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升华的原乡意识
——莫言小说艺术论
序篇
莫言的小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把读者带入如梦似幻的情景当中，然而，又能使人不知不觉触摸到那个梦幻，从而呈现出艺术的真实性。就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个人认为，《红高粱家族》应该是其巅峰之作。讲了酒神精神，讲了这个永恒的人类精神形态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让永恒获得了现实的安放。
乡土气息与自然之美
莫言式的乡土叙事起步于狂欢终结于诗性，旨在对中国人精神领域的探测与重建。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小说人物的成长过程和性格趋向具有中国文化典型的“乐感”特征。
2.乡土生活的游戏性进入故事结构，使小说情节充满愉悦成分，无论这种情节原本是哀伤的还是欢乐的。
3.民间话语的运用使作品充满了幽默、诙谐甚至闲适的从容感，读者不被压抑着阅读，只是田园牧歌般的行进在文字行列里，获得审美愉悦。
隐与露的美学平衡
莫言频繁使用这一生僻的“口头词语”，“奓煞”是个在书面语中并不常见的词语。莫言以“奓煞”这个特定的词语传达了他对世界的感觉，而“奓煞”也是将他的主观感受形象化、具体化的特殊形态。这一形态在文中分别表达着“隐蔽”与“暴露”的意义，但我们吃惊地看到，这两种相反的意义附着在同一个词语上，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寻找诗意回归的途径
文学作品是叙述者的产物，作者在文中不仅要充当叙述者，还要充任作品中的角色。除了技术和工具性，叙述者还要出于表达的需要进行叙述。中国人普遍缺乏忏悔精神，对于心灵的负载往往讳莫如深。但是，莫言让我们看到，华语文学作品正在试图将叙述当作忏悔的方式，而引导人们通过阅读实现对忏悔的皈依。
戏剧化的优美与残酷
莫言必然要将沉重寓于美丽之中，并借此为苦难寻找快乐的理由。残酷是莫言用来为人性刮骨疗伤的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丰乳肥臀》和《檀香型》中，这把闪耀着锐利之光的刀子具有鲜明的戏剧化色彩。
自然是文学最适宜的表达
——胡冬林《野猪王》的生态写作价值
吉林作家胡冬林长期生活在长白山森林，亲身实践了解自然界中的动物种群、植物群落以及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以野猪为对象写出的《野猪王》，抓住野猪在森林生物链中的关键性以及其种群的没落，写出了一曲警醒世人的生态挽歌。
自然史诗的文学说唱
《野猪王》的出现令人惊喜，抛却烦恼尘世，重新忆起童年与故乡。《野猪王》的史诗性不仅仅在于作者选取了野猪作为作品寓意的承担者，还在于作品处处体现出的科学性。
环境伦理的文学记录
胡冬林在《野猪王》中以野猪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以文学的手法记录了系统的人与森林生态的环境伦理关系。他以野猪为例，解析自然生态完整的系统性，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辽阔的生态系统画卷。《野猪王》在歌颂自然的同时，也记录了残酷的现实。
保护自然生态的文学努力
归根结底《野猪王》是一部可以定位为小说的文学作品，它对自然所做的努力，是描写，是表述，是呈现，是记录。但是，作为一部反映自然生态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它并非以一种颂扬的方式看待自然，而是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反思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
实证主义的质朴叙事
《野猪王》近乎天然的叙事与生态写作的风格浑然一体，构建了一个与主题完全相适应的文学场。另一个特殊的手法，是作者的实证主义叙事方法，令作品产生比真相还要真的效果。
结语
《野猪王》的价值在于，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警示世人，勿忘自然相对于人类的母体性，勿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真情与温暖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评范小青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
范小青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故事是围绕后窑医疗站展开的。正如意识形态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它对那个年代中国乡村自然形态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
当然，问题还有它的多面性，后窑医疗站不单单是来一个医生的问题，任何强制性措施和个人因素对于庞大的中国乡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琥珀
——评黄蓓佳长篇小说《所有的》
黄蓓佳的新作《所有的》，这部小说在生活和艺术层面的结合，可以说是对小说叙事的一次“正本清源”。小说外在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内在情景的不稳定性，使传统叙事方式与现代生活逻辑形成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
这部小说是精细的，一缕一缕的展示。从人物命运着手保留了戏剧性发展的空间，同时对生活的偶然性进行开掘，从而使时代精神的展现更加饱满，使叙事更有强度和韧性。
完美爱情的另一种抒写
——读蒋韵长篇小说《隐秘盛开》
爱，是全人类的事，但最终将落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的心里。作为精神现象，爱是永远无法归纳的。蒋韵的长篇小说新作《隐秘盛开》正是在这个独特的命题下，开始了她与众不同的叙事。
对爱的悲悯和缅怀，正是《隐秘盛开》这部小说如烟似雾的灵魂。然而，小说对爱的思考和追问，没有停留在社会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了生存的层面，无疑为一代人的生存记忆提供了新的形式。
倾听黑白的撞击之声
——评储福金长篇小说《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