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在这儿提及一件重要的事，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曾经希望能够绕过这件事，这就是宗教。
与我的朋友一样，与我所有的朋友一样，我没有信仰。我从来不去做弥撒。然而我经常陪同母亲到教堂的大门口。我的母亲或许并不信仰宗教，但是她也许就是所谓“遵守教规”的人。彼时，我简直就是痛恨教堂。现今，我信仰宗教，但是我再也弄不明白了，我当时为何如此痛恨它。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种“时尚”吧。
假如我不得不向朋友们承认我去过教堂，我定会为此感到羞愧。他们也不是真正地敌视宗教，而是源于一种高傲，不愿去肯定伴随他们成长的这种传统。虽然他们不愿放弃这种传统的本质，但是他们——我也属于此列，我们反抗这种传统形式，因为我们不知道，正确的形式与本质是一致的，强行分离它们的行为是幼稚可笑的，就像刚刚所说的那样，这是幼稚可笑的：但我们当时正是如此幼稚可笑。死神已经双手交叉，白骨森然地站立在我们啜饮的高脚杯上方，我们依然欢乐愉快、幼稚可笑。我们感受不到死神。我们感受不到他，因为我们感受不到上帝。在我们之中，肖耶尼基伯爵是唯一还坚持宗教形式的人，他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由于一种感觉——他感到贵族身份让他有责任遵守宗教的规定。他把我们这些忽略宗教仪轨的人看作半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腐朽的世界上，”他常常这样说，“唯有罗马教堂赋予并保存了这种形式。是的，有人会说，它只是这种形式的布施者。它把所谓‘沿袭下来的’传统封闭在教义中，就像将之保存在冰冷的宫殿中。它以此争取并授予它的孩子们随意犯规的自由，让他们在四周，在带有宽敞前院的冰冷宫殿之外随心所欲，它谅解孩子们的违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引导着违规。它规定了罪行，并以此来宽宥罪行。它全然承认不存在完美的人：这是它的至善之处。它把它满意的孩子晋升为圣徒。它仅以此含蓄地承认人类的缺点。是的，它允许一定程度的犯罪，但凡没有罪过的，在它看来就不再是人了：他们已经得道或已成为圣人。罗马教堂以原谅和宽宥来证明它的慷慨。没有什么能比宽宥更崇高的了。请想一下，没有什么是比复仇更庸俗的了。没有一种高雅不是宽宏大量的，没有一种复仇不是庸俗的。”
肖耶尼基伯爵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头脑最聪明的人，但是我们当时实在太年轻、太愚蠢了，未能对他的思考表达应有的敬意。与其说我们乐于倾听他的讲话，还不如说，我们想要通过倾听这种方式向他证明我们的亲切。对我们这些所谓的青年而言，他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后来在战争中我们才看出，事实上他比我们年轻许多。
但是要到以后，很久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不是比他年轻，我们干脆就是没有年龄，不自然地没有年龄。因为他是自然的，配得上年龄、真实性和上帝的赐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