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为了沟通
当年，你们的祖先怀揣汉语，叮叮当当一路跋山涉水下到南洋？他们像牵牛赶马那样把那些字词带到这里，落地生根。你们的祖先以现在的飞机速度，让汉语往南飞行了3个多小时，让汉语的半径往南扩展，一直扩展到马六甲海峡。在这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华语作家和诗人。是你们的坚守，让我感受到了华语的坚韧。是华语的坚韧，使我们的交流变得没有障碍。
寻找中国式灵感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先锋小说的变异
先锋小说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每个人都有求变求新的渴望，别的变不了，但小说还是可以变一变的。很感谢小说的变化，安慰了读者们求变的心情。在先锋小说之前，有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但先锋小说出现之后，很多寻根文学的作家也在求变，他们与先锋小说相互激荡，形成文学创新的局面。先锋小说是对中国传统写作的一次变异。
虚构的故乡
不可否认，故乡一直在塑造作家，但请注意，作家也反过来塑造故乡。如果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怎么会留意阿拉卡塔卡小镇；如果没有鲁迅和沈从文，那绍兴和凤凰也没有这么风光。毫不夸张地说，是莫言带火了高密大栏乡。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作家在塑造故乡时进行了虚构。常有读者按照小说中的描写寻找作家的故乡，但现实与虚构的落差往往惊破他们的眼镜片。虚构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虚构变得越来越强势，而现实乐见其成，心甘情愿地配合。2008年茶峒镇已更名为“边城镇”，“鲁镇”和“末庄”也已经在绍兴变成了实体建筑群，据说哥伦比亚有关方也正在努力把阿拉卡塔卡更名为“马孔多”。这样一来，作家们的故乡又由虚构变成了“真实”。
每天都有新词句
好作家都有语言过敏症，他们会在写作中创造新词新句，以求与内心的感受达到百分之百的匹配。所谓“词不达意”，就是现有词句无法表达我们的意思和感情，特别是在社会环境和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后。所以，较真的写作者为表达准确，一定会创造适应环境的新词句。霸道地下个结论：创造新词越多的作家很可能就是越优秀的作家。
梦启
春天我想好笔名，夏天父亲就过逝了。这两件事似乎没有关联，却似乎又有关联。
那是1991年，先锋小说横行。我被那些文字迷惑，顿觉自己写的豆腐块不够先锋，便发誓脱胎换骨。于是，坐在书桌前想了两个多小时，决定使用笔名“东西”。
有人相信名字决定命运。我相信笔名决定小说风格，更何况这个笔名还是自己取的。我想它不仅仅是个笔名，而是思维方法，就像小说的标题决定内容。
文学的远与近
和西方文学一比，我们亚洲都过分谦虚，但一说到邻国文学，每个人都满怀自信，或者自傲。自卑与自信，严重地阻碍了亚洲文学的交流。有时，我们对邻国文学的兴趣，竟然要拐一个大大的弯。
赛珍珠和杜拉斯两位西方女性作家，分别以中国和越南为写作素材，作品均获得巨大成功。这说明，我们亚洲的写作素材没有问题，其实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素材都不是问题，问题的是我们必须确立写作的自信。
真正的经典都曾九死一生
为什么经典总是要面临被烧掉的危险？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或许，这恰好证明了江湖险恶，证明了经典在成长中注定要遭遇偏见与傲慢。卡夫卡临终的时候，也曾经吩咐朋友布洛德把手稿全部付之一炬。幸好布洛德没有执行，否则这个世界上将永远没有一个名叫卡夫卡的作家，文学菜地里也许会因此而缺少一个品种。纳博科夫和卡夫卡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在于有人及时地保护和抢救了手稿。但抢救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他们的幸运可以反证：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经典作品可能已经被烧掉。谁又敢保证果戈理烧掉的《死魂灵》第二部就不是经典小说？
从“马航失联”扯到中国编剧
正当“马航失联”事件在国际上吵得沸腾之时，中国的某编剧与某演员也因为剧本能不能修改而争论不休。一个关乎生命，一个关乎职业道德。两者似不相干，却可以联想。
不可否认，尊重编剧的制片、导演、演员和媒体越来越多，以上列举的偏见不含这些有良人士。至于某编剧与某演员的争执，因本人不了解具体情况，保持中立。写完最后一句，我又要刷屏关注“马航失联”。我已经被故事牵引，深深而不能自拔。
经验，在最深处
警惕媒体，又离不开媒体。这是全媒体时代作家们的宿命。作家在需要个人经验的同时，还需要宽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新鲜的材料。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如果完全抛弃媒体，那他的视野也许就受到限制。
所以，经验在媒体的里面、在生活的深处、在心灵的底层。如果我们没有灵魂引导，没有追问需求，没有开采能力，那就有可能永远触摸不到真实，那一本本砖头似的作品所呈现的，也许都是经验的表皮，也许就是货真价实的伪经验。
要人物，亲爱的
对塑造人物的忽视，不光是作家们的罪过，其中也有市场和文学杂志过剩的功劳。那么多的文学刊物，每天都需要填充版面的文字，写不写好人物绝不是当务之急，关键是能够打字。王朔当年说凡是女作家只要能写出字来就是作品，而一写出稍微像样的作品就是名著，这话现在完全可以延伸到男作家们的身上。
而作家们真要写出几个好人物，拼的是眼功、脑功加坐功，拼的是时间和毅力，需要细心体会，感同身受，愿意把自己当一部生活的接收机、情感的试验器，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福克纳写一个人进入大宅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好像他在跟踪自己。”而我们的写作其实就是跟踪人物，那个人物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心灵。
好像不是虚构，而是现实
2013年5月，我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就像写《没有语言的生活》时那样，我在写下第一行之后，便开始在书房里徘徊。这是一种写作习惯，也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总觉得马上下笔，肯定会把这部作品写砸，总觉得构思还不够精妙，主题还不够深刻，故事还不够震撼。这么犹豫着，犹豫着，一星期过去了。这是我徘徊的时间极限，如果一周时间还没徘徊出新的灵感，还没徘徊出新的想法，那就必须硬着头皮往下写了。好在这一周没有白费，许多新主意“咕咚咕咚”地冒出来，它们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尽管有的想法在后来的写作中根本用不上，但它们就像充足的弹药，一度给了我胜利的信心。
灵感是逼出来的
我需要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像我那些没有离乡的同学，他们经常站在自家屋前伸长脖子瞭望。他们曾经雄心勃勃，充满幻想，可是现在却只能伸长脖子瞭望。瞭望谁呢？瞭望他们进城打工的孩子，瞭望他们曾经的梦想。
这个灵感是逼出来的，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
三年一觉后悔梦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痴迷的时代背景。《耳光响亮》从1976年写到80年代中期，主要想表达精神父亲消失后，我们如何成长？而《后悔录》则把时间往两头延伸了，起跑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点站在九十年代后期，跨度为三十年。这三十年，除了我身在其中，还因为它的变化特别巨大。
相信身体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