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从长白街与白下路的交会处路过，都会留意八府塘还在不在，结果似乎是不在了。这一带变化非常大，当年趣味横生的弯街陋巷，被时代的米达尺重新划过，然后高楼耸立，所有的边角料都被裁掉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住很大一个院落，院里数百人家的日常生活，与三两条街巷外的八府塘息息相关。八府塘之所以叫“塘”，肯定与旧时的一片水有关，后来水被填平，不规则的民居应运而生，辐射出曲里拐弯的小巷，中心地带便成了菜场、店铺密集的市井。
八府塘是我少年时寒暑假不可或缺的去处，至少是买买西瓜或早点，逛逛小人书摊或杂货铺。学会在八府塘菜场买菜，是在“文革”停课之后，当时大串联和斗走资派的热潮已然消退，造反派忙于夺权，由此衍生出一群未成年的逍遥派。大院里有个闺密，每天天不亮起床，臂弯挂着篮子，嘴里叼着发卡，边拢头发边往菜场走，去得早了，可以在一个清秀小伙的肉摊前排个好位置，然后趁他磨刀和分解生猪的机会，跟他说话。
我后来也跟着她去买菜，那个菜场肉案的学徒工每次都很腼腆，红着脸小心操刀，割一片三五毛钱的好肉给我们，有时还奉闺密之命，一刀刀替我们切成肉丝。
小伙子十六七岁的样子，细挑挑的身体还没长开，可能家境不好，早早做了菜场学徒。
我和闺密去八府塘买菜，起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渐渐品尝到了做巧妇的乐趣：买块冬瓜，加上虾米做汤，冬瓜皮还可以炒个辣椒；三五毛钱的肉丝加上蒜薹或者榨菜，可以炒好大一盘，闺密缺乏食欲的爸爸都能因它多吃半碗米饭。
闺密其实身世不俗，父亲是昆曲方面具相当权威的专家，“文革”初期被打倒前，他们家住一个豪宅，家里的一应衣物都是交给正章洗染店去打理，连最简单的手绢都熨得笔挺。搬进我们大院后，一家人住很小一间屋子，被褥铺在摞起的樟木箱上，爬上去还得踩凳子。他们家没有厨房，做饭的煤炉放在公共楼梯的楼梯肚里，一有人上下楼就往案板上掉灰。但闺密天性乐观，把勉为其难做家务弄成了玩票性质。
黎明时分的八府塘菜场，灯光昏暗，到处湿漉漉的。很多砖头在空荡荡的水产品或豆制品柜台前排着队。顾客们睡眼惺忪，说话的声音在菜场的顶棚上空回荡。到处是菜场腐烂垃圾的气味。
买完东西走出菜场，天色已经大亮，石子路边排开盛放龙虾的木盆。我们间或也买上一回价格极其便宜的龙虾，一只只捏肚子挑选，看龙虾是否饱满。大家都这样捏，落市的时候，堆在路边的死龙虾就有了些规模，有褴褛老太在里面扒拉，找些不太差的回家，烧出来也算一道荤菜。
如果这天买了龙虾，我们会在菜场外侧的调味品柜台买几分钱辣椒、八角。这个柜台散发的味道千奇百怪，到了梅雨季节，装酱油的大缸回潮，店里的地面踩上去粘鞋底。莴笋下市的季节，柜台上会出现一只硕大的陶盆，里面盛着暗绿色的时令下饭小菜“漂莴笋”。“漂莴笋”咸中带微甜，可以切碎了拌麻油，也可以直接拿一条在手上，嚼一截“漂莴笋”吃一口泡饭，非常爽口，过了季节再想吃，就要等来年了。
调味品柜台的玻璃台面裂了一道纹，贴上的医用胶布变成了污灰色。但是这个柜台上有一件令人景仰的东西，那是一部用于传呼的电话机。
我从未想过这部电话机会与我产生联系。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天，忽然调味品柜台的大妈来家里敲门，递过一张散发着纸烟和酱油味道的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写着我们家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不明所以，慌里慌张跟着她往八府塘菜场赶，到了那里，拿起搁在柜台上的电话听筒，好不容易才听明白是“文革”前的业余体校老师打来的，她说体校已经奉命解散，以前发给我们的运动服需要收回上缴。
老师听说我的运动服保存完好，非常高兴，说别的同学把运动服当家常服穿，几乎都无从收拾了。她说哪怕有只田径鞋的鞋底还给他们，他们也就能交代了。
老师说，通过114查了好久，才查到我们家附近有这台传呼电话。
从我们家走到八府塘，单程要走七八分钟，传呼一个电话往返十来分钟，这就算是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