木。我们那时年轻。大家虽然意识到结婚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但也就视之为一种也许在20或30岁时必然会患上的硬化症。我本来可以找到许多与这女孩单独相处的机会，尽管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完全合法的适当理由，年轻女孩还不能独自一人在青年男子的聚会上停留超过一个小时。我只利用过很少几次这样的机会。如前所述，我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利用所有这些机会。是的，我尴尬地发现，没有人看出我的感情。我经常担心，朋友圈里的某人知道了些什么，我可能已经在某处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我偶尔会没有预先约定就来到朋友中间，从他们突如其来的沉默中，我相信一定能推断出，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正好在谈论我对伊丽莎白·科瓦奇的爱情。我的心情顿时变得一片灰暗，就好像别人发现了我的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又会导致他们排斥我。但是，在我与伊丽莎白单独相处的那几个小时里，我又感到：朋友们的嘲笑、怀疑和傲慢的“颓废”是多么无意义，甚至是一种罪恶！同时，我也产生了一种内疚感，对自己出卖朋友感到负疚。在某种意义上，我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这让我感到极其不适。
那时的伊丽莎白漂亮、温柔、亲切，并且对我有好感，这毫无疑问。她最细微的动作和姿态深深打动着我，我发现，她每一次抬手、每一回点头、每晃一下脚，她抚平裙子的皱褶，她轻轻地抬高纱头巾，她抿一口咖啡，她脱下手套，甚至连她衣裙上一朵令人意外的花，都在暗示：她与我之间存在一种清晰而直接的关系，并且这仅仅是对我的暗示。是啊！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大胆的暗示”了。由此我可以肯定，她那充满柔情的目光，她那看似无意或者最多算是偶然地触碰我手背或肩头的动作，都是一种暗示。只要我愿意，在那些日历上标注得一清二楚的节日前夜，我都能从她那里得到更进一步、更为诱人的柔情和体贴。她的嗓音低沉而柔软。（我不能忍受响亮的高音女声。）她说话时，会令我联想到驯化了的鸽子压低音调的咕咕叫声，羞涩而沉闷，联想到地下水的潺潺流水声，联想到有时在不眠之夜听见的远方传来的火车缓缓行驶声。她说的每一句极其普通的话，由于是以如此低沉的声音说出来的，在我看来，都具有一种意味深长、令人满足的力量，仿佛一种辽远的原始语言，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虽然无法听得很明白，却可以清晰地猜测出含义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语言，可能某次在梦中曾经模糊听到过。
当我离开她，返回我的朋友那里时，我曾经想过，尝试立刻对他们讲一讲伊丽莎白，甚至讲一讲我对她的痴迷。然而在他们那一张张疲惫松弛并且幸灾乐祸的脸庞的注视下，再加上他们那显而易见的甚至是纠缠不休的讽刺癖好，我不但害怕会成为他们的嘲笑对象，而且希望自己能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我马上陷入到一种百无聊赖、缄默无语的羞愧状态，不到几分钟就重新沉迷于高傲的“颓废”，我们都是无可救药并且傲慢自负的“颓废之子”。
我的内心如此蠢笨地冲突着，我真的不知道，该逃亡到谁那儿去。我有时想，应该信任我的母亲。但是当时的我认为她不能理解我的烦恼，那时我还年轻。也因为我如此年轻，我和母亲的关系也是不真实、不自然的，我可怜地尝试模仿别的青年男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中，她们不是真正的母亲，而是一种孵化器，他们把自己的成熟与生命归功于她们。或者，说得好听点，她们是故乡，他们在那儿偶尔地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对母亲的感情除了回忆与同情之外，别无其他。但是，在我一生中，在面对母亲时，我觉察到一种接近于神圣的畏惧。我只能抑制住这种感觉。我只有中午在家吃饭。我和母亲面对面安静地坐在宽敞的餐厅里，大餐桌旁。餐桌的顶端是去世的父亲的空位，遵照母亲的指令，每天都在这个空位上摆上一个空盘子和一套餐具。别人会认为，母亲坐在逝者的右边，我坐在左边。她喝一种珍贵的麝香葡萄酒，我喝半瓶弗斯劳矿泉水，我并不喜欢喝这种玩意儿，我更喜欢勃艮第葡萄酒。但是母亲规定我得喝这个。我们的老仆人雅克斯用他那带着白手套的颤颤巍巍的老人手伺候我们就餐，他稠密的头发几乎都变白了。母亲吃得少而迅速，但是举止庄重。我每次抬眼看她，她就低头盯着盘子——明明此前一刻我还感到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唉，当时我也许就感觉到，她想问我许多问题，但是她抑制住了这种想法，避免丢脸，避免被她唯一的孩子用谎言搪塞。她细心地折叠着餐巾纸。这是唯一的时刻：在此时刻，我可以不受阻碍地仔细打量她那张已经变得有些浮肿的宽脸盘，那松弛下垂的面颊和那皱巴巴、沉甸甸的眼皮。我看向她的腹部——她正在膝上折叠餐巾纸——我虔诚地、同时也是自责地想到，那儿是我生命的起源，温暖的母腹是母亲最慈爱的地方，我惊讶于我可以沉默地坐在她的对面，如此固执，是的，如此不知悔改。她，我的母亲，对我也无话可说，显然，她在面对她那长大了的、迅速成长的儿子时感到羞惭，正如我在面对这变老了的、迅速变老的、给予了我生命的母亲时一样羞惭。我多么想向她倾诉我内心的矛盾啊，讲讲我的双重生活，讲讲伊丽莎白，讲讲我的朋友！但是她显然不想听到她猜测的那些内容，因为她不想大声指责我，她在缄默中隐约估计到我的那些行为。或许，她可能也甘愿接受那条永恒而残酷的自然法则——迫使儿子们很快遗忘自己的起源，迫使儿子们把自己的母亲看作老妇人，迫使儿子们不再回想起母亲的胸脯，虽然他们曾经在那儿获得了人生的第一顿食粮；这条永恒法则也迫使母亲们看着身体里的胚胎长大，长得更高大，变得陌生，变得更陌生，母亲们起初心痛，后来苦涩，最后无奈放弃。我感觉，母亲很少对我讲话，是因为她不想让我说那些可能让她不得不发火的事。如果我拥有这种自由，可以向她说说伊丽莎白以及我对这个姑娘的爱，那么我也许是在侮辱她——我的母亲，以及我自己。实际上，我有时候已经想开始向她谈谈我的爱情了，但是我又想起我的朋友们，以及他们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我的想法幼稚可笑，我认为，假如向母亲坦白，我可能会背叛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所隐瞒，似乎就不是背叛自己，而是背叛母亲。朋友们谈及他们的母亲时，我为他们、我的母亲以及我自己感到羞愧。他们谈论母亲，如同谈论那些他们可以随意摆布的“露水情缘”，似乎她们是那些年老色衰的情妇，或者更糟，似乎她们是配不上儿子的母亲。
我的朋友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妨碍我听从自然与理性的召唤，阻挡我获得力量，向亲爱的伊丽莎白袒露爱慕，向母亲表达孩子般的爱恋。
但是，我的朋友们和我本人对家长所犯下的这些罪孽，根本不是我们个人的罪孽，而是即将来临的毁灭的微弱前兆，对此我接下来即将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