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罪、真相及救赎
《我和上帝有个约》是北村在十字路口选择方向之后的坚定向前。《愤怒》奠定了《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基本框架，两个文本在大的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和思想演进上是一致的，但后者更缜密、更辽阔，技巧也更成熟。最重要的是，北村的心更清洁了，他从叙述的世界中看到了希望和生之欢欣。
神性写作是为生命作见证
北村是中国当代少数的有信仰的作家，诚实赋予了他叙事的真实性。罪与罚这个古老的命题一直潜在地牵引着他的写作。
《愤怒》的整体力量更多地来自前半部分，来自马木山的出离愤怒，来自对中国当下悲惨现实真实入微的描绘，来自作者强压着无边无际的愤怒和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与怜悯。
《我和上帝有个约》中，北村延续并深化了关于罪与罚的思考，不同的是，这次他找到了更贴切的形式。思考比《愤怒》更成熟，铺垫更充分，叙事也涉及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神性写作在当代
北村勇敢地将神的维度引进我们的文学当中，这是我们的稀缺之光，也催化新的叙事精神生长。神性写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恢复人的使命与责任、尊严与高贵的写作，是最高洁、最纯粹的人道主义。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在一个充满怨恨和愤怒的现代社会，要见证并大声呼告我们的罪与爱是何其艰难，要随时警惕罪性、始终保持向上之心何其艰难。所以，北村前行的每一步都要与旧痕搏斗，都要踏着血迹前进。
女人离上帝更近
尽管女性形象并非北村叙述的主角，然而，他对于女性的尊敬、同情和理解却在不多的笔墨里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北村的叙述中，女性自然地远离罪性，她们离上帝更近，她们更容易得到上帝的眷顾，被上帝拯救。因为女人的纯粹性、日常性和坚韧性使得她能够鼓足勇气直面真相。
第二节 当神性遇到现代性
《神笛》是对“神性”呼唤
《神笛》，阿拉坦仓承受了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巨大打击，他受到了命运的惩罚。
老年的寂寥心情使他重新开始审视神笛，审视自己作为“猎王”的人生。他能够清晰地感知到那些被猎杀的动物们不屈的灵魂，依稀闻到那些不曾飘散的血腥，那都是生命的宣告。
《神笛》是个隐喻，是心灵深处的呼唤。阿拉坦仓就是人类的一个缩影，他那不节制的猎杀与我们今天为所欲为何其相似。阿拉坦仓所遭受的惩罚是命运之神对人类命运的展示，好在神有慈悲人有觉悟，阿拉坦仓终于在神示中领悟到生命之真。叙事之光照亮文本，就像悠扬的笛声响彻心扉。
迟子建笔下的神性与人性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现代性对神性的取代是一种必然，但是神性仍蛰居在我们心灵的隐蔽的一角。现代性追求改变了人与神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迟子建是个有广大关怀、深远寄托的作家，自《伪满洲国》以来，她努力将沉重的民族历史落实为温情的叙事细节，这使她在当代文坛卓尔不群。神性使迟子建看到人的超越愿望及其限制所在；现代性又将她带到欲望不息的运动中去。
如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对准的是我们的肉身之痛的话，《第三地晚餐》则写出了我们时代的精神之苦。
迟子建以叙事之刀划破了时代丝绸般光滑柔软的表层，让我们窥见欲望的深渊、黑暗中色彩斑斓的残酷。迟子建的叙事充满对弱小者、边缘者的关注与同情，她的《一坛猪油》、《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近作得到普遍的赞同。
黑暗的命运与洁白的尊严
在《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将叙事镜头对准芸芸众生为他们拍摄众生像，叙事要凸显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普通人的尊严及其内心散发的神性的光辉。
一天与一个世纪
迟子建的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她让讲述人花一天的时间来讲一个民族一个世纪的事情，讲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我以为正是今昔的对比，是讲述之易与承受之难的对比。
用一天讲述一个世纪，一位老人来叙述民族的沧桑，讲述是容易的，而过程是艰难的。叙事人的一生与整个民族一个世纪的命运休戚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