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家最经典的一张老照片，它摄于1962年的春节，地点是父亲当时工作的江苏省戏剧学院1号楼前。照相机是跟公家借的，摄影师是我的父亲。
你可以感觉到镜头之外的我父亲那股兴致勃勃的劲儿。掐指算一算，那年的他也不过三十七岁。有一次全家去游玄武湖，母亲和我们在公交车上，父亲忽然骑着自行车蹿到公交车前，来了个双手大脱把，把司机吓了一大跳。父亲的这个意外节目把我们五个孩子弄得兴奋至极，至今我都记得在我们的喝彩声里父亲脸上的得意。
我忘了父亲在按下快门的时候说了什么，他让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神态绽开了笑容。真的，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对衣服上的补丁与花朵般笑脸之间的反差产生感动。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饥饿的阴影。哥哥会偷炒一把米灌在裤子口袋里，跑下楼梯时米不停地烫他腿。大弟那时刚生过一场肝炎，他乱吃东西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有一次爬到总统府西花园的墙上（他所在的幼儿园位于总统府东花园），攀摘了一把可疑的果子吞下去。他还经常光顾巷口一个脏老头的摊子，花一分钱买十来颗半生不熟的盐水煮螺蛳，用脏老头吸在半块磁铁上的锈缝衣针挑了吃。
大弟得肝炎住在儿童医院时，母亲为他准备的手纸被别的病孩偷走，母亲只好买了一本描红簿做替代品——那时的手纸也是定量供应的。他住院时的食谱中有一道是“鸡丝粥”，我们在隔离门外看到这几个字，都恨自己没能生场肝炎。
五岁的小弟长得黑矬，一点不像我们家的孩子。他生麻疹时保姆老抱着他在风口，还给他吃很咸的螺蛳尾巴，留下了流鼻涕的后遗症，而且因为懂事时就是饥荒年代，他都不知道不饿是什么滋味。还好母亲很疼爱这个“老巴子”，母亲总抱着他，长腿拖到地上，令我们侧目。没想到小弟长大后仪表堂堂，个头也是三兄弟中最高的。
那年我正好满十岁。据儿时的同学回忆说，那时很少有同学穿得起灯芯绒的衣服，所以我算是奢侈的。可是母亲忙到连过年了都没有帮我和妹妹把脱落的纽扣配齐全，而我们也完全未因此影响情绪。
因为过年，我和妹妹都扎了蝴蝶结。那时我非常希望有一条很宽很宽的粉红色纱质蝴蝶结（好像是在《儿童时代》杂志封面上看过一个摆芭蕾造型的女孩头顶上戴着这种蝴蝶结），无奈母亲每次买给我们的都是窄条的普通缎带。母亲说我要的那种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
五个孩子中，只有我哥哥的衣服没有补丁，他的裤子还有裤缝。可是仔细瞧瞧就可以发现，他的那件外套源自母亲的卡其布两用衫，领子完全是女式的。
数十年的光阴过去，五个孩子衬托着补丁的笑，似乎永远没有褪色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