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裕彤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他认为，国内政治稳定，特别是开放政策使内地有了较好的投资环境，而香港较为繁荣，被称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若把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技术结合起来，对祖国的四化建设会大有裨益。他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把个人的事业与祖国的四化建设大业结合起来，为祖国的繁荣贡献力量。
绕地球100周
英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皇家学会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964年，该学会创设了阿尔伯特勋章，每年授予一位完成世界伟业的人。1982年8月，这个令人注目的荣誉第一次降临在一位日本人的头上。他就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盛田昭夫走过的路，既是动荡不安的创业史，也是抓住幸运之神的成功历史。
一个偶然的契机。
二次大战中，盛田担任海军技术士官，结识了电器专家井深大。两人虽然有14岁的年龄差距，但兴趣相投，很快就成了互相理解、互相尊敬的忘年之交。日本战败后，盛田回到了家乡，井深大则在东京一家被炸坏的百货商店的楼上，建立了一个工厂，制造电器零件和原始的电器产品。这是索尼公司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盛田从报纸上看到井深大办厂的消息后，立即赶往东京，盛田正是从这里起步，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企业家。
一个拼搏的契机。
1950年，世界上第一个结型晶体管诞生了。当时，美国西方电子公司仅仅把这种晶体管用于助听器的生产。受过高等教育且有专门知识的井深大和盛田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怦然心动。盛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和井深先生研究，这个希奇玩艺儿不知道管不管用。”于是立即飞赴美国考察。他们欣喜地发现，晶体管和使用了40年的电子管一样能够放大信号，而且反应快、体积小、耗电省、可靠性强。非常有可能取电子管而代之。1953年，他们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项专利。不知经过多少次试验，不知失败过多少回，1957年世界上第一台能装在衣袋中的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诞生了。为了给它取个响亮的名字，盛田和井深大苦思冥想，最后决定用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都能通用、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人都不会读错的“SONY”命名。首批生产的200万台“SONY”收音机刚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出现了爆炸性销售的效果。销售额正好是用于购买专利所花费的100倍，SONY成功了。
又是一个契机。
在公司初创时期，盛田和井深大曾模仿美国的样品，生产一种磁带录音机。这种录音机价格很高，为了找到销售市场，盛田曾不辞辛苦地跑到九州煤矿组织销售，但仍未挽回滞销的势头。产品严重积压，像抹不掉的阴影，始终跟在盛田的身后。正巧，盛田去欧洲，参观了荷兰菲利浦电器公司。参观中，盛田深为菲利浦公司的成就惊叹不已，同时感到迷惑不解：在只有1000万左右人口、面积比日本九洲还小的荷兰，像菲利浦这样大规模的电器制造公司，是怎样从制造灯泡的小工厂发展起来的？经过深入调查才知道，菲利浦电器公司是一个国际性企业，其本部虽在荷兰，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早已扩展到世界各国。这个发现像一束光，抹掉了跟在盛田身后的阴影。他恍然大悟：市场和企业的关系如同池塘和鱼的关系，只有在大池塘中，才能养出大鱼来。一个小国家的企业，如果仅以国内为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狭小和物价波动的严重影响；如果面向世界，不仅市场扩大了，风险也被分散了。从此，索尼公司的生意管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
在索尼公司直升飞机的机身侧面，用英文写着这样一句话：索尼，研究使它与众不同。
二次大战后，欧美人对日本商品的印象是质量次、技术差。所以，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只能靠廉价取胜。盛田领导的索尼公司立志要用高质量的产品改变日本货的形象。他们不断对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进行投资，继晶体管收音机之后，单枪三射束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等划时代的产品相继开花结果。1982年，索尼公司的新型电子摄影机在伦敦展出，连盛田先生也不无自豪地说：“在电子工业领域里，是我们带的头。”然而，单纯靠技术开拓的市场是不能持久的。技术力量的差别不知不觉就会被赶上来；要想不间断地开发出其他公司完全没有的新产品，也并非易事。所以，索尼的与众不同，不仅是开发研究新技术，更令那些企业同行们注目的，是它突破一般常识的生意策略。
在晶体管袖珍式收音机刚刚问世的时候，盛田带着几打样品飞往美国试销。代销商蜂拥而至，其中一家大公司非常积极：“如果让我们经销，先订货10万台。”盛田出乎意料地全部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按照惯例都有一个附加条件——索尼全部产品都要用对方的商标。盛田有自己的见解：“10万台的订货量的确很有诱惑力。如果接受这项订货生意，索尼的生意现状就会大大地改善。但我拒绝了。因为，如果不能用索尼的商标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话，宁可全部不销售。我一直希望索尼公司的SONY商标能风行全世界，能够得到全球的消费者的承认。”当带有“日本索尼公司制造”商标的收音机充斥美国市场的时候，人们才理解了盛田的做法。“增你智”公司董事长约翰·尼温对此赞叹不已：“如果他接受了那个建议，索尼这个名字在美国就无人知晓了。”
一般企业都是在国内的实际市场开发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之后，再到海外建立工厂。资本输出的方向，一般也都是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地区。索尼则反其道而行之。
盛田一直追求的是：索尼式的企业生意理论。他曾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学历无用证》。日本的工资制度主要是一种以资历为主的年历序列工资制。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是以在企业工作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的选拔，也往往以是否毕业于名牌大学为依据。盛田认为，“年历序列和看重学历的做法是阻挡许多年轻有为的工作人员发挥自己能力的一大障碍。”索尼公司应以“人尽其才，根据实际成绩和工作能力来安排人才”作为人事管理的指导思想。只有不拘一格用人才，造成一种人才上的良性循环，索尼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盛田自己率先实践这一思想。1979年，盛田曾说：“目前一段时期，我们有责任管理我的公司；但我不想恋战太久，这样会损害下一代人的志气。”他还表示，他并不在乎继承人是否是他的儿女，他需要一位能干的人来领导索尼。3年后，一位声乐家出人意料地坐在了索尼最高管理领导人的交椅上。他叫大贺典雄，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随后就读柏林国立高等音乐大学。由于西洋歌剧在日本舞台上并不十分受欢迎，这位留学归来的年轻男中音没有用武之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盛田。言谈中，盛田发现他的音乐造诣对以声音和映像为主的索尼很有用处，而大贺也颇懂一些生意之道。盛田对他说：“你作为一位声乐家是一流的，但是，你作为事业家的才能更加突出。”在盛田的鼓励下，这位歌手弃艺经商，跨进了实业界的大门。大贺典雄先是在索尼公司录音部工作，他不负盛田青睐，充分发挥声乐特长和生意才华，使索尼的录音带音色纯正，备受欢迎。不久，担任CBS索尼唱片公司社长，CBS逐步发展成了日本第一流的唱片公司。1982年，大贺被提升为索尼公司社长。
在索尼公司辉煌的成功之路上，如果仔细探查，我们将看到创业者那艰难的足迹。
在盛田看来，一个起步较晚的电器制造企业，不仅要排除任何恐惧和犹豫，还要用短跑的速度和毅力去追赶永不停息的潮流。所以，他工作非常勤恳，白天完全埋在指定的业务会议和面谈上，午饭和晚饭是在餐桌上与有业务关系的人边吃边谈。就连坐在疾驰的飞机和汽车里，也总是认真地看报告、批阅文件。
忙碌了一天的盛田，躺在松软舒适的席梦思床上，还是想着公司。在他床头边放着一本备忘录，半夜突然醒来，有了一个新设想，立刻在备忘录纸上匆忙记下要点，然后才能放心地睡觉。索尼公司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萌芽的。后来，取代备忘录纸的是枕边的微型盒式录音机。
为了最大限度地掌握国际市场行情，盛田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1974年下半年，西欧、美国的波士顿和纽约、苏联的莫斯科、南美洲的巴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我把我1/3的时间花在国外，纽约市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最能反映盛田辛勤奔波的有两个数字：从1952年第一次飞往美国开始，30多年来，盛田飞越太平洋120多次，在世界各地的飞行里程达400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100周。
辛勤奔波的成果之一，是盛田的资料库里储存了4000个外国人的情况。从国籍、职业、地位、住处到家族的情况；从生日到平时的兴趣爱好，甚至什么时候在哪里和盛田遇见、见过几次、谈了什么话都一一收录其中。盛田根据这些记录，按时寄送圣诞卡和生日卡。在与这些人会面之前，只要看看资料，就能帮助他回忆，很容易找到说话的引子。
本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指出，一个普通人只运用了能力的10％，还有90％的潜力。最近，苏联学者伊凡·叶夫英雷夫说：“人的潜力发挥之后会使人震惊万分……如果我们迫使头脑开足一半马力，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学会40种语言，把苏联百科全书从头到尾背下来，完成几十个大学的必修课程。”潜力是每个人的巨大财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开发这种潜能，只有自信、自立、自强的人才能做到。毫无疑问，为索尼公司奋斗了一生的盛田昭夫就是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