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战争的，我猜现在的小孩大概也会有一个尚武的年龄段的，但一定不会有我们那时的狂热。现在的孩子稍大后，他们便把更多的热情献给那些明星偶像了。我想这是好事情。现在我想我已经知道现实中的战争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伴随战争这个词周围的不是诗意，而是饥饿、疾病、死亡，是绝望和无家可归的无辜平民。
2003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我目睹了一场战争。美英两国用世上最先进的装备对伊拉克进行了狂轰滥炸，然后，迅速地占领了伊拉克。我在电视上目睹了死亡，目睹了种种人间悲喜剧，目睹了独裁者萨达姆的铜像被民众推倒。面对这样的战争，我发现我很难“政治正确”，我的情感是无比复杂，不是“支持”或“反对”可以清楚地判定的。很多时候，生命的感觉比理念更为复杂，更为缠绕不清。
这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90年代，善战的南斯拉夫人从电影里走向了现实，他们扛起了武器，展开了种族间的战争。南斯拉夫，我是多么熟悉！70年代末期，南斯拉夫的电影进入我国。我特别迷醉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炮火连天的影片，斯拉夫女郎深陷而神秘的眼神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少量外国片一般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经常是战争片。大概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南斯拉夫人比较容易受西方惊险片的影响，拍的电影比国产的好看。后来流行一时的《桥》就证明了这一点。那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致的看法是南斯拉夫人特别善战。完全不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游击队员打击侵略者那样是非明了，现实中的战争错综复杂。我们从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萨拉热窝。如果不是战争，萨拉热窝这个词会引起我温馨的怀旧之感。战争让这个城市充满了弹痕和尸体。说来奇怪，漫长的战争存留在我脑中的并不是那些签了又撕的和平协议及由政治家们演绎的一个又一个事件，而是那些来自民间的消息。我不会忘记当漫长的冬天到来时，是一家由五个人组成的私人电台伴着萨拉热窝人度过了饥饿、寒冷及美好的圣诞，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心灵的慰藉。还有那部叫《萨拉热窝之恋》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萨拉热窝一分为二的日子里相互寻找、相互思念的故事。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战争中一样存在爱情及美好的人性。
现在我大概已经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有时候甚至懒得为生存而争斗。我很清楚，现实的战争如《回故乡之路》中的那个小伙子，是无奈的，更重要的是回精神的故乡，我想那里充满了和平和宁静。但这不是一条平坦之道，同物质世界一样，这也是一场战争，它更为隐秘，不见硝烟，然而惊心动魄。
2004年1月4日
暗自成长
——与电影有关的往事
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种认识充满了错谬。那时候，一个乡村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自田头广播、大人的片言只语和没完没了的战争电影。我们从电影里认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知识，是从外国电影里知道的，这些电影大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充满炮火和硝烟。这些战争电影，是非分明，敌人鬼鬼祟祟，而我军英勇而强大，无往而不胜。我们由此认识了这个世界，知道美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沙俄和德国宪兵。田头广播联结着伟大首都北京，从那里我们感受毛主席挥舞的大手和思想的光芒。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大手一挥，整个中国就生动起来。乡村的天地就这么大，但通过广播和电影，世界的边界得以拓展。如果那时候，要我画一张地图，那么，北京理所当然就在世界的中心，我的村庄则紧靠着北京——实际上我的村庄距北京一千八百公里，而那些国家，就可怜地依附在我国周围。瞧，我这么小就和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有相同的认识。由于这些电影，我真诚地认为我们国家是最了不起、最正确、最强大的国家，而那些靠在我们周围的国家都是可怜的弱者，就像毛主席所说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的志向远大，在一个闭塞的乡村怀抱着有朝一日把全世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解放出来的理想。
然后，政治气候就开始变了。政治当然是相当奇怪的东西，它控制着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也决定着社会的文化内容和时代趣味。小情小调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播上软绵绵的抒情音乐代替了刚性宏大的战斗歌曲，说明社会的斗争性减弱了。电影的内容也随之改变，银幕上出现了一些柔软的内容。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电影令人惊艳：柔软的身段，华丽的服饰，缤纷的头饰，迷幻的脸谱，一切显得腐朽而糜烂，帝王将相气度庄严，才子佳人缠绵悱恻。是的，我说的是戏曲电影。它很早就拍好了，一度当成资产阶级或封建糟粕被禁映。我曾经从奶奶那里听过一些曲调和一些故事，当时只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出发对戏文的场景做一些想象，但根本无法想象到是这样一种奢华。我看到的戏曲同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却可以击中我们的情感。我们都看过样板戏的，样板戏的服饰是我们时代的装扮，既写实又夸张。但这些戏曲一点也不实际，一招一式，像是空中的舞蹈，显得清丽而寂寞。
世界在一点一点打开。世界有着它光滑的表面，也有它复杂的肌理，现在，幽深神秘的地带向我敞开了，我感到这世界出现了一些原来我浑然不觉的消息，这些消息不是来自北京，也不是来自我自制的版图，而是来自我的内心。
更确切地说，我的内心被某种力量裹挟了。当时，对戏曲的迷恋几乎是乡村的全民运动，无论老幼都参与了这一拨的追逐。乡村电影总是在晒谷场上，我们早早搬了凳子，占据有利位置，看着太阳从头顶偏向西方，然后，太阳又一点一点从西边的山头沉落。等待的时间分外地缓慢，黑夜迟迟不来，就好像这世界只留下白天本身。但夜幕还是会准时降临的，然后银幕上开出艳丽的花朵——那种垂死的封建主义花朵，我觉得那像是天堂降临到人间，银幕上的一切具有非人间的气味，那布景上的一切莫不似想象中的仙境。
乡村电影往往一个晚上要在附近的村庄轮流上映，我们叫做“跑”片。这个村庄放映完后，迅速传给另一个村庄。因此，如果我们村庄是天黑开始放映，那么另一个村庄则要在九点之后，再下家就得在凌晨了。我们为了再看上一遍，往往跟着片子跑，从这个村庄辗转到另一个村庄。虽然刚看过一遍，但我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实在太困了，也会在操场边的某个草垛上睡去。醒来的时候，电影已经散场，操场上充满了落寞的气息。然后，就起来奔回自己的村庄。通向家的路充满了诡异的气氛，脚步声在黑夜里带来回声，就好像有人跟随着你。你跑得快，他也跟得快。就好像尾巴上跟随着一个鬼魂。我的心蹿到了嗓子眼，由于惊恐，有时候会哭出声来。直到回到家，才松一口气。
我们迷上了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是一部绍剧电影。绍剧是一种很特别的戏曲。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阿Q平时哼唱的“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绍剧。绍剧高亢、激越，同绍兴的民风颇为相似。绍兴人身上有一种颇为强悍刚烈的东西，绍兴人是颇具革命性和破坏欲的。在“文革”中，绍兴的武斗是比较惨烈的。绍兴是江南的异类。出生在绍兴的鲁迅被称为硬骨头自有其来历。孙悟空唱着绍剧，在银幕上变幻莫测，腾云驾雾，七十二变，一个斤头，十万八千里，火眼金睛，妖魔显形。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孙行者，那么人生就简单了，所有的愿望顷刻间就可以达成，什么都不在话下。
越剧《红楼梦》把银幕的灿烂推到了极致。那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如水的女性，绚丽的服饰，烟花般的灯火，再加上故事的缠绵，令所有人神魂颠倒。
但是真正的《红楼梦》比电影要复杂得多。有人开始讲述曹雪芹的《红楼梦》。讲述者是一个劳改犯——一位曾经的教师，因为犯过作风问题而锒铛入狱。他从牢里出来后，回乡成为一个农民。在夏日的夜晚，他家的院子里聚满了人，月光照耀着黑压压的人头，他温柔的声音在夜色中缓缓回荡。他讲述的《红楼梦》充满了神话般幽深的气息。我们都知道了前世的姻缘，那个林妹妹原来是绛珠仙草，而那宝哥哥是神瑛侍者，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绛珠仙草。林妹妹来到世上是来还“原债”的，她将把上辈子领受的甘露以眼泪的方式还清。林妹妹的眼泪，注定是流不干的了。这个故事从戏曲的热闹，转变成至情的悲剧。人们听得不胜唏嘘。
后来，听众慢慢减少了，那个劳改犯的《红楼梦》虽然没完没了，但听多了我们也就感到无聊了。听众还是有的，慢慢地，只剩几个妇女和姑娘了。后来，这几个女人为这个风流成性的男人争风吃醋起来。在某个黑夜，这个男人被打成了重伤。
绍兴一地，诞生了两个剧种，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绍剧，充满了阳刚之气，适合金戈铁马；另一个是越剧，则是阴柔缠绵，适合儿女情长。这是十分奇怪的现象。就像周家，诞生了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人，一个是刚烈的鲁迅，另一个是平和的周作人。
我的村庄就在离绍兴城不远的曹娥江边。我喜欢绍剧，也喜欢越剧。高兴的时候，便会歇斯底里地吼几句绍剧，如果有点儿少年式的小小伤感，那么就哼几句越调。绍兴既有绍剧式的大爱大恨、直来直去的一面，也有越剧式的含而不露、委婉曲折的表情，绍兴的个性是很两极化的。
村庄的女人们大都喜欢越剧。那些年轻姑娘开始寻觅她们心目中的“公子”。她们用麦秸秆编织扇子，在扇子中织上电影里的唱词，送给心上人。乡村的恋爱在戏剧的熏陶下，似乎有那么一点“鸳鸯蝴蝶”的味道了。
那年夏天，我感到身体分外之轻，又觉得体内充满了力量。我们还是像往年一样，刚入夏就跳进曹娥江游泳。往年，在江水中游泳都是赤身裸体的，但这一年，我总是穿着一条短裤。我感到我的身体有了一些令人脸红的变化。
我对戏曲电影也有点腻烦了。那唱腔，曲里拐弯，婉转曲折，没完没了，终究还是磨人耐心的。幸好，这时候，乡村开始放映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
我们国家拍出了新的故事片。这些故事片讲述的就是眼前的火热生活。有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公交车班组里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忘了，但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观后的感受。我觉得银幕上的人物和故事浪漫迷人，充满了乐观和纯真。公交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欢笑、歌唱，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充满重新解放的新时期的喜悦。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部糟糕透顶的电影，但当时我却因此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公交车自然成了我想象中的城市的重要表征物。熙熙攘攘的马路，鱼贯而出的乘客，沿马路热气腾腾的小吃，姑娘的裙子，色彩各异的气球，漂亮的发式，高耸的建筑，通过电影进入我的内心。我牢牢地记住了它们。它们叫城市，与我所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那个在银幕上的世界，光彩夺目，像是一些精致的玩具。它是我的乡村的反面，就像现在乡村是很多人心中的乌托邦，那时候城市是一个乡村少年的乌托邦。
一批早年拍摄的老故事片开始陆续在乡村放映。《舞台姐妹》、《一江春水向东流》、《女跳水队员》、《冰上姐妹》这些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的世界，一个充满女性的舒展、柔美的世界，至少这个世界的女性在外表上远比革命女性绚烂。革命女性服饰统一，她们的美掩藏在蓝布衣衫下面。这样的世界同样连接着一些深远的传统，那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们过去叫它“旧社会”，通过电影，我发现“旧社会”自有其迷人的气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大时代的上海，一个糜烂腐朽的上海，一个金碧辉煌的上海，一个虚无缥缈的上海。十里洋场，华灯凄迷；风华绝代，柔情万种。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拓展，如同我最初绘制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版图需要重新调整，对历史的错误认知也必须得到修正。
我喜欢上了上官云珠演的那个角色，她不算是个漂亮的女性，白杨看起来比她美丽端庄得多，但她在电影里比白杨更性感更放浪。她胸部高耸，肌肤裸露，她和男人跳贴面舞，和男人打情骂俏，和男人在床上打滚，场面令人想入非非。
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仲夏之夜，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家的阳台上，失眠了。我脑子里全是色情的场景。一个少年对色情的想象资源有限，他还没有见过女性的身体，不知道女人的秘密，他想象中的女性虽然赤身裸体，但形迹模糊，十分可疑。到处都是水，不是白天的水，是昏暗的夜晚的水，暧昧的水，水中女性众多，像莲花，层层开放，而我像鱼儿一样在这些花朵丛中穿行。
这个场景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我不多的经验。早些年，知青还在乡村，他们带来的作风令人吃惊，有的很令人不齿。事情同电影还是有点关系。有电影的晚上，是乡村的节日。孩子们在操场上撒野。他们模仿电影里的场景，都喜欢扮演反面角色，因为反面角色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他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是操场上最为活跃的一群。小伙子和姑娘们挤在放映机边，他们看着转动的胶片卷，好像那机器里面隐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他们脸上没有表情，但实际上内心激情澎湃，那是因为小伙子和姑娘在黑暗中肌肤相触的缘故。对他们来说，银幕下面的现实比电影更令人兴奋。那些投入地看电影的人，在欢笑或哭泣。乡村的妇女们识字不多，但多愁善感，她们真诚地相信电影里的一切。可是，在这样的晚上，出现了一些超越乡村道德的事件：一个男知青约了女知青去水库游泳了，并且据说那女知青一丝不挂。在我们乡下，女人是不能下河游泳的，她们只能在房间的澡盆里洗澡。这个消息最初在大人们中间流传，但没过多久，孩子们也知道了。显然在黑夜水库中游泳的男女的吸引力超过了电影，操场上的孩子们陆续地赶去了。我们趴在高高的水库大坝上，远远地观看那对玩水的男女。他们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像两条相濡以沫的大鱼。夜色昏暗，我们无法看清他们，但我们每个人好像都看清他俩白白的身体，像鱼肚一样白而细腻的城里人的身体。那个女知青，有着好皮肤，乡下人的皮肤粗糙、幽暗，女知青的皮肤就显得有些不真实。乡下人夸她像电影里的姑娘。我们在想象里看清了他们的样子，我们在黑暗中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相互做鬼脸，吐舌头，骂他们是流氓。
现在那对令我不齿、令我笑掉大牙的年轻知青，成了我色情想象的来源，并且男主角换成了我。当然，还得有女主角。她是谁呢？她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她的那张脸在无数面目模糊的女孩中分外清晰，令我心头暖洋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