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母亲会将看病时间安排在上午，以便剩下的时间她还能安排其他的事情。她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即使在她“感觉不妙”的时候。而我则不修边幅，为了不迟到，我经常起床就去打车，胡子来不及刮，牛仔裤依旧是昨天穿的那条，旧毛衣是从衣柜最外面拿的。母亲从来不关注我这些问题，但要是父亲看见了则会说：“孩子，昨晚玩得太晚了吧？”父亲很讲究穿着，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常常佩戴精致的领结。
要怎样描述母亲的相貌呢？她高约1.64米，一头灰发，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她喜欢晒太阳，肤色却依旧白皙，年轻时皮肤比雪还要白，年纪大了才开始长斑。有人形容母亲的目光像小鸟一样，她用深邃的目光静静地看着你说话。她坐姿端正，如果是在家中，会双脚交叉；如果是和别人用餐或者开会，她说话时上身会微微前倾。大家常称赞母亲的眼睛充满活力，闪烁着光芒，令人很容易就被她的笑容吸引。母亲脸上也常常带着笑容，当有高兴的事发生，她便笑得更加灿烂。虽然在她眼睛下面已有皱纹出现，脸上的笑容却从未减少。
在母亲生病前，有时她会觉得自己需要减肥，但她并不痴迷。她食量不大，最喜欢吃沙拉和酸奶。她从不暴饮暴食，在我认识的人中，她是少有的有自控力的人。就算她好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给她一整碗杏仁，她也只吃一颗。在我们的成长阶段，她会做一些家常菜给我们吃，有炖肉、炸猪排、撒了碎土豆粒的焗烤鲔鱼面（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食品），还有我最爱的柠檬酥皮派，我一口气能吃下特别大的一块。而不论吃什么好吃的，我们都必须和大家分享，否则母亲会进行再分配，将其中最小的一份分给喜欢独自享用的孩子。
对于我们已有的东西，母亲也强制我们必须共享。父亲则像个独裁者，如果发现有玩具没有摆好，他会马上把它扔进垃圾箱里。就像母亲教育我们“人的价值高于物质”，父亲则教育我们“整洁第一”。
我六岁多时有很多毛绒玩具，我非常喜欢，跟它们开心地玩耍，每次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而玩具太多也有坏处。我的固执个性从小就能看出端倪。如果我没有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玩具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半夜常常惊醒，责怪自己白天和考拉玩耍了太长时间而忽略了陪我时间最长的泰迪熊或狐狸贝瑟，后来我发誓以后要做一个更有责任感的人，能够更好、更公平、更仁慈地对待我的玩具们。玩具海龟是最不容易被我忽视的，因为在我每次起床或者上床睡觉的时候都会踢到它。它虽然形状扁平，却是我那些毛绒玩具里最大的，像百岁大海龟那么大。
有时，会有亲戚接我去他家住一星期。我兴奋不已，自己收拾行装，并为带哪些玩具一起去考虑很久。作为对过去不公平的补偿，我会带上那几个比较小且平时最易被忽略的玩具去。
有一次旅行回来，我的大海龟不见了。我四处寻找未果，最后开始对母亲哭闹。
“大海龟呢？我的大海龟不见了！”
“哦，亲爱的。实在抱歉。你不在的时候，大海龟死了。”母亲说。
我记不清因为大海龟伤心了多久，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知道毛绒玩具并不会像人一样死去。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想，如果那是一只真海龟的话，也许现在还活着吧。
2007年11月初，在我陪母亲坐在化疗室等待治疗的时候，这个想法浮上心头，我忍不住问她是否依然记得海龟之死。她说还记得。
“妈妈，我一直对你和一个六岁的孩子说他的毛绒玩具死了感到不可思议，你为什么这样说呢？而且，那只海龟到底怎么样了？”
“那时我有一个学生正在为孤儿院募集玩具，我就把你的海龟捐给她了，因为毛绒玩具你有太多了。我没想后果，也没去考虑怎么和你解释。当你问我的时候，我顺口就说了。”
“你是想教导我不要过于执着吗？”
“很抱歉，亲爱的，我当时只想到了那些孤儿，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尽管我告诉自己要想想那些孤儿多么可怜，但想到海龟玩具，我依然很伤心。
“我认为当时如果我知道真相的话一定会非常生你的气。”我对母亲说。
“我也非常生自己的气。”母亲说，“你现在还生我的气吗？”
“大概还有一点儿。”我说。然后我们都笑了。我真的还有点生气，但仅仅是一点儿。
十四岁时，我开开心心地去新罕布什尔州的圣保罗学校上学，抛下了大部分毛绒玩具。一年前我哥哥进入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学院就读。父亲对哈佛和剑桥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并且他和母亲都是纽约本地人，总想回到家乡。父母和妹妹妮娜开启了人生又一阶段，从剑桥搬回纽约住。父亲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音乐流行趋势很感兴趣，买下一家小型音乐会管理经纪公司。母亲想让妮娜去纽约的伯克利分校读书，那是她的母校。此外，母亲还确定不了她在曼哈顿能从事什么职业，在搬家前她做出了很艰难的决定，放弃了她钟爱的工作，而且她放弃的职位是终身的。不过，母亲很快就在道尔顿学校找到了一份升学咨询员的工作，后来又当了南丁格尔·贝姆福特高中的校长。
“从剑桥搬走，你感到难过吗？”我问她。
“难过，非常难过，不过我也渴望能回纽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即便在同一时间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最近母亲与一位哈佛的老朋友联系上了。后来他送给母亲两份礼物，改变了她的余生。第一份礼物是《每日的力量》，由玛丽·泰尔斯顿所著，1884年小布朗出版公司首次出版。这本小书已经略微破损，这位母亲哈佛的老朋友找到并送给了她。书的封套（如果它曾经有过封套的话）早就不见了，封面也褪色了。
母亲拿到的这本书是重印版，在1934年玛丽·泰尔斯顿去世后出版，马萨诸塞州的大主教威廉·劳伦斯为书作序，他对这本书进行了非常完美的阐释。他写道：
《每日的力量》出版后，五十年来我送了很多本给其他人；泰尔斯顿太太已经与世长辞，我为能有机会向年轻一代特别推荐这个纪念版本，感到非常荣幸。我了解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习惯和思想与上一代人都有很大区别，但也同样需要勇敢、信仰与激励。
这本书出版之后，帝国颠覆了，宗教理论改写了，又爆发了战争，生活品质也改变了，不过人类仍不失为人类，他们在痛苦时仍然深切渴望得到宽慰，依然强烈需要勇气。
假如你的朋友有灰心丧气、筋疲力尽、身体单薄、缺乏信仰等问题，请送给他一本《每日的力量》。如果他能花两分钟阅读，再用一分钟做祷告，那么他的一天便充满了力量。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将强大的物质资源与人类需求结合起来。玛丽·泰尔斯顿以对精神文学的热忱，洞察了人类的精神需求，并善于运用她分析决断的能力，将人的精神需求、永恒的真理与心灵相联系。在这本小书里，这个温和的女子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平和力量，激起了千万人的力量。
这是一本写给教徒看的书。每日一篇，会引用一两句《圣经》中的章节内容，其中大部分出自《新约》，还会加上一段跟所引章节相关的有宗教含义的诗句。此外，每页还会出现一两句引语，大部分具有神学意味，有时则没有。这本书写得言简意赅。就算慢慢看，一页用不上两分钟也能看完。
当我第一次看这本书时，感觉内容过于严肃、虚伪，且有些荒诞，而且内容过时了。我以为母亲根本看都不会看，没承想这本书却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或是在枕旁，或是在她的手提包里。她经常会去医院，因为发烧或化疗带来的麻烦，这本书必定会陪伴在她左右。母亲有许多刺绣书签，彩色的，她在某次访问孤儿院后带回来的。
这本书给了母亲一些安慰，它经过了多人之手才来到母亲手中，我想母亲比较喜欢它的原因就在于这一点。从它首次出版到现在一百多年了，这本智慧之书给了很多读者以慰藉，就像母亲手里的这本书在过去的七十三年里所做的那样。母亲出生于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它可能经常被翻阅，书页上还有其他主人留下的书签痕迹，后来又抽走了。这本书里保留了历届主人的希冀和畏惧，听起来是否很疯狂？
在书的头五页，尤其是讲死亡的部分，有人在部分文字下面画了线，如“我们只能拥有今日，因为昨日的我们已经死去，而明日的我们还未出生”（语出杰瑞米·泰勒），还有“明白了你的意思，即能洞察完美的公正；虽然知道你的力量是一切的根源”（出自《所罗门智慧》第十五章）。画线的人在之后就停笔了，也许他（她）已经过世了，但他（她）留下了的痕迹永不会消失。
不管这本书的主人出生还是死去，它并没有相随，它被流传了下来，除了书页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磨损、变黄、褪色，装订处也变松了，拿的时候需要倍加小心。而你能清楚地知道有人先于你读过你手里的这本书，时隔多年后，你也在读它。如果用投影仪把书中的句子投射出来，它们还会如此激励母亲吗？母亲觉得不会。
她枕边还有卡巴金的《多舛的生命》、伯尼·S.西格尔的《爱、药物以及奇迹》等书。上面的两本书在过去几十年在励志类畅销书榜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母亲很喜欢这两本书，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但《每日的力量》在母亲心里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这本书从基督教的角度给她以慰藉。
我不太确定，不过我猜测母亲对我没有信仰这件事感到很失望。母亲希望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她常说：“我希望你能像你哥哥、妹妹和我一样，从信仰里得到安慰。”她已经对父亲不抱希望了。父亲情愿和我们一起去教堂，但他感兴趣的不过是与《圣经》有关的笑话，他甚至还弄了个笔记本记录这些笑话。
“亚当出生于什么时间？”
生于夏娃之前。
“哪首圣诞颂歌里提到了查理·卓别林？”
《小伯利恒歌》，里面有一句“演默剧的明星已经远离”。
母亲不喜欢这样的笑话，尤其是当全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父亲大声地给我们讲这些笑话的时候，她会很生气。但是如果是礼拜结束后听到这些笑话，母亲也会控制不住笑出声来。不过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说这种笑话的。有一次，我编了《圣经》童书《斗鸡眼小熊葛菜利》中一个角色的笑话，母亲听到后对我大发脾气。
哥哥上的是主日学校，经常带着全家人去教堂；妹妹也加入了教会。在我们小时候，我和哥哥去寄宿学校之前，哥哥和妹妹都非常喜欢去哈佛的纪念教堂——母亲做礼拜的地方——上主日学。而我一直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执意不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实际上我性格温顺，很乐意按大人的吩咐去做事情，也从来不极力要求去任何地方，我唯独对主日学感到厌恶，无论怎样我都不去。
母亲思想非常开明，但也定下了一些规矩。用餐时，饭桌上准备的食物都必须吃（我们只能选择一种食物不吃，不管是谁做的、何时上的）；晚餐时要穿着得体的服装，直到离席前都要坐姿端正；收到礼物，当天就要写感谢信；每天自己整理床铺（这一点我们很难做到）；旅行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行李（我们通常是一脚踢开）；与别人交流时，眼睛要直视对方；成年人要称呼其“××先生”或“××女士”，我们被特别允许直接称呼他们名字的情况除外；还有我们要去主日学，学习《圣经》。最后一件事毫无商量的余地。
为了很快解决我不愿意去教堂的问题，母亲做出一项安排。她安排不同的朋友带我去一些教堂，它们的教派传统各不相同。以我必须去上主日学为前提条件，我可以自由选择去哪一所教会。这让我又困惑又激动，好比大一新生在开学第一周选择各种课程，想去试一下各个专业，想象着未来天差地别的人生。我选择了一个天主教教堂，那里有民谣歌手传道，当时感觉传道内容很像我每天在自由派学校听到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解放神学。我还很喜欢去贵格派的教会，虽然他们发放的家庭自制的果汁和饼干不太好吃，没法跟商店里卖的相比。照常理我应该选择普救派，因为它对不属于特定教会的人敞开大门，而我并没有选，我选了第一基督科学教会。一个在我家附近打零工的社区杂工带我去了这个教会。我估计母亲没想到我会去基督科学教会，她以为我最终会选择她的教会——哈佛的教会。但她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开，因为我也遵守她立的规矩。
基督科学教会的主日学氛围友好。饼干购自外面的甜品店，味道很棒，还供应用橘子粉冲泡的果汁（据说宇航员在太空喝的饮料里就有这种东西，但不知道真假）。在主日学上听了最重要的《圣经》故事，大概了解了基督科学派的原则，我认为很有道理。不过主日学的老师告诉孩子们，因为我们年纪还太小，不宜马上选择加入哪个教派，认真学习《圣经》故事就可以了。我喜欢独立的感觉。当时我了解到因为基督科学派有些非常特立独行的东西，许多人对基督科学派存疑。我听从母亲的意思，选择了教会，又与一群具有反叛思想的人密切交往，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认为母亲肯定非常吃惊，而如果我选择了她的教会，她也许会更吃惊。
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宗教都没有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在英国教会中学上学，每周必须去小教堂做五次礼拜。我喜欢小教堂，还有那里的管风琴音乐和建筑风格，而毕业后，我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去做同样的事了。周日早晨我想去的地方太多了，或者要睡懒觉，或者要看电视、看书，还可能约上朋友一起吃饭。我越来越厌恶的一点是，做礼拜时你必须要热情地与身边的人握手，祈祷他们平安。我做这些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个骗子。拥抱、亲吻、握手，这一切我都难以忍受。
母亲乐于对教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祈祷他们平安。《圣经》、传道还有祈祷时的音乐她也非常喜欢。最重要的是，她对耶稣是她的拯救者这一点深信不疑，也相信复活以及永生。她从信仰中得到无尽的愉悦和安慰，她希望我也能从中得到。
不久母亲就把读书会的主题引导到那些以基督信仰为主的书上。母亲最喜欢的书之一，是玛里琳·鲁宾逊于2005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基列家书》。1980年鲁宾逊出版过小说《管家》获得的好评如潮，之后将近二十五年都没有新作问世，直到《基列家书》出版。当时我是第一次看，而母亲已开始读第二遍了。
母亲对我说，她希望我读《基列家书》是因为书的内容以及对人物的生动描写，还因为故事发生地是20世纪50年代爱荷华州一个虚构的小镇基列。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她没说出来，就是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封即将去世的牧师写给他七岁儿子的信。但我猜母亲希望我读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母亲的信仰进行了完美的描述。母亲加入长老派，也是牧师最好的朋友，我们兄妹三人的受洗仪式以及她的婚礼都在公理会教堂举行。这位牧师在信中谈到几个问题：他的父亲与祖父（两人都是传教士）关系非常紧张；他怎样和孤独做斗争；对于是否要原谅好朋友（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感到困惑。这些故事指向了同一主题——基督教信仰，他也因此得以在七十七岁的年纪还能从容地对自己的死亡进行深思。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基督教徒在充满不公平与种族歧视的美国是怎样生活的，也对慈悲、信仰以及快乐生活有所描述。牧师最后为儿子做的祈祷虽简单却意义深远：“我祈祷，你能够成长为一个无畏的人，生活在一个无畏的国家。我祈祷你能够成为有用之材。”
母亲告诉我，她为我们兄妹三人所做的祈祷也一样。
母亲认为这本书如同教堂唱诗班的美妙音乐。她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喜欢上它。我也的确喜欢上了。母亲说再次读这本书时，好似在祈祷。
不管是否在教堂里，祈祷给予母亲的安慰都是巨大的。她和上帝进行对话，所有她爱的人、她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那些让她失望的人，甚至世界上的领袖，她都为他们祈祷。每当有人对母亲说“我会为你祈祷”时，母亲都会感到莫大的安慰。这并非陈词滥调，对母亲而言，当她得知人们为她祈祷时，她心中充满真实而深沉的感激。
《基列家书》中有一段文字母亲特别欣赏：“这很重要，是我祖父说给父亲听，父亲说给我听，我又说给很多人听的。当你遇见一个人，当你与他人有亟须解决的问题要处理，就把它当作必须处理的。你必须想清楚，上帝会让你于此时此地做什么。”
母亲说她常常思考这一问题，无论遇到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汽车司机还是新同事，都是如此。在她去医院做化疗，遇到相识的护士、医生，帮母亲安排门诊时间的女士，其他癌症病人和家属时，母亲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并不相同，因为遇到的每个人和每种情况都不尽相同。不过母亲说，《基列家书》让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会让你于此时此地做什么？”这会让我们明白，所有人的存在都不是单单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彼此。
母亲喜欢《基列家书》的叙事速度，它与教堂里做礼拜的速度相符，经过了精心设计、深思熟虑，且满含激情。这本书让母亲自己去思考，也让她能够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
有些作者不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详细地描写，如同房地产商的房屋明细单，作者认为是那些值得写的，就一定会写出来。要是房屋明细单上没有写“阳光灿烂”，那么这个公寓必定就像地狱似的黑暗；要是没有写“电梯”，那么必定就只有楼梯；要是没有写“干燥”，那么房间里必定湿得像小河淌水。这些作者无所不说，更对我的胃口，如狄更斯、撒克里、罗因顿·米斯特里（《微妙的平衡》的作者）。母亲喜欢那些给人留下想象空间的作者，因此她喜欢抽象艺术，而我对具象艺术情有独钟。
为了真正读懂《基列家书》，我大约试了六七次才成功。刚开始我无法靠文字在脑海里拼出丰富的画面。书中那些人物是什么模样？那间屋子是如何装饰的？我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作者全篇不用一个副词！但母亲不觉得这些没有提及的部分对她有什么影响，她无条件地接受，而且激情无限地、愉快地沉浸在阅读中。
我最喜欢这本书描写牧师好友的儿子那部分，写到他多年前做过的事以及他的近况。但当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时，母亲对这部分最不感兴趣。
我们终止了关于海龟的话题之后，母亲问道：“难道这本书没有令你想要信仰什么吗？”当时她正坐在椅子上准备做化疗。做化疗的人很多，我们已经等了半天了。
在《基列家书》一书中，牧师好友的儿子说自己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处在“完全不信”的状态。他说：“我甚至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样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将这句话指点给母亲看，并告诉她，这和我的观点非常相似：我也根本就不相信宗教。
“你也不愿意我在这个问题上撒谎，是吧？”我加上一句。
“别犯傻了。”母亲有点生气地说，“我最不想看见你对我说谎。不过如果你喜欢这本小说的故事内容，你也可以去教堂听听音乐，安静地待着，这也是一个可以与他人相处并思考的契机。”
我们对这个话题感到厌倦了，于是母亲决定换个话题。“上次我跟南茜相处得特别愉快。”她说。南茜是哥哥的妻子，上次是她来陪母亲做化疗的。“那个做第四期癌症病人调查的年轻社工拿着调查表又来了，她问了许多与信仰、教堂、家庭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拥有这些家人和朋友。之后她问我是否很痛苦，我真没觉得痛苦。虽然我身体会不舒服，时好时坏，但并不痛苦。我认为这不是她想听到的回答。”
“我觉得你想说的任何东西，她都想听到。”
“最后他们把我分到了控制组，那组没有心理咨询的问题，因此后面就没我什么事了。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到了该认真问问自己那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了。我希望你和你哥哥在下次扫描完见医生的时候，能陪在我身边。那时我们就能知道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如果无效，我们就会有些麻烦，而我希望你能马上给你舅舅和妹妹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和母亲一直都在回避死亡的话题。我们并非没有谈过，只是说得都很抽象。我们谈论过玩具海龟的死亡；以死亡和复活为主题的基督教；《基列家书》里那位即将死去的牧师，他可以清楚地区分“想要死去”与“接受死亡”；讨论过我的朋友沙帆·多德，她是一位美女作家，四十多岁时才发现自己在儿童文学方面令人惊奇的才能，四十七岁死于癌症。在她生命的最后四个月里，她创作完成了四本半的儿童文学作品；还讨论了死于伊拉克的年轻人。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讨论死亡，但对母亲的死亡，却只字未提。
我需要去翻一下《疾病的礼仪》做参考，看看作者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已经从基本的“你希望我问你感觉如何吗？”过渡到“你希望谈谈你的死亡吗？”如果我先引出这个话题，也无法确定母亲不想谈论是因为她以为我不想谈论，还是她自己不愿意谈。但如果她想要谈谈，而我们都害怕谈这个话题，那就更糟糕了。如果我们回避这个话题不去谈论，却让母亲更加孤独，错失了她想要我们分担她的恐惧和希望的机会该如何是好？并且她的信仰使她认为人死后还有希望。
最后我下了决定：不直接谈论死亡的话题。第二天是父母结婚四十八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将一起吃晚餐。下周我爱人大卫将过五十岁生日，为了庆祝我们会去一家中式餐厅大吃一顿，母亲决定加入我们。这两次庆祝大餐都是对时光的纪念，也是人生大事。然而，我也不能忽视我们当前面对的情况。
“妈妈，你是否很担心下一次的扫描结果？”
母亲面带自然的微笑，我觉得口腔疼痛依旧在让她痛苦，所以她的笑容才不像以往那么灿烂。我们静静地坐着，她没有说话。或许她在思考，或许她不想回答。她的眼神如故，只是有些暗淡。她的双眼闪烁光芒依然吸引人和她亲近，却更柔和，更具感染力。她的头发稀少了，皮肤上斑点和皱纹多了些。她身穿一件大卫为她做的旗袍领上衣。大卫是一名服装设计师，给她做了很多衣服。现在这些衣服穿在她身上松松垮垮的，像戈雅宫廷画上层次繁多的袍子。
我想要谈论些什么呢？谈论我对扫描结果的担忧，担心检查结果不好，担心我们被迫放弃读书分享，从讨论书中人物的死亡转到讨论母亲的死亡吗？
过了一会儿，我凝视着她的时候，脑海里有了个主意。
“我认为会是好消息，妈妈。”我撒了个谎，“而你知道我会用什么方法来确保这一点吗？”
她迷惑地看着我。
“我会祈祷。”我说，“不过不是在教堂里，但我会为你祈祷。”
母亲听了以后笑了，虽然我不确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话。以前当不信教的亲戚表示要为她祈祷时，她表现得是那么开心。如果不信教者的祈祷真的能收到最好的回应的话，那么我的祈祷就该是最灵验的。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一直在祈祷。我的祈祷词出自安妮·拉莫特的《怜悯之旅：关于信仰的思考》，我之前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属于自传类型，不管有没有信仰的人，看了它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但又令人难过。在它于1999年出版后，我和母亲就读过了，都情不自禁地向对方推荐。拉莫特说，最好的祈祷就是“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和“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因此我经常这样祈祷，不过偶尔也会祈求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个好的扫描结果，或者能陪伴母亲更长的时间，不论有没有那样一个人在倾听我的恳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