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出于需要，找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找一个有钱的人做国王倒不是难事。波拿巴是前一种人的例子，伊土比德伊土比德，墨西哥将军，1821年称帝。是后一种人的例子。
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都能够成为王族的世系的。形成这样的世系，非经几个世纪的起伏磨练，形成王者的皱纹不可，非有点光荣的家族史不可。
假使我们以那些“政治家”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坚持我们自己的所有观点——革命之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这位国王最好应当具备何种条件呢？第一，他可以是，并且最好就是革命的，或者说，他曾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在那里面插过一手；其次，这是退一步的说法，只要他参加了革命，却不必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必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长剑。
一个王族的后裔最好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换句话说，他应与革命者保持一定距离，这不是说行动上，而是说思想上。过去，他曾起过作用，留有痕迹；未来，他将有所行动，引起人们的好感。
这一切也使人明白了，早期的革命为什么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必须选择一个家族，要找不伦瑞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印度有一种榕树，它的枝条会垂到地面，这些枝条接触地表后便能够在土里生根，并且自己长成一棵新树。每一根树枝几乎都能成为一个王朝。人类的王室也会同这种榕树的王室一样，不同的是，榕树的枝条要向大地低头，而王族只要倾向于人民便可。
这就是那些权势者的全部理论。
他们还有实践这些理论的伟大艺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掺杂上某些惊叹灾难的声音，以便使胜利者因激动发抖的同时也因灾难而发颤；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点恐怖气氛；尽可能地把弯路拉长，尽可能地把步伐放慢；冲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曙光；对民众的热情指手画脚，加以遏制；削平革命的尖角和利爪；谁欢呼胜利，就往谁的嘴里塞棉花；给人权着装，让它的衣服龙钟肥厚；同时也给包裹，让魁伟高大的人民躺在法兰绒里，赶快去睡大觉；对于过分健康者，强令忌口；对于钢铁硬汉，让他接受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使革命队伍分化瓦解；谁想得远，便诊定他害了“远大理想病”，让他喝掺了甘草水的蜜酒；绞尽脑汁，防止成功过分，即为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1830年搬用了16881688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年英国使用过的那一套。1830，是一次在半山腰停止了的革命。半吊子的进步；差不离儿的人权。可逻辑只承认绝对，并不承认这半吊子，也不承认这差不厘儿。不能因为太阳与蜡烛都发光，蜡烛便成了太阳。
那么，使历次革命都停留在半山腰的，到底是谁呢？
资产阶级。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这个阶级代表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昨天饿着，今天饱了，明天将发胀。
1814年拿破仑下台以后出现的情况，1830年查理十世上台之后又重现了。
资产阶级被人们错误地当成了一个阶级，其实，他们只是人民中间利益得到了满足的那个阶层。现在，这个阶层有时间坐下来了。一张椅子无法构成一个社会等级。
由于他们过早地坐了下来，他们进而要求人类停止前进。这一点是资产阶级犯下的历史错误。阻止了社会的进步，显示了利己主义的痕迹。说它不是一个阶级并不是由于它犯了这样的错误。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等级的分界线。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利己主义来说，也应当是如此的；1830年的震动过后，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既不是由无所谓和懒惰所构成、包含一点羞愧心情的那样一种局面，也不是沉沉入梦暂忘一切的那种睡眠状态。他们要求的是：立定。
立定这个词儿，含有一种奇特而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对于行进中的部队来说它有动的含义，对于驻扎中的部队来说它有停的含义。
立定，是在休整力量，是手持武器警觉着的休息，是布置哨兵进行防卫的行为。立定，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在继续，明天的战斗即将开始。
这是从1830年到1848年的中间站。
我们在此所说的战斗，也可以称之为进步。
因此，无论资产阶级也好，政治家们也好，都必须站出一个人来，发布这个命令：立定。需要这样一个人，他既要代表革命又要代表稳定，换句话说，他要有本领调和过去和未来，巩固现在。
这样一个人在那里“明摆着”。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二一人”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在巴德市举行的加冕典礼。以往，加冕典礼总是在兰斯的天主教堂举行的。主持人宣称，受冕人为“最佳之共和国”。
就这样，半王位代替了全王位。这便是“1830年的业绩”。
权势者大功告成了。但随后，他们的灵丹妙药的大毛病也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无视绝对人权的情况下发生的。绝对人权忍无可忍，大喊一声：“我抗议！”随后，可怕的现象发生了，它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
三路易·菲力浦
一切革命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双手，决定果敢，打得出色，即使算不上彻底，甚至蜕化、变形，降到了幼稚的阶段，像1830年的革命那样，但是，她总会保住足够的天赋明哲，不至于走投无路。
革命只会遭受挫折，但决不会失败。
无可讳言，革命会犯错误，并且已经犯过严重错误。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一谈1830。1830走上了歧路。但走上那歧路之后，它碰上了好运。在革命突然中止以后建立所谓秩序的措施中，有一条碰巧很有意义，即国王在王室中应出类拔萃。路易-菲力浦是个难得的人。
固然，路易-菲力浦的父亲在历史上地位并不显赫，并且当受谴责。但他本人却值得敬重。他的私生活无可厚非，既有全部私德，公德上也可列出几项。他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前途，关心自己的安全，关心自己的事业，爱惜每一分钟——当然却不一定认识一年的价值。他节俭、温和、善良，又很能干，是位好好先生和好亲王。与妻子共居一室，还专有仆从负责引导绅商们去参观他们夫妇的卧室（当时的风尚是，王室夸耀淫乱，无疑，向外界展示自己严肃的家规，是大有好处的）。他精通、能讲欧洲任何一种语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懂得代表各阶层利益的语言。他是“中等阶级”可钦可佩的代言人，而且又超越了它，从所有各方面讲，都比这个阶级更显得伟大。尽管他尊重自己的血统，但自身又聪敏过人，特别重视个人的真实价值。在宗枝问题上，他显得尤其出色，他宣称自己属于奥尔良系，而不属于波旁系；当自己是一个尊贵的亲王殿下的时候，他俨然以直系亲王自居，而一旦成了国王陛下，却又以一个诚实的平民身份处世了。公众面前，不拘形迹；亲朋相处，平易近人。不少人说他吝啬，但以何为证？他可以豪情大发，挥霍无度，但他没有那样干，却是使用有制，节俭持家。他文学造诣很深，但语言朴实无华；为人倜傥，但不风流。沉静安详，但又坚强。受家人和族人爱戴，谈吐极有吸引力。知过能改，内心冷淡，服从眼前利益，事必躬亲；不报旧怨，也不报德；善于利用庸才无情地削弱雄才，利用议会多数挫败对王权的责难。爱说心里话，有时说得不谨慎，而这种不谨慎却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不谨慎之中见高明。善于随机应变，富于面部表情，长于装腔作势。他用欧洲来恫吓法国，同时又用法国来恫吓欧洲。无可怀疑，他爱国，也爱家。在他的眼里，治理重于权力，权力高于尊严。有了这种性格，要想事事办成，那是不利的。因为成事允许耍花招，且不排除卑劣手段。但这种性格也有它的长处，它和缓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避免了国家分裂，减缓了社会灾难。精细，精确，警觉，机敏，操劳；有时自我矛盾，继又自我纠正。在安科纳，毫不畏惧地抗拒奥地利，在西班牙，与英国顽强对抗，炮击安特卫普，向卜利查卜利查（1796-1883），英国传教士，他塔希提岛财产的被毁引起了1843年的英法冲突。做赔偿。发自内心地歌唱《马赛曲》，不知颓丧疲劳为何物。景仰美好，热爱理想，有大无畏的气概。乌托邦，幻想，激愤，虚荣，恐惧，这一切个人奋斗的形式在他身上统统有所表露。瓦尔米式的将军，热马普式的士兵，八次遭暗杀，八次脱险。一向笑容满面，榴弹兵不比他勇敢，思想家不比他坚强。为动荡的欧洲担忧，对自己的事业从不放松。不在政治上冒险，但随时准备牺牲生命。意图总是用权势遮盖着，让人把他当成是一个英才而不是一个国王。他长于观察而不喜欢揣度，不重人之才智，但有知人之明。明快锐利的感觉，重视实利的智力，能言善辩，强记过人；不断地凭这些记忆作断事的材料，这是他惟一像恺撒、像亚历山大、像拿破仑的地方。知道实际情况、细枝末节、具体日期和名字；对于趋向、情绪、群众的天才、内心的憧憬、灵魂隐秘的躁动，一句话，对于一切良知良能的无形的活动，他全无觉察。为法兰西上层所接受，但和下层却难得一致。擅长权术，管得多，治得差，自己当自己的内阁大臣，在用区区小事阻挡思想的洪流方面做得出色。在文化、秩序和组织方面具有真正的创造力，但充斥着说不尽的法律程序和繁文缛节。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和享有人，有时可比查理大帝，有时又像个书吏，总而言之，一个高明的、新颖的形象，一个能在法国群情惶惑的情势下建立政权并在整个欧洲心怀嫉妒的情势下巩固权势的亲王。这路易-菲力浦将被归入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之列。进一步，如果他多少爱慕荣誉，如果对伟大事物和对实用事物抱有相同的热情，那么，他就完全会跻身历史赫赫有名的统治者之列了。
他英俊潇洒，年事已高，风采不减当年。他不一定受到全国人的称赞，却得到了一般平民百姓的好感。他是善于讨人喜欢的，具有一种天└场—魅力。他缺乏威仪，虽为国王，但不戴王冕；虽为老人，但无白发。他的音容笑貌是旧时代的，他的风化习俗却是新时代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正好适合1830年的需要。路易-菲力浦代表一个时期——王权占统治地位的过渡时期。他保持着旧的发音和写法，来为新的思潮服务。他爱波兰和匈牙利，但总是把波兰写成Polonis，把匈牙利读成hongrais。正确的拼法应为polonais和hongrois。他身穿国民自卫军制服，像查理十世；佩带一条荣誉勋章的勋标，宛若拿破仑。
他很少去礼拜堂，从不狩猎，绝对不进歌剧院。他绝不会受到圣器室管理员、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这与他在资产阶级中的声望是息息相关的。他没有侍臣。出门时，腋下常夹把雨伞，这雨伞成了他头顶上的光轮。他懂点泥瓦工艺，也懂点园艺，还略通医道，身上总揣着一把手术刀，一次，有个车夫从马背上摔下来，他当即给他做了手术。他带手术刀，与亨利三世身上总揣着匕首有些类似。保王派总是嘲笑这位国王，笑他是第一个用放血来治病的君主。
对历史上的路易-菲力浦进行指责时，不可忘记保留这样一条原则。这种指责，有针对王权的，有针对王政的，也有针对国王本人的。三笔账，应各记各的。废除民主权利，把进步的利益置于次要地位，暴力平息市民的抗议，武装镇压人民的起义，用刺刀戮灭街头的骚乱，血洗特兰斯诺南街1834年4月14日，政府军曾在这里大肆屠杀起义人民。设立军事委员会，法定的国家吞并实在的国家，政府和30万特权人物对半分账，所有这一切，都是王权干的；拒绝比利时，学着英国对待印度的样子，野蛮重于文明，征服阿尔及利亚；背弃阿布德-艾尔-喀德阿布德·艾尔·喀德，1832年至1847年反对法国侵略者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领袖。收买白莱伊、德茨，向卜利查做赔偿，所有这一切，都是王政干的；家政重于国政，这才是国王的专利。
这样地清账之后，国王的负担便减下来。
他最大的错误在于：在代表法国时，他过于谦逊。
这错误是如何酿成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路易-菲力浦对待国家像对待一个家庭一样，把一个国王的职责演变成了一个父亲的权力。人们希望把一个家庭演化成一个朝代，而他却畏首畏尾，不敢有所作为。这样，法兰西，这个具有七月十四日民权传统和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便厌烦起来。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略下作为第一位的应当最先履行的那些公务不谈，那么，路易——菲力浦对家庭的情况倒是与他对家庭的深切关怀相称的。那一家人，德才兼备，可敬可佩。路易-菲力浦的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她的族名送入了艺术之苑，正如查理·德·奥尔良把自己的族名送入了诗歌的象牙之塔。玛丽·德·奥尔良感情充沛地塑造了一尊贞德的石像。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受到了梅特涅的称赞。这位普鲁士政治家曾对这两位太子说了这样一两句带蛊惑性的恭维话：“两个不可多得的青年，也是两个不可多得的王子。”
我们不加不减，实实在在地记录了路易——菲力浦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