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星星》诗刊记者一席谈
时间：1993年10月15日，秋雨绵绵的下午
地点：中国西南之一隅
记者：艾星
问：如果亲切些称呼，应该叫你吉狄，还是马加呢？
答：都可以，吉狄是姓，马加是名。
问：听说你的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是吗？
答：是的，最近我又有一部诗集获了奖，就是你提到的《一个彝人的梦想》。不过我想说的是，获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品要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价值，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一个彝人的梦想》是我将现代诗和彝族民谣进行融合的产物，许多朋友读后告诉我非常喜欢，说诗里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深沉和单纯。把诗写得朴素而自然，这是我多年来为之而努力的。
问：能简要地谈谈你对诗歌的艺术精神的看法吗？
答：还是从我自己谈起吧，写作《一个彝人的梦想》时，我的心绪很复杂，就个体来说，多种文化的冲突在我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我的诗都是我内心体验的结晶，当我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部族悠久的生活，我便想去紧紧地抓住祖祖辈辈血脉中沉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强调小说或诗歌的文化贡献，当然这是指小说或诗歌中隐含着的那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二十世纪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交流很快，一方面加快了文化的融合和对话，但同时也使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体化。我历来认为个体民族的文化如不同别的文化进行对话，并注入一些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个文化就会走向自我封闭的死胡同。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作为个体民族的文化，一旦失去了自己对价值的判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主流和“根”性，那么它也会被别的文化所淹没所吞并，这同样是一件令人遗憾、异常可悲的事。我们希望世界的文化也应该是多色调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由此可见，我强调诗歌的“文化贡献”是从这个意义上谈的。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文化贡献”，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不少是形而上的，它带有集体无意识的色彩。比如说：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除了在诗歌艺术上的特殊贡献外，还在文化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类的诗人很多，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诗都有着神性的背景。现在拉美和非洲还有不少让人景仰的这类伟大作家，他们是一片土地的灵魂，代表着一个又一个民族的文化，人类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创造，才不断延续着地球上古老的文明。这是我诗歌追求的方向，也是我写作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的初衷。如果听了我这一席话，有朋友再去读《一个彝人的梦想》，我想他会更了解我的。
问：你能否谈谈你对当今中国青年诗界的看法呢？
答：你刚才要我谈谈对青年诗歌创作现状的看法，其实这个题目由你们编辑们来谈更合适。中国很大，中国的文坛和诗坛也很大。写诗的诗人很多，青年诗人尤其众多。这几年通过刊物我读了很多作品，也就认识了不少过去陌生的面孔。应该说中国青年诗人的创作态势是非常好的，其中不少诗人才华不凡，综合文学修养也相当好。他们对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了解较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创新意识是他们具备的优秀品格，正因为有这样的开放精神，一批具有先锋色彩的诗，才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但是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有不少青年诗人的诗，缺少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个性，读来大同小异。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这么一种文学现象，或者说艺术现象吧。有一种诗人艺术家，他们能改变一个时代的艺术模式和符号，同样也还有另外一种诗人或艺术家，他们更多的是丰富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和艺术，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前者如诗人艾略特，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等等；后者如诗人弗罗斯特、聂鲁达，画家怀斯（美国）、达玛耶（墨西哥）等等。对青年诗人们所进行的可贵探索，我是充满了敬意的，因为我相信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从探索开始的。但是那种能划时代地改变一种艺术模式、并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语言的大师，我想一个世纪也就那么几个。当然不可否认，更多的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丰富和加入，而这种加入恐怕是更大量的、更具有广泛性的。
我敬佩那些对艺术具有献身精神的青年诗人们，是他们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我也还要指出，我希望一切探索，都不是单纯的探索，它应该和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能在我们的作品中消失，对人类的同情和怜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二十世纪一切有良知的艺术家切切不可遗忘的。从这点讲，我渴望我们的青年诗人朋友们，能写出既有独特文化贡献、又有人类意识的大作品。可能是因为偏爱，我更喜欢深沉而恢宏的力作，更崇尚具有史诗品格的大家。
问：那么你认为目前诗坛上什么形式的作品代表了新诗繁荣发展的主流？
答：这个题目也比较大，不大好谈，勉强谈谈我的一点感想。首先我认为，中国新诗能发展到今天。并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无论是胡适、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等，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应该说，新诗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的优秀传统还是很深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一切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我最讨厌那样的评论，谁谁谁的诗超过了谁谁谁，其实就作家个体而言，都有着不可替代性，何况有的重要诗人和他的作品代表的是一段历史，或者说是一个时代。当然对诗人的作品进行艺术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今后还应该大力加强。中国新诗正在日趋走向成熟，许多具有实力的诗人尤其是中青年诗人，他们除了对诗歌的艺术形式进行更广泛的探索外，还力图让自己的诗获得更新的文本意义。我相信代表中国新诗发展主流的还将是那些关心人类命运、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因为就本质而言，这些作品描述的将是人们的悲泣、爱恋和对世界及人的处境与命运的思索。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问：我们换个实用点的话题吧。你认为《星星》诗刊该如何加强理论方面的建设呢？
答：我不是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谈一点感想。理论建设对创作的繁荣很重要，同样对刊物的建设也很重要。一个刊物要有一个主张，我想这个主张应该是构建在理论之上的。《星星》过去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比较起创作的实绩来，总还是略显不够。法国的新小说派，并不是一批作家在一面文学主张的旗帜下写作，理论家们根据这批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大的历史背景，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和分类，使这一小说流派蜚声世界。我希望《星星》今后能组织几位视野开阔的理论家，不是就诗论诗，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创作思想以及文本的角度，为刊物写一些扎实的理论文章。我想这类文章，主要是研究重要的文学现象和诗歌现象，对诗的本质性问题做出解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诗歌刊物，选发各种风格的优秀作品仍将是首要的大事，不能为门户之见限制了编者的眼光和视野。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很重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祝《星星》越办越好，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一次谈话的机会。
1993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