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敬会的规章严厉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使那些有进修院愿望的人却步不前，致使会中后继无人。到1845年，担任杂务的修女勉强还可以找到几个，至于唱诗的修女，却一个也找不到了。40年前，修女的人数勉强凑够100人。15年前，便只有28个人了。今天还有多少呢？1847年，院长是个年轻人，还不到40岁，这说明选择的范围缩小了。人数减少，负担增加，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便日渐繁重起来。当时，大家已经预见到，不久，她们就会只剩下十来个人了。这少数的几个人，将躬背弯腰，扛起圣伯努瓦的那套沉重的教规担子。无论人多还是人少，那教规却是一成不变的。它狠命地压迫着会中的修女，直到她们死亡。在本书作者还住在巴黎时，那里死了两个。一个25岁，一个23岁。这后面的一个可以像朱利亚·阿尔比尼拉所说的那样：“我葬在这里，享年23岁。”正是由于修院萧条了，才不得不放弃教养小姑娘们的那副担子。
如果我们有机会从那所不寻常的、无人知晓内情的黑院子门前经过，我们便不能不拐进去看一看，不能不引导听我们叙述冉阿让伤心史的人的思路，让它同我们一同进去走走。这样做也许是有益的。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这个拥有古老习惯的团体，我们今天的人是无法理解那些古老习惯的。那是个封闭的园子，犹如禁宫。对那奇特的场所，我们已经谈得相当详细。我们这样做时，是心怀恭敬的，至少是在把详细和恭敬协调起来谈这些事的。对那些事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懂，因此，我们不可能对一切都持否定态度。约瑟夫·德·梅斯特尔高唱颂歌，连刽子手也成为他歌颂的对象；伏尔泰则嬉笑怒骂，连耶稣受难像也不放过。我们则在他们二位之间，持骑墙态度。
顺便说一下，伏尔泰缺乏逻辑，他很可能用为卡拉斯卡拉斯，18世纪法国一位商人，有人诬告他不让其子脱离新教而将儿子杀害而被判处轮刑。三年后，伏尔泰为他申雪，追判无罪。辩护的态度来为耶稣辩护。对那些从根本上否定神的化身的人，耶稣受难像又有什么价值呢？那受难者充其量是一个被害的哲人而已。
19世纪的时候，宗教的观念出现危机。人们遗忘了某些事物，这是好的现象。忘记的同时会学到一些别的东西。人是不可能让自己有空虚感的，某些破坏行动在所难免，行动在进行；破坏之中有建设，这是有益的。
这期间，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那些不复存在的东西上，研究这些东西也是有意义的，至少，认识它们可以避免它们。人们对复古常以一个新词誉之，那就是维新。其实，维新是还魂鬼，无论它以多么新的面目出现。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提防陷阱。“古”有一副真面貌，那就是过分的迷恋，也有一副假面具，那就是伪善。我们必须先撕掉它的假面具，揭露它的真面目。
至于修院，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说它是个文化问题——可文化在谴责它；说它是个自由问题——自由倒庇护着它。
七、题外话
一抽象意义上的修院
本书是一个悲剧，主要角色是无极。
人是次要角色。
既然如此，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修院便该立刻进入。什么原因？因为修院古今都存在，而且不但西方有，东方也有；不但基督教有，异教，儒教、伊斯兰教等也都有。它是人观察无极的测光仪。
这里不是过分发挥某些思想的场所，我们应当这样说，每当我们遇见无极存在于心中时，无论我们对它的理解程度如何不同，无论我们如何绝对地坚持我们的保留、容忍，甚至愤慨态度，但是，我们总会对它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等等，这些地方都有两重性，既有我们所唾弃的丑恶的一面，又有值得我们崇敬的卓绝一面。见到它们，会有何等的精神静思，会有何等无限的冥想啊！这些人间墙壁乃是上帝光辉的反照。
二历史意义上的修院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性和真理的角度看，僧侣制度都是罪恶的。
一个国家如果修院泛滥，它便成为社会的累赘，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为人类懒惰的大本营。修道团体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正如寄生物对于檞树，肿瘤对于人体。它们的兴盛和肥壮正是国家的穷困和贫瘠。僧侣制度对早期文化曾是有益的，可以减少精神方面的强暴习气，但待到人们的精神饱满之时，它的存在却是有害了。当它衰败之时，当它走向腐化之后，层出不穷的事例表明，它纯洁时期一切有益的东西都将成为消极有害的东西。
修院制度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修院对现代文化的初步形成有用处，可到了现代文化的成长阶段，修院则妨碍了它，毒害了它的发展。从组织和教育人的方式来观察，10世纪修院是好的，15世纪开始出了问题，19世纪却已令人厌恶。在许多世纪中，意大利和西班牙一个曾是欧洲的光辉，另一个曾是欧洲的荣耀，但僧侣制度像麻风病那样侵入那两个灿烂的国家的骨髓之后，到我们这个时代，那两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多亏1789年那次健康而有力的治疗才开始康复。
古代的女修院，本世纪初还继续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存在。那种修院，确是黑暗的中世纪的真实写照。这种修院，是各种恐怖的集中点。地道的天主教修院是充满死亡黑光的魔窟。
要论阴惨，当属西班牙的修院。在那里，高大的教堂随处可见，祭台像座座宝塔朝着昏暗的高空延伸，圆拱被烟雾笼罩着，穹隆黑影重重。无数高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像挂在一条条铁链之上。不少受难像是由象牙雕成的，基督赤裸着魁伟的身躯，被摆放在乌木架上。不少像看起来既富丽又丑恶：血肉模糊的躯体，白骨从肘端露出，髌骨也暴露在皮肤之外，伤口鲜血淋淋，头上是一顶白银荆棘冠。这些基督被用金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额头上滴下的血珠由串串红宝石做成，泪珠由金刚石做成。看上去，那金刚钻和红宝石都像是湿润的。一些妇女戴着面纱，腰肢被毡毛内衣和铁针制成的鞭子弄得鳞伤遍布，两个乳房被柳条网束得紧紧的，膝头由于跪式祈祷而皮破血流。她们伏在雕像下的黑暗中哭泣着。这些凡妇以神妻自居，以天女自比。她们有所思吗？没有。她们有所求吗？没有。她们有所爱吗？没有。她们是活人吗？不是。她们的肋已僵硬成骨，她们的骨已僵硬成石。面纱由夜神编织。面纱之下的呼吸好像是死人的悲惨气息。修院的女院长，一个恶鬼，它通过吓唬，使她们变得圣洁。圣洁，便是如此不堪入目！可这是西班牙古老修院的真相。那纯粹是残忍的苦行窟，是处女们的火坑，残暴的场所。
西班牙的天主教与罗马的天主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西班牙修院极具东方情趣，是天主教修院的典型。大主教，天国的宦官头目，他设下重围，守护着留给上帝的后宫。修女即为宫妃，神甫即为太监。信女们慕慕怨怨，梦中被选，受到宠幸。夜里，那赤裸裸的美少年走下十字架，静室之内，心醉神迷。那信女们眼中的基督，便是苏丹嫔妃眼中的苏丹，她们并不觉得，自己被重重的高墙包围了起来，再也享受不到半点人生的乐趣，连朝墙外看一眼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地牢”代替了革袋。东方抛到海里去的，西方丢在了地上。两地的妇女都一样曲肘望天，一边是波涛，一边是黄土，这里水淹，那边土掩，无独有偶，惨绝人寰。
到今天，那些厚古的人们，因为对那些事实无法否定，只得一笑了之。而另外一些人则不以此为满足，于是，一种奇特而方便的方法盛行起来：抹杀历史的揭示，掩盖哲学的批判，删除一切折磨人的事件和所有阴晦的问题。精明者说：“这是耸人听闻的伎俩。”笨拙的跟着说：“统统是耸人听闻。”于是，卢梭变成了耸人听闻的人，伏尔泰在卡拉斯、拉巴尔拉巴尔，18世纪法国一位世家子弟，由于折断了一个耶稣受难像被判处斩首，斩首后又被焚尸。和西尔旺西尔旺，18世纪一位法国新教徒，由于不许女儿信天主教被判处死刑。死后五年，伏尔泰代为申诉，追判无罪。的问题上也变成了耸人听闻的人。我不知道，最近是谁有所发明，说塔西佗是个耸人听闻的人，而罗马帝国暴君尼禄则成了一个被中伤者，并且，我们肯定还应当同情那位“可怜的奥勒非奥勒非，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大将，进犯犹太时为一犹太美女诱杀。”
事实可不是能够轻易抹杀的。本书作者曾到过维莱修道院，它离布鲁塞尔八法里，是中世纪一个活生生的缩影。在那里，他亲眼见到了旷野中那个修院遗址上的土牢洞。在迪尔河旁，他还亲眼见到了四个一半在地下一半在水下的石砌地牢。这种地牢被人称作“地下室”。每一个“地下室”都还残存下一扇铁门、一个粪坑和一个装了铁条的通风洞。那“地下室”，墙外高出河面两法尺，墙内离地面却有六法尺。四法尺深的河水在墙外流过去。“地下室”终年潮湿。被关在“地下室”的人只能呆在潮湿的地上。在那些“地下室”中，有一个还留着一段固定在石壁里的颈镣；另外一个，有用四块花岗石砌成的石匣子，长不能躺，高不能站，可当年这里却关着人，上面还有一块石板。这是确凿的事实，看得见，摸得着。那些“地下室”，那些单人囚室，那铁门斗，那颈镣，那开得高高的、却让河水齐着洞口流过的通风洞，那带花岗石盖子的石板匣子，那不埋死人单埋活人的坟墓，那种泥泞的地面，那种浸水的墙壁，这些东西难道也是耸人听闻吗？
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尊重过去
僧侣制度，像西班牙和西藏存在的那种僧侣制度，是扼杀文化的一种痨病。说干脆一点，它在扼杀生命。说简单一点，它在消灭人丁。进入修院，等于受了宫刑。它在欧洲已成灾难。此外，还存在无时无刻不借信仰而行施的残暴手段，言不由衷的志愿，以修院为支柱的封建势力，人口过多家庭的长子出家的宗子制，我们刚才谈过的那种种残暴行为——“地牢”，被封闭的嘴，被禁锢的头脑，被磨灭的智慧，被活埋的灵魂。除了民族的堕落以外，还得加上个人的苦难，无论你是谁，在僧衣和面纱(人类发明的两种装殓死人的服饰)面前，你总免不了不寒而栗。
但是，在某些地方，出家修道的风气无视哲学和进步，竟然盛行于19世纪。更奇怪的是，苦修之风竟有愈演愈烈之势，令文明世界为之震惊。一些团体过了时，却想永远存在下去，那种倔强的劲头儿，那种所谓的仁爱，无异于要人把哈喇了的头油抹在头发上，要人把发臭的鱼吃到肚子里去，要大人穿小孩子的衣服，像回到家的僵尸要和活人拥抱。
“你这忘恩负义之辈！我在风雨中保护过你。现在你为什么抛弃我？”这是衣服的观点。
“我出身于大海。”那臭鱼是这样认识问题的。
“我是从玫瑰花里来的。”那哈喇了的头油也不服气。
“我爱过你们。”僵尸这样说。
“我给你们以教诲。”修院也不放过你。
对此，我们惟一的回答就是：那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
梦想让死亡的东西无休止地存在下去，并采用以香料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来管理社会，对腐朽的教条加以修订，在法宝箱上再涂上一层金粉，把修院修缮一新，重新净化圣器匣，补缀迷信露出的破绽，鼓动信仰狂，替圣水瓶和马刀重新装柄，再建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把寄生虫的繁殖也看成社会的幸福，把过去强加于现在，那一切，好像甚为奇怪。可社会上却有一大批乐此不疲者。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自有一套过人的本领，把过去的一切加以粉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老、古代法度、神圣传统、合法地位、宗教……于是，逢人便喊：“瞧啊！这些东西多好！快快接受吧，诚实的人们！”那种逻辑在很早的时候便已存在。罗马的祭司们就用了这种逻辑。他们把石膏粉涂在黑牛的身上，便说：“你已经白了。”
至于我们，我们是处处都心怀敬意的，不与过去过不去，只要它认定自己是死了。如果它要表示它还活着，那么，我们将把它置于死地，将它捏死。
迷信、过分虔诚、口是心非、成见，统统都是鬼物，但它们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的鬼影全都尖牙利爪，必须和它们肉搏，和它们斗个不停，因为和鬼魅进行永久性的斗争是人类的必然天性。要抓住鬼影的咽喉，把它打翻在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19世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法国修院就像阳光下的枭鸟窝。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时候，修院居然在革命发祥地大肆鼓吹出家修行，顿时出现了反时代的潮流，使罗马的幽灵横行于巴黎城域。在正常的年代里，只须念一念表示公元年代的数字，便足以制止一种过时的事物，使它销声匿迹。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正常。
我们必须战斗。
我们必须战斗，也必须区别对待。真理的本性是不走极端的。它也需要矫枉过正吗？有些东西是必须加以摧毁的，而有些东西只须拿到阳光下看清楚就行了。严肃而又和善的检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阳光明媚之时，我们是无须点燃火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