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丈夫李超的弟弟李表的户口虽然解决了，但他还没有工作。20多岁的小伙子住在嫂子家里，整天摇头晃脑的出出进进，也不是个办法呀？再说李超和梁昕刚刚和好，搭建起那么个小家庭，自己的生活根基还不稳定？也不能养活他一辈子吧？他可当是自由了，在哥哥的拳头撑腰下，把梁昕这个小家庭当成自己家一样进出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活干，他也不着急了。整天出来进去，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游手好闲，没事做。还常常猪八戒挠个倒耙，倒打一耙呢？还埋怨梁昕说：
“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地，是你们非要把我拉出来，让我坐着无聊咧？”他还讹住梁昕了。那个年代又不像现在一样开放，找份工作太难太难了。没文化，没技术，没专业职称，想找份劳动的工作都很难，很难的呀？建筑公司的泥瓦工，管道工，养花的种树的，修鞋的，做衣服的，那都是有指标的正式工人。找份工作，简直是比上青天都难啊？就是当一个建筑工人或者搬运工人都是有编制有单位的正式员工。别的工种就更没门了。那时候，梁昕生活在那样贫穷而又拳打脚踢的武力环境下，思想压力很大，很大。再加上自己工作负担的承重，还要给小叔子李表，不分白天晚上跑户口的体力劳累。梁昕不知不觉地患上了肺结核，肠结核。体重一下子从一百多斤掉到了九十斤。一直用抗结核药治疗，连霉素的连续注射，引起的头晕耳鸣不断加剧，走路都失去了平衡。晕晕乎乎地连上班都不能坚持，只得在家又修养一段时间。
记得梁昕当时在养病期间，爬着躺在那个几十平米屋里的土炕头上。他们弟兄俩坐在椅子上厚着脸皮，又再次要求梁昕帮助李表找工作。提起再找工作这件事，梁昕曾受伤的心底总是隐隐约约感到痛心啊？那无言的拳头，那雨点般雷击一样的拳头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黑影……哭还伤，骂还痛。说也不行，骂也不成，斗争又有何用？说出去还招人嘲笑，招人骂。不知情者还以为梁昕做了什么丢人的事了，招来丈夫一顿毒打？知情者又骂：
“梁昕太善良，心太软，自作自受，活该！”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的难受。还不如自己为了孩子，把所有的苦和痛，自己一个人装在肚里，一肩膀扛着就风平浪静。于是她说道:
“说实话，我也不是无能为力了，安排工作实在太难了，你又没有文化，又不懂为人处事的方法，能找什么工作呢?”梁昕说着抬头看看他们弟兄俩的表情也很为难，很无奈地样子。她又一次犯了心太软的毛病道：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梁昕历来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她相信自己，在当时那个讲人心，讲人情，讲仁义，讲厚道的年代。只要自己一片真心付出，还是能达到目的的。梁昕反复思考着：
“假如自己的真心付出，如果能帮助一家不开化的人家把思想观念转变过来，能让他们跟上社会和形势的发展？假如自己的努力能承救和解决一家人的痛苦？假如自己的拼搏能兴旺一家人在苦难生活中的争扎？自己也不枉来世间一回啊？还能体现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何乐而不为呢？”梁昕又一次沉浸在美丽的幻想中……自我陶醉和憧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