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自己只在一个城市议会工作过，但在我看来我们议会的视频部格外充满生气。我们忙于制作一档接一档的节目，总是试图用“寓言式”的故事让信息变得生动有趣，这常常会带来娱乐效果。我们的节目涵盖多种多样的话题，比如“为什么你需要支付地方税”，还有“你缴纳的税金都被用来做什么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你会惊讶地发现，新生中产阶级黑人购买房子的时候，仅仅是想住进去每个月就必须多付钱。很多人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觉得这完全不公平，当然，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医生，还有资历等身的教授。
我认为这一切都归结于人从小到大都抱有的期待。举例来说，在拍摄《千山之谷》（Valley of a Thousand Hills）的一个镜头时，我正在与一个当地的首领交谈，他说要给我一块土地。我自然没有太当回事，但他是认真的，而且很显然他也有这个权利。
有果必有因，万事皆是如此。他作为地主，有权决定允许谁住在他的领地内。如果得到了许可，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认为那里本来没有房屋，现在有权建造房屋。
但可以给予，同样也可以收回，如果我当时接受了他的馈赠，建了房屋，那么我能想到，只要他想，他就会来把土地和房子收走。要是惹得首领不高兴，他一声令下你就会失去头顶上的庇护所，想必当地人一定过得并不容易，他们在自己家里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感。
过后我又想了想，我的女佣曾跟我说过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我们还住在约翰内斯堡。我问她下届选举她决定为哪个党派投票。我并不想让她给出一个确切的名字，只要她做个决定就好。
她的回答是，她要周末回家问问她的首领，首领将会告诉她该投谁一票。在南非要想劝新选民投票是可以保密的，没有人知道你选了谁是很难的。他们深信有些超自然的东西就潜伏在挂着帘子的投票间里，等着回去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
跟那个当地首领聊完之后，我突然能够理解艾格尼丝（我的女佣）说的话了。过后，我问智宪对一家老小没有长期的住房保证有什么感觉。他只是笑了笑，耸了耸肩。智宪是议会的全职员工，当时他有资格申请低利率的房屋贷款。他兴高采烈地提交了申请，很快就能买到房子了。
幸运的是布莱恩及时劝阻了智宪购下他最初看中的房子，因为那所房子的文件材料还没有到位，甚至都不归卖家所有。第二次挑房子的时候，智宪选了一处合法销售的住所，后来他得意扬扬地带着几个妻子和孩子住了进去，一切都很顺利。
可好景不长，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十二个月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向我寻求帮助。
“出什么事了？”
“是我的房子，有点不对劲，你瞧。”他递给我一张银行寄来的报表，上面写着他每月的按揭金额，然后他给我指了指总数。
“看，所有的钱我都付了，”他顺着数字往下指，“但是这里说我买房子还欠着这么多钱。他们这是在讹诈我吗？”
数学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我很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释，房屋拥有者是如何，以及为何在首先按照收入比例支付房屋贷款的利息贷款之后只需从本金中扣除几美分。为了解释清楚，我在纸上画了很多小图解，表示出复利的变动和所有其他的影响要素，但我能看出智宪并没听懂。
20分钟后，我们被埋进了及膝深的图解、图表和小图画中。这时，智宪抓住我的胳膊说道：“我最好还是回我的村落去，整天坐在门前就好，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喃喃自语，抓起那些纸就去了厨房。
他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这也是看待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新视角。我们鼓励人们把他们的生活转移到我们口中的“上等世界”里，鼓励他们在获取物质财富的同时缴付每月的账单。但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之前的世界中都活得很快乐。
虽然我曾被邀请去过一次智宪的家，也见到了很多他的家人，但后来他的房子怎么样了我并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他家人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后智宪过世了。我会永远记得他这个可爱的人。
尽管德班周围大部分的土地都归一个个地方首领所有，但还是有像英吉纳玛信托（Ingonyama Trust）这样的房屋中介的存在。从传统意义上讲，祖鲁国王是省级政府和“传统领导人议院[3]”的最高领导人，房屋中介经营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归他所有。总的来讲，他拥有并管理着300万公顷的矿产权，也就是32%土地，有超过400万人口生活在这些土地上。
中介不需向市政府纳税，这就让德班市议会相当难办了。结果就是，在城郊地区有许多被纳入改进计划的受信人因为身在中介管辖的地区，都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为城市改善计划或各种服务付费。
这些都无法阻止议会竭尽全力地准备公寓，建造更多的房屋并配备上水电和卫生设备。这个项目一直在进行，议会在筹集资金建造房屋的同时，人口仍在继续爆炸性地迅速增长。
要改变思维方式，缩小新旧世界之间的鸿沟，教育是关键，也是我们的切入点。如果我们能够制作出寓教于乐的视频，或许我们也能带来某些改变。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班固体废物处理局（DSW）在其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设立了一个教育信息中心，很多学校的孩子们都去参观过。孩子们会在那里观看我们的节目，从而了解废物是如何被收集、分类和处理的。
我有好几个下午都站在成堆的垃圾上，努力不让自己陷进去太深。那些巨大的垃圾堆可能看起来很结实，堆得很紧实，但站在上面就必须不停地移动，不然就会像站在流沙上一样，你会发现自己被那些瓶瓶罐罐、腐烂的食物、用过的尿布和其他无法描述的东西慢慢地吸进去。我穿坏了不止一双鞋子和靴子，因为我成天在废弃的家庭垃圾里蹦来蹦去，它们实在是没法再凑合穿了。但这样做也为影片的魅力和魔力带来了不同的视角，不是吗？
主垃圾堆占地面积巨大，如果我们往它的另一头眺望，可以看到人们从栅栏上剪出的洞里爬进来。他们四处翻找丢弃的食物和其他可以用的东西。
DSW也有一些创新方案，他们不仅仅要回收垃圾，还要把它们变废为宝。他们用大片大片的塑料来保护底层的土壤，把甲烷收集起来转换成电，为国家电网提供能源。
有天我看到人们开着皮卡和卡车来垃圾场倒垃圾，突然就有了一个很棒的主意。他们先把车开上地秤，工作人员会把重量记下来。然后他们从垃圾场出来的时候会再上秤称重，按差额收费。于是我就建议，如果DSW不收取费用，而是向来这里倒垃圾的人们支付费用？那么会有多少穷人和无业者能通过收集能找到的一切垃圾挣点小钱呢？同时，公路和小道不就干净了吗？遗憾的是，根本没有谁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曾为市卫生部制作过很多节目，拍摄如何销售食物以及如何清理剩余的食物。德班巨大的立交桥下面有几个非正规的市场，桥上是N3高速公路[4]。这条路是连接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的主要高速公路，最终通向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这两个城市位于距离德班500多千米的著名的礁地地区。
这里是德班鱼龙混杂的地方，又脏又乱，挤满了无法无天的小公共汽车。我们的外景拍摄地紧挨着卖传统草药的小贩，他们把药摊在地席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药剂和粉末，能治愈你自己，也能让你的仇敌病倒。猴头骨、各种各样死掉的动物的尾巴和各种大小的骨头被成堆的干叶子围起来。在我看来，这都代表着当地传统医者的黑暗面，他们现在开始从市里的苗圃里买草药和植株了。除了当地被称作sangomas或者inyangas的巫医，就连普通人也会驻足讨价还价一番，争论哪种药最适用，能帮他们抵御咒语或治愈疾病，其中有很多病至今在西方国家都无药可治。
我们为卫生部拍摄的时候让我大吃了一惊，当时我们用他们诊所护士的房子当作外景拍摄场地。我现在记不清拍摄的具体内容了，但我记得我们要拍摄的屋主发生意外之后家里的场景。
那天我们把借来的轮椅堆到了摄制组的车后备厢里，接上我们的“病人”，开车前往当地的小镇。那座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很整洁美观，护士用地道的祖鲁式热情向我们表示了欢迎。我们在厨房架起了设备，趁着智宪插装灯光的空档，我环视了一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当地顶级的诊所护士的家，但它实在是肮脏不堪。墙壁上积攒着厚厚的油脂，水池里满是污水，厨房里没有洗过的盘子和锅碗瓢盆堆得到处都是，架子上的餐具看起来也好像从来就没清洗过，地板也好不到哪去。于是我赶忙拒绝了她好意端来的那杯茶，即便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礼貌。
像我们之前制作的很多节目一样，除了我们常常在洗手的问题上挑些毛病，这一档节目也要求所有的东西都保持一切清洁、无菌，这都是老生常谈了。令我难以理解的是，这位护士接受的培训就是教病人们如何保持卫生，但她自己却没有付诸实践。不仅如此，她早在一周之前就知道我们要过去拍摄，但还是对餐台上的积土视而不见。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德班议会下设有很多不同的部门，我们给所有部门都录制过节目。我们拍过公路安全的节目，我也因此学会了如何填补凹槽。我认为这项技能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派上什么特殊的用场，但我觉得知道怎么做一件事总归是好的。
我们也为严重缺乏资金的博物馆部制作过一个视频用来申辩。我们展示了讲述德班历史的作用和重要性。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享受，因为我第二钟爱的就是历史了。
德班有这样一所房子，里面各种家具一应俱全，装修得和早期殖民时代完全一样。它隐藏在小道旁，状态保存完好。但是因为它几乎不为人所知，所以很少有人去探访。自1994年的选举之后，人们都开始展望未来，很少去回顾历史了。但有一处例外。
还有一处建筑被收购改建成为一间博物馆，讲述种族隔离时期的故事。布莱恩抢救出来很多早期的录像片段，又重新编辑了一些影片播放给来参观的访客。现在这座博物馆吸引了很多关注，远远多于市中心原来的那座大型博物馆，那里讲述的是第一批抵达德班湾的白人的故事，以及小镇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在南非，有一股疯狂的热潮，要抹去所有与白人有关的历史。城市和道路被重新命名，公司也不敢起听起来很欧洲化的名字。据我们所知，在第一次举办自由公正的选举之前，除了病态的种族隔离，什么都没有发生。
后来我搬到了西班牙，他们庆祝历史的方式令我十分惊讶。很多城镇都会重演摩尔人（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代）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来纪念西班牙被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统治的日子。
我热爱非洲，也热爱非洲的人民，但他们为什么不能遵循指导路线，确保这些原住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再让他们接管国家呢？我经营自己的制片公司的时候，曾在多种场合主动提出要指导我的学生，但只实施了一次，一天之后那个学生就离开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这与思维模式有很大关系，让我想起我有一天接到的一个电话，是一个刚刚踏入视频行业的年轻人打来的，他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建议。
“好的，”我跟他说，“没问题。我很高兴帮忙。”
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是想得到一点信息或建议，因为他一开始就一直在说自己有多么好，说身边有多少工作想找他去做。我是真心为他高兴。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又转移到了政治上，这在南非是很司空见惯的话题。我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他说ANC（非洲民族议会——执政党）有多么伟大，为国家做了多少有益的事情，他还说至少接下来的一百年他们都会继续执政。
“但如果泛非洲国会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获得的票数更多，被选入了议会，那又会发生什么呢？”我问他。
“绝不可能！”他惊恐地喊道。
“好吧，我同意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很小，”我继续道，“但或许ANC颁布了一条他们自以为对国家有益的法律，但人们并不这样认为，所以他们背叛了ANC，改投了其他政党。”
他想都没想就说：“那么我们就只好拿起枪来与他们战斗，把他们都杀光。”他的语气无比坚定，就好像这是唯一理所当然的答案。
我早该知道——这就是非洲式的民主。更惊人的是这个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学历也不低，而且在高层有朋友。他能赚到的钱比我再过十几辈子能看到的都要多，但他的心态就要另说了。
再说回到议会，他们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做出了不懈努力，有12,000员工也在努力挣钱，改善家庭生活状况。
我们也曾制作过有关用电危险的节目，谢天谢地，事故并不常有。我很胆小，所以对所有电都十分畏惧，不管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
我们那时也写过有关各种补贴的节目，那些补贴是为最需要的人准备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强调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那就是想要得到政府补贴的廉租房至少要等十五年。我们绞尽脑汁，提出了许多其他的解决方案。坦白来说，解决方案实在没有多少，除非去建造更好的非法临时居住点。
我们不停地解释雨水排水管和排污管道之间的区别。因为在当地城镇中，掀开井盖再把偷盗的财物藏在管道中很是普遍。所有管道里都塞满了从别人家偷来的赃物，所以一下雨周围的房屋都会被淹。
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skabenga（祖鲁语，罪犯）把一大包东西藏入了雨水排水管。但不幸的是，我们雇来的演员对我们让他做的事感到很惊恐。
“你们想让我把那个金属大盘子掀起来？”他吃惊地问道。
“对，是这样。”
“就是这个？下水道上的这个？”
“是，就是那个。”
“怎么掀？”
这一点我的确没有考虑到。“我想你可以把它撬起来再推到一边。”我希望自己能帮点忙。
“用什么撬？”我们的演员有点讥讽地问道。
“呃……”我看了看四周。到处都是垃圾、碎砖头、生锈的锡罐、可乐瓶子、旧纸袋还有半腐朽的短木块，没一样能用来撬井盖。突然我灵光一闪。“卸轮胎用的撬棍刚好合适！卡尔，我们可以用你卡车里的那根。”
卡尔看起来不为所动，说道：“要是断了怎么办？爆胎的话我们就被困住了。”
“那……或许我们能申领一根新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必要的支持’？”
我看到他正盯着一条龇着牙嚎叫、嘴边露着白沫而且在不断靠近的狗，于是我利用了他的紧张。
“就这么办吧，我们快一点搞定，免得你得狂犬病，”我尽可能愉悦地建议道。其实我在想怎样用水把卡尔围起来，就像一条可移动的护城河那样，因为我模糊地记得患狂犬病的狗害怕水。我四处张望，但是这个社区的水龙头都远在狗的那一边，想要碰到水就必须绕过那条狗。而且我当时没有盛水的器具。我想过牺牲卡尔午餐要喝的橘子口味的芬达，但最后我还是决定算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做完工作，在疯狗发动袭击之前打包走人。虽然我很确定他们现在可以治疗狂犬病了。
当时卡尔紧张地盯着那只蹲坐在后腿上，龇着牙不停狂吠的狗，他可能在想，理智一点的做法应该是武装自己、与狗对抗。不管怎么说，要抵御攻击，轮胎撬棍远比摄像机好用得多。所以他勉为其难地拿起了撬棍，又更不情愿地递给了我们的演员。
想要撬开井盖实属不易，它们真的是又大又坚固，还很重，所以我也为罪犯的决心之大感到吃惊。当我看到我们的明星喘着粗气、竭尽全力、汗流浃背地与井盖搏斗的时候，我心想，当罪犯也是个体力活啊。最后，智宪只好去给他搭把手，所以我们的镜头里有了两名忙活着的skabengas。不过我向智宪保证镜头会被调暗，假装故事发生在夜里，这样就不会让他在任何可能看节目的人心中身败名裂。
最后我们拍了他们偷偷跑掉的镜头，这两个罪犯相当满意地把他们偷来的财物藏了起来，但我们没有拍他们把战利品从下水道中取出来，再把井盖搬回去封上的镜头。我们可不想再撬一遍井盖。我决定如果真的有下次，我们会带着议会的人和合适的工具来，然后假装我们的“男主人公”凭一己之力就掀开了井盖。
德班是一个沿海城市，所以我们难免会被叫去进行近海拍摄。第一次我们是坐一艘小船出的海，去拍摄沙丁鱼的迁徙。这样的迁徙每年都会发生，数以百万计的小沙丁鱼会沿海岸向北游去。届时，当地的渔民就会撒网捕鱼，是的，大开杀戒。鱼儿们游向岸边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个的漩涡，看起来像倒立在水下的烟囱，这真是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我不记得我们那时候为什么需要进行水下拍摄了，好像是因为旅游局的那群人吧。我们租了一台水下摄像机，一大早就出发了。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卡尔带着摄像机消失在了轻柔的浪花之中，我在船上小憩，不敢相信自己能领着工钱，在那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温暖的印度洋上闲晃。
几分钟后，他浮了上来。我们一起回放录像，看看最初拍摄的几个镜头。这几个镜头还不错，但是从这个角度或者另一个视角来拍，效果或许会更好？听到掌船的人说出这样不合时宜的评价，卡尔差点从船边掉下去。
“看起来，今天早上没有多少东西跟着它们。”
“没有多少什么？”我们问道。
“你们懂的。大家伙，鲨鱼之类的。它们喜欢沙丁鱼，鱼群总是会吸引这些掠食者。”
到这卡尔真的受够了。“我绝对不会再下去了。”他坚定地宣布道。
“不行，别这么荒唐。再潜下去一次就行了。”我想要拍一些额外的镜头。
“没门儿。”
“拜托，你很勇敢。我们想拍一个在鱼群之中的镜头。”
“绝不！”
他的确有他的道理。我太想要拍更多的镜头了，但是任凭我说尽甜言蜜语还是胡搅蛮缠，都没法再让他下水了，相信我，我尽力了。卡尔就是自私到不愿冒着生命危险为我拍摄我想要的精彩画面。当然了，我也没法自己潜下水，就算我们能在这又窄又小、摇来晃去的船舱里互换衣服，可潜水服对我来说也太大了。那一次我没能按照我的构思拍摄。我能想象到好莱坞的摄制团队是如何拒绝导演的指令的！
我们第二次近海拍摄的内容是要展示如何使用市政府为救生员配备的摩托艇。这一次我们不必下水，那些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喜欢冒险，积极活跃的救生员会驾驶着橡皮艇和摩托艇在浪花间颠簸驰骋。他们开着橡皮艇载着我向海面出发，在水上高速飞驰，而我为了亲爱的生命，仅仅是为了活着的乐趣，死命地抓着艇上的扶手不放。剧本里完全没有写到这些，我可没有在抱怨。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拍摄如何给摩托艇补给燃料、维修保养，还需要开一艘出一趟海。像往常一样，我们的预算不多，所以无法付钱去演一出真正的营救场景。我曾指望着请其中一名救生员来演，但他们并不太感兴趣。他们解释说自己不想装作溺水的样子然后再被捞出来，这样很有损他们的形象。如果他们的女朋友看到他们假装遇险还不会游泳，那该如何是好？
于是我沿着海滩边走边找，请到一对来度假的中年夫妇帮助我们。我含糊其辞地说这是给议会用的培训视频，然而或许是因为我描述节目的方式吧，这对夫妇直接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能上电视（这也是我所期望的），于是他们欣然同意帮忙。我能够看出他们是从约翰内斯堡或者高原地区来这里度假的，虽然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是南非人，但皮肤没被晒成古铜色。令人惊讶的是，在海拔6000英尺的地区并不会轻易晒黑，但请别问我原因。我还猜到那位女士是从大城市来的，我自己也曾在那居住过。我在德班认识的人里面还没有谁会穿金戴银地坐在沙滩上，而且她的妆容也恰到好处。我对她的完美的发型甚至有点怀疑。
我们解释说希望这位丈夫能够往海里游一段距离，然后假装溺水，会有救生员赶来救他。听到这他轻快地跳了起来。我们希望他能多做几次，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拍摄。这样可以吗？行啊，绝对没问题。能出演电影，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于是他跑开了，海面上水花四溅，又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开始“遇上麻烦”。救生员迅速出动，跳上水上摩托艇，他们快如闪电，健硕的身姿在阳光下飞舞。有一辆摩托艇可能是因为昨天拍摄之后没能正确组装，所以无法启动。但最终他们都冲了出去，开始表演做戏的救援。只不过这次再也不是假装出来的了。
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我们那位可怜的游泳者在困境中挥舞着手臂，但并不是在表演。他是真的遇险了，在我们的摩托艇骑手帮另一位发动机器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紧急了。我们认为那位丈夫可能有点中风。他们把他带回岸边的时候，他那可怜的妻子悲痛欲绝。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他是真的遇到麻烦了。救生员开始进行常规的人工复苏程序，而他的妻子在一旁号啕大哭，她攥紧双手，胳膊晃个不停，金首饰发出刺耳的声音。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金色假发挂在了一只耳朵上。
有时候人不得不保持专业，所以我狠下心来让卡尔继续拍摄，救护车闪着灯，向路的尽头呼啸而去，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当然，我们后来去医院看望伤者了，他没落下什么后遗症，但如果现实一点来看，其实那天早上我就知道视频拍得非常成功。在此我想声明一点，我们剪辑得并没有那么不近人情，没有只为了达到视觉效果就只顾着拍那个花了妆、假发歪斜、近乎疯狂的妻子，当伤者被架上救护车的时候，他的神志已经清醒多了。
有一次我们拍摄的主题是市政府的托儿所。那天晚上，伴随着市长的出席（遗憾的是这次没有免费的小吃）和盛大的典礼，托儿所隆重地开业了，所以我们只能等到很晚才开工。
通常，新项目的启动、公告的初次发布、比赛的开幕、新发明的揭牌仪式和新出版物的推出等等你能想到的任何事，都能成为开派对、享受免费小吃和酒水的绝佳借口。我们每次都能乘机盛装打扮，跳着步子去市政大厅好好地放松上几个小时。有几次视频部也被派来记录这些活动，我们会工作到很晚，但是一切都充满了乐趣。
这次的仪式非常低调。豪华轿车呼啸而来，几个保镖跳了出来，接着市长也慢慢地下了车。他爬了几台楼梯来到前门，咕哝了几句。大意是说有这么一个地方很好，这样上夜班的工人就可以在晚上5点的时候把孩子寄托在这，第二天清晨再来把孩子接走送去学校。同时，他们可以在酒店、餐馆或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安心地值夜班，心里知道自己的孩子安全无恙，正在香甜的梦乡里。
然后他快速地在前门剪完了彩，跳回了市长专用的豪华轿车里，又呼啸而去。
我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的计划是采访一些工作中的母亲，比如那些在酒店前台、厨房或者24小时快餐店工作的母亲。
而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我们连一个享受这种新便利的母亲都找不到。于是我们又回到托儿所，问他们在哪可以找到工作中的母亲，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工作地址的名单。
我们又一次出发，但当我们抵达第一个地点的时候，我们着实吃了一惊，因为那是一家妓院。我们慢慢地走了进去，看到了一排衣着火辣的女士，她们有的在打毛衣，有的在聊食谱，还有的在补妆。她们的孩子在夜间托儿所吗？没错，这难道不是个好主意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因为她们从事着不一样的职业，就对这些可爱的、喋喋不休的女士在讨论第二天给孩子的饭盒里装什么午餐感到惊奇。我以前从未有意识地去结识妓女，但后来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区别开来的。我们大多数人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小，去的地方和接触的职业也越来越有限，我们很少会跨过那条线，走进另一个圈子，走进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我们又试着去了第二个地点，是的，又是一家妓院，那里的女士们在夜里等着顾客光临。即使大家都知道卡尔很喜欢这些可爱甜心，但现在他的脖子热得发烫。他很害怕有人看到他进出这样的地方，尤其是跟我一起，他可不想让一些闲话传到他的新女友那去。
我们也没办法在妓院拍到合适的画面，所以那晚我们就收工了，回去等待下一步的指令。那个片子最后还是没有拍成，我觉得那些妓院也没开多长时间。市里有传言说市长差点就被抓起来了，当他意识到自己所做了什么，又想起那些媒体拍的照片的时候，做什么都已经为时太晚了。
德班市警队也曾要求我们为他们拍摄，他们想要拍一个招聘和教学用的视频，告诉人们身为警察会做哪些振奋人心的事情，同时还不忘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把全南非的第一个市警队管理得多么优秀。
他们希望这个视频的长度能达到一个小时，这就要求有一个适合电视特别节目的完整剧本，所以这次拍摄会很有趣。我又写了一个简单的场景，讲述的是三个年轻的小伙子从学校毕业几年后相遇了，我们的主人公跟其他两个人讲述他在市警队工作时的乐趣。毋庸置疑，另外两人的工作烦闷无奇，都是日常琐事，他们绝对不会被叫去追罪犯，不会驾着警灯狂闪、警笛长鸣的车在高速路上驰骋，让其他车都为之减速让行，更不会去学射击等等。我们非常非常简略地把这项工作中更平凡的那些部分一带而过，比如说帮蹒跚老妇过马路、漫无目的地巡逻，以及要是不想在高峰期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时候被踩脚，就要学会“跳踢踏舞”。
其中最精彩的是有一次我们驾着一艘快艇穿过港湾，在码头上拍了一段追逐的镜头，还有一次我们拍摄了一场夜间发生的一场交通事故，模拟了一个年轻女孩过马路时被车撞了的情景。一切都经过了我们的精心设计，我们先是用慢镜头拍摄，又在编辑的时候做了加速处理。我们还仔细地插入了切换镜头，最后的影片呈现出来的时候，连我看到也为之心惊。但当我们的主角警察弯腰检查伤者的脉搏时，一切都被破坏了。因为他把手指错放在了伤者脖子的另一侧。我能为他想到的唯一一个借口就是这些警察或演员没有一个接受过急救培训。但是，在目睹了交通事故、追车、抓罪犯、翻墙和与满怀感恩的市民互动之后，一切都太令人兴奋了，甚至连我自己也想报名参加警察的选拔！
正当我满怀信心觉得自己能就任何事情编写和导演节目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我驾车沿高速公路行驶了几公里，北上到了德班北部。这片近郊地区在被并入到统一的城市之前，有着自己的市长和议会。这里的一切都非常高端，他们对未来有很好的计划，想要制作一个推广视频，说服企业来城市北部开展业务。他们给我们展示了巨大的图片，上面有医院、顶好的购物天堂、全新的住房和漂亮的办公园区，园区中心是经过美化的草坪，在特定的区域里还设有喷泉和雕塑。总之，听上去让人非常激动。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工作，所以我决定先去踩点，去看看这些令人叫绝的建筑。他们给了我一张公路规划图，上面标着所有建筑的具体方位。会议一结束我就钻回了车上，出发去亲眼看看。
但我找不到。
它们并不在那里。
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医院只是个空壳，除了中央有一座楼，办公区都还没有动工。购物中心也不过就是巨大的泥海中的几堵混凝土墙。
我慢慢意识到他们给我们展示的并不是真实的照片，只不过是设计师的模型。当然如果在收音机里播放，你可以假装一切都已准确就绪，但要上电视或做成视频可行不通。
我绝望了。我们怎么能指望只拍泥泞的场地就能吸引新企业和居民到那去呢？那里现在的样子一点也不诱人，没有人会想搬过去的。
当天晚上我在噩梦中惊醒，突然就来了主意。就是那样！我们会把场景设定在未来，然后把它叫做“我有一个梦想”（在此向马丁·路德·金致歉）。
这个想法果然奏效！
我们先拍摄了几个建筑工人在不同的场地里（我指的是那些建筑）埋头苦干的场景，然后慢慢地把画面变成设计师的模型。如今你大可以对画面做更多处理，20世纪的事情可远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活动的晚间发布会很有意思。影片收到了很多赞美，当然，还有充足的免费小食和酒水。发布会邀请了很多重要人物，有政治家还有社团领袖，祖鲁国王陛下的亲临更是让我们倍感荣幸。他把智宪叫到一边，大加赞扬他拍出了这么精美的视频。
我看到智宪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荣幸而喜出望外，又因为被国王叫出去单独说话而兴奋过了头。我很想知道他有没有介绍我们，或者提到我们也在制片中起到了一点帮助。但是没有，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事实上，国王从我们身边路过的时候，他只是扫了一眼摄影器材、调音台和其他我们带来记录当晚活动的设备，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
我想没有哪个市政部门没请我们去拍过视频。除了我前文提过的，还有消防部、德班交通部、卫生和安全部、财务部、培训部、采购部、旅游部以及选举代表和市政大厅。他们都充分利用了通讯部和部里的视频制作单位，这让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有所不同，也令人充满兴奋。我当时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可以每周一清晨从床上跳起来，期待着新的工作。但其实也有不开心的时候……有时我感到新旧世界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深，而我自己又如此无知。
很多人都选择去国外生活和工作，但常常无法理解那里的文化，也没有亲密感。我不知道对一个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去了解第一世界的城市经济甚至许多日常生活的情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还有很多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它们都很容易处理。举个例子，当我看到我家的佣人想擦干净她洒在厨房桌子上的茶水时，我都会感到很困惑。我看到茶水在往桌边扩散，可她却重重地把抹布往水渍的中间一丢，然后开始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擦，液体都飞出桌边落到地板上了。她似乎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把茶水渍搞得更多了，而且现在连地板也需要清洁了。
我还看到过另一个中年佣人没办法把小孩玩的九块拼图拼到一起，这让我想起有一次这个女佣把我完成了一半的拼图整理起来放回到了盒子里！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过这些特别的经历？有太多的事被我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有太多行为和理解力，都是通过小时候对事物的模仿塑造而成的。很多时候我都在想，经过十几代人的填补之后，这条鸿沟最终是否能被跨越。
在德班的早些时候，我遇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女士，名叫伊丽莎白，那次相识让我大梦初醒。当时我们在拍摄市中心旁边的一个棚户区，而她在当地很受尊重，她自己用砖头建了一栋足够大的房子，还在旁边简单地搭了个草屋，开了一家spaza店（南非语中的小卖部）。她的店里卖可口可乐、饼干、清洁用品、薯片、肥皂和罐头食品。她已经供她两个大一点孩子上了大学，这两个孩子拿到学位之后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作为回报，他们又开始资助弟弟妹妹们读书。那是我第一次被邀请走进棚户屋。当我看到屋里的地毯、电视、天然气灶和一整套的皮革沙发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
我求她让我在一家杂志上写一篇她的故事，但她拒绝了。她不想引人注目，不过她建议我去写一对最近刚搬到安置点的年轻夫妇。我可以以他们为主人公，写一写他们遇到的问题。
几天后，我在营地外的路上和伊丽莎白碰了面，她把我介绍给了约珥和桑比。那是一对非常讨人喜欢的夫妇，而且英语说得很好。他们邀请我坐在一个旧的可口可乐板条箱上，就在他们的货箱小屋外面。桑比很快就烧好了水，递给我一杯非洲式的茶，里面加了很多勺糖。然后我坐下来听他们的故事。
我了解到，他们是来这个城市找工作的。桑比没有身份证，根据法律规定，所有的南非人都应该有身份件。没有证件，她就没办法找到工作，买不起回家的车票，也就没办法让她母亲准备申领证件的文件。她24岁了，深爱着约珥，但他们没钱结婚。他们刚认识的时候，约珥在一家屠宰店里工作，但后来他被解雇了，所以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小家搬到了镇子上，约珥在镇上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建筑工作。
然后他们就听说了这个不用付房租的寮屋区，所以他们花掉了仅有的一点钱搬了过来。之前住在这里的印第安居民被赶走了，原始的房屋被铲平后，地上留下了不少砖块，约珥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建好了他们的房子，一部分砖块就来自那些废墟。他搅好了泥土，又买了些箱板木材作房子的骨架。他俩还找来了一些便宜的防水油布做成了屋顶，但这样的建筑是经不起狂风或暴雨的。整个房子也没有窗户，但他们想办法买了一扇廉价的门。
约珥有一台收音机，为此他又开心又自豪，但自从电池用尽之后，他已经几个月没能再听一听了。
桑比最贵重的财产就是她的影集，她给我看了她在农场里的照片，她是在那长大的。那时候的她看起来又健康又丰满，但是她告诉我那里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未来。
他们拥有的东西少之又少，我拍了几张他们房子内部的照片，桑比用旧杂志的书页和超市的免费传单在墙上贴了一层纸。在她的床上可以看到特价人造黄油和玉米片的广告。
两张小床都是用砖头支起来上，从而抵御托科洛希（Tokoloshe，非洲南部民间传说中的水妖，会在人的睡梦中突然袭击）。床是用简单的木板做的，上面盖了一床薄薄的灰毯。他们没有钱买床垫。
然而他们仅有的几件衣服被仔仔细细地挂在挂钩上，约珥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他用来擦皮鞋的刷子。他们俩都因为这间房子感到非常骄傲，但想要在营地里保持家里一尘不染实在不容易，因为到处都是黄沙满满的土路和成堆的垃圾。
每天清晨，桑比都要走去水泵站买25公升的水，这只需要花几分钱就行，但是由于没有钱去德班市中心，她不得不在附近的小卖部多花些钱购买食物。情况好的时候他们一天能吃两顿饭，但一般只吃一顿，挨饿也是常有的事。桑比就在前门外生火做饭，据我所见，她的厨房用具只有两个盘子、一只罐子、一口铁锅、一个水壶、四个搪瓷锡杯以及各种各样的刀叉和勺子。
桑比还告诉我约珥有肺结核，虽然他去诊所看了病，有的时候还是很难连续工作好多天。她还自豪地补充说她知道自己也有可能染上肺结核，所以他们并没有睡在一起。他们没有钱养育孩子，所以这是他们另一个未来的梦想。
后来我发现他们是有资格向福利部门申请一些补贴的，但是他们俩谁也没有想过去寻求这种帮助。他们虽然贫穷，但还是快乐积极的，认为俩人在一起明天就会越来越好。他们是那么乐观、充满着希望和热情，让我自叹不如。相比之下，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多，却还是想要更多。
这对夫妇邀请我随时去家里玩，他们很乐意跟我聊聊天。他们对取得的成绩很是骄傲，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也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我把口袋里的一些兰特币给了他们，但我能给他们的并不是太多。聪明的人是不会带着大量现金到处走的，因为抢劫事件太常见了。就连带着手机都很危险，但有的东西是绝不可能留在家里的，今天我还是一样随身带着手机。
后来这篇文章登上了全国女性杂志《个性》（Personality），引起了很大轰动。信件如洪水一般从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其他地方涌来。大多数都是询问如何才能帮助他们，还有很多信里附着支票。
总编打来电话让我再写一个后续故事。他们正在整合至少两辆小货车的东西，里面有蜡烛、衣服、毯子甚至还有一些小件的家具。所以是说，礼物送达的那天要我再去那个寮屋营地拍照片写故事吗？
我非常激动，我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有一些南非人是如何生活的，显然这篇文章触动了许多人的心。我在文中着重强调了这些年轻人的乐观和他们心中的希望，还突出了他们如何高高兴兴地筹备未来，坚信一切会变得更好。
接下来的几周我见了几个杂志的工作人员和一位读者，然后我们一起去了那个简单的棚屋，把货物卸了下来。约珥和桑比看到我们带去的东西后欣喜若狂，还引来了一大群人围观。我拍了很多照片，还把我第一次拜访他们时拍的照片给了桑比。
几小时后，我开车回了家，我觉得自己就像特蕾莎修女（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我做了好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是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这就是我当作家的原因，注定我是能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的。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是值得的。
六个月后我又去了那个寮屋营地拍摄，我一直在找约珥和桑比，但是哪都找不见他们。不过那个spaza店的女主人伊丽莎白找到了我们。我微笑着看她走近，但她并没有冲我微笑，事实上，她看起来气冲冲的，非常愤怒。
“你现在高兴了吧。”她蔑视地对我说。
“什么？此话怎讲？我做了什么？”
“你毁了约珥和桑比的生活，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可是，怎么会呢？发生了什么？”我的心一沉。
“你带来了那些东西引发了骚乱。你走之后，所有人都来拿东西。约珥跟人打了一架，他再也回不来了。”（她是指约珥死了。）“然后他们又打了桑比，把她赶走了”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伊丽莎白走之前留下了一句话。
“写他们的故事让你赚到钱了是吗？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之前我还觉得自己像特蕾莎修女，自以为是、洋洋得意的，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叛徒犹大。我有没有从那对甜美天真的夫妇身上获利，又以几兰特的价格出卖了他们？那天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虽然我的本意是好的，但我对另一种文化中的风俗还是认识不足。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跑去找滕巴聊天，他也在通讯部工作。我告诉了他发生了什么，问他能不能帮我理解这一切。他解释说许多非洲人的嫉妒情绪都表现在表面上，非常明显。有些不那么成功的或者好吃懒做的人，就会去成功者那里偷东西，甚至会攻击他们。
我还记得在我约翰内斯堡工作时跟黑人摄影师雷吉的一番对话。在他看来。获得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南非。我也记得在比勒陀利亚一个小镇上，曾经有一对教师夫妇跟我说，他们在自家房子周围竖起了三米高的围墙，围墙顶上还安了有刺的铁丝网。每次他们开车进出大门，都要尽可能的动作快一点，邻居们实在是太咄咄逼人了。他们负担不起这对夫妇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所以又嫉妒又气愤，常常恐吓和威胁他们。
似乎尽管你想要继续生活，你去上学也努力工作，但对许多非洲人来说，这样做并不能让你过上轻松的生活。
自那之后，我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处理外资企业分发给大众的善款和捐赠物资。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捐赠的钱物长期下去是会改善接受者的生活，还是毁掉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