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盛夏，我动身前往茨罗托格洛德。我下榻在“金熊”宾馆，这是这座小城唯一一家旅馆，以前有人对我说过，它配得上欧洲人。
茨罗托格洛德火车站同齐波尔耶火车站一样小，齐波尔耶火车站还详尽地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前奥匈帝国的所有火车站彼此相似，那些偏僻小地方的小型火车站，黄色的，很小巧，就像懒洋洋的猫咪，冬天躺在雪中、夏天躺在阳光下休息，仿佛被那站台上方传统的水晶玻璃穹顶保护着，被那黄色背景下的黑色双头鹰监视着。齐波尔耶、茨罗托格洛德，全国各地的车站工作人员都一模一样，他们挺着凸出的腹部，穿着静谧的深蓝色制服，胸前斜挎着黑色皮带，皮带上拴着铃铛，由它发出那三声神圣的铃音——按照规定，三声铃音即代表列车开动。茨罗托格洛德的站台与齐波尔耶的站台一模一样：站台上站长办公室大门的上方，悬挂着一个黑色的铁制仪器，它把远处电话机的银铃声不可思议地传输过来——仿佛来自其他行星的信号，柔和而悦耳，大家对此感到惊异：竟能在如此狭小而笨重的房子里找到一个避难所。茨罗托格洛德的站台与齐波尔耶的站台一模一样：车站工作人员向抵达的列车以及出发的列车敬礼，他的行礼仿佛代表着一种军人的保佑。茨罗托格洛德的站台与齐波尔耶的站台一模一样：站台上有同样的二等车厢以及头等车厢等候室，有同样装饰着烈性酒酒瓶的自助餐厅，自助餐厅里有同样胸部丰满的金发收银员，两棵巨大的棕榈树立在自助餐厅的左右两边，这令人想起史前时代的植物或者硬纸板。火车站前有三个马车夫在等候，这也与齐波尔耶一样。我立刻就认出了外形醒目的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
理所当然由他载着我去“金熊”。他有一辆漂亮的马车，套着两匹银灰色的白马，轮辐上喷着黄色的漆，轮子上箍着与维也纳的马车一样的橡胶，马内斯在维也纳看到过这种橡胶轮胎。
他在路上向我承认，他并不是因为期待我的到来而整修了马车，一种本能的热情逼迫他仔细观察他在维也纳的同行，然后向进步之神贡献了他的积蓄，买了两匹白马，还在轮子上安装了橡胶。
从火车站到城里路途遥远，马内斯·赖西格有足够的时间向我絮叨那些与他有关的故事。他左手握着缰绳，身体右侧的套子里插着鞭子。两匹白马自己认识路，因此马内斯无须操心，绝对没有必要去驾驭它们。他随随便便坐在马车夫的高座上，左手漫不经心地拿着缰绳，朝我俯下上半身，给我讲他的故事：这两匹白马一共才花费了125克朗，它们原本是军马，后来瞎了左眼，失去了军事价值，因此驻扎在茨罗托格洛德的第9轻骑兵团以便宜的价格出售。此外，如果他——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不是第9轻骑兵团那位上校身边的红人的话，他也不能这么轻易就买到它们。小城茨罗托格洛德一共有五个马车夫。赖西格的另外四个同事，马车肮脏，拉车的是懒惰、瘸腿的老母马，车轮弯曲，皮座椅磨得都绽开了线，木棉疯狂地从坏掉的座椅洞眼里钻出来。说实话，没有一位先生愿意坐上这样的马车，就更别期望那位第9轻骑兵团的上校了。
我有一封肖耶尼基写的推荐信，信是写给卫戍部队司令、第9轻骑兵团的弗尔德斯上校和地方行政长官格拉皮克男爵的。我想在到达的第二天立即去拜访这两位先生。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渐渐沉默了，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讲述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已经讲完了。然而马鞭还是在套子里，他还是松弛地握着缰绳，他还是坐在马车夫的高座上俯身朝向我。从他那如夜晚般蓝到发黑的髭须中露出一张宽阔的嘴来，嘴角一直带着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森林——静谧的森林——上方那轮乳白色的月亮。他的微笑愉快而亲切，甚至具有我所途经的这片土地的力量，这平坦而感伤的异域的土地。从茨罗托格洛德火车站到小城茨罗托格洛德的路上，辽阔的田野在我的右侧不断展开，而我的左侧则伸展出广阔的沼泽地，仿佛它出于自愿的守贞而有意远离火车站，因为后者会把它与这个俗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飘雨的午后，正如前面所说，时值初秋。马车夫马内斯的橡胶车轮在没有铺设石块的柔软的乡村公路上如鬼魂般无声地滚动着，两匹强壮的前任官马踏着强有力的节奏，蹄子发出沉重的嗒嗒声，马儿笨重地穿过深灰色的泥泞，厚重的粪便团子在我们眼前掉落下来。当我们看到房屋时，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在一盏路灯那惨淡灯光的映照下，老远便可以看到，圆形广场的中央矗立着茨罗托格洛德唯一一栋两层小楼，也就是“金熊”宾馆，宾馆对面是一间小教堂。宾馆前方那孤单的路灯令人联想到一个试图含着眼泪微笑却最终失败的孤儿。
然而，我对陌生地方的预设远远不止“遥远”二字，其中大多让我感到熟悉和亲近。很久之后，在人们称之为“世界战争”的大战结束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并有理由认为，不是整个世界引发了战争，确切地说，我们所有人由于战争而丢失了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很久之后我才看清，不管种类与来源，各个地区、农田、国家、种族、房舍和咖啡馆必须臣服于强力精神的绝对自然法则，这种精神能够让偏远的地区靠近，让陌生的地方变得亲密，让表面上的分裂统一起来。我讲的是在古老帝国被误解被滥用的那种精神，它使我在茨罗托格洛德产生了家的感觉，就像在齐波尔耶、在维也纳一样。茨罗托格洛德唯一一家咖啡馆名为“哈布斯堡”，就在我下榻的“金熊”宾馆的底层，它看上去就和我居住的约瑟夫城的维默尔勒咖啡馆一样——下午时分，我和朋友们一直在维默尔勒咖啡馆碰面。在这家咖啡馆的柜台后面也坐着一位非常熟悉的收银员，她头发金黄，身材丰腴。我那个时代只有收银员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她们是一种庸俗的女神，是罪过，她们不道德地放任自己，在她们身上同时呈现出色情、道德败坏的品质和善于经营的能力。我已经在阿格拉姆、奥尔米茨、布林、凯奇凯梅特、松博特海伊、厄登堡、斯腾贝格和穆格利兹见过同样的人了。国际象棋棋盘、多米诺骨牌、烟雾弥漫的四壁、煤气灯、卫生间附近角落里的厨房用桌、系着蓝色围裙的女服务员，还有穿着土黄色衬衫的乡村警察，他在突然闯进来之后显得既霸道又不知所措，羞怯得差点把插了刺刀的火枪插进雨伞架里。还有玩杜洛克纸牌的人，他们长着和皇帝一样的胡子，衣服上装饰着圆形的硬袖口，这些人每天准时汇聚在一起：这就是故乡，比单纯的祖国更为坚固，虽广袤辽阔且多姿多彩，却令人感到熟悉，故乡就是这个由帝国和王国组成的二元君主制国家。地方行政长官格拉皮克男爵和第9轻骑兵团的弗尔德斯上校都讲一口代表特殊身份的官方德语，说话带着鼻音。德语既可以强硬也可以柔软，仿佛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是这门语言的缔造者和父亲似的，这门语言充满谨慎的讽刺，优雅地随时准备着表达善意、进行交谈，甚至是讲些可爱的蠢话。我用几乎不到一周的时间便熟悉了茨罗托格洛德，就像熟悉齐波尔耶、穆格利兹、布林和约瑟夫城里我们的维默尔勒咖啡馆一样。
我当然每天都乘着我的朋友马内斯·赖西格的马车在这地方闲逛。这地方真的贫穷，却表现出妩媚和悠闲自在。那大片贫瘠的沼泽地繁茂且慷慨，青蛙那发自肺腑的友好的大合唱，比我所知的其他生物的赞歌都要动听，原来上帝出于这个目的创造了它们以及它们的故乡——沼泽地。
在夜间，有时我能听到空中飞翔的野鹅的叫声，声音沙哑，并且时常中断。柳树和桦树上还悬挂着好多叶片，但是那坚硬的、有着工整的锯齿形边缘的金黄色叶子已经从高大得令人仰视的栗子树上掉落了下来。鸭子在街道中央摇摇摆摆地走过，发出嘎嘎嘎嘎的叫声。鸭群中间，从来没有干燥过的银灰色泥泞里，小池沼若隐若现。
傍晚，我常与第9轻骑兵团的军官们一起用餐，正确地说，是在一起喝酒。在我们啜饮的高脚杯上方，站立着双手交叉、白骨森然、不可见的死神。我们感知不到他的存在。我们有时候喝到很晚。出于对夜晚难以言说的恐惧，我们期待清晨。正如我刚刚所说，是出于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我们当时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去寻求解释：因为我们还太年轻，才疏忽了夜晚。然而，我后来才看到，我们害怕的是白天，更确切地说，害怕上午这一天之中最清晰的时间。人们在上午看得清楚，同时也被别人看清楚。我们不想看清楚，也不想被别人看清楚。
所以我为了躲开清晨这段清晰的时间，也为了躲避我熟悉的埋头大睡——它会在通宵狂欢和彻夜不眠之后突然来访，我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朋友、一个糟糕的治疗师、一个坏脾气的好心人、一个诡计多端的行善者，迅速逃往马内斯这个马车夫那里。我经常在将近六点时到达，他正好在这时间起床。他住在城外，房子靠近墓地。我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到他那儿。有时候，我到达时他刚起床。他的小房子孤零零的，被别人家的田野和草地包围着，墙刷成了蓝色，木屋顶是黑灰色的，整个房子就像一个活着的生物，看上去不是矗立在那儿，而是会移动。在周围正在变得枯萎的一片黄绿色中，房子墙面的深蓝色显得如此艳丽。当我推开那扇通往马车夫马内斯住宅的深红色院门时，有时会看见他正好跨出房门。他站在棕色的房门前，穿着粗布衬衫衬裤，光头赤足，手里拿着一只棕色的大土罐子。他不时喝上一口，然后从口中喷出一条水弧。他面朝初升的太阳，那茂密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粗糙的亚麻布衣服，那蓬乱的浓密头发令人联想到原始森林、原始人和史前时代，令人迷惑和迟疑，并且不明所以。
他脱下衬衫，在井边冲洗身体。他有力地呼呼喘气、吐痰、叫喊，差点要欢呼起来，实在像极了一个穿越到后世的原始人。然后他重新穿好粗布衬衫，我们俩向着彼此迎面走去，互相问候。我们的问候方式既庄重又亲切。这是一种礼节，尽管我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见面，但我们一直用这种方式沉默地保证：在我眼中，他仅仅是一个犹太马车夫；他也仅仅把我看作一位从维也纳来的有影响力的年轻先生。有时候他会请我读信，他那在音乐学院就读的儿子偶尔会写信来。信很短。他儿子觉得应当用德语给他写信——上帝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首先因为他无法迅速掌握德语；其次，他那一颗柔软的父亲之心希望，这为数不多的几封信并不是那么简短，因此他关照我要慢慢地读。他还经常要求我把这些句子重复两三遍。
马车夫马内斯一踏进院子，狭小圈舍里的家禽就开始咯咯叫。马儿朝着晨曦、朝着他嘶叫，声音充满了渴望。他首先打开马厩，两匹白马同时从门口探出头来。他亲吻两匹白马，就像男人亲吻女人。然后他从储藏室取出车身，套上马匹；他打开鸡圈，家禽拍打着翅膀，尖叫着散开，就好像一只不可见的手把它们向着院子抛撒出去了似的。
我也认识马车夫马内斯·赖西格的妻子。她通常比丈夫晚半个钟头起床，起来后邀请我喝茶。我坐在粉刷成蓝色的厨房里喝茶，面前放着白色马口铁制成的大茶壶；马内斯吃着刮了皮的萝卜、洋葱面包和黄瓜，食物气味强烈，但是令人感到亲切，几乎令人感觉到家乡，尽管我从未吃过这种早餐。我那时正好热爱一切，我那时年轻，还太年轻。
我甚至还喜欢我的朋友马内斯·赖西格的妻子，按照普遍标准，她属于“丑女人”的行列：红发，脸上长着雀斑，像一只膨胀的小面包。然而，尽管她身材肥胖，她却有一种勾起食欲的特性，她给客人倒茶，为丈夫准备早餐。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死于天花。她偶尔会说起死去的孩子，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对她而言，这两个被埋葬的孩子和那个去维也纳音乐学院读书的儿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儿子也离开了她的生活，让她觉得就像死去了一样。
对她来说，我的堂兄——烤栗子商贩——是生气勃勃活在当下的。我在这儿浮想联翩。
我的堂兄约瑟夫·布兰科·特罗塔很可能在一周后就要到这儿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