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那段时间，我常常会体会到那种如涌泉一般的哀伤，也许是正在吹着冷风，也许是看着天花板发呆。脑海里，一帧一帧的播放电影，所有的愤怒和愧疚都变成了极度的思念，好像人们都会毫无顾虑的离开我。
只是这样想着，便会流下眼泪。
炎炎夏日会炙干泪水，水蒸气氤氲成雾又化作魂灵，袅袅升空。
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会清晰的想起，姥姥在病床上呼吸一下都要很努力，用瘦弱却有力的手攥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做一个千古留名的人。”
眼泪会失控的落下来，因为每次想到，都觉得，眼下，我活着都如此艰辛，真的是要负了您。
我越来越少的离开我的房间，越来越少的与人交谈，但我会给长安发很多条消息，表明我现在糟糕的状况。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正常人，于是在每次同样的安慰以后，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适合你。”
我们也减少了见面，因为只要一见面，我感受到了他的体温，就会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我也没有力气去管长安今天和谁出去，明天找谁聊天了。
偶尔会得到妈妈的允许，坐着孙思缈的出租车，他很酷地按下“有客”，并在每一个对他招手的人民币轻按喇叭，潇洒离开。
县城挨着山，靠着河。
大自然永远比人类伟大，花草芬芳让人忘记了疼。
孙思缈抓着我的胳膊劝我不要自残，骂我是傻逼，然后我们一起坐在草地上抽烟喝酒。那是一种很自由的状态，并不是说因为一个不去上学，一个不去工作而欢愉，人类放弃劳动是会感到罪恶的，那种自由是平等的和纯粹的。
我不是小孩，他不是大人，我不是初中生，他不是出租车司机，我们都是单独的个体，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后来，我变得世俗，就再也没遇到过这样的友谊。
成绩和未来在人生中占据主导，我已经很久没有碰篮球和画笔。
老师会站在讲台上，看着这些表面上天真无邪，实际上各怀心思的稚嫩面孔，严肃又期待的说：“你们即将面临人生中第一个关键时刻。”
他要我们把握住自己的人生，也想把握住他的升职加薪。
初三的班主任曾担任过初二时期的年级主任，我和长安被在他的黑名单里，他会用嘲笑的神情看着我们，然后说：“不要慌张”，最后通报批评。
他教化学，课堂生动幽默，叫人回答问题时会亲切的喊同学的名字，比如，他会叫我“小良”。
这让我尴尬到手脚蜷缩。
难以集中注意力会让时间变得更加难熬。曾经我的脑海里有山川湖海，现在却只剩下一团风滚草，随着无论那一阵风，混沌便越滚越大。
班主任将我和长安分开坐，高个子理应去后排，他分配到了一个学习好的女孩子做同桌，从那以后，除了每天的张牙舞爪的欢愉，就是认真的和她讨论问题。
我坐在他的直前方的正数第二排，老师每次安排讨论问题时，我都回过头和后桌讨论，为的就是能像之前那样看着他。他的目光偶尔会落到我的身上，他又开始认真学习，他在把握人生的关键。
如果那个时候的我能再多一点点正常该有多好，我也会这样的随着大部队前进，只可惜，我不过是庞大的水牛群迁徙中被猛兽吃掉的那个，不会有任何一只其他的水牛停下脚步，残酷和冷漠总是无师自通，因为耳濡目染。
我把所有长安的为了防止和我一样堕落的自救行动变成了小女生的妒忌、猜疑、心痛和失望，苦涩的根扎进土壤里，生长出枝桠，顺着我的身体蔓延，长出的叶子上写满了哀怨。日趋逼近的中考让所有人焦躁不安，同学互相抱怨来缓解压力、父母满心期待最后失望谩骂、亲戚们看似关心的冷嘲热讽、老师肉眼可见的“保驾护航”着优秀的孩子。
他们都看着可怜巴巴的我，偶尔会有人提起一句：“你别这么矫情了，能不能阳光点。”
于是，我很非主流的想起了那句：“总有人说你变了，却不问你经历了什么。”
女孩的安全感都是别人给的，她们之所以成长为女人，就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能完全守护她不堪一击的自尊，等到期待都消失殆尽，她没办法轻易的爱上、甚至喜欢任何人，因为她最爱自己，她要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以便于在这个世界继续生存。
很明显，那个时候的我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我只会一遍一遍的问：“长安，你爱我吗？”
这仿佛是我能撑下去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会这样说：“嗯...当然...”
“我爱你。”
他的眼神里充满着怜悯和责任，学着像一个男人一样张开手臂给予温暖，嘴巴却好像被什么东西黏住，支吾不出话来。
眼泪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空气也会随着静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