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调查团让日本人忙活
当5月1日我回到哈尔滨的时候，离李顿调查团到哈尔滨来的日期仅只十天了。李顿调查团是由国联行政院派遣，由英国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的一个代表团，调查团奉了国联行政院的命来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
在一星期之前，各种警务机关就奉令逮捕和监禁社会不稳定分子，以防他们向国联调查团申诉。
日本的警察制度，有几点真令人莫名其妙。他们在满洲有着许多警察组织：
一、日本情报局，局长由东京委任，他仅对东京方面负责。
二、日本宪兵队，隶属于日本军事当局。
三、“满洲国”宪兵队，隶属于满洲军事当局。
四、“满洲国”国家警察，由“满洲国”内政部统率。
五、市警察，由各地方政府管辖。
六、日本领事署警察队，由日本领事馆统率。
七、刑事警察，属于市政府当局，但和市警察完全独立。
八、国家情报局，属于“满洲国”陆军部。
九、铁路警察，属于铁路管理局。
这几种警察机关各自为政，不仅毫不合作，还常常背道而驰。他们中间引起的嫉妒、仇恨和敌意，说出去很多人都不信。比如说，某个警务机关人员，常常侦查别的机关的行动，一遇到机会，便立即攻击，有时候这个机关认为的嫌疑犯或危险分子，并将其拘捕了，在另一个机关却被宣布成为模范公民和正人君子。例如加伏尔斯基一案，加伏尔斯基原本是个百万富翁，但因为日本军事当局通过种种阴险的手段抢去了他的一切财产，使他无法清偿债务而宣告破产。一方面，国家警察和市警察帮着他说好话，说他是个真诚的好人，他的财产不应该被侵占；而另一方面，宪兵队和国家政治警察局却硬指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强占他的财产是为民除害。当这种矛盾现象在法庭上发生的时候，听审者都不禁哈哈大笑。
但在哈尔滨的各种警务机关，对于拘捕意图向李顿调查团告状的“社会不稳定分子”，却达成了一致，大家在同一条战线下工作了。
按照平时的习惯，一切“逮捕”都在夜间进行。夜幕一降临，各警务人员都争先前往拘捕最有钱的人，把他关进监狱后再跟他要一大笔赎金，直到他拿出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才把他释放出来。这一道勒索对有钱人来说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更糟糕的悲剧还在后面呢。倘若宪兵已经得钱把富人释放之后，另一机关的警员便又如法炮制去逮捕富人，被捕者因此又要出另外的赎金。有几个中国的富人像是被蚂蟥叮住不放了，这样被绑票五六次后，被弄到家破财尽，结果依然难逃牢狱之灾。
按照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这次所逮捕的社会不稳定分子，必须要待国联调查团离开之后，方可释放。这些所谓的不稳定分子全都被拘禁在土牢中，和一小窝土匪和其他凶犯关在同一地方。有许多人在调查团走了三四十天以后，还是没有见到天日，好像被忘记在牢里了。
李顿调查团将到的一个月前，日本人就筹备了一个中俄人民请愿团，这个请愿团负责向代表团提出“请愿书”，这些请愿书无非是颂扬和赞美“满洲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当然这种请愿书每个字词都是日本人拟定的，中俄各人仅需签字而已。
日方还组织了一个专门招待李顿调查团的招待委员会，每个委员都要熟知接待礼仪和交际的方法，他们必须牢牢记住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并且什么情况应该如何说。招待委员会受到了警告，他们如果多说了或少说了一个字，或者如果他们有一些人说的话引起了误会，那么，说错话的人就要以生命来作为犯了错误的代价。
李顿调查团到满洲来调查，当然是要想知道事变的真相。日本人当然不会让调查团知道真相，于是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真相，使调查团陷入他们所设的圈套。他们那种过火的做作，现在已经成为愚蠢的世界纪录，成为许多人谈笑的话柄了。
调查团重要代表的下榻之处是哈尔滨的马迭尔饭店，饭店的四面都被日方人员严密地监视着。在代表团下榻的邻近房间，统统由国家政治警察局的日探和俄探装作普通旅客占据了。除此之外，六个日本军方的工作人员冒充为旅馆的职员，三个男的扮作茶房、侍应生与大厅侍应生，三个日本女子扮作了女侍。其余几十个探员都分散地在餐室、阅报室、会客室和旅馆四周，严密监视着调查团成员的一举一动。至于其他各旅馆，像住着调查团的代表的格兰德旅馆和新世界饭店，也像马迭尔饭店一样布置好了。
在调查团或许会去的一切大商店、酒馆以及头等戏院中，都安排了日方密探，伪装成各个场所的职员、侍者等。整个哈尔滨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日方安排了各种角色，每个被他们选中的演员，都在卖力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个演员都心知肚明，而调查团成员却被蒙在鼓里，他们仿佛走进了繁华和平的城市里。
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社会不稳定分子，我可以说出正确的数字来：一共有1361个中国人、俄国人、朝鲜人以及9个日本人被捕了，因为他们有嫌疑将在李顿调查团面前做反“满洲国”示威活动。日方害怕调查团或许要参观监狱，于是把所有政治犯、苏联的公民以及能说英语和法语的嫌疑犯从监狱转移出来，都带到松花江对岸，离哈尔滨6公里的松浦镇的秘密集中营里。
在所有医院，这样旨在救死扶伤的地方也被采取了同样的预防手段，把一切可疑的病人转移到调查团不会去的日本医院里去了。
让哈尔滨的所有地方都看上去和平宁静，这是布置圈套的第一步。布置圈套的第二步工作，就是假造激昂的民气，使调查团感到人民是拥护“满洲国”的。
日方印了成千上万张“满洲国”的小国旗，以及把当时的执政者溥仪的照片卖给居民。这些照片和国旗的成本大概两三分钱，可是却卖出了高价。不单是哈尔滨的居民，连住在沿铁道线的华人，俄国人和朝鲜人，每人都须花一元钱来买国旗和一张小照片。每个推销旗子和溥仪小照的支队由一个华人、一个俄国人、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账务员组成，他们一队一队出去，挨家挨户强迫居民购买一套旗子与小照。背后有日本宪兵跟着，被敲门的居民自然不敢不买，当然买了还不算，居民们还被恫吓如果在调查团居留的期间，窗户间不好好地挂出旗子和溥仪小照来，全家就都要遭逮捕。那些不能立即拿出钱来购买的穷人，则被限期于15天内，把钱送到警所里去，否则也是要被逮捕的。
我的处长好像已经发昏了。他发着命令，但没多久却又发出相反的命令。他吩咐把某些人捉起来，数小时后，又吩咐把他们释放了，他坐立不安，恐怕哪里做得不够细致以至于在调查团面前露出马脚来。
李顿调查团到来的时间是1932年5月10日。5月4日，处长紧急把我召唤了去。当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立即看出他很不高兴。他大发着脾气并厉声对我说：
“你的脑袋真是木头做的，一点都不会做事。我真不知道张作霖怎么会赏识你，他怎么会提拔你并给了你很多钱，这对我真是一个谜。如果我是他，我在用你的第一天就把你踢出去了，我绝不会多留你一分钟的。你对我来说真是毫无用处，绝对毫无用处！”
这批评真是莫名其妙，我默默地忍受了他发完脾气，说：“如果你觉得我毫无用处，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把我踢出去呢？我从未请求过要为你工作，是你一开始就强迫我帮你工作的。如果你放我走，我求之不得。”
他见我顶嘴，更生气了：“你不要忘记，你是在对情报部的处长，你的上司说话，我喜欢怎么说就能怎么说，你没有权利还嘴！”说完，他见我脸色也不好，口气就缓和了一点儿说道：“我听说你认识张凤亭（延阁）和穆文焕（蔚堂），是吗？”
这两人我确实认识，前者是一个富翁，是交易所委员会的会长，也是二十几个金融机关的老板；后者也是很有钱的富翁，他是同发隆百货公司的老板。
“数小时前，我的日籍探员告知我这两个人，”处长对我说，“正在伙同其他几个富商预备一个呈文，他们想把这份说‘满洲国’坏话的呈文秘密送到国联调查团去。现在我给你的命令是你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这张富翁们签过字的呈文弄到我们的手中来。如果我们拿到了这张呈文，我们就能在军事法庭上以叛国的罪名控告那些富翁了。当然，我们不会判处他们死刑的，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这笔财产总额巨大，大概有一亿以上。这笔金钱可以使日本军队愉快地‘饱餐一顿’啦！我信赖你，所以让你负责把这张呈文取来。派人把这些富翁监视起来，把他们的屋子也监视起来，把每个去访问他们的外国人都监视起来。我猜想他们会利用某个外国人去转这呈文的。”
我沉吟了片刻说：“把他们统统监视起来是个好主意，但事实却是，我的所有手下24小时都在工作，我已差不出人去干这些工作了。”
“你的难处我也已经想到了，”他说，“所有警务机关因为李顿调查团的到来都在连轴转地工作，我们也确实是没有人手了。所以我决定用老‘影’的土匪来侦探这些有钱的华人。宪兵队会发给他们一个护照，委任他们为短期的特别警员。至于他们的工作内容，还是像从前一样，你直接发命令给老‘影’。”
“你觉得他们可以相信？”我反问处长，“他们是土匪，一向不受管束，一旦有了职权，他们或许会乘机滥用。此外，他们穿的衣服往往不成样子，这你也是知道的，我怕他们做特别警员太煞风景了。”
“你放心，我已经预备好了。”他回答，“我给他们准备500套‘满洲国’的军衣。这些衣服都交给老‘影’了。他们会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你不必担心他们穿上衣服会不成样子，唯一需要你关注的是别让共产主义分子出现在调查团员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每件事情都毫无遗漏地做好了。三天之后，就有四五个穿了破军衣的“特别警员”进驻在那些有钱华人的家中，充当特别“卫士”了。其他“特别警员”都在附近巡逻，凡有与富商接触过的外国人，“特别警员”都会盯梢。
我要说句感激的话。老“影”的土匪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滥用职权。他们遵守职务，忠心执行所受的付托，一言一行都展现出自己是一名很好的警员。其中有许多人，在李顿调查团走后都不愿再去做土匪了，他们要求正式加入警察局，长期做警务工作。
东北各界向调查团递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