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乡乡都是名片》：用名片般的简洁，对明光市每个乡镇的产业特色进行精准概括，刻画了明光市的乡镇群像。时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赵树丛阅后批示，要求推广明光的做法和经验。
读者 这是展示登峰文字功力的一篇特稿，一篇文章悉数表现明光市所有乡镇，令人过目不忘，可见登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处处用心。好文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跬步日积月累，是以能致千里！
作者《我的第一个头版头条》：村委会直选之际，很多人担心这样的民主会乱了基层，贾巷村却得益于直选，实现了由乱到治。这个典型来得正是时候，所以《滁州日报》以四千多字的大篇幅表现了这个典型。
读者 作者真是写作达人哪，这篇表现到了极致，我应该向你学习。确如黄总编所说，这篇文章应该出自一位资深记者之手，登峰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天赋的……当时黄总编就该直接把你调到《滁州日报》去！
作者《当年的全省唯一》：因为这篇文章，岭北村曾作为安徽省仅有的一个村在全省七一大会上作典型发言，岭北的精神也因此感动过安徽。时任村支书王胜昌识字不多，他在发言中获得的掌声却是最多反响最好。
读者 无论是什么，都需要在恰当的时候遇见对的人，岭北村就是在对的时候遇到了作者。如果不是登峰努力把值得书写的东西发掘出来，岭北村就很难被省里认可进而成为全省的典型。背后的故事更有趣，很感人。王胜昌，一位不识字的农民，以及为此事奔波的作者，为一篇发言稿辗转反侧，其中曲折令人垂泪。非常实在的历史生活点滴，如果不是这样写，如果不是现在写出来，那么肯定就被淹没于时代长河中了。倘若政绩文都能写成这样，很多报纸可能也不至于一印出来就被弃之一边了吧。
作者《盛开的“红杜鹃”》：农民纷纷跳国标舞，农村文化站送戏进城，张八岭镇文化工作引起省市关注，《安徽日报》A1版予以报道，称之为“一枝盛开的红杜鹃”。
读者 这是一篇好稿件，《安徽日报》的编辑果然慧眼识金。背后的故事让人百感交集，从中我们切身感受到，基层有货，但基层上稿真的不容易，想上好的位置就更不容易。
10 乡乡都是名片
在明光，自来桥镇的山芋能卖出高价，涧溪镇的绿豆高价之下仍供不应求。这两个镇也因此获得了“山芋之乡”和“绿豆之乡”这样的名牌美誉。明光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周福红说，这几年，江浙老板中有数十人次都是冲着这些名牌农产品到明光考察和投资的，这些“农”字号的名牌无一例外地出自明光市精心打造的“乡镇名片”，正在生成更多的经济意义。
特点：一张“名片”代表一个乡镇
在明光，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别名”。“山芋之乡”“银杏之乡”这些地气浓郁的称谓，代表着不同的乡镇，正日益成为一张张闪亮的“名片”，催生出明光农特产品的“名牌效应”。
给明光“乡镇名片”排一个序，“螃蟹之乡”女山湖当在前列。“女山湖”牌大闸蟹在以“蟹王”钱永言为代表的一批养殖大户强势引领下，已经走进钓鱼台国宾馆，畅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只螃蟹比一头仔猪贵”已不是新鲜事，女山湖等一批乡镇因螃蟹而扬名。有这样一个乡镇群的力挺，明光“全国水产百强”的称号才会日益牢靠。
“银杏之乡”泊岗，是排在前列的又一张“乡镇名片”。在这个乡，只要有空地，就一定有茁壮成长的银杏树。家前屋后，田埂塘坝，“金泊岗”牌银杏无处不在，街头横幅打出的“安徽银杏第一乡”成为对勤劳泊岗人的贴切写照。乡党委书记朱家如说：“银杏全身都是宝，银杏叶治高血压，银杏果是炒菜佳品，银杏树致富几千泊岗人。”知名银杏种植大户陈宜关说，他的树一棵最多卖到2万多元，每年都要卖十棵八棵，年收入控制在20万元之内，够家里一年所用即可，因为来年树一定会更壮、价更高。
这样的“名片”还有一组：“花生之乡”三界，“草莓之乡”明南，“西瓜之乡”古沛，“蔬菜之乡”潘村，“甜菊之乡”管店，“稻种之乡”桥头，“杂粮之乡”石坝，“菊花之乡”张八岭。此外，明光还有两个姓“工”的“乡镇名片”，一个是率先建成乡镇工业集中区的苏巷，一个是靠矿产开发成为经济强镇的明西。
在明光“乡镇名片”研究会上，大家对这个题材都十分重视。与会的乡镇干部清一色是党政一把手，他们“颁奖词”一般表述了各自的“名片”，同时也道出了每一张名片背后的政府作为。
故事：“名片”后面的点点滴滴
2010年9月25日，全国测土配方施肥与耕地质量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明光代表在会上作典型发言。这之后，甜叶菊生产、河蟹健康养殖、甘薯技术培训、绿豆现场观摩等全国或全省性会议也都在明光召开。
选定在明光开会，是对明光特色农业的影响力以及创造这些特色的功臣们的肯定，而功臣主体自然是明光市的乡镇干部。可以说，明光市有目共睹的特色农业是由每个乡镇的特色集合而成。
有这样三个故事耐人寻味。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自来桥山芋。这里是青年时期的汪道涵战斗过的地方，老区桀骜的土地孕育了自来桥人坚韧的品质。历经十年，他们尝试过六七个新品的种植，也成功地获得过“冬瓜第一镇”美誉，由于“卖不掉又存不住”，烂冬瓜烂山药随地可见，最终都宣告失败。方向转到山芋种植后，他们重点解决了储藏问题，硬是从群山中开挖出十多条隧道一样的“城堡”，保证了数以万吨的山芋储藏其中，成功地反季节。
种芋能手黄方林用四句话描述了自来桥的山芋，一是政府投入扶持资金70多万元，造“城堡”老板赵刚新获奖励5万元；二是常规山芋一斤四五角钱，自来桥山芋每斤一元多，亩均收入6000元，万千种芋能手挣满了钱袋子；三是在自来桥，雇一个农民日薪120元，租一亩耕地年价1000元，人和地都因种山芋而贵；四是农户将山芋种下去就等着在田头现场收钱，挖山芋由“挖山芋专业队”负责，收购山芋由经纪人操作。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涧溪绿豆。涧溪绿豆曾是贡品，最大特点是“粒大皮薄容易煮烂”，因为产量低曾经逐年减少，“明绿”商标也被外地抢注。2000年前后，明光用三年时间，用保留下来的良种在涧溪镇进行标准化试种和恢复性生产，成功地争取到世行项目资金。2008年又成功地将“明绿”商标夺回，明绿获得原产地注册商标。在市政府引导下，老牌个性酒“明绿液”“明龙绿液”“明绿御酒”与明绿种植基地结为连理，“明绿”之香正绵延四溢。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古沛无籽西瓜。如果不是古沛镇连续四任党委、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如果没有农技专家赵子津对嫁接技术的不断探索和改良，古沛就不可能成为无籽西瓜的诞生地和发展区。
明光决策层始终抓住“乡镇名片”不动摇。从确定产业布局，到光大传统产业；从提供种植技术，到引导产业升级，再到资金扶持，商标注册，市场争取，实施名牌战略，明光市委、市政府领导了“乡镇名片”推出的全过程。
在明光，明光市土肥部门值得关注。任何一个田块适合种什么，应该施什么肥，施多少肥才能被充分吸收，又不至于造成多余的肥料污染水源，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他们建立的数据库中，只要点击一下电脑即可找到想要的答案。为此，他们对全市所有村民组共1万多个土样进行检测，包括土壤养分、地力评价、肥料利用率、天然降水量、作物产量、不同作物需肥特性等，形成了宝贵而翔实的数据库。
接下来，他们对数据库进行加工利用，在全省率先开发出两套服务系统。第一套系统是将数据库与网络对接，形成全省第一台测土配方电脑触摸屏。第二套系统是将数据库与手机对接，形成全省最为规范的测土配方手机短信系统。只要在触摸屏上触摸一下自己所在的村组，或者发一条手机短信到指定的系统，相应的田块养分评价、肥力现状等情况就显现出来。据统计，全市手机短信系统已有50万人次参与，触摸屏使用人数有10万多人次。
现在，哪里该种山芋，哪里能种花生，施什么肥，施多少肥为宜，这些问题在明光已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些技术参数的支持，明光市特色农业实现了标准化，农特产品的品质和产量能保持稳定。最新统计表明，明光市无公害农产品已达79个，占滁州市三分之一。
效应：“名片”变成“名牌”
无公害农产品大量上市，成就了明光农特产品的名牌效应。强势推出的“乡镇名片”与明光市七十多个无公害产品互相影响，产生了同频共振效应，得到了全国各地客商的青睐。泊岗乡党委书记朱家如介绍说，泊岗的银杏已经吸引包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贵州、湖南等七个省的老板上门收购。“旺季里，收购车辆多到了影响交通。”自来桥镇党委书记张心勇这样说。
规模化和标准化种植，催生出一批特色农副产品集散地，丰富了乡镇集市贸易，做得最好的当属潘村镇，260栋整齐排列的新建住宅楼，得到了滁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镇长程军才说，日益成熟的市场功能伴随着“潘村农民公园”等一批公益设施的建成使用，让“魅力潘村”正在成长为明光北部农业贸易集散地，“工贸潘村”正在成为明光的副中心。
农副产品的越发丰富，带动了加工业的崛起。仅桥头镇就有6家现代化上规模的粮食加工企业，这6家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板块，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效益也大增。它们的联手，不仅足以吃下明光年产的全部小麦，还要把市外的周边小麦吃下才能“饱”。桥头名片可以逐步由“稻种之乡”改为“加工大镇”了。
特色是优势，更是生产力和竞争力。在招商引资日益火热的当下，“乡镇名片”有力地彰显着明光的资源优势，一批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大项目落户明光。美国跨国公司GLG集团揣着3000万美元，抢先入驻明光。受其带动，明光市管店、三界、潘村、张八岭、古沛、桥头等十多个乡镇以“世界基地、数万菊农”的气魄，以每年递增2万亩的速度，打造出面积超出10万亩的全球最大的甜叶菊基地。伴随着甜菊糖这一“第三代糖源”的大量问世，明光正在向“世界糖都”迈进。
【背后的故事】
2010年12月，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文萍找到我，让我结合自己对明光的认识和理解，选择一个可圈可点的方面，好好挖掘一下，整理一下，宣传一下。
对于一个每天都要动笔的人，写一篇稿子肯定不算什么难事。难就难在部长的三个附加：由我执笔，发在头条，要有爆炸性。
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心境。一方面，做新闻已经不是我的职责，如果接受这个事，可能会很辛苦，可能会吃力不讨好，更可能会招致非议。另一方面，爆炸性效果通常可望而不可即、可遇不可求，不少记者穷其一生也很难有几篇能够成为大众记得住的佳品，所以这个要求给我很大的压力。
选题没花多少时间，一下就想到了乡镇这个题材。因为这个选题可以涵盖所有乡镇，具备全面开花的基础。但是毕竟因为稿子没有出来，仅凭自己一厢情愿地描述还不够。对这个选题，大家没有多说什么，只能是抱以期许吧。
采访只用了半天时间，因为采访对象只有一个人，他叫周福红。不再扩大采访对象，是因为自己平时对情况的掌握，加之这位务实的农业专家半天的介绍，已经让自己有信心驾驭这个选题了。
我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往深处挺进并不断突破。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个是，被题目折腾了好久，当“名片”与“名牌”两个词出现的时候，才有了成功的喜悦，感觉出了精彩，至今来看也还有感觉。另一个是，《滁州日报》总编王青看到稿子时，就打来电话，表达了对这篇稿子的看好。仿佛爆炸性效应正在显现。
文章很快就刊发了，当然是头条。之后，《安徽日报》也全文刊发。一篇文章，把明光17个乡镇一个不落地表现出来，加之头条的效应，很快就有了面上的声音传来，首先是来自乡镇自身的声音，继而就是涉农部门的声音，再就是其他点上的声音，各种声音聚集起来，反响不小。但从爆炸性角度看，似乎还不够。
2011年1月28日，合肥传来消息，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赵树丛在送审件上作了批示：“请华建（注：省农委主任）同志阅。一镇一品，一乡一业，产业兴镇，特色富农，是推进农民增收的好路子。要以市场为导向，增收为目标，在科技、品牌、产前、产后、产中的服务上做文章，长期坚持，创新发展，必有收获。明光的经验好！”
2011年2月起，省农委提出三条贯彻意见，决定将此典型材料转发全省各市，同时考虑在明光召开一次现场会，推介明光市的经验。
不久，省农委有关领导率队到明光实地调研，为进一步推介明光经验做准备，我作为撰稿人陪同始终。至此，宣传部长安排给我的这个任务算是完成了。如果说，之前更多的是压力，那么压力之后就是光荣了，与这样的光荣相比，再多的压力也都值得了。
11 我的第一个头版头条
今年3月，明光市347个村相继召开了村民评议村干部大会。测评结果显示，管店镇贾巷村两委成员的群众满意率均在95%以上。
1998年12月，这个村的群众还“聚众”上访一次，历数村干部为政不廉、作风漂浮、对下不负责、全然不顾群众的冷暖。此前，类似的上访每年总有几次。
为调和矛盾，镇党委未少费精力。支书年年换，处分年年有，但收效甚微，群众怨气未减，上访不断。去年3月，通过民主选举，贾巷村产生了新一届支委会和村委会，从此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年集体经济由过去的1000元发展到10万元；年招待费由过去的2万多元下降到不足1000元；一条盼了数十年的村民进出路在短短的数十天即全线修通；“难于上青天”的税费上缴和各种公益事业建设款项的征收问题在这个村也迎刃而解……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明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树结合实际，做出这样的评价：“贾巷村的变化，得益于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实践证明，推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还权于民，是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必然要求，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眼见着村干部不为民做主，却奈何不了。如今，不仅村主任必须出自“选票箱”，在村支书选举中，非党村民也能投上一张信任票。厚重的选举权，使得村里人积淀在心中的怨气消了许多。
贾巷村位于管店镇的最南端，处于偏远的“末梢”位置，境内岗丘起伏，沟壑纵横，相距10华里的村镇之间，没有一条能供机动车或人力车通行的路，只有一条沙河连接其中。数十年来，村民进镇靠步行，农副产品外运也得靠肩负或牛驮，常常是冬走河滩、夏走湾。受之掣肘，村民收入一直低下。饱尝苦头的村里人做梦都想修一条进出路。
然而，年复一年，路未修成，钱却花了不少，1998年村里的不良债务已达10万元。为了搞清债务产生的原因，满腹怨气的村民们开始了频繁的上访。问题查清了，责任追究了，村干部也换了，但村民的疑虑依然没有消尽，盘存于心中的结尚未解开，情绪仍未平复。
去年初春，直选村委会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将信将疑的村里人自费购买了200多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们收看了市委组织部拍摄并制作的《试点村“海选”纪实》电教片后，终于相信：这一次，不是走过场！
据介绍，选举日是3月14日，天很冷，还下着雨。但村民们还是赶到了选举现场，提前接到通知的200多名外出打工的村民也赶回来了，还有53位赶不回来的打工村民依法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村民们普遍反映，差不多有1000人等着投票，这种场面已有20多年没看到了。村里的档案资料记载：是日参选率高达96.2%。
选举工作非常顺利，曾担任村委会副主任、后因不适紧张的干群关系而辞职的村民金士权，以91%的得票率当选村委会主任。当问及选金士权的动因时，村民们如数家珍似的列举开来：说他是高中生、文化高；说他心眼好，引进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孵化小鹅的“富民”鹅，还赊鹅苗、传技术，带动80多户念鹅经；说他是全村第一个在水田里种西瓜、获得好收成的大能人；说他能吃苦、人勤劳，农忙时就在地里吃一口家属送来的饭；还有的说他教子有方，两个女儿都考取了中专学校。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极大地激发了村民们的民主热情。此后不久，滁州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要求借鉴村民委员会直选经验，适时采取以非党村民对支委初步候选人投信任票为重要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两推一选”的办法改选村党支部。按照明光市的统一部署，管店镇党委率先在贾巷村推行了这一做法。村民信任投票的结果显示，初步候选人之一、上届支书袁应祥的得票遥遥领先，并在党员大会上再度当选！对此，村民的理由有三：其一，选村委会主任时，袁应祥领导的选举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宣传和保障工作，看得出他做事出于公心；其二，袁应祥任支书时间短，过去的问题与他无关，任职期间尽职尽责，表现不错；其三，非党群众能够参与党内选举，这个权利以前从未有过，因此不能乱用。
选举权的回归，新的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建立，拆除了干群之间的“隔心墙”，村民们看干部也顺眼了。
面对村民的信任，村干部为民办实事的意识大大增强；在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党支部始终牢牢把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在诸多的决策主体中，“六十人会议”独具特色。
民选的过程，使村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民选的结果，撑直了村干部的腰杆。在当选后的第一次支部大会上，袁应祥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走一次群众路线，将全体党员分成8个调查组，分赴各村民小组的家家户户，在10天时间里，彻底搞清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求村里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在田间、在炕头，“泥腿”蹭“泥腿”。一方寻策问计找问题，一方吐心声、进忠言、给办法；一方别字连篇地紧张记录，一方无所顾忌地掏心窝。这场交心活动，第一次体现出贾巷村共产党员的作用，拉近了党群之间的距离。交心活动期间，村民共提出大小问题63个、各种建议115条、要求急办大事5件。
依据群众意见和建议，党支部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贾巷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三年规划和实施意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集体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四个部分。为增强规划的可行性和针对性，村支委多次与村委会联席讨论，并请市、乡两级相关部门给予论证、指导和修改。在此基础上，提交党员大会讨论，并形成决议。
1999年4月12日，是贾巷人难以忘却的一天。一大早，全体村民代表、共产党员和村干部就赶到了党员活动室，等着对全村发展规划进行表决。规划宣读后，会场沉默了。支书袁应祥担心：这第一次民主决策会难不成会无果而终？年过六十的“上访大王”贾大山打破了沉默：“活了大半辈子也没开过这样的会，这次叫我们来议事，看得出村里把我们当回事了。既然是代表，就要帮群众讲讲话；对这个规划，我们不能简单地举举手，一定要想得细一点。”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收不住了。从早晨到晌午，又从下午到傍晚，大家围绕规划、结合实际，你一言我一语，有肯定，有理解，也有争论和补充。
据村民代表会议记录簿记载，会议做出变动的内容有：原定5月份修通进出路改为6月份；原定三年修通10条村组路改为5条循环路；原定路宽为5米改为4米；原定每组修建三面塘改为每组一面当家塘；原定粮经比例三年达到5:5改为4:6；原定每户在庭院中种植10棵用材林改为经果林；原定集体收入靠集体经济田改为靠全部的资源开发；原定首批工程人均集资15元改为自愿集资20元。在落款位置，全体与会人员均在同意栏内签了名，数一数总共60人。村民们亲切地称之为“六十人会议”。
“六十人会议”的精神很快传遍了全村。他们在咀嚼会议精神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修路上来，共同的反应是：只要6月份能修好路，一人拿20元没的说。会议第二天，全村25名党员的500元集资款到位；截至第三天，全村32名代表分别将各自所代表的农户集资款交给了村文书。
面对总额2.7万元的集资款，村干部感动了。在两委联席会上，袁应祥讲了这样一句话：“修路款到位这么快，表面上看，是群众修路心切。实际上，是对我们村干部的信任。同时也说明，村民代表是一支过硬的骨干队伍，证明当初在10户左右有亲友关系的村民中产生一名代表的决策是正确的。”会上，村主任金士权表态：“为避免猜忌，集资款由4位村民代表共同管理；为防止怠工，由老支书陆清海带领2名理财小组的同志监督机械和人员施工。”
5月27日，进出路全线开通。这一天，村两委邀请全体村民代表和共产党员在路上开了一个短会，一是为路通剪个彩；二是委托各位代表将修路未用完的4600元钱退给各农户。当村民们领到退回的人均4.1元“过头”钱时，百感交集，纷纷表示，“今后村里活儿需要大伙凑钱干，没二话”。
一言九鼎。村里开发境内花岗岩矿石缺少的万余元启动资金，就是村民们在一天之内按人均10元的标准凑齐的。村里凭借这笔资金，硬是从闲置太久的矿石资源中获得一年10万元的利润。如果没有这笔资金，矿石资源还得闲置下去。不同的是，过去是因为没有路、矿石出不来而闲置。
靠一时的冲动或自觉，或许能成就一两件事，但要管好一个村，使之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制度不仅能约束民，更能约束官。
步入贾巷村口，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块上有挡雨篷、外有玻璃防雨罩的“村务明白墙”。每季度头月的6号，这块墙上雷打不动地记载着上次“六十人会议”精神的落实情况、下次“六十人会议”的议事内容，上季度财务收支明细账，村民代表、党员和村干部各项任务完成情况，上级最新政策精神以及农业实用技术等内容。这是贾巷村两年多来始终坚持的村务公开制度。
在贾巷村党员和村民代表活动室，墙上张贴的和档案盒存放的共有22个文件。除了村规民约外，其余均为两委干部研究制定的用以规范自身行为的约官制度。有了制度，便有了方圆。这些制度的严格执行，有效地解决了一系列群众敏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过去村里财务支出混乱，特别是招待费居高不下，难以控制。现在规定，村里每次招待必须经民主理财小组同意，每笔招待费必须具实公开，包括招待时间、招待事由和招待对象等。在去年财务总公开中，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将一位镇干部在村里吃了四顿饭、金额320元一事公开出来，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位镇干部事后非常恼火，责备村支部驾驭局面的能力不行，从此未去贾巷村吃过。坚持村务公开，有力地杜绝了不良支出，去年全村招待费不足1000元，比上年减少2.4万元。
过去村干部都得疲于奔命地到户上收税费款，多数手里都截留一部分现金，事后用白条子抵账。现在规定，除了村文书，其他村干部不许沾钱。各种款项一律按规定程序，由村民代表收齐后交村民组长，由村民组长交村文书，再由文书交镇里，从而避免了截留公款的现象再度发生。
过去村里塘坝山场等资源发包都是“人情包”，致使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现在规定必须公开招标，一次性交齐承包费。村里的九面大塘已以招标方式发包出去，且所有的合同都经过了公证。收取的2.7万元承包费已全部投入到塘坝维修和兴建上，村干部称之为“以塘养塘”。
过去村支部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流于形式，现在将其作为支部和党员目标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去年，除了党员冬训外，村支部共举办两次党课。一次是理论课。支委成员每人上台讲一课。支书讲的题目是《叫大家富起来就是邓小平理论》，村主任的题目是《中国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好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合二为一》。会后，“学员”们反响很大，说“小干部”讲的理论课比“大干部”的好懂。另一次党课是专题学习女文书的事迹。起因是村里的女文书在购置年终“两先一优”奖品时收受两双袜子作“回扣”，后又将袜子交给村里。现在这两双袜子还钉在党员活动室的墙上，作为村干部廉洁自律的见证。
在贾巷村的档案资料盒中，存放着50多份“领导批件”，上面赫然记载着支书和主任的各种批示，诸如“请治保委调查处理并报结”“请调解委妥善调解”“请文教委做好宣传”等。这是贾巷村“误工补贴人员履行职责制度”执行情况的一个侧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个村能有如此规范的工作运转。
有人说，一个村就是一个社会。贾巷村这个“小社会”，其面貌和实力较之发达村都还有相当的差距，但是通过村民自治，这个村的干部、群众心齐气顺，村务基本不要镇里过问，成为全镇无需镇干部联系的三个“免包村”之一。
【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在《滁州日报》发表的第一个头版头条，见报那天是2000年8月30日。当时我还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之后，市委安排我到市委宣传部任职。有人说，是这篇文章为我的岗位调整指明了方向。
时隔十五年，当天的情境还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午后。时任《滁州日报》总编黄业俊过来调研。恰巧市委常委们正在开会，黄总编应邀来到会议现场，等于是全体常委集体接见了黄总编。
接下来的话题几乎都是围绕这篇头版头条了。我应时任组织部长、现任滁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树之邀到场时，常委们正每人拿一份报纸看着，这些报纸是黄总编带来的，正是这份报纸让我第一次正式进入决策层的视野。
我与黄总编不熟，在他看来，这篇文章应该出自一位职业记者甚至是资深记者之手。当知道我是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时，他显然有点别样的感慨。他说，头版头条刊发4500字的村级题材的文章，而且出自一个通讯员之手，这在《滁州日报》的建报史上尚属首次。也因此，我被在场的常委们好好地表扬了一次。在他们看来，这是我的光荣，甚至是明光的光荣。
业内人知道，发一个头条真的不至于产生这样的反响。但这篇头条有不一样的地方。
1999年是第四届村民委员会直选年，直选无疑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却也给当时的农村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于是，不同的声音此起彼伏。有的说，大姓代表当选已成为必然。有的说，直选还不是时候，来早了。更有观点认为，直选会乱了农村。
明光市贾巷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发现的。我和当时同为组织部工作人员、现任环保局局长王文如一起被派往这个村作专题调研。领导要求我们尽快成稿发表，以更好地运用这一典型教育、说服、引导大多数群众。
因为任务很急，所以调研过程中不敢怠慢。又因为任务重要，所以我们坚持把问题搞透，坚信磨刀不误砍柴工。至于调研了多久写了多久，已经不重要了，从见报日期推断，稿子寄出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8月。因为稿子寄出不久，就见报了。
这里，要重点感谢一下《滁州日报》名记罗孝海。是他最先接到这篇稿子，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笃定这是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当即向总编黄业俊报告，一个4500字的头版头条就此出炉。此后，省委党刊《党员生活》也全文刊发。
党报党刊是有威力的。文章出来后，很快就有高层的声音发出。时任滁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林文森当即批示：此调查材料对于村委会民选后的成效作了深刻翔实的反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各地学习借鉴。之后，数十个县乡过来考察。
明光出了一个好典型，贾巷村由乱到治正是归功于村委会直选，村委会直选不是早了，也不是糟了，而是正当时。问题在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民主推进的过程中该怎样去引导和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结贾巷村这个典型的初衷得到了实现。
12 当年的全省唯一
在明光市张八岭镇岭北村的众多奖牌中，滁州市委、市政府颁发的“首批小康示范村”一块奖牌最为珍贵。这块奖牌，浓缩了岭北村沧桑变化的历史，凝结着岭北人敢与天、敢与地顽强抗争的精神。
极目远眺岭北村的千亩“双千元田”，路、渠、沟、桥、涵井然镶嵌其中，或许不会有人相信，这里竟然是典型的江淮分水岭的“岭脊地”。80年代中期，这里还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四难田”。一曰灌溉难。地势高，外水难引；内无塘坝，径流难蓄。二曰耕作难。田块大小不等，分散零乱，一亩地隔成八九个“冲”，村里人称之为“鸡窝田”。三曰排水难。田块高程不一，内无滤水沟，外无引水渠，积水难排，往往是秋收之后再难种下第二季，只能让又黏又稀的黄土朝天，村里人管它叫“冷浸田”。四曰运输难。别说没有路，冲与冲之间的狭窄土埂供庄稼人踏实通过都很难。
“四难田”带给岭北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贫穷。为改变现状，村里的领头人换了一任又一任，但山终未变色，穷根终究未除。即便如此，宽容厚道的山里人竟然也少有怨言。或许，在他们看来，这里的贫穷已近乎合理，抑或他们真的已麻木。然而，村外的富庶终于让他们急于品尝农村改革的巨大成果，躁动了的村民开始想到了“逃离”，哪怕“出门日日难”，哪怕“搬家三年穷”。于是，有办法的迁移他乡，脑子活的外出做工，长大了的姑娘坚持外嫁。岭北村面临着“人去村空”的沉寂，岭北人背负着故乡不存的无奈。
1987年12月20日，时任乡长助理的岭北人王胜昌，在全村18名党员的期待中，走马上任岭北村党支部书记。他将与支部一班人担负起拔掉穷根的重任，履行起“把出去的请回来，把未走的留下来”的职责。
民以食为天，王胜昌懂得这个理，也正是基于对这个理的准确把握，才决定了他的“第一把火”是要烧掉“四难田”。在党员大会上，他慷慨陈述着酝酿已久的“施政纲领”：第一步在冲上挖塘、冲下打坝，解决蓄水灌溉问题；第二步平整耕地，实现格田成方，变小田为大田，实施路、渠、沟、桥、涵配套，改善耕作、排水和运输条件。
“两步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改变了岭北。从1988年早春到1990年严冬，岭北人一个劲地跟着王胜昌，跟着党支部，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使不完的蛮劲，硬是挖出小塘坝189面，修建了小乙型水库一座，实施低产田改造900余亩，并在其中铺涵50节，架桥12座，修路30里，开挖沟渠上万米。
“四难田”变成“四易田”，开创了岭脊地上改沤治冲的先河，省、市领导曾多次前往视察，江淮分水岭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现场会对此也高度赞许，称之为“岭北精神”。
改变自然条件是为了让村民有饭吃、有余钱。岭北村党支部一班人在带领村民实施“两步走”战略的同时，对传统耕作模式的改革一刻也未曾停息过。他们不信天、不信命，尊重祖宗又不迷信祖宗，成功地走出了“油菜、小麦下水田，五早作物上山冈”的路子，破天荒地实现了水田一季变两季、变三季，旱田两熟变三熟的奇迹！他们还利用时间差和空间差，采用保护地栽培法，将高效、节水和特色作物实施间作套种，并且将“水调旱”与“粮调经”有机地结合起来，复种指数达到200%，亩均效益实现了1800元以上。外出归来的村民要土地，新增人口争土地，人均仅有的一亩多地迅速增值并紧张了起来，“土地纠纷”对于岭北人已不再是新鲜事。
“小富即安”是小农经济的表现和产物，岭北人也不例外。如果说岭北人在贫穷境地里挣扎的数十年中都没有责怪他们的“领头人”，那么，以王胜昌为代表的岭北村党支部一班人，此时可以功臣自居享享清福了，然而他们没有。他们的目光又聚焦在村属的500亩荒山上，盘算着500亩荒山披上500亩杜仲林之后的经济效益。
想归想，做归做。王胜昌将开山栽树的计划一说出来，好心人就接踵而至，劝老王胆子不能太大，不要太傻。理由是花钱栽树没什么。要是钱花了，树死了，岂不是功臣变罪人？在村民看来，在这样多石、少土的荒山秃岭上栽树实在是荒唐之至。可老王不信这个邪。他抱着“山上草能生，刺能长，杜仲也能活”的死理，请来的技术员也同意他这个理，山上栽树就这样定了。
树好栽，穴难挖。穴挖小了，树根行走不畅，会导致根死树也死。于是，支部一班人决定：挖槽栽树。即按照1米深、1米宽、60米长的标准挖出若干条沟槽，树根在这样的长槽里可以多维行走，成活率高。也许是山里人听话，也许是王胜昌的威信确实高，当支部大会一声令下，情愿的、不情愿的全村劳力都上山了，长达两个冬春的开山栽树就此拉开了帷幕。
采访中，老王如数家珍地给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再过5年，山上的杜仲都是10年生了。按照1亩1000元的效益计算，500亩就是50万！”再大的数字也有算清的时候，但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当年挖槽栽树的5万方土石是怎样的一个概念。且不说锹挖、钎凿、打树槽是何等艰辛，单单是为了备足植树用的土，就花去了全村800名劳力3个多月的时间，他们硬是从800米以外的山下塘坝里，一筐一筐地将土扛到了山上，挑到了山上，抬到了山上。
于荒山上栽种经果林，无疑是一种远见之举，而远见之举又远不止这些。在带领村民治山、治水的同时，老王领导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忽视集体经济积累。
然而，面对村里无项目、无资金、无人才的窘境，老王也一筹莫展。1995年3月，老王无意中看到河南某地的农民不惜把自家住房扒掉带着家人去养鸭的消息，很受启发。他想到本村治水时开挖的那座仅以每年800元外包的小乙型水库，开始重新构思水库开发创收的蓝图，并立即召开支部大会进行讨论，决定以每年2000元的价格将水库反包回来，发展养殖业。
水库收回以后，村支部对其进行综合开发。第一步是承包养鸭。发动民工自己动手凑木料、整场地，在水库岸边搭起40间鸭舍，以每年2万元的价格将鸭舍承包给明光市凹凸棒饲料厂养鸭。第二步是自育鱼苗。在水库下面开挖一个6亩多的精养鱼池，自行育养各类鱼苗110万尾。第三步是分层养鱼。将自行育养的鱼苗按照上、中、下三层分期分批地投放进水库，同时还出售鱼苗60多万尾。简单的三步走，形成了水上养鸭、鸭粪养鱼、库水肥田的有机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鸭鱼经济”的独特模式，使岭北村的集体经济实现了从1994年的800元到1999年8万元的大跨越！
尝到甜头后的支部一班人更加坚定了发展集体经济的信心。审时度势的他们看到“五早”作物需要大量薄膜的行情，决定上一个农用薄膜厂。1996年盛夏季节，王胜昌一行5人千里迢迢赶赴杭州购置机械，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从家里捎上10多斤大饼；为了减少浪费，5个人挤在仅有两张铺、每铺每晚10元钱的“包间”里。王胜昌事后说，几个人挤在一起是为了看护好15万元的货款。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岭北村的8个村办企业一个接一个上马，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岭北村才会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发生质变，集体经济由空白村一跃进入全市“十强村”之列，实现了年收入由1994年前的800元发展到今天23万元的大跨越；农民收入由单一来源于黄土地发展到工、商、运、服、建等多种产业，实现了由1987年的400余元发展到现在的3200元的大跨越。横向来比，也许这些数字确实不算大，但历史地分析岭北村，这一结果绝不能用简单的概念来衡量，因为这里面的每一分钱都是岭北村党支部乃至全体村民的心血与汗水的结晶，都是勤劳能干的岭北人与天拼搏、与地抗争的精神展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岭北村党支部又将以新的姿态、新的干劲带着岭北人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有理由相信，敢与天战、与地斗的岭北村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传奇。
【背后的故事】
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6月中旬，当初的题目是《岭脊上的小康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发表，而是为树立一个新的村典型。正是这篇文章，让明光市张八岭镇岭北村成为全省名村。
故事从明光市花园村说起。在明光，凭借城中村的优势，花园村很长时间里都是“明光第一村”。从1999年起，这个村整个变成了社区，村民变成了市民，农田上建满了高楼大厦，“村”的概念正渐行渐远。
那个时期，村级组织建设正如火如荼，花园村失去了霸主地位，谁当“第一村”进入明光市委的议事日程。寻找明光第一村在当时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省委要组织一次“五好村”评选，评上的村将在全省“七一”大会上表彰，明光市需要上报一个王牌村参加全省“五好村”评选。时任市委书记陈冰冰与组织部人员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方案，岭北村赢得了领导的圈定。岭北村就这样进入全体常委的视野。
既然是候选对象，就有可能落选。行还是不行，材料说了算。我接下了这个重任，迅速赶到岭北村，寻找这里的亮点。第一次调研回来后，才发现怎么也动不了笔，一个典型的农业村，无论是数据还是发展水平都难有竞争力。加之文章开始提到的“四难田”已经变成了“四易田”，起初的“难”到底难到什么地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还没有搞清楚，所以迟迟下不了笔。
问题必须解决，再难也要找到答案。于是，我又一次赶赴岭北。与上一次比，这一次目的清晰得多，重点是把此前没有搞明白的问题搞清楚。
我在村里人的陪同下，察看眼前的农田，想象着当初的样子；察看石头山上的杜仲林，感受着岭北人背土上山栽树的悲壮。岭北人战天斗地的宏大场面仿佛电影回放一样呈现眼前，我被一种精神的力量震撼了，我终于有了感觉。我决定，就从这种精神入手，通过一种人无我有的精气神来帮助岭北村赢得最后的胜利。
材料出来了，几乎是一气呵成。第一时间里，材料寄给三个方面，一个是省委“五好村”评选领导小组，一个是滁州日报社，一个是由组织部、宣传部和滁州日报社联合组成的滁州市“七一”征文办公室。
很快，各个方面就做出了反应。《滁州日报》从众多材料里选取了这篇，刊登在1999年7月1日的“七一”专版上，并被评为滁州市“七一”征文一等奖，也是唯一的一篇。
更让人振奋的是，省委组织部通知明光，岭北村被评为全省“五好村”标兵，时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文化看了文稿后当即批示，“事迹感人，拟在全省‘七一’表彰大会上发言”。事后才知道，岭北村也是当年全省“七一”大会上唯一一个发言的村。
如果故事到此就能结束，那后面更多的纠结即可省去，那该多好！更多的麻烦在后面，故事远没有结束。起因在于岭北村党支部书记王胜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个识字很少的“粗人”，让一个几乎不识字的人在全省大会上发言，让省委书记、全省精英们听这样一个人演讲，想想头皮就发麻。
如果当初确定岭北村作为候选对象上报省里还带有一点完成任务的意味，那么这次，大家确实有点紧张了。也想过找一个新人代替王胜昌，也想过派时任张八岭镇党委书记、现任明光市经信委主任王大刚代表岭北村发言，但省委组织部最终决定还是用王胜昌，他们追求的是“原汁原味”。
接下来就惨了。按照省里要求，发言时间定为十五分钟。三页纸的稿子出来了，我读一遍需要十五分钟，可是，王胜昌读一遍下来却要二十分钟，因为他不识字，他读得慢，他读得不连贯。但是，如果因为慢就减少字数，那信息量就受到影响。于是，我就一遍一遍地读给他听，让他跟着念，约莫五十遍之后，王胜昌闭着眼都能把全文复述出来了。
没想到的是，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临到“七一”大会前一天，省里通知我们，王胜昌的发言时间调整为十二分钟。减掉三分钟，对一般人而言算不得什么，对于王胜昌，这又是一次艰巨的挑战。因为此前的稿子他已经熟了，再调一下，就意味着有可能搞砸。我不知道会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调，又不是中央电视台录播节目。
困难归困难，意见归意见，上级的话要听，毕竟发言的还有其他层面的领导，发言的时间不控制不行。好在还有一天和一晚时间的突击准备。因为有前面的基础，王胜昌倒也让人省心，三个小时不到，十二分钟时间就能掐得准准的了。
后来才知道，最惨的事情发生在会议前两个小时。会议方通知，王胜昌的发言压缩到八分钟。从十五分钟到十二分钟，再从十二分钟到八分钟，王胜昌紧张得发抖，我们陪会的人也措手不及，于是与王胜昌商量，征询他还能不能压缩一点。关键时刻的王胜昌揉搓着粗大的手掌，嗫嚅着厚实的嘴唇，发出了令人感动的四个字：“听组织的！”
来不及抒情，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装着一份神圣的责任，我们要把这个“全省唯一”表现好。不是王胜昌接受不了八分钟的现实，而是我这个写手，我已经无法再压缩哪怕一个词一个字了。最终我们请示了会议方，表明我们的发言有可能在十分钟，得到了会议方的同意。
我们一遍遍地把改过的稿子念给王胜昌听，又一遍遍地倾听王胜昌念着我们改过的稿子，内心里的忐忑既不能言说又无法释怀。我们鼓励着王胜昌，在鼓励声中纠正着他的表情，真的不敢再有任何对他的刺激。对于一个识字之人，把稿子带上去，可以照着读，即便不照着读，在自己卡住的时候可以偷偷瞄一眼稿子，不至于因为想不起来稿子内容而冷场吧。但我们面对的是王胜昌，我们只能一遍一遍念给他听，直到他进入会场。临进会场，我们还是让他把稿子带进去，防止万一，他也能看看稿子上面的字样，没准还能回忆起一星半点来。这算是我们能做的最充分的预案了。
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王胜昌的发言赢得了全省“七一”大会三次掌声，最后一次称得上全场雷鸣。省委组织部向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向王胜昌表示感激，他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毅力和质朴，把一种必胜的信念和生活的真实传递给全省人民，明光市岭北村这个典型树对了。
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起，省委组织部领导对我们的表扬，一个农民能在这样重要的大会上脱稿演讲，并引来山响的掌声，十分难得。其实，只有我们知道，他哪里是脱稿，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他闭着眼和睁着眼原来是一模一样，甚至闭着眼比睁着眼表现得还要出色。
13 盛开的“红杜鹃”
2002年元宵节那天，一支骑着毛驴、抬着花轿、划着旱船、打着高伞的农民队伍，神气活现地行进在滁州市的主干道上。一时间，所有的车子停开让道，数万名行人驻足围观，正在开会的滁州市委常委们也走出会堂，接见了这支特殊的游行队伍。这是明光市张八岭镇“农民戏班子”送戏进城的一幕。
这支“农民戏班子”已是连续16年21次送戏进城了。每次进城，他们都受到当地市民的热烈欢迎和当地领导的亲切接见。滁州市知名商场“商之都”的老板还曾摆下6桌宴席款待全体“班子成员”，意在请他们绕着商场演一场戏，以招揽顾客。
这支“戏班子”是明光市张八岭镇文化站组建的。多年来，这个站在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为张八岭镇夺得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全省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安徽省‘杜鹃花’工程首批试点乡镇”等荣誉，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曾亲临视察，省人大常委会、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体委等方面的主要领导以及来自省内外的400多个县乡单位也曾前往考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有为才能有位，张八岭镇文化站凭借自身的出色表现而始终被党委推崇着；“党委重视文化工作”在张八岭镇不是什么官话、套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概念。
在张八岭镇，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能在上任伊始就注意到文化站的存在和发展价值的，但所有的领导只要稍加调研，就会无一例外地把精力投向文化站，让人力、财力和物力流向文化站。
干部包村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大事，但在张八岭镇，文化站的干部不用包村，而且只有文化站的干部不用包村。镇领导的解释是，“文化干部是特殊人才，特殊人才就要在特殊的岗位上发挥特殊作用，而包村工作谁都能做”。
张八岭镇文化站占地4000多平方米，且全部分布在两条主街的街面上。不少商家愿意出重金开发文化站所处的黄金地段，但镇里不仅不为所动，还多方协调资金，为文化站兴建了图书室、电教室、老人活动室、跳舞厅、溜冰场和影剧院，另外每年还拿出2万元固定用于文化站开展活动，并将其列入镇财政预算。
张八岭镇党委书记王大刚说：“张八岭镇文化站能够得宠，是因为党委需要它，离不开它。只要党委遇到中心工作或比较棘手的问题，镇文化站都能用文化的手段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据了解，镇里每月要搞一次政务公开，他们能够主动运用美工的手法抄写材料并张贴上栏，每年仅此一项，可为镇里节约资金近万元。还有一次，省委主要领导来看镇里的杜仲林，他们创造性地连夜做一个展板，其直观性和艺术性受到了领导的赏识。采访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个层面的人都能举出一些。
招商引资是发展乡镇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配合镇里做好这项工作，张八岭镇文化站的人主动深入全镇120多个自然村庄，将全镇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以及名优土特产品拍成100多幅艺术照，编印成册，制成展板，广为宣传，《省委书记看杜仲》一幅照片还被《求是》杂志采用。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全镇的各种特色编制成剧，利用送戏进城的机会大力宣传张八岭。通过文化站的努力，目前已有几家开发荒山的外商落户张八岭镇，共种植杜仲林2000余亩。
社会治安是不少乡镇感到头疼的一个问题，但张八岭镇的社会治安却好得很，去年这个镇还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不少群众把这一功劳记在文化站的名下，说文化站经常不断地宣传和培植好人好事，使坏人坏事没有了市场。评比“十星文明新风户”是这个站常年抓在手上的一项活动，无论哪一户达到了“十星”标准，镇文化站都要组织阵容盛大的戏班子，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把奖牌挂到“十星户”的门头上，并在“十星户”的门口演一场戏，而每每此时，整个庄子连同邻近庄子的男女老少都会前往看一场戏，受一次教育。目前，镇文化站已为全镇120多个村庄送过戏了，庄户人亲切称之为“送戏进庄”。
“送戏进庄”宣传了先进，教育了群众，有效地提升了群众的品位和素质。据了解，张八岭镇文化站每年都要自编、自演五、六场大型联欢会，几乎是逢节必演、逢重大活动必演。年初，镇文化站悉心准备了一台以学教活动为主题的“张八岭镇‘三个代表’学习教育专题晚会”，通过小品、三句半、相声、舞蹈的精彩表演，使难懂的理论自然而然地进群众脑、入群众心。另外，在配合镇里抓计划生育、开展移风易俗、发展公益事业过程中，镇文化站都要开动脑筋，创作并表演一些脍炙人口的戏剧，使群众在轻松愉快中受教育。
采访中，我们一度怀疑这些活动到底能有多少吸引力，或者说到底能有多少观众。在走访大量群众和调阅张八岭镇文化站保存的录像、图片等资料后，我们深深地被一个小小文化站的凝聚力折服。据介绍，由于观众场场爆满，镇文化站不得不采取“提高票价”这一“下策”来限制观众数量，以解决剧院容纳不下更多观众所带来的压力。尽管如此，观众还是早早到场，致使一部分观众不得不打“站票”。
站着看戏，说明了戏的精彩；而精彩的戏一定是由高明的人所编所演的。在张八岭镇文化站，程志远和刘长富便是这样的高明之人。他们俩在上中学时就是文艺骨干，上山下乡时，他们俩便成为文艺宣传队里的高手。如今的他们都已年过50，但敬业精神仍十分感人。演旱船时，他们俩浓妆艳抹，披挂上阵，一个在船头演老头子，一个在船尾演老婆子，其幽默而准确的表演总是把每场戏推向高潮。据镇里介绍，这两位从事文化宣传都有30年的“老专干”，曾有不少次改行、发财的机会，他们都未为所动，唯一的理由就是“喜欢做文化”。用程志远的话讲，“做文化工作也许地位不够高，也不实惠，但文化工作是一项十分高雅的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他认为“艺术创作魅力无穷，一张好照片、一幅好画子、一个好节目、一台好晚会，都会让我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中共明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陶瑾指出：“张八岭镇文化站之所以被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文化站争取来的。正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努力，才使得张八岭镇文化站成为张八岭镇党委政府的一个知名‘品牌’。一些上级领导和外地客商正是通过这个‘品牌’，或者说是在观看了这个站自编自演的一些高水平的节目后，才进一步了解张八岭镇的，因此说，经营好这个‘品牌’，对于提升张八岭镇的形象和影响力，自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杜鹃花虽好，离不开众多绿叶的扶持。张八岭镇文化站好比一朵盛开的杜鹃，而扶持它的绿叶正是张八岭镇这个社会。
从1990年算到今天，张八岭镇全民健身运动的内容已经清晰地发生了几次变化，每一次变化都离不开镇文化站的发起和组织，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从球类运动的全面开展到以太极拳、扇子舞为主的中老年运动的流行，从武术、体操的兴起到交谊舞的风靡，从传统节目的入村入户到农民国标舞的普及，无不体现出集体力量的强大与可贵。
1995年夏季，镇文化站的同志开始在全镇推广农民国标舞。当时，一些人认为这是“洋人”跳的舞，于是不敢跳、不愿跳。在这种情况下，镇文化站向全镇发出倡议，邀请全体干部带头跳。在第一支由镇干部组成的国标舞队出现后，这个镇出现了单位领导送职工跳、丈夫送妻子跳、父母送子女跳的“三送”热潮，学跳国标舞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专用舞厅容纳不下，就到球场上跳；白天跳不够，晚上还要跳；干部跳，农民跳，学生跳，个体业主甚至修鞋的师傅也不怕“奚落”跟着跳。因为人太多，教舞的文化站同志只能用哨声当作指挥的口令。
通过半年多的努力，张八岭镇老年、中年、青年和少年国标舞队伍建起来了。他们跳遍了明光市每个城乡，不仅跳走了土气，还跳出了士气；除了过年过节跳，每逢镇里组织重大活动或上级领导来镇里视察，只要一声令下，分散在各村和街道上的农民队员们便迅速整队表演。2000年5月，张八岭镇文化站组队参加了华东地区首届国标舞公开赛，一举夺得了优秀表演奖，许汝才和吴至扣这对选手还拿到了第六名；2001年，该镇部分国标舞队员赴北京参加了国家级国标舞考试，王亚军成功地拿到了国家级金牌，另有3人拿到了国家级铜牌。省国标舞协会会长欣悉这一成效后，当即表示同意在该镇成立“安徽省国标舞协会张八岭活动中心”；《安徽日报》文艺部主任李丽鑫听到了消息，专程到张八岭镇采访，一篇以《泥腿子也跳国标舞》为题的报道刊登在2001年6月15日的《安徽日报》上。
没有社会的广泛支持，就没有张八岭镇国标舞今天的成就。张八岭人对文化工作的支持，不仅表现在他们每呼必应、来之能干，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对文化工作的财力支持上。谈到这里，镇文化站的人你一言，我一语，显得十分激动：“镇文化站办公楼的建楼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镇财政拨付4万元，二是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凑了12万元。”“镇篮球场的建设款也是全镇26户个体业主筹集的，他们共捐赠了8000元现金和价值3000元的砂子、水泥。”“镇铸钢厂私营老板范正祥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那天，一人拿出1000元，让文化站举办了一个电影周。”“王亚军、吴至扣等国标舞队员每人都自费3000多元到省里培训、比赛，而且全体国标舞队员的服装都是自己购置的，吴至扣一人购置的跳舞裙就有40多套、跳舞鞋就有50多双。”
在谈到为什么愿意出资时，个体业主们纷纷表示，现在有钱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自然而然也就高了。帮助文化站办文化，不仅体现自己的价值，还让大家伙儿有地方看报、有地方锻炼、有地方跳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目前，张八岭镇文化站下设四个协会和十二支民间文化队。四个协会分别叫体育协会、书画协会、老年人协会和交谊舞协会；十二支民间文化队伍是：民间花灯队、农家狮子队、电影放映队、农民军乐队、国标舞队、篮球队、乒乓球队、象棋队、太极拳队、泗州戏业余剧团、书画小组、摄影小组。由于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间队伍在镇文化站的领导下，为活跃该镇的文化生活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就文化抓文化，只能是热闹一阵了事，只有坚持“高品位”的文化观和“围绕经济抓文化、抓好文化促经济”的大文化理念，文化工作才可能硕果累累。
正如农民国标舞队筹建时遭到了“奚落”一样，当张八岭镇农民军乐队初建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很少有人相信他们能做成什么。但是，当雄壮的《国歌》和庄严的《国际歌》真的由农民军乐队演奏出来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感受到农村文化和农民文化人的脱俗品位。
高品位的农村文化不可能在“等、靠、要”的被动境地中实现大发展，张八岭镇文化站较好地把握住了市场经济与农村文化的联结点，从而走出了一条“以站养站”的新路子。通过有偿演出、场地出租等办法，文化站的年收入可突破5万元。另外他们还注重发挥拔尖人才的效益。先后将一批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送出去，推广张八岭镇文化站探索出来的文化成果。如王亚军、许汝才二人分别被派到浙江、江苏两地办起了农民国标舞训练中心，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
“以站养站”壮大了文化站的自身实力，但是文化工作要想转化成现实生产力、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还必须与农业科技实现有机对接。为此，张八岭镇文化站从1995年开始，就帮助全镇16个村建起了村级图书室，并送给每村1000册图书、3份党报，每年还根据要求，适当更换一次图书。为发挥好图书报纸的作用，各村还选配了一名科技文化员，建立了图书报纸借阅登记制度。
在实施科技入户工作中，张八岭镇文化站还配合镇党委办起了颇具特色的“老年空中大学”。通过省电台的固定频道，定期组织农村老人收听科技知识讲座。实践证明，“老年空中大学”的正常开办，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老人“老有所教”问题，而且较好地发挥了农村老人在农业生产中的威信高、经验多的作用。
送电影到村里，是张八岭镇文化站始终在做的又一件事。每年农闲或实用技术推广季节，电影放映员都要翻山越岭，给各村各组送电影。有一次，该镇小倪村栽植小烟缺少技术，村干部正在发愁时，如何栽植小烟的科技电影到了，村支书高兴得饭也顾不上吃，就挨家挨户通知人看电影了。还有一次，电影送到蒋岗村时，不巧下起了雨，村民们或挤在走廊下看，或打着雨伞看，没有一人愿意离场。走访中，许多农民说，在张八岭镇，科技片是“正片”，而故事片是“等人片”，科技片总是放在故事片的后面放，否则迟到的农民不愿意。
科技和文化入村入户，使良种推广、虫害防治、结构调整、理论教育等活动在张八岭镇红红火火地开展。如今，张八岭镇文化站正在拓展自身的服务渠道，努力办成全镇群众的读书中心、娱乐中心、运动中心和休闲中心，为全镇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献策献力。
【背后的故事】
2002年初，我到宣传部任职不久，就接手市里交办的一个任务，让我把张八岭镇文化站这个典型挖一下，然后上《安徽日报》。
之前，听说过这个文化站，尤其是他们的农民国标舞搞得不错，但是搞得再不错，充其量只是一个镇上的事，够得上《安徽日报》的分量吗？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大稿子去瞄一下《安徽日报》？
后来才知道，《安徽日报》强调的是新闻性，能上《安徽日报》的稿子恰恰不一定都是大而全。在当时，把我们全市的总量加到一起再扩大五倍那也不叫大，以小见大无疑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地区在媒体上发稿的一个路径。
那一年，张八岭镇文化站是全省“杜鹃花文化工程”试点单位，是全省仅有的几个试点之一，加之我们这里做得不错，所以真有可能上一把《安徽日报》。
当时，正值我激情飞跃的年代，又刚到宣传部，也想展示一下自己，上《安徽日报》自然是自己的一个崇高目标，只管答应就是了。
因为此前在组织部已经有过驾驭这样题材的经历，所以采访与写作的过程都非常顺利，三下五除二就把稿子整出来了。第二天，我与另一位与媒体有些交情的兄弟一起赶到安徽日报社。
接待我们的是WY主任，人家是高手，三下两下十几秒时间就把稿子翻阅一遍，并给出他的评价。这是一位决定稿子用还是不用的关键人物，就这十几秒钟就能看得清楚我这篇五千字的纪实吗？
没错儿，人家就是看清楚了，明确表示，这是一个不错的题材，稿子写得也不错，发头版应该没有问题。
事情到这个时候应该是完美了。可是，年轻的我在得到鼓舞之下无视一切地脱口而出，能上头版头条吗？
随行的兄弟脸都吓白了，他怕WY主任被我冲撞了，连忙递烟赔笑脸。
“头条不是没可能，我还真的在琢磨这个事。”WY主任不但没有反感，反而给我们更鲜明的鼓舞。
就因为这样的几句暖心话，便足以让我觉得我与WY已经成为朋友了。既然是朋友，那就更不必拘泥于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该怎么办才能上头条？
“必须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签署意见。”这是WY主任给我支的一招，我坚定地认为，他不可能对所有找他的人都能这样。这是我的待遇，当然也是这篇稿子赢来的待遇。
我与一起去的那位兄弟当即赶到省委宣传部找到新闻处的Z。
现在我要说，找Z，那是我写稿生涯中最后悔的一件事。
我们说明来意，把稿子递给他，没敢贸然说出头条的想法，也没说我们找过《安徽日报》WY主任了，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会惹事。更何况，WY主任已经说过，上头版已经没有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想的是头版头条，所以我们按照WY的指点来找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的人。镜片很大，显得冷面十足，我们没得到积极的回应，他只是表示，事后看看稿子再说。他不能马上看稿子，就意味着他事后有可能不看，还有，即使他看了，他会向报社那边反馈意见吗？如果能反馈，那他会向WY反馈吗？而那边WY主任还在等我们的反馈意见呢。
虽然年轻会冲动，但我还是注意到情商上的问题，硬着头皮问了一下：“我想，请您过一下目，给我们指示一下，我们好回去修改。”我想着说着。还没有等我说完，他就给出了他最终的决定：“不用改了，发B2版吧。”
B2版？我们不找他，我们还能上A1版；找他了，反而降了格，我们的本意是上头条的呀。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或许在他心里，我们还应该对他感恩戴德吧。
已经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我们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就这样待在省委宣传部的走廊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与我一起去的兄弟竟然说，就这样等吧，等他出来后，我们进去把稿子“偷”出来了事。这个念头我也有过，可是我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这个行径真的不怎么光彩，尽管是偷自己的东西，那也是偷。更主要的是，依我的判断，这样的人是决然不会看我们稿子的，更不会给报社反馈意见，所以，今天的见面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稿子发头版的负面效果。
我们再次来到《安徽日报》WY主任办公室，简要地反馈一下情况，并主动提出放弃头条的争取。言下之意是，就依先前说的，上A1版吧。
稿子发表在2002年6月23日《安徽日报》A1版倒头条位置，因为稿子比较长，所以有一部分内容转版刊登。我一直以为，头版上的稿子头条最有价值，其次就是倒头条。这个结果，让我百感交集，静静的版面仿佛是WY主任在向我述说：“这是一篇好稿子，本来是有可能上头版头条的，但现在只能上头版倒头条了。”
事后的情况也证明，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Z没有向《安徽日报》反馈意见，他果真没有把这个事当回事。如果当初他把这个事当回事，我们一定会因此上一个《安徽日报》的头条。但这个人这样的作风注定了这件事成了遗憾。
没有人知道里面的酸甜苦辣，这的确是我走上文字路之后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这就仿佛是一个初学驾驶的人，刚刚拿到驾证，还没有多少经验的积累，就让他直接上高速，而且还不断地表演高难度的车技。这之后，我写了不少的稿件，《安徽日报》也上了很多，但直到我离开宣传部，也没有找到更适合《安徽日报》头版头条的题材，当然，我们撰写的蟹王钱永言上了一个头条，因为那是省委宣传部确定的重大典型，多少也算是一个安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