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干这行已经25年，但我似乎还没有厌倦，所以才有了这本书。
20世纪80年代末，我上大学时，记者是个很光鲜的职业，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心向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这些年自媒体的崛起，这个职业看上去已经没有了门槛，每个公众号的经营者都是“记者”，每天都能把自己的观察体悟发送给读者，并与公众频繁互动。
这个新媒体时代还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吗？我们该如何理解记者这个看似要消亡的职业？我没有答案，只有一些记忆的片段。
那题
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一年多前，小平同志大冬天去了趟南方，吹来的却是春风，政经时局一下子变得热起来，媒体也重新振奋。对于报纸来说，或许比不上改革开放初期的巅峰状态，但肯定也算开启了一个新的黄金期。
那天，很偶然地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说是人民日报即将创办华东分社，定址上海，公开招聘编辑记者。于是便投了简历，没过几天，接到面试通知。记得当时小屋子里坐了四五个京味十足的面试官，其中一位问我：“对浦东改革开放有何建言献策？”
我是怎么回答的，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有点像宋代科举取士策论的考题，现在想来真够大的，也算让我初步领教了人民日报的格局。
进了华东分社后，遇到一批特别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大多来自人民日报总社，也有来自上海媒体的，讨论布置选题时，总让我疑惑他们正坐在中南海的某间办公室里，思考这个泱泱大国当下遇到的问题，殚精竭虑地寻找破解之道。
十多年间，这批人陆续离开，或回到总社，或转任他媒。对我来说，华东分社就是我的“研究生院”，都说“什么媒体培养什么记者”，其中的关键或许就是思考问题的高度和角度。
那岛
2003年7月的一天，洋山深水港工程现场汇报会在上海芦潮港举行。上海方面租用两辆大巴，邀请中外记者同赴现场，这是这一重大工程的首次公开亮相。中途停车休息，前面那辆大巴上跑过来两个人，其中一位与我相识，她说：“这是我的实习生，她看了你写的洋山港报道，想见见作者。”
听起来，这位实习生是想见见“生蛋的母鸡”，而“鸡蛋”就在那天的《人民日报》“长三角专刊”上。报纸以“长三角‘最敏感工程’面纱轻褪”为主题，刊登了我采写的三篇调查报道：《坎坷九年洋山梦》《洋山港牵动长三角格局新变》和《嵊泗的心思》。这是我历时三年采访的首次公开报道。
这个“蛋”生得不容易。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长江口周边水深不足，上海港发展受限。这时，隶属浙江省嵊泗县的大小洋山岛进入视野，那里具备深水良港的各项条件，问题是要跨行政区划而动，这使工程一度变得有点敏感。
我受报社指派，开始了跟踪采访，数次登上大小洋山岛。2003年上半年，有消息说，洋山港工程即将举行公开仪式。这意味着，我准备已久的报道可以出炉了。
但我当时面临一个问题：虽然手头积累了大量采访资料，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精巧的切入角度。于是，我决定再去一趟洋山岛，专门找切口。那两天，洋山乡的宣传委员陪我采访了不少人，从政府官员到洋山渔民，但都收获不大。中午时分，宣传委员说：“饭总是要吃的，下午继续采访吧。”不容分说带我进了“洋山大酒店”，老板陈祥根很热情地陪我们吃饭。席间，我问他为何要建这三层楼的酒店，他略带神秘地说：“当年就是因为听说对面小洋山要造深水港，东拼西凑借钱造了这个酒店，差点让我倾家荡产。”
这时候，我已经放下碗筷，掏出了笔记本。以陈祥根的洋山大酒店的经营起伏切入，带出洋山建港坎坷历程的写法，在我心中确定。
这些年来，我的不少作品得过大大小小的奖。但时隔多年，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见到我，最常提起的还是这篇稿子。而这，是一篇因篇幅超长从未参评任何奖项的稿子。
对于一个记者而言，作品被记住或许是最高的奖励。这也让我愈发相信一句话：“要像写故事那样写思想，像写思想那样写故事。”
那夜
以前一直觉得，记者是一个“年中无休”的职业，后来一个凌晨来电，我才最真切地感受到，“年中无休”说得轻描淡写了。
那是2014年12月31日晚上，12点多了，我正准备上床睡觉。当时，我负责解放日报社的新媒体“上海观察”（后更名为“上观新闻”），第二天一早要上线的稿子都已看过，放在待发稿库了。我看了一眼手机，犹豫了一下，想到第二天是元旦放假，今晚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于是就把手机留在了书房。
一觉睡到凌晨三点多，忽然觉得不太踏实，起身从卧室走到客厅，便听到手机在书房里响。走过去一看，是个陌生的固话号码，估计又是半夜骚扰电话，便按掉了。
但手机立刻再次响起，还是那个号码，心想骗子真是锲而不舍，那就接起来怼回去吧。一听才知，这是报社一位总编办的同事用家里电话打来的，说是外滩发生了踩踏事件，领导要求“上海观察”发布相关消息。当下心中一惊，立刻翻看来电记录，才发现已经有七八个未接来电，最早的一个在半个多小时前。接下来便是一通忙碌，叫醒能打通电话的每位编辑，准备上线稿子，安排第二天采访等。
那夜之后，晚上睡觉时，手机再也没有离开我超过半米。即便后来不再负责新媒体，这个习惯也没有改掉，或者说是改不掉了，因为手机若不在触手可及处，便无法入睡。
那人
2015年6月，我担任解放日报首位特聘首席记者，不再负责具体的部门，又像很多年前那样，重新做起了采访。
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从人物访谈着手。在《解放日报》和“上观新闻”上开设专栏，一开始叫“首席会客厅”，后来改为“高访”。之所以这么改，一是因为我的定位是高端人物访谈，对象是各界翘楚；二是因为我姓高，新媒体时代需要有点个性。对此，还有年轻同事夸我姓得好。
第一位采访的是原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那天采访前，他的秘书跟我说，领导出差刚回来，肠胃不适去看了病，希望采访控制在一小时左右。结果一聊就是两个半小时，结束后，徐匡迪邀我去他办公室参观。他的秘书送我出来时说，这次真是特别，以往只有老朋友来，他才会请到办公室。
这之后，我陆续做了30多篇“高访”，其中有居于庙堂之高的政界人士——陈锡文、高尚全、王新奎等，也有处江湖之远的海外学者——王赓武、郑永年、张五常等，还有居于象牙塔中的校长、教授——陈佳洱、吴启迪、方汉奇等，更有我的同行媒体人——白岩松、张力奋、胡锡进等。
同时，还穿插做了两个专题访谈。其一是“入世风云”系列。2016年正值中国入世15周年，在王新奎先生的推荐下，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孙振宇、陈鹏和王成安三位前辈大力促成，我采访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历任首席谈判代表，透露了中国30年复关入世谈判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其二是“东京归来”系列。1946年，“二战”落幕不久，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组成，中国法律团队随即奔赴日本。在这个团队中，有三位特别引人注目：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以及中途驰援的首席顾问倪征，他们被称为“中国法律界三杰”。70年后，我分别采访了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倪征的女儿倪乃先，听他们说说父辈们从东京归来后，或荣耀、或平淡、或悲凉的后半生。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重要的搜集史料的方法，通过访谈亲历历史的见证人，整理他们的口述作为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古已有之。我们身处巨变的年代，撰写重要人物的口述史，能帮助我们记录不平凡的历史细节，留给后人理解他们未曾亲历的时代。
记者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从当记者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几乎就是天天采访不同的人。但真正将采访重点完全放在采访对象的个人经历上，是从做“高访”开始的，这也让我更加真切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
这些年，随着自媒体的崛起，记者不再是少数人从事的职业。然而，担负社会责任的深度分析与思考，依然需要职业记者来做。每一天都是历史，每一个维度、每一刻都值得被以客观真实专业的方式记录。
2019年2月14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