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子礼尽
《资治通鉴》一书记载的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始，并非从周威烈王继位初年为开端。司马光这样写是有道理的，公元前403年，被广泛地认为是春秋时代的结束，战国时期的开始。标志性事件就是周天子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从此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中正式出现了魏、赵、韩三家，史称“三家分晋”。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资治通鉴》是一部巨著，它是需要很多预算、人力、物力、时间才能完成的，更需要得到君主的大力支持。最好的方法就是迅速让领导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全书的第二句马上就是“臣光曰”，也就是属下司马光说。“臣光曰”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书核心思想的体现，是针对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给予的品论，集中表达了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司马光在很多地方用了“臣光曰”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臣光曰：天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国家制定礼的制度。（注：孤舟接下去就尽量直接用白话文来表述，以方便大家阅读和理解。）而礼最重要的就是名分，这是儒家治理的理论核心。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司马光继续道：那什么是礼呢？礼就是纲纪。什么是名分？君臣就是名分。什么是名？名就是官职，公、侯、卿、大夫的职务。虽然整个天下受制于君主，但是君主也是人，哪怕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也无法凭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天下。所以，君王需要以礼作为纲纪。礼的纲纪就是天子御三公（注：先秦时期的三公又称司马、司徒、司空，或者太师、太傅、太保），三公率诸侯，诸侯统卿大夫，卿大夫管理士和庶人。以上位管理下位，如以心腹理手足；以下位承上位，如以手足卫心腹。只要能够这样，就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责任莫大于礼。
司马光所推崇的礼，实际上就是封建的等级制度，按照这个等级制度，上下明确，纲举目张，自然得心应手。
司马光进一步解释道：文王演周易，以乾坤为首。而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周文王演绎的周易一样，天尊地卑，万物定位。孔子在《春秋》抑诸侯，崇周室。除非出现像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而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那样的仁德圣人，其他时候“礼”可以使人臣归心，上天赐命，君臣之间的名分确认，臣子恪守臣节，矢志不渝。故若商朝以贤明的微子为君，而不是纣王的话，那么商朝就可永配天下，周武就不应伐纣。
孤舟以为，司马光这里讲的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微子虽是大哥，纣王是三子，但是纣王是嫡出，微子为妾出，按照儒家的宗法制度，就是应该立纣王，如果立微子的话就打破了礼最核心的宗法制度。一旦打破，商朝可能还来不及被武王所灭，就已经出现纣王与微子兄弟相残的局面，结局是不是会更好，犹未可知。
司马光这里还举了吴国季札让位的例子，如果吴国立了季札为君主，那么吴国也就不会被越国所灭了。
孤舟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春秋时期吴国的故事。
吴国和周王室一样是姬姓，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极负贤才。寿梦想要季札继位，但是季札坚决辞让不受。于是吴王之位传给了长子诸樊，诸樊死后传给次子余昧，兄弟依次相传，按照顺序传到季札这里时，他仍是继续辞让甚至逃避。季札这么做，也是严格基于儒家的伦理道德，就是父死子继，应该立嫡立长，所以他辞让了。于是吴国发生了诸樊的儿子光与余昧的儿子僚争位，最后传到吴王夫差这里，被卧薪尝胆的勾践打败，吴国最终灭亡。
所以司马光说如果吴王把王位传给季札的话，吴国可以永享祭祀，实际上这也就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司马光继续说：那为什么微子和季札二人宁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呢？那是因为他们要坚守礼教的大节，无论如何不愿因此而破坏礼教。他们认为，礼教制度比国家社稷还要重要，是最重要的事情。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充满疑惑，如果为了礼，国家社稷都不要了，那么这个礼还有存在的意义吗？这就是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思想区别。古代没有那么强的民族国家概念，对于儒家来说只有天下的概念。他们认为礼、天下万民是第一位的，家族社稷是第二位的，君王只排在第三位，所以为了天下之礼教制度放弃国家社稷是合理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而现代人，由于有了民族国家的概念，所以会把国家和民族、主权等同起来，因此不能理解礼比国家重要的概念。
司马光继续解释道：所谓礼，在于分辨贵贱，区分亲疏，判定万物，然后以此为依据来处理日常事务；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彰显这种区分，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差别。只有用名位来区分称呼，用器物来标识差别，如此上下才能有序。
这非常像现代的军队，军队里面都会有称呼，如班长、排长、连长或者少尉、中尉、上尉等不同的职务军衔，表现在器物上就如同军装肩上的一杠两星、两杠一星等这些明确的标识，所以军队的编制最像传统的等级社会。
当年仲叔于奚为魏国立了大功，他谢绝了封地的赏赐，却想要获得贵族才有的马饰。而孔子却认为宁愿多赏赐他一些封地金钱，唯独代表名声和表示地位的器物不能随便给人，这是君主最重要的职权，也是君主权力的象征。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做事，孔子却首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虽然是小器物，但是仲叔于奚却尊重它的价值；争名位看似是一件小事，而孔子却要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器物、名位一旦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互相安定，社会就会出现动荡。
司马光在上面详细分析了礼教的核心，就是为了引出下面要讲的，一旦礼崩乐坏，天子不重名器，慢慢就会出现像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这样的局面，最后会导致天下大乱，统治分崩离析：
“呜呼！幽、厉失德。”
司马光哀叹道：呜呼！周幽王、厉王丧失人君之德，周天道衰微，纲纪败坏，上下欺凌，国势颓丧，诸侯国君肆意征伐，士卿大夫擅干朝政，礼教已丧十之八九。即便这样，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为何还能延续下来呢？是因为周之子孙尚能守定名位。当年晋文公为周王室立了大功，于是向襄王请求死后用王室的隧葬标准，但是被襄王拒绝：“周之制度明显，并没有出现改朝换代，革天命之事，怎么可以出现另一个天子呢？如果出现的话，叔父您也一定会反对的吧？若您不同意，叔有地、有人，找人挖墓建隧又不是难事，何必请示？”
周幽王、周厉王是被墨子划为和桀、纣并称的昏君。周幽王就是那位宠信褒姒，千金买笑，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攻入镐京，导致西周灭亡的国君。周厉王与民争利，导致了国民暴动，最终其被赶出京城。晋国在西周初年被分封的时候，也是姬姓贵族，和天子同姓，所以襄王称晋文公为叔父是表示尊敬。
襄王的话，大大地触动了晋文公，使他感到非常恐惧，于是不敢越礼反制。因此春秋时期，虽然周王的地盘已经非常小，甚至都没有曹国、滕国、莒国这些小国强大，然而经过几百年，其仍然是天下宗主。强如晋、楚、齐、秦也不敢凌驾于周王之上，这就是因为周王还保留了天子的大义名分。
再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大夫田常、楚国的大夫白公和晋国的大夫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到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的地步，但是为什么不敢贸然篡位？是因为他们力量不足或者于心不忍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害怕获得奸人篡权的名声而招致天下人的共同讨伐。
这里孤舟有必要把这几个权臣大夫的典故分享一下。
季氏之于鲁，讲的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季氏的故事。从季友开始，季氏累世执掌鲁国的国政。到了季平子时期，他甚至驱逐了鲁昭公到齐国，到了季康子的时候，又驱逐了鲁哀公，可是他们都不敢篡国。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田常，本是陈国贵族，后来到了齐国执政。虽然田常的后人田和最后还是篡夺了姜氏的齐国，但是在田常执政期间，他们还是没敢直接篡夺齐国。
白公是指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公胜作乱，他杀死了楚国的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但他还是不敢杀死楚惠王。
智伯在晋后期各大夫中势力最大，专擅晋国国政很久，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敢篡夺晋国国君之位。
所以司马光说了，这几个人虽然把持了国家的朝政，但是不敢篡权，就是因为不想招致天下骂名，不想被天下人群起而讨伐。
接着司马光终于说回了这一卷开头的韩、赵、魏受封事件：现在三家大夫暴虐主君，瓜分晋国。天子不能派兵集合诸侯来征讨也就罢了，反而要给他们大义名分，位列诸侯。自此周王朝仅剩的名分的权力也守不住了，先王的礼教丧失殆尽，礼乐也将彻底崩坏！或许有人会认为，在当时周王室衰微，而三晋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他们完全可以自封为诸侯，周王又能拿他们怎样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晋虽然强大，但是如果他们打算不顾天下，公然自封诸侯，侵犯礼教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来请示周天子，早就自立为君了。但一旦他们不向天子请示，那就是悖逆之臣，只要天下还有像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贤德诸侯，秉持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那么三晋就危险了。而如今天子任命他们为诸侯，以后谁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征讨呢？所以三晋名列诸侯之位，并不是三晋坏了礼教，而是天子自己摧毁了礼教啊！故当时的情况就是君臣之间的礼已经彻底崩坏，于是天下人便以智力和武力互相争雄，导致生灵涂炭，周朝子民死亡殆尽，岂不哀哉！
孤舟以为，司马光的逻辑还是可以自我圆通的。如果说周王朝的名义彻底无用，那么韩、赵、魏三家也不会跑到周王那里去求诸侯之位。只要诸侯之位还有用，那就不能随便给人。所以周王给三晋封侯，是周王自己破坏了礼教。
然而三晋是如何瓜分了晋国的呢？司马光这里用了倒叙的手法。
二、五贤陵人
春秋后期，晋国的权力被六家大夫所把持，他们分别是：智、韩、赵、魏、中行、范这六家。后来，中行和范氏先后衰弱，只剩下智、韩、赵、魏四家，其中，这四家之中智氏的实力和地盘又远远大于韩、赵、魏三家。
起初，智宣子想要立智瑶为后。他的兄弟智果提建议说，不如立智宵。智果的理由是智瑶有五贤（优点）和一个弱点。五贤是：
（1）“美髯长大则贤”。胡子很漂亮，高大帅气。中国人自古就看颜值，高大帅气的美男历来受欢迎，三千年来没有变过。
（2）“射御足力者贤”，有力气，善射箭，能驾车，武艺高强。
（3）“伎艺毕给则贤”，各项才艺都非常出众，琴棋书画、歌舞音乐，样样精通。
（4）“巧文辩惠则贤”，就是聪明灵巧、心思缜密、能言善辩、逻辑性强，口才一流。
（5）“强毅果敢则贤”，就是办事有决断力，敢作敢为，绝不优柔寡断。
这么看，智瑶是一个完美的富二代，优质偶像，再加上智氏是晋国几个大夫中实力和地位最强大的，他有颜、有钱、有权、有地位，还能文能武，看上去是完美的接班人。但是智果却认为这位完美富二代不适合做君主，因为他还有一个缺点：不够仁厚（“如是而甚不仁”）。这样问题就来了，他以五个长处来压制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五贤陵人而以行不义”），谁还能和他和睦相处？谁还能控制得了他呢？
所以智果说：“若立智瑶为后，智氏定会族灭。”
智果绝对一针见血，他的道理也值得我们反思，如果自己能力太强，却不顾及别人的想法，那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可是智宣子不理解，还是决定立智瑶为后。智果于是就向太史，也就是管理宗族事务的史官申请脱离智氏，另立辅氏。
这里司马光提出了“仁”。“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根源，也是君主最重要的素质要求。君主的素质不是某项具体的技能，因为当君主在一些特定的技能上过于出色时，他往往会沉浸在里面，从而造成他执政的失败，如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都是典型。
智宣子在考虑立储，赵简子也在选择继承人。赵简子有两个儿子，长子赵伯鲁，幼子赵无恤（赵襄子）。基于儒家宗法，立嫡立长，因此长子是最好的选择。而赵简子准备立贤，于是他做了一些参考资料，将日常的训诫写在两块竹简上，交给儿子们，嘱咐他们好好记住，随时有可能要考试。
过了三年，赵简子突击考查，大儿子伯鲁答不出，连竹简都找不到了，不及格；小儿子很聪明，他将老爸给的训诫通通背了出来，竹简也天天带在身边。于是赵简子决定立小儿子为继承人。
根据司马光之前的说法，就算贤如微子和季札，他们也只能忍受着暴君的继位，不能去破坏立嫡立长这个规矩。虽然智瑶和赵伯鲁都是长子，是法理上的继承人。然而在立储这件事情上，而智氏由于立了长子而招致整个家族被灭，赵简子却由于立了小儿子而使赵氏的血脉得以留存。这绝对是儒家最痛苦，也最难以面对的问题，因为你根本无法保证嫡长子就是最优秀的，因为最优秀的儿子往往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幺。但是如果说用一个开放式的方式竞争上岗，那么基本上君主的儿子就是互相倾轧、互相伤害，甚至只剩最后一个才会结束争斗，这是所有的君王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君位传承的过程中，立储是最困难的。
个人认为，清朝的秘密立储制度还是比较不错的，不但可以选择最优秀的继承人，还具备书面证据，同时也不会因为过早地公布太子身份，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不过秘密立储也有问题，就是每个皇子都会认为自己有机会，各自扶持党羽，也会造成将来政治紧张的局面。
而赵简子不是简单地立了储君了事，他还着重为储君扶持自己的力量。一天，赵简子派手下的门客尹铎去晋阳（今山西太原）收税，以扩充库房。临行前尹铎请示赵简子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地搜刮呢，还是把它作为保障之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
赵简子说：“我当然是要把晋阳作为保障之地、最后的根据地。”
尹铎于是就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不要嫌弃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将那里做大本营。”
三、三家分智
智宣子去世，帅哥富二代智襄子智瑶当政。
一日，智瑶与韩康子、魏桓子在兰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了韩康子和他的家臣段规。
智瑶的家臣智国告诫说：“主公您如果不提防他人的话，那么灾祸很快就会降临的。”
智瑶却很不耐烦道：“谁敢来惹我？我不去为难别人，就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
智国苦口婆心道：“此话不妥，《夏书》有云，一个人屡次侵犯他人，结下的仇怨不在明处，而是在暗处。我们应该在灾祸还未显现时就要提防。君子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患。今主上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国君和国相，又不严加防备。如果您认为他们不敢兴风作难，那是很危险的。蚊子、蚂蚁都能害人，更何况是一国之君相呢？”
智瑶不听，还变本加厉。他派人去向韩康子勒索土地，韩康子当然不想给。国相段规劝韩康子以退为进，说：“智伯贪图利益，刚愎自用，若不给，恐怕他会出兵攻打我们，不如就给他。智伯得地，必会如法炮制，勒索其他大夫，他人不给，定会刀兵相见，我们就可以免于灾祸而坐山观虎斗，何乐而不为呢？”
韩康子曰：“好，那就给吧。”
于是给了智伯万户之地。
果然，智伯如法炮制又去向魏桓子勒索土地，魏桓子本也不想给。还好魏桓子手下也有能人，这个人叫任章。
任章说：“智瑶来要土地，我们为什么不给呢？”
魏桓子说：“为什么要给啊？他无缘无故地来跟我要地，我凭什么要给他呢？给了他以后，他又不停地要怎么办，难道还是不停地给吗？”
任章的分析比段规还要深入，任章说：“智伯无缘无故，到处勒索地盘，其他大夫们肯定很害怕。我们不如给，让智伯骄傲，骄傲就会轻敌，轻敌就会犯错。而我们因为害怕，可以聚在一起，我们以畏惧敬畏之心抵御轻敌骄傲之人，智伯命不久矣。《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所以不如予之，待智伯骄傲轻敌，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大夫，一起击败智伯，没必要单独抵抗他们。”
魏桓子说：“善。”
然后也给了智瑶一个万户的封地。对于韩、魏来说，一万户，在当时绝对是很大的地盘了，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韩国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
智瑶很得意，觉得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土地，性价比非常高，于是他的矛头又转向了赵襄子。这次智伯更夸张，甚至指名道姓要蔡和皋狼这两个地方。赵襄子严厉拒绝，坚决不给，智伯大怒，率领韩、魏两家，一起进攻赵氏。
赵襄子听说智伯大军迫近，准备出逃。于是和手下人商量逃往何处。
有人说：“长子城最近新修缮完毕，而且城坚池深，装备齐全，适合守城。”
赵襄子却说：“长子城的百姓筋疲力尽，才帮我们修缮城墙，现在我们又希望他们可以舍生忘死地替我们守城，谁能保证他们可以同心协力支援我们？”
又有人说：“邯郸城内府库充实，可以守城。”
赵襄子说：“邯郸城靠搜刮民脂民膏才使府库充实，现在又要把他们送上战场去送命，谁会与我同心？还是去晋阳吧，那是先主嘱托我可以依赖的地方。尹铎又待百姓宽厚，他们一定可以与我同仇敌忾，抵御智氏。”
于是赵襄子带领随从一起前往晋阳。
而智、韩、魏三家的大军迅速包围了晋阳城。智伯精通兵法，引水攻晋阳城，整个城市被水淹得只剩下三版。〔在周朝的时候六尺高为一版，三版也就是18尺左右（约5米高）〕。家家户户烧饭的灶头都被泡塌了，甚至青蛙都到灶头里面来安家了，即使这样，晋阳城的百姓还是没有叛意。
这智伯坐在船上去巡视战场，为了夸耀实力，他特地叫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参观。智伯得意扬扬地说：“我今日才知水还可以使一个国家灭亡啊！”
此时魏桓子偷偷地用手肘敲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悄悄地踩了魏桓子一脚。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肢体动作描写得非常细致，这是《史记》的笔法。事实上，《史记》对于很多历史事件的描述都很生动，给了我们身临其境之感。而这些类似小说般艺术化的画面肯定是基于合理的想象，而不一定是真实的。一般的史书也不会记载得那么详细。《史记》的很多细节都是基于司马迁自己的想象，然后通过艺术的加工，小说化的描写，使得《史记》除了它的史学价值之外，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甚至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小说的撰写方式。
说回魏桓子和韩康子，他们的这些小动作表露出了二人心里的担忧。魏当时都城在安邑，就在汾水边上；而韩都平阳就在绛水边上。他们自然担心一旦赵襄子被灭，下一个被水淹的就是自己了。
魏、韩二人的互换表情包被智伯手下的谋士疵看到了，他对智伯说：“韩、魏两家马上就要叛变了！”
智伯看了一眼疵，淡定地说：“你如何得知？”
疵：“以人之常理来分析，就可知。我们今天率领韩、魏的军队去攻打赵国，他们都知道一旦赵国灭亡，下一个轮到的一定就是韩或魏了。出兵之前我们约定，灭赵以后，三家分其地。现在晋阳城仅差三版未下，城内早已断粮，只能宰马为食，破城之时指日可待。而韩、魏两家并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面露忧色，这说明他们肯定是要造反的。”
疵的分析入情入理，细致入微，稍微理智一点的人都会考虑他的话。但是智伯却很天真，他已经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到了第二天，他就很得意地把疵的话告诉给了魏桓子和韩康子两人。智伯这么做的目的，不外乎是想敲打敲打他们，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开始怀疑他们，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魏桓子和韩康子领会了智伯的意图后，马上说：“主公啊，您千万不要相信小人的话啊，一定是有奸人为了赵国，想要离间我们。我等怎会放弃眼前赵国的土地，而去想叛变那么危险的事情呢？”
韩、魏二人出去以后，疵冲入智伯的大帐说：“主公，您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智伯惊奇道：“你怎么知道？”
疵果然是个善于察言观色之人，他说：“我看到他们二人一见我就低头匆忙离去，头也不敢抬，明显是因为我猜出了他们的心思，问心有愧。”
但智伯还是无动于衷，疵为了自保，就请求出使齐国，以避灾祸。
这里赵襄子也不准备在城里坐以待毙，于是派谋士张孟谈偷偷混出晋阳城来见韩、魏二人。
张孟谈说：“臣闻唇亡齿寒，现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赵，赵亡就该轮到韩、魏了。”
韩康子、魏桓子说：“我等也深知此理，但就怕计划不周详一旦泄露，那就要大祸临头了。”
张孟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我一人之耳，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于是三人秘密商谈约定好行动日期，然后送张孟谈回城。半夜，赵襄子派人杀死守堤的智军，掘开堤坝，引水反灌智军大营。智军大乱，韩、魏两家趁机出兵两翼夹攻，赵襄子率兵从城内正面冲杀，大败智军。完美富二代智伯在乱军中被杀，智氏全族被诛，只有已改宗族的辅果（智果）得以幸免。
智氏在春秋晚期，本是非常强大的家族。其实力甚至大于韩、赵、魏三家之和。如果不是因为智伯，可能现在中国姓智的人会很多。但因为智氏的灭亡，使得目前全中国只有中原一带的一个村有少量姓智的民众存在。
四、德才之辨
关于智氏灭亡的原因，司马光分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观：“才”与“德”之间的关系辨析。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
从原文可以看出，司马光要表达的是才与德是不同的概念，但是一般世俗的人不懂得加以区分，都以为是贤能，这是很多人失去正常判断力的原因。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
这一句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资治通鉴》所说的“才”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才能或者专业技能，而是指智力、判断力、决断力、分析能力等综合素质。所谓“聪察强毅”的解释是耳聪目明、明察秋毫、坚强安定、坚毅果敢，这是对人的才能和综合素质的判断。拥有这些能力的人当然是强的，也可以说是智商高、执行力强。“德”指的是“正直中和”这四个品德，即正直、适当、公道、和平待人，这些是个人的综合品行素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德商高。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正是司马光，也是儒家的核心人才观。这里司马光打了几个比方：云梦之竹，是天下最刚劲的，但是如果不矫正曲直，配上羽毛，则不能射入坚物；棠地的铜，是天下的利器，但是如果不加以熔炼、锻造、砥砺，则不能作为兵器来抵御敌人的进攻。所以才能一定要在德行的率领下方能体现出相应的价值。
是故，“才德全尽”被称为“圣人”；“才德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所以，但凡挑选人才，如果得不到“圣人”或“君子”，那么与其选择“小人”还不如挑选“愚人”。
这是《资治通鉴》全书最重要的人才观，也是全书关于“德才”最核心的辨析。儒家的这个人才观，放到当今社会也不乏其先进性和实用性。因为君子可以把才干用到正当的事情上，而小人虽有才干但却容易作恶。有才干的人做善事，自然对人们有益；有才干的人作恶事，就会祸害无辜。
中国的史书很多都是记录帝王将相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资治通鉴》尤其是把其中有关政治管理的部分浓缩了出来。全书讨论的是如何做好君王和管理者。对于中国儒家学者来说，他们是不屑于做具体的执行性事务的。比如，一个大公司大集团的管理者，他不需要掌握具体的技能，但是他最需要的是德才兼备、能够管理好人。
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强的素质，却没有仁德爱人之心，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很危险的，而一旦小人当权，用他的才干去作恶，那么危害性就会非常大，带来的后果也会很严重。
《资治通鉴》这里做了一个比喻：愚人尽管想作恶，但是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好像小狗咬人，可以被轻易制服。但是小人有能力，有阴谋诡计，就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那么危害就很大了。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容易喜欢小人呢？那是因为有德之人容易一本正经，严肃而又令人畏惧；而有才无德的小人，办事给力，善投机取巧，讨人喜欢。常人容易喜欢、信任讨喜的人，疏远一本正经的人，所以领导们在选人的时候，容易被个人的才能或个人魅力所蒙蔽，忘记考察他的品德。从古至今，国家的乱臣逆子、家族的败类，都是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才使国家颠覆、家族败亡。这些经验教训又何止是指智瑶呢？
司马光的这番言论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个很深的启迪，选高级管理者或者职业经理人时，除了才干以外，品行绝对是最重要的。就像隋文帝选择的杨广、智宣子选择的智瑶都是才能出众之人，但是他们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且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一意孤行，最后都难逃灭亡的命运。
例如，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从长远来说或许是对的，但是没有考虑到隋朝当时的现实情况。当时的隋朝已经狼烟四起了，他还一门心思想要臣服高句丽，以致强大的隋朝二世而亡。如果智氏、隋朝的先主能采用才与德的正确标准甄选人才，那么就不会导致家族被灭、国家败亡的后果了。
五、国士之风
韩、赵、魏三家击败智氏以后，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三家分智”。由此晋国的六大夫现在就只剩下这三家了。此时晋国国君虽然还在，但也只剩下一小片土地了，所以这个过程也叫“三家分晋”。
赵襄子可以说是被智伯欺负得最惨的，被泡在城里“做青蛙”很久，差点城破族灭，所以对智瑶的愤恨也是最强烈的。智伯被杀之后，他把智伯的头盖骨给掀了下来，漆上漆，把它做成喝酒的饮器，以发泄心中的仇恨。
虽然智伯刚愎自用，但他手下还是有忠臣的。智伯有一个家臣叫豫让，智伯死后，豫让逃入山中，发誓要为智伯报仇。豫让假扮受刑之人，到赵襄子家里去打工，干打扫厕所的脏活，他身上还偷藏匕首，准备伺机行刺赵襄子。
一日，赵襄子如厕，或许是他命不该绝，突然心里一动，于是派人去搜查，果然搜出了埋伏在厕所中的刺客豫让。
抓到豫让后，赵襄子的左右想要把他杀了，但是赵襄子却说：“智伯身死，家族被灭，无后。豫让欲为其主报仇，真乃义士也！还是让他去吧，我以后只要谨慎小心一点，躲开他也就是了。”
就这样，赵襄子放了豫让。
但豫让却不死心，他又浑身涂上漆，使身体腐烂，长满癞疮；剃掉胡子、眉毛；吞下烧红的炭，把喉咙烧坏，然后到街市上行乞，连他妻子都不认识他了。他到了一个知己好友家里，这个朋友居然认出了他。
朋友哭泣道：“以子之才华，若侍奉赵无恤的话，定可做近臣。若得宠幸重用，再找机会下手岂不是容易很多吗？何必要这样糟蹋作践自己呢？你这样报仇，实在是太难，太不值得了！”
豫让道：“不可。我既然已经是智伯的臣子，智伯身死族灭，我当要为他报仇。可是如果我去做赵国的臣子，侍奉赵无恤，那我就必须要对他忠诚，又怎么可以去杀自己的主君呢？我知道我的目标很难实现，我的方法也很痛苦，但是我不能在侍奉过智伯以后再去侍奉赵君。我的方法虽然成功率不高，但是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让天下后世那些侍奉他人却心怀二心的人臣羞愧（‘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二心者也’）。”
豫让毁容、变声以后一直在寻找刺杀赵襄子的机会。一次赵襄子出门，经过一座桥，豫让躲在桥下，伺机准备开展刺杀行动。赵襄子也是吉人天相，他到了桥头，突然马惊。于是他派人搜查，果然在桥下搜出了豫让。这下赵襄子也怕了，豫让为了报仇可以漆身吞炭，很难保证自己下次还那么好运，为了永绝后患，他只能把豫让杀了。
《资治通鉴》惜墨如金，豫让刺赵还有一些很艺术化的细节没有展开，笔者以为非常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豫让并不是一直侍奉智伯的，他最初也曾是范氏的家臣，后来又做了中行氏的家臣，都默默无闻。他命中也够衰的，侍奉的主君都先后被灭，后来投靠了智氏，得到了重用，但是不幸的是智伯又被灭了。
豫让在桥下被抓以后，刚开始赵襄子还是想要收服豫让，忠臣义士历来是明主所爱，于是他责问道：“您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智伯也都把他们灭了，您也没说要替范氏和中行氏报仇，不也是很开心地做了智伯的家臣吗？现智伯已死，您何不投靠于我？为何非要为智伯报仇？想要弄死我呢？智伯也不是什么圣君、贤主啊！”
豫让的回答绝对催人泪下：“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之礼待我，我故以众人之礼报之。而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这就是成语“国士之风”的出处。
赵襄子喟然叹泣道：“嗟乎！豫先生为了智伯也算成就了您忠义无双的美名了。如果寡人把您放了，也能成就我的美名。但是如果有您这样一位漆身吞炭的刺客飘在江湖中，寡人想想就会寝食难安啊！寡人为了自己，不敢再放先生您了啊！如果真把先生放走了，天晓得哪天寡人就会死在您手上啊！您还是自己谋划，我不能杀您，也不敢放您。”于是让士兵围住了豫让。
豫让悲道：“臣闻明主不掩盖他人之忠义，忠臣不惜以死以显名节。您之前曾经放过我，天下已经无人不知您的贤明。今日我自知难逃一死，但请将您的衣服给我，让我刺您的衣服以告慰智伯在天之灵，这样我虽死，也再无憾。”
赵襄子被豫让的忠义所感动，于是让人把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豫让。豫让把衣服仍在地上，拔出宝剑，高高跃起，砍向赵襄子的衣服，如是者三。然后豫让慷慨地说：“我可以报答智伯对我的知遇之恩了！”于是伏剑自刎。这就是成语“斩衣三跃”的来历。
豫让死后，赵国的仁人志士听说了他的故事后，无不为之流涕。
而豫让刺赵的这座桥现今仍在，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本来叫“赤桥”，后来因为豫让的故事改名为豫让桥。
历史上对于豫让的评价非常多，在此我们特地引用了号称“日本金庸”的当代历史作家，也就是《银河英雄传说》的作者田中芳树对豫让的评价：“豫让这个人，也是刺客的一种典型，不为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是单纯地为了报恩，也算是一种独特的悲壮美学。”日本文化非常崇拜这种充满武士精神的悲壮英雄。
义士刺客豫让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津津乐道，在《史记》中，他和曹沫、专诸、聂政、荆轲一起位列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而故事的过程也非常戏剧化，完全可以作为小说或者剧本。豫让还曾经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佳话。
虽然他的主君因为不仁而被灭族，但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忠义，漆身吞炭为主君报仇，也是符合传统价值观的，因此他的事迹被留在了史书中，让后世得以铭记。
六、文侯治魏
赵襄子虽然有五个儿子，但是他内心一直因为自己不是嫡长子，却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而感到不安。于是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子继承赵氏之位，而是封哥哥赵伯鲁的儿子赵周为代君。但是赵周比赵无恤早卒，于是又立赵周的儿子赵浣为代君。赵襄子死后，赵襄子的弟弟赵桓子对于哥哥的举动感到非常不满，于是驱逐赵浣自立。一年以后赵桓子死去，赵氏的人说，赵桓子继位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意思，于是就把赵桓子的儿子杀了，重新迎接赵浣来继位，是为赵献子。赵献子生了儿子赵籍。赵籍就是本书一开始讲到的和韩、魏一起去问周天子讨要诸侯之位，并引发司马光痛批的三晋之一——赵烈侯。
和赵无恤一起灭智的老盟友也已经完成君位的传承。韩国之后的国君是韩虔，被封为韩景侯。魏国也已传位到魏桓子之孙魏斯，魏斯就是大名鼎鼎的魏文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而他每次经过段干木的庐舍定会在车上行礼，以示尊敬。于是四方贤士来投，魏得以称霸于战国初年。
魏文侯的这几位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在当时都非常有名，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所以《资治通鉴》里并没有具体地进行介绍。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笔者在这里对他们略做介绍。
卜子夏，本命卜商，就是大名鼎鼎的子夏，《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的嫡传高徒，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绝对算得上孔子后期学生中的佼佼者。他曾经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战国初年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等魏国几大贤才的老师。子夏据说活了一百多岁，儒家六经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子夏的传授。
田子方，一说是子贡的学生，一说是子夏的学生，相当于是孔子徒孙辈中的贤人。
这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段干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他就是魏国初年的李克，段是他的封地，干木大夫是他的职务；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复姓段干，名木。但是《资治通鉴》里面段干木和李克两个人都有出现，所以司马光认为他们不是一个人。我们这里不去考据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就按照《资治通鉴》把他们当两个人来处理。段干木是战国初期的魏国人，本来只是晋国的一个市井小民，后来师从子夏，与子方为友，算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再说回魏文侯。一日，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欢愉中，突然下雨，文侯马上命手下人准备车辆出门。
左右都觉得很奇怪，说：“今日饮酒乐，又下雨，主公为何却要出门？”
文侯说：“我与虞人（村长）相约打猎，虽然现在玩得很开心，但也一定要前去赴约，决不可失信于人。”
于是，文侯亲自前往打猎地，和虞人说下雨不打猎了，然后回宫继续宴饮。此事顿时成为一时之美谈。
这个故事现在来说也很有借鉴及教育意义。古代没有电话、手机、QQ、微信，所有沟通必须要通过人与人直接接触。魏文侯贵为一国之君，完全可以叫手下跑一次，相信就算讲求人人平等的当下，大部分的企业领导也会这样做。笔者以为，当时的魏文侯大多数时候，碰到类似的事情，也还是会叫手下人帮他去处理，但这次群贤毕集，文侯不欺虞人之约，顿时在一夜之间美名传遍魏国，给全国树立了一个言出必行的明君形象，这绝对是以小博大，拿到现在，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公关炒作案例来看。甚至到了一千三百多年后，惜墨如金的《资治通鉴》都能把这件小事记录下来，可见其宣传效果有多大。
这一年，韩国到魏国借师伐赵。
他们虽然同出晋国，属兄弟之国，祖上又曾经同仇敌忾对抗过智氏，但是韩、赵、魏三家自独立以来，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相互之间还是打打和和、攻伐不断。
但是魏文侯却说：“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从命。”
过了不久，赵又借师于魏去伐韩，文侯也拒绝了，所以两国都愤怒而去。后来韩、赵两国知道魏文侯为了和睦三国，对双方一视同仁，于是都非常尊敬魏文侯，认为魏国是信义之国，以魏国为尊，前来朝见魏国。从此魏国开始在三晋中称雄，并且在战国初年领先于各诸侯国，诸侯莫能与之争。
巩固内政以后，魏文侯也不忘积极扩张领土。他派遣乐羊去攻打中山国，并一举拿下。乐羊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鼎鼎大名，他老婆劝夫的故事更是写入了中小学课本。他一生最重要的丰功就是出兵中山国，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打下了中山国。在这三年中，很多人进谗言，称乐羊将反，魏文侯把这些诬蔑乐羊的奏疏都扣留了下来。等到乐羊攻克了中山国，文候把这些书信展示给他看，乐羊这才彻底臣服，说灭中山国之功都是魏文侯的。乐羊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后代——诸葛亮的偶像乐毅，这在后面的故事中会和大家分享。
七、文侯纳谏
打下中山国以后，魏文侯把中山国分给他的儿子魏击。
魏文侯问群臣：“寡人为国君如何？”
大家都说：“仁君？”
而群臣中有一个人叫任座的人却说：“君得中山国，不封给您的弟弟却封给儿子，这算什么仁君。”
魏文侯大怒，当时礼仪也没有那么规范，任座一看苗头不对，赶忙逃出了大厅。魏文侯也是可爱，居然没有派人去追任座，而是继续问翟璜自己是什么样的国君。
翟璜说：“仁君。”
魏文侯问：“何以知之？”
翟璜说：“臣闻君仁则臣直，之前任座说了非常直率的言语，得罪了您，您有直臣，便是仁君。”
魏文侯那么聪明，自然知道是翟璜怕他加罪任座才恭维他是仁君，这既是马屁话，又是劝谏语，这才是最高境界。魏文侯大悦，召任座回，并亲自下堂迎接，待为上宾。
一日，魏文侯正与田子方饮酒听乐，魏文侯说：“钟声有问题，左边的钟声高了。”战国时期的音乐主要是来自于编钟和编磬，如果是专家，耳朵又够好使，是可以听出调音的问题的。田子方大笑。
魏文侯说：“你笑什么？”
田子方说：“我听说，明君选择正确的乐官，而不是自己去辨析乐音。今日您自己去辨析音乐，我怕您会聋于选官啊！”
这也是田子方在劝谏魏文侯：作为领导最重要的不是要自己擅长每一件事，而是选择最合适的人待在最合适的位置，选一个好的乐官，比自己明乐音重要多了。有时候自己过于“明乐音”，反而会“不明乐官”，或者干涉了乐官的正常工作，这样反而容易造成乐官工作的混乱，本末倒置。
当然对于明君来说也是心累，直臣随时随地都想通过教育君主来名垂青史。君主一旦不耐烦，自己就会在史书上留下负面的一笔。
前文说到魏文侯将中山国分封给魏击，魏击是魏文侯的嫡长子，继承人。一日魏击出宫，路遇田子方，于是下车拜谒，礼数周全，非常尊敬。然田子方不回礼，魏击大怒。
魏击跟田子方说：“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富贵的人可以对人骄傲，还是贫贱的人可以对人骄傲？
田子方回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骄傲，富贵之人安敢对人骄傲？国君骄则失其国，大夫骄则失其家。失其国或失其家者，没有人能得到好下场的。而贫贱如我者，言不用，则纳履而去，哪里得不到贫贱哉！”
魏击跪谢。
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无产阶级来说，我贫贱，我一无所有，当然可以骄傲。计划用不上，才能无法发挥，那没关系，穿上鞋子，天下任我遨游，哪里的贫贱会比贫贱更差呢？而老板始终是最难离开、最难割舍，也最难放下的那一位。所以真正的管理者，必须要让人才骄傲，让人才得以满足，这样人才才会留下，而自己始终要怀着畏惧之心，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另外还有一个是教育下一代的问题。
魏击是典型的官二代、富二代，田子方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要学会，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居安思危，不可“骄人”。
八、文侯选相
魏文侯要选国相，去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是战国初期的政治家，孔门十哲之一子夏的学生，有的史书认为他就是段干木，也有人认为他就是魏文侯时期实施变法图强的李悝。这里笔者先按下不表。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尝有言说，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魏国能当良相的不是翟璜就是魏臣，您觉得应该选谁啊？”
李克对曰：“我的地位是卑微的，卑微之人，不应与您谋划尊贵之人。而且我与您的关系，比起与您贴身的国相来说要疏远很多，疏不谋亲，实在不敢当啊！”
魏文侯知道李克的贤能，于是说：“先生临事不要推让。”
于是李克说：“选择管理者很简单，您只要去观察他们的生活、为人，自然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看他：居安时所亲近之人；富贵时所结交之人；通达显贵时所推荐之人；穷困末路时所不为之事（笔者注：古文中的‘穷’是指穷途末路、处于困境的意思，并不是没有钱物的穷。没有钱的叫作‘贫’）；贫穷时钱财的获取之道。通过对以上这几点的观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知道该选拔谁了，何必需要我给您提意见呢？”
这里李克并没有直接跟魏文侯讲要任命谁为国相，但他教给了魏文侯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如何选用人才。这个方法即使到了今天，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比之前的“才德之辨”又更近了一步，更接地气，更容易实施。司马光先生在设计《资治通鉴》这个教材的时候，深知道理浮于理论，如果无法提供可供实施的主张的话，那么大道理就会失去作用。在之前的“才德之辨”里，他先告诉大家，选人才最重要的是看德，至于如果评价分析德行，并没有展开。这里，司马光借李克之口，告诉了我们在选人才的时候，如何分析一个人的德行，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直接、可衡量的方法。这和孟子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儒家君子品行如出一辙。
笔者在这里再向大家归纳一下德行衡量的五个标准：第一，看他日常亲近谁，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第二，他有钱的时候和谁交往，施舍给谁。第三，他在自己身居高位时推荐谁，所推荐的人即代表他用人的能力，又可以看出他是否狭隘有私心。第四，看他到了绝路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君子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五，君子再穷，不应该赚的钱也是绝对不会去赚的，要有底线。这五点就是衡量一个人德行的重要标准。
魏文侯说：“您回去吧，我知道了该定谁为国相了。”
李克出来看到翟璜。翟璜消息很灵通，也很有能力，他知道魏文侯在咨询李克关于国相人选的事。
翟璜说：“听说今天君主来问您关于选国相之事，您认为他会选谁呢？”
李克说：“魏成。”
李克深知根据这五点标准，魏文侯就一定会选魏成为相。
翟璜愤然作色道：“我推荐了吴起，主公任命他为西河太守；主公为邺城的治理担心，我推荐了西门豹；主公想要进攻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已拔，但缺人治理，我推荐了先生您；主公的世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这些事迹都是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我有什么比不上魏成的呢？”
翟璜的这段话很有意思，也算是掷地有声，他所推荐的这几位绝对都是战国时期响当当的人物，难得把他们都搜罗在了一起。《资治通鉴》没有展开，笔者这里把翟璜提到的这些人，都稍微介绍一下，这样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到翟璜给魏国所做的显著贡献。
吴起，卫国人，战国初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的代表人物，精通儒家、法家、兵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兵法家之一，和孙武齐名，人称孙吴。他的《吴起兵法》和《孙子兵法》被并称为“孙吴兵法”。笔者曾经在另一篇博文中分析比较过孙武和吴起，我认为从军事思想和军事哲学上来说，吴起是不如孙武的。但是从实战经验、率军的统御力、战斗力这些方面来说，吴起要远远强于孙武的。当然吴起还曾在魏、楚两国变法，强魏雄楚，也是法家的顶尖代表。他又曾经师从孔门高徒曾参和子夏，绝对是个狠角色。笔者以为，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如孙武、吴起、韩信、白起、岳飞等人，综合实力上吴起应该排名第一，唯一能和吴起平起平坐的大概也只有成吉思汗了。
西门豹，我们也很熟悉，就是中学课本中那个把老巫婆扔水里喂河伯的人。他初到邺城的时候，这里人烟稀少、田野荒芜。西门豹兴修水利，治理邺城，从他以后的一千五百年间，邺城就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
乐羊前面已经介绍，这里再补充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乐羊围困了中山国整整三年，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为将，中山国走投无路就抓了乐舒为人质，威胁要烹杀乐舒，要挟乐羊退兵。乐羊不为所动，后来中山国果然把他儿子煮了，还拿了一杯肉羹给他，乐羊谈笑风生地就把儿子的肉给吃了。中山国听说乐羊如此狠辣，人心崩溃，很快就城破国灭了。乐羊虽然得到魏文侯的信任打下了中山国，但是他食子以自信的残忍性格还是让君主们很害怕，后来就得不到重用，郁郁而终。乐羊的儿子乐舒还曾杀了翟璜的儿子，翟璜还是不计前嫌地推荐乐羊。如果从正面看翟璜可以称得上心胸宽广，推荐仇人之父。但是如果翟璜是故意安排乐羊、乐舒父子相残来给儿子报仇的话，那可以算得上阴狠至极了。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深思，大奸与大圣本来就是一纸之隔，很难判断，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去体会，而不是看表面。
屈侯鲋，屈侯（qū hòu）是姓，鲋（fù）是名，孤舟这里没有更多的资料分享给大家。
关于翟璜推荐治理中山国的李克，是不是在魏国实施变法的李悝，这里也还有一段公案。有的史书认为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儒家嫡传的李克；另一个是儒家弟子李悝，后来也成为法家代表，作品有《法经》。还有的史书认为李克就是魏国初年变法强魏的李悝，首先，因为本来李克、李悝的读音就非常接近；其次李克、李悝如果是不同的人，他们又同在战国初年的魏国，在文侯身边做重要参谋，他们之间应该有互动，有碰撞，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同时出现的身影。关于他们所学不同，表达的意见有所偏差，我觉得这个也很好解释，当时很多学者的学问都是贯通各家的，按照韩非子所说，儒分为八，法家也本源自儒家，不同的派别不同思想有相同的渊源也很正常。同被称为大儒的孟子和荀子之间的思想差异也非常大。《资治通鉴》一书就没有出现李悝，所以笔者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是同一个人的判断。
再介绍一下翟璜，翟璜给魏文侯推荐了很多有能力的人，他自己也非常有能力，魏成之后他最终还是做了魏国的国相。
笔者增加了很多笔墨来分享《资治通鉴》之外的人和事，是因为《资治通鉴》假设的目标读者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对这些典故早已耳熟能详的，所以一笔带过。但是这些历史人物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有必要展开介绍一下，不然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不易理解。当然对于历史知识非常丰富的专家来说这些内容就可以不用看了。
从历史地位上来说，翟璜所推荐的几个人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并且非常适合翟璜所推荐的职位，可谓人尽其用。
而李克却说：“按照您刚才所说，您将我们推荐给国君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结党以谋求高位吗？主公问我国相之人选，我只是分享了正确的用人标准。不过以我分析，只要采用正确的标准，主公一定会选魏成为相。你想，魏成食禄千钟（笔者注：一钟等于现在大约200升，1000钟就是200000升，每年可以说是很高的俸禄了），但是十分之九都施舍给了别人，十分之一才留给自己家里人。他为国君推荐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都是孔门高徒，国君都以老师之礼来对待他们。你所推荐的这五个人，国君都以臣子来对待他们。子安得与魏成相比？”
于是翟璜诚惶诚恐地跪下连拜两次（逡巡再拜）说：“我翟璜就是一个粗鄙之人，我对您的质疑是非常之失礼，我愿意终身做您的弟子，跟在您身边学习。”
我们看翟璜推荐的人大部分都是实用主义人才，而且非常称职。当然，魏成本人也是一个道德楷模，他推荐的人也都是道德标兵。我们不说小企业，对于大企业选职业经理人、国家选总理这样大级别的人物，道德是第一位的，所以魏文侯听取了李克的意见选了魏成。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层深意，魏文侯和李克在这里都没有明讲，但是应该也会对文侯选相产生影响，那就是翟璜推荐的人已经在朝廷内外各部门身居高位，且都才能出众，若再让翟璜身居政府首脑之位，那么万一魏文侯有个三长两短，魏国的将来可能会难以控制。文侯自然知道先祖是如何瓜分了晋国的，所以对于大夫们过度掌权也有所担心，因此选了一个在朝廷中没有错综复杂关系的、为人低调且道德品行高尚、又是魏国亲族的弟弟魏成为相。
魏成，在史书上的记载非常少，应该是德行不错但才能一般的人物。
《资治通鉴》的第一卷，司马光主要讲的是如何选贤才。因为《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写给国家领导人看的，或者说是写给董事长、总经理们看的。这一卷最重要的是告诉国君们，如何选拔称职的高级官员。
如果大家要学管理，《资治通鉴》的前十卷看完也就够了，后面那些历史事件只是用来验证司马光的理论的。如果大家对历史感兴趣，那么《资治通鉴》可以说非常清晰地整理出了中国北宋前的历史事件和脉络，以及历史故事所发生背后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是非常值得品读的。如果觉得《资治通鉴》对于有的历史事件分析、介绍过于粗线条，那么可以再补充一下其他史书的内容，这就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了。
九、吴起拜将
吴起在早年曾经拜曾参为师，曾参是孔子最重要的学生之一，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二千五百年来中华孝道的首席代表。孔子很多后续的思想，以及儒家那些最重要的经典包括《论语》《大学》《孝经》的传世，都离不开曾参的贡献。曾参在后世被封为“宗圣”，是位列孔庙的高徒。而我们的兵家大师吴起，恰恰就是出自于孔门嫡传。不过，后来吴起因为母亲死了没有去奔丧，还想继续在曾参身边学习，理所当然地被视孝顺为第一要义的曾子给逐出了师门。
吴起早年仕于鲁，一次齐国人进攻鲁国，鲁国人想要以吴起为将，但是吴起那时候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鲁国人怀疑吴起。吴起二话不说，杀死妻子以求将军之位，然后率鲁军大破齐师，这就是著名的“杀妻求将”这个典故的出处。
虽然吴起打败了齐国，为鲁国立了大功，但是还是有人向鲁侯进献谗言说：“吴起曾经侍奉曾子，但母死不奔丧，被逐出师门。今吴起又杀妻以求将，是残忍刻薄之人；更何况鲁国只是个小国，一旦我们有了战胜大国之威名，则诸侯会群起而进攻我们，这个后果我们是无法承受的。”
吴起担心被加害，又听说魏文侯贤明，在招贤纳士，于是前往投靠。魏文侯问李克关于吴起，李克说：“吴起贪而好色，但是用兵天下无敌，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
司马穰苴是春秋后期齐国的大夫，姓田，名穰苴，司马是他的官位，后以官名为姓，他很有可能是司马一姓的祖先。司马穰苴深通兵法，曾救过齐景公之命，击退过燕、晋的联军，收复失地。战国时期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代兵法，司马穰苴也是其中之一，称为《司马穰苴兵法》。
魏文侯一听吴起这么牛，于是就拜吴起为将，让他领兵进攻秦国，一气攻下了五座城池。
吴起之为将，与普通士卒为伍，和最下层士兵同衣食，睡不设席，行不独骑，亲自背粮，与士兵同甘共苦。有一个士卒背上长了疽，吴起亲自为他吮疽，史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人替某人吮疽的故事，事情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但凡用上这个方法，那么被吮疽的人基本上就要效死命了。
这个士卒的母亲听说此事以后号啕大哭。人家说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兵，吴起身为大将，亲自为其吮疽，这说明吴起多么爱护你儿子啊，你还哭什么呢？老妇说：“非也，当年吴公也曾经为孩子的父亲吮疽，于是他父亲战不旋踵，死于敌阵。今日吴公又吮儿子的疽，不知我儿子将身死何处，所以我痛心疾首啊。”
所以吴起他虽然为人性格可能有瑕疵，但是他带兵与士卒同甘共苦，绝对是一个好将领。当然贪财好色、好名逐利、杀妻求将，这也是真实的吴起，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面性的，单凭某一个方面的表现很难界定。
而那位老妇人之哭，也是令人悲痛的。每一个母亲都是充满矛盾的，她们既希望儿子找到一个好领导，又担心儿子找到一个好领导，就会不计个人得失与安危，誓死效命，这也是身为母亲所不愿看到的。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周威烈王去世，他的儿子周安王继位。
周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01年，秦国进攻魏国，一度打到了阳孤（就是现在的河北大名县东北）。魏国被秦国打了，但是不敢回击秦国，只能和韩、赵、魏三国一起联合进攻楚国，并一直打到了桑丘，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巨野县西南一带。
春秋早期的小霸主，也就是后来被晋国和楚国夹在中间、处境艰难的郑国，趁三晋伐楚的机会，包围了韩国的阳翟（在现在的河南禹县一带）。
自此，中原各国一片大混战。
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韩景侯去世，他的儿子韩烈侯韩取立；赵烈候薨，国人立他的弟弟为赵武侯；秦简公薨，他的儿子秦惠公立。
这一年周安王的王子姬定投奔到了晋国。
周安王四年（公元前398年），楚国围攻郑国，郑国人就杀了自己的国相——贵族驷子阳。
郑国在春秋和战国早期最悲催的是他们的地理位置，郑国靠近京城洛阳，西有三晋，南有强楚，东邻霸齐，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地，中原各诸侯之间要争霸，首先想到的就是欺负郑国。
十、刺客聂政
周安王五年（公元前397年）。
农历三月，有一个刺客刺杀了韩国的国相侠累，这就是著名的刺客聂政的故事。
侠累原先与濮阳的严仲子交恶，关于怎么交恶《资治通鉴》没有说，不过其他史书有记载：严仲子在战国初年受韩哀侯宠信，因此招韩国国相侠累忌恨，本质上也就是两个人在国君面前争风吃醋。严仲子担心被侠累所害，于是逃离韩国，寻访天下侠士，想要刺杀侠累。
严仲子到了魏国，听说有一个人叫聂政，非常勇武，于是以黄金百镒（大约相当于现在三十六公斤黄金）为其母做寿。聂政不受，说：“老母还在，我聂政之身体不敢轻易许给其他人。”他拒绝了严仲子。
等到聂政母亲去世以后，严仲子重新派使者来邀请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感激严仲子的知遇之恩，服丧三年期满，然后把姐姐嫁出去以后，就准备动手了。
这一天侠累正好在府上，卫兵非常多，聂政直接冲上台阶，当胸一刀刺杀了侠累，然后用刀割破自己的面皮，挖去自己的眼睛，把自己肚子挖开，把肠子捞了出来，这或许是史书上最早详细记载的切腹自杀。
韩国人把聂政暴尸街头，重金悬赏，但是没有人能认得出来这是谁。聂政的姐姐聂蓉听说此事以后，前往大哭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是他杀的人。他因为我还在，所以自残身体，不想让人认出，是为了保全于我，但我怎能为了自己的生存，埋没了弟弟的贤名？”
于是聂蓉自杀在聂政的尸体边。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侠客故事之一。
聂政的这次刺杀行动，与接下去将讲述的更加著名的荆轲刺秦的故事完全不同。在荆轲刺秦的故事中，我们会看到刺杀的排场非常之大，有风萧萧兮在易水边上让整个燕国的士人相送的壮观场面，又有高渐离击筑而歌的悲壮情怀。这根本不像去刺杀一个大国国君，而更像是去秦国相亲的。当时在战国时期，每个国家都有各国派来的耳目间谍，所以说荆轲本来是不想去刺秦的，但是混了很久没有办法，也没有退路了，只能去当刺客。荆轲真正的目的是想用外交挟持的方式在谈判桌上争取利益，想要用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完成外交的手段，并不是为了刺杀，所以磨磨叽叽半天才动手，错过了很多机会。而聂政才是真正刺客的代表，二话不说，隐姓埋名，找到机会就径直冲上台阶，一刀刺死侠累，然后切腹自尽。
周安王六年（公元前396年），晋烈公薨，他的儿子孝公立。这时候晋国还没有彻底灭亡，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把晋孝公安排在一个小城市，只给他留了一个小地盘，当一个非常小的诸侯国的国君。
十一、田陈代齐
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秦国进攻韩国宜阳（在今河南省宜阳县），攻取了六个邑。
田常是《左传》上记载的陈成子恒，他消灭了齐国的其他反对势力，把齐国大片土地收入自己囊中。田常的祖先田完本来是陈国的贵族，因为国内动乱逃到齐国投奔了齐桓公，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田、陈在古代读音相同，所以是通用的。这就是春秋向战国过渡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田陈代齐。
田常生了田襄子田盘，田盘生了田庄子田白，田白生了太公田和。这一年太公田和把齐侯迁到了海上，并且把姜氏降格为子爵。所以齐子是姜氏，只有一个城市的封邑，以侍奉先祖。可怜辅佐武王伐纣的姜太公，其后裔也终于失去了齐国的控制权，田氏取代了姜氏当上了齐国的国君。
这一年秦、晋战于武城，武城在现在陕西华县以东。晋国也是可怜，地盘已经很少了，还要抵抗秦国的进攻，简直就是螳臂当车。
此时其他国家也没有闲着，齐国进攻魏国，攻取了襄阳。而鲁国又在现在山东汶上县一带打败了齐国。当时的天下，除了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七雄以外，鲁、蜀、卫、郑、晋、齐等那些小国都还存在。而齐国的田和与魏文侯、楚国人、卫国人在浊泽这一带进行会面。田和想要为自己谋求一个诸侯的职位，希望得到周天子的承认。魏文侯于是就代替田和向周安王和其他诸侯请示，而天子周安王也就很听话，乖乖地授予了田和诸侯之位。此时天子答不答应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了，因为田和早已自称为齐侯了，周天子的“橡皮图章”也就是看着比较舒服而已。
十二、主少国疑
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秦国进攻蜀国南郑（南郑在现陕西汉中一带）。蜀国在春秋时期只是一方外之国，和中原各诸侯国交往很少，而秦国此时已经是西部的大国了。
这一年，战国初期最优秀的国君魏文侯去世，他的儿子太子魏击立，是为魏武侯。魏世子被称为太子，就说明了战国时期礼坏乐崩，僭越之事已非常普遍。伦理上只有周天子的继承人才能被称太子，诸侯王的继承人只能叫世子。可是到了后来，战国七雄纷纷称王，甚至还出现过东帝、西帝，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是后话。
魏武侯继位不久，视察全国。一日，武侯浮西河而下，到河中央，看着吴起说：“美哉山河之固，此乃我魏国之宝藏啊！”
吴起也很不客气，对曰：“国家之坚固在德不在险，想当初三苗氏（注：三苗氏是古代一个氏族，在江淮、江州一带），东有洞庭，西有彭蠡（注：西洞庭），但德义不修，大禹灭之。夏桀所居，东有济河，西有华山，南有伊阙山，北有羊肠坂，但是修政不德，商汤放逐之。商纣之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山，北有常山，南有大河，但是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国家之宝藏在德不在险，若君主您不修德，则舟中皆敌人也。”
武侯说：“善。”
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作为兵之大家的吴起以及孙子都通晓这么一个道理，国家之兴亡在德不在险，一个国家必须要做到内政稳定，才能做到对外强大。
魏国此时委任田文为新国相，此田文非彼田文，这里要和大家交代清楚，他并不是在齐国后来作为孟尝君的国相的田文，而是另外一个田文。
吴起非常不爽，跑来质问田文说：“我跟你一起讨论一下大家的功劳，如何？”
田文：“可以。”
吴起问：“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
我们前面讲过吴起带兵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都愿意为他卖命，他在战国初年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名副其实的兵圣。就这一点来说，田文怎么能和吴起比呢？
所以田文只能说：“不如子。”
吴起又问：“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
吴起在战国初年除了是兵家的代表，同时还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不管是在魏国还是在楚国，都实施了一系列变法新政，使国家仓库充实，战备充足。
田文还是只能说：“不如子。”
吴起又问：“守西河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
吴起不仅是守住了魏国的西河地区，抵御住秦兵，还曾进攻强秦，夺取过秦国的地盘。韩、赵就更加不敢正面抵抗魏国的军队了。
当然田文还是只能说：“不如子。”
吴起说：“这三个能力、政绩你都在我之下，而你的位置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凭什么？”
田文说：“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这段话，所谓“主少国疑”就是少主刚刚继位的时候，国家政权还不稳定，大臣也没有归附，百姓对国家安定也没有信心，他们的内心还是比较惶恐的，在这个时候，国相这样的位置当然不能属于强臣，只能属于稳定长期的忠臣。
吴起默然良久以后说：“你这样说我就没有办法了，国相还是属于你的。”
为什么不给吴起？非常明显，无论吴起的能力也好，地位也罢，各方面都很优秀，甚至是千古难觅的优秀。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还把国相的职务给了吴起，那就相当于整个魏国就是吴起说了算了。如果吴起掌握了国家的兵权和政权，再加上他超强的能力，那么新君主的地位就非常危险了。毕竟魏武侯也深知韩、赵、魏是怎样瓜分了晋国土地的，所以他当然也害怕有其他大臣会夺取魏家的权力。
过了不久，田文也下台了，新的魏相是公叔。公叔因为娶了公主为妻，所以做到了国相的位置。公叔很担心有一天吴起会夺走他的位置，公叔的仆人说：“吴起很容易对付，吴起为人刚烈而又自喜，自喜就会自满。您可以先跟君主说：‘吴起是贤人，有才。但魏国小，难以长期留住他。国君可以尝试把公主嫁给吴起，如果他愿意娶您的女儿，就代表他愿意在魏久待，那么您就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而他想要走的话，就一定会谢绝这门婚事。’”
仆人继续讲道：“然后您可以跟吴起一起回来，让公主来侮辱您，辱骂您。吴起看到公主都是蛮横不讲理的，定会辞去与公主的婚事，这样的话武侯就会怀疑吴起，您的位置就稳固了。”
中国历来都不缺出鬼点子的小人，这个仆人史书也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的计策却非常之狠毒，他对吴起、国君、公叔的心理都揣摩得非常到位，真是个狠角色。公叔于是听了他的话，按照他的建议去实施。吴起果然中计，辞谢了公主的亲事。魏武侯从此开始怀疑吴起，吴起怕被杀，于是向南逃奔到了楚国。
以吴起逃离魏国作为一个标志，这也是魏国开始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战国初期，因为魏文侯的重用，李悝和吴起开始实施变法，于是魏国逐渐变得强大，魏文侯也成就了一段明君的佳话。而通过吴起的治兵，也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在战国初年鹤立鸡群，而吴起离开后，魏国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十三、变法楚国
楚国此时的君主是楚悼王，他素来就听说吴起的能力超群，于是立马任命吴起为国相。
吴起明法申令，捐弃闲杂冗官，又废黜公族中和主君血缘比较疏远的人的职位，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开销，以抚养战斗之士，并且训练士卒，强大军队，同时驱逐了那些纵横游说之士。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楚国实力大增，向南平定了百越地区。当时的百越在现在长江中下游以南，湖南南部、广东广西这一带。那个时候这些地区经济文化落后，部落众多，基本上处于渔耕狩猎的食物采集阶段。百越地区一直到秦汉以后，才与中原日益融合，慢慢地实行汉化。除了平定百越地区外，楚国还向北抵挡住了韩、赵、魏三晋，向西进攻秦国。一时之间楚国称霸于各诸侯国。
但楚国很多贵戚大族，由于利益被剥夺，所以怨恨吴起。
这一年〔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98年）〕秦惠公去世，他的儿子秦出公立。
赵武侯去世，国人重新立赵烈侯的儿子赵章为赵敬侯。
韩烈侯薨，他的儿子韩文侯立。
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周王朝正式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国君，从此田氏从法理上合法地代替姜氏掌握了齐国。
赵国公子赵朝作乱，偷偷逃奔到了魏国，与魏国一起联合进攻赵国都城邯郸，但是未能打下。从此赵、魏之间连年征伐不断。
韩国也没有闲着，虽然在三晋中它是最弱小的，但是再怎么说也算得上战国七雄之一，还是有更小的国家可以被韩国欺负的，比方说郑国。韩国进攻郑国，夺取了阳城；又进攻宋国，活捉了宋公。
之前说到吴起在楚国执政，辅佐楚悼王强大了楚国。但是这一年楚悼王去世，还没有来得及入葬，楚国那些被吴起剥夺了利益的贵戚大臣就联合起来作乱，一起攻击吴起。吴起逃到了楚悼王的尸体旁边，伏在了楚王的尸体上。那些作乱的大臣一起乱箭射死了吴起，并射中了楚王的尸体。等到楚悼王下葬以后，儿子楚肃王继位，他让令尹追查作乱的凶手，抓住那些射中楚王尸体的人，一共七十多家，将他们全部灭族。
史书有人称赞吴起的智谋，死后还能为自己报仇。可是谁又希望做一个枉死的智者呢？这也是兵家和法家的悲哀。吴起、白起、韩信、商鞅、李斯、韩非，他们都不得好死，原因是在乱世之中兵家和法家就是君主的爪牙，但是爪牙的痛苦就是虽然他们会伤及敌人，但是也会给自己树敌，伤及自己。
周安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79年），流放中的齐康公去世，这个齐康公也就是姜姓的齐国后裔，田和留下他仅是为了给姜太公祭祀之用。齐康公去世以后没有留下后代，所以田氏的齐国把姜氏的齐国全部兼并，姜氏绝嗣。
十四、爪牙之士
周安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77年），子思游历到卫国。子思名孔伋，是孔子的嫡孙，父亲是孔鲤，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小时候是孔子亲自传授学识，后来跟随曾子学习孔门思想，据称儒家的经典《中庸》也是子思所著。孟子是子思的学生，所以后世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条线认为是孔孟思想，儒家嫡传。
子思和卫侯讨论起大将苟变说：“苟变之才能可以率领500辆战车的部队（几千人）。”
当时卫国只是一个小诸侯国，整体的军队规模也就千乘而已，所以苟变已经算是卫国非常重要的将领了。
卫公说：“我知道苟变可以为将，但是他也有污点。他在做小吏期间，有次在征税时吃了百姓两个鸡蛋。”
子思说：“圣人选人任官，犹如出色的工匠选材料，取其所长，去其所短；所以一根合抱的好木材，就算有几尺腐烂，能工巧匠也不会将其抛弃。现在您处于战国乱世，诸侯各国都在选能征善战的将领，您怎么可以为了两只鸡蛋就放弃了一个守城之将呢？这件事绝对不能让邻国知道，让他们知道的话估计卫国危矣！”
卫侯一再拜谢：“谨受教诲！”
这里司马光又提出了对专业人才的使用方法。之前说的是选择管理者的方法，即需要德胜才。这里讲的是选择专业人才，也就是帅将之才，或者《资治通鉴》所称的“爪牙之士”的任用原则。选择帅将之才最主要的是看能力，只要能力强，哪怕其他方面有一些小污点，也没有关系，关键是在于发挥他的特长，限制他的弱点，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卫侯经常会提出一些不正确的主张，而群臣都随声附和，没有人敢表达不同的意见。
于是子思说：“我看卫国就是所谓的‘君不君，臣不臣’的典型！”
公丘懿子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子思说：“人主自以为是，而群臣又都不敢提出意见。就算事情做对了，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也是错误的；更何况现在卫国的群臣都在附和国君错误的言论呢！那帮群臣，不判断事情的曲直，一味奉承，阿谀谄媚。君暗臣谄，而位居百姓之上，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卫国如果像这样不改正的话，国将不国！”
子思也很直接地对卫侯说：“您的国家将一日不如一日，日渐衰败！”
卫侯说：“为什么这样说？”
子思回答：“事出有因，您说话一直自以为是，而士大夫和老百姓都不敢纠正您。君臣都自以为贤能，而一帮下属小人又只知道歌功颂德。说好话的人可以得到福报，纠正错误的人将得到灾祸，如此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所谓不明是非、不辨黑白就是说的你们君臣啊。”
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周安王驾崩，子姬喜继位，是为周烈王。
这一年，韩、赵、魏三国把晋国最后一个国君废为平民，仅存的一点地盘也被三家瓜分了，晋国彻底灭亡。
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韩国终于灭了郑国，把都城迁移到了新郑。
周烈王五年（公元前371年），韩国的严遂，就是收买聂政杀了侠累的严仲子，又杀了韩哀侯。起初韩哀侯任命韩廆为相，但是又宠爱严仲子，严仲子于是访求刺客，计划在朝堂之上刺杀韩廆。韩廆逃到了哀侯这里，哀侯抱着韩廆，于是刺客刺死了韩廆，捎带着把韩哀侯也刺死了。
这里《资治通鉴》留下了一个公案，即究竟韩廆是不是侠累？如果是的话这件事到底发生在周烈王五年，即公元前371年，还是周安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397年？如果是两件事情的话，这个严仲子也是够狠的，利用完聂政，又上瘾了，二十六年以后又利用其他刺客来刺杀另一个国相，甚至还捎带着国君。如果是一件事情的话，聂政的故事是说在相府杀的侠累，而杀韩廆和哀侯却是在朝上。
总之，韩哀侯死得不明不白，按照谥法，恭仁短折曰哀，也是贴切。
韩国的贵族立了韩哀侯的儿子，是为韩懿侯。
魏武侯魏击去世，他这个君二代勉强算是一个不错的守成之君，守住了他老爸留下的不错的局面。但是魏武侯留下了两个致命的隐患：第一是他连年和韩、赵、齐、楚交兵，使魏国基本上断绝了外部盟友；第二个是他没有正常立储。
于是他的儿子魏罃（yīng）和公子魏缓（公中缓）争夺国君之位，使得魏国大乱。
十五、齐威图强
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
齐威王来朝见周天子，此时周王室衰微，诸侯都不来朝见，而只有齐国来朝见，于是天下都赞美齐王，不过这个时候齐威王还没有称王，还只是齐侯。而颇为讽刺的是，就是这个朝拜周天子的齐侯却在后来率先和魏侯一起称王和周王并驾齐驱，成为中原王朝首先称王的两个诸侯国。
齐威王在战国时期也算得上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继位之初正是田齐衰微，三晋强大的时候。三晋不停地出兵侵扰齐国边境，而齐威王也想像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一样，先韬光养晦，等到时机成熟再一鸣惊人。齐国看似日渐衰微，但实际上齐威王一直在找寻治国的良方。到了齐威王九年，他终于做到了一飞冲天，一举奠定了齐国作为战国中期大国的地位。以下这件事就是齐威王一鸣惊人的开始。
这一年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说：“自从先生您担任即墨大夫以来，毁言日至。但是我亲自派人去即墨考察，发现即墨地区田地开辟，人民富足，官吏无事，整个齐国东部都获得安宁，这是因为您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的原因啊。”于是给了他万户的俸禄。
齐威王又召见了阿地的大夫，说：“自从你去阿地镇守，我满耳朵听到的都是对你的赞美。但是我派人去阿地视察，那里田野荒芜、人民贫困。之前赵国进攻鄄城，你不派兵营救；连小小的卫国进攻我们薛陵，你也不去支援。对你的赞美都是因为你重金贿赂我身边的人，让他们进献虚假之言。”
当天，齐威王就烹杀了阿地的大夫，并且捎带着把自己身边曾经赞美过阿地大夫的内臣官宦们也都一起煮了。于是群臣悚惧，不敢再弄虚作假，都力求实事求是，于是齐国大治，始强于天下。
这个故事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道理也很浅显，对于管理者来说很多时候听到或者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的真相，真相需要自己去分析、体验、观察。一旦找到好的机会，就要给手下所有的人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不再敢弄虚作假。
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周烈王去世，他的弟弟姬扁继位，是为周显王。
之前说到魏国因为两位公子争夺国君之位而大乱，魏大夫王错出逃，投奔韩国。
韩国大夫韩颀跟韩懿侯说：“魏国大乱，可以借机进攻。”
于是韩懿侯和赵成侯一起合兵攻打魏国，在浊泽大破魏军，包围了魏都。但是颇为搞笑的是，魏都还没有被打下来，韩、赵两家因为分赃的事情就吵了起来。
赵成侯说：“我们应该杀了魏罃，然后立公中缓，让魏国割地然后退兵，这对我们两国来说是最有利的。”
韩懿侯说：“不可，杀魏军是暴，割地退兵是贪。不如把魏国一分为二，一个给魏罃，一个给公中缓。魏国一分为二，国力就不会超过宋、卫，我们将永远不用担心魏国的威胁了。”
应该说这两个方案都算合理，不管实施哪个方案，可以说战国的整个走势都要被改写，但是韩、赵二国却互相不买账。韩懿侯很不爽，半夜就退兵了，赵成侯没有办法也只能退兵。于是国内就杀了公中缓，立魏罃为国君，是为魏惠王，也就是《孟子》书中一直提到的梁惠王。
司马光在这里引用了太史公司马迁的评价：魏惠王之所以侥幸没有被杀，魏国没有被分割，仅仅是因为韩、赵两国意见不合而已。如果随便采用哪一家的计划，那么魏国必然被瓜分，魏国也要灭亡。所以说，君主去世，如果没有立合适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被击破。
《资治通鉴》的第一卷就分享到这里，第一卷也是全书接近300卷中最精华、最有价值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体会。如果对于管理之道感兴趣的朋友，只需要看前十卷也就差不多了，基本道理就都在里面了。如果对整个中国历史、政治、外交、军事的脉络感兴趣的朋友，孤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