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潮流中承担自己的时代使命，这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历史走向与审美选择。满怀激情地关注并投入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艺术地体现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征程，努力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题材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优秀传承，也是当代作家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走出市场困惑的重要机遇。
一 农村题材的当代解读
关于当代农村题材的界定，应该具有新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特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关于当代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题材。“三农”问题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的国度里，是一个永久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永恒关注的对象。但是，明确以“三农”的形式并列而并重地提出来，却必须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为依据和支撑：城乡改革初见成效；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工业可以支援农业，城市可以反哺农村……只有经历这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才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当代农村发展，在经历了土地改革与土地承包之后的第三次腾飞、第三次高潮。因此“三农”问题是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也是文学题材的新的领域。近30年的农村改革，已使当代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的社会格局，使当代农民获得了充分展示的平台；传统的农民身份裂变与分解；固有的农业经济观念发生动摇与变革；现代文明所催生的新一代农民的文化性格与精神诉求出现，等等。这是由历史演进所带来的必然变化，要求我们的作家对农村题材的表现，要有新的时空体验和新的艺术视角。
农村题材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作家的乡恋情结是自觉而深沉的。中国当代农村的历史变迁，都可以从当代文学中找到它的审美折射与艺术见证。《暴风骤雨》《三里湾》《芙蓉镇》《人生》《陈奂生进城》《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已成为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农村土地改革到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这半个世纪农村变迁的真实写照。使命意识与贴近生活成为这一代作家艺术追求的既定目标与价值取向。由赵树理、马烽、孙犁等创造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标志着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在艺术表现上的日趋成熟。这些都为文学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和文本范例。但是，历史的经验不能代替现时的认知与实践。在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当下农村的物质环境与精神生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文学读者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演变。因此以建设新农村为背景的当代农村题材创作，当然不能简单重复赵树理、柳青等经典作家的创作经验与创作模式。新的社会关系与新的人物关系，为作家带来了新的审美选择与新的审美境界。因此，必须以现代眼光来审视和演绎当代农村题材，要从单一的生存诉求的局限中走出来，努力寻找在农村现实深处跃动着的历史脉搏，以体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价值判断。
二 农村题材的边缘性与开放性
任何题材都是边缘的，都具有“间性”特征。在社会改革开放与文学价值多元的时代，文学题材的跨越性、交叉性与重叠性特征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对文学题材区域的硬性设定，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当代社会没有封闭的乡村，也没有封闭的城市。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意味与农民意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开始潜移默化。旧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实践证明这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体制，正在面临着冲击与改革。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与脑体差别正在逐步实现绝对意义上的缩小，这正是实施建设新农村宏伟战略的现实基础与历史依据。因此，我们的作家所面对的当代农村与当代农民，有相当的成分，完全可能是正在逐渐城市化的农村和正在逐渐城市化的农民。这种历史的渐变与趋向，将最突出地表现在当代农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自觉认同与自觉实践上。30年的当代农村改革已在整体上提升着农村的文明程度，文明与愚昧已经不能成为当代区别城市与农村的绝对标志。传统的以农村的愚昧落后来衬托城市的先进文明的文学思维，或者以农村田园牧歌来抗拒喧闹骚动的城市文明的审美倾向，都已经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现实，因此已不能构成当代文学实践的主导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开始走出农村的农民及其后代，越来越成为作家关注与描写的热点对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进城求学的农民后代、进城投资或经营的农民企业家……他们的人生变故与命运遭际都已成为生动而感人的文学素材，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线。这些走出乡土的农民，他们试图通过迁徙来改变命运，但融入城市的艰难也许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的。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与新的社会身份的确认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困惑，甚至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的追求与探问，正在演绎着新一代农民或者说新一代工人的人生轨迹。
农民工现象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成为文学创作关注的对象，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必然性的。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达21%。1亿左右的农民工占第二产业岗位的57.60%、商业和餐饮业的52.60%、加工制造业的68.20%、建筑业的79.80%。[1]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当代产业工人结构中的重要成分。这些亦农亦工的农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的根还扎在农村，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农村的父老乡亲，牵动着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实施，当然也属于当代意义的农村题材的范畴。
三 农村题材“写什么”与“怎样写”
笔者认为，一切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关的人物和事件，都可以进入作家创作的视野，或者作为文本的主体内容，或者作为背景依据。问题是题材的选择与确定，要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与当代的审美理念，文学的意象也必然是作家艺术体验与艺术经验的融合。原有的“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以及“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等创作理念与创作现象，都已被文学实践证明是“非艺术”与“非审美”的。因此，艺术要表现“三农”问题，应该成为恪守良知、尊重现实的文学家自觉的审美选择。要置身于建设新农村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潮流中，贴近农村，亲近农民，使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淳朴的农民情怀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精神血脉。只有这样，我们的创作才能获取新的历史语境和新的文学叙事。
努力刻画正在成长中的当代农民的艺术形象（新人形象），仍然是当代农村题材文学特别是叙事类文学创作的首要追求。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必然会催生新一代农民的显现。文学作品要写出他们的性格成长史，写出他们情感的流程与灵魂的蜕变，写出农民整体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的演变。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是艰难的。传统的善良、勤劳与坚忍的品格守护，市场经济竞争法则的冲击与碰撞，酿就了当代农民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在文明演进中守望甚至落伍的农民，依然应该得到深切的关注，而那些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勇于开拓与创造的新农民，更应是我们文学家艺术视野的焦点，因为他们正是当代农村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体现者，引领着新农村发展的潮流。
如何处理农村题材写作中“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这涉及如何准确地把握当代农村的现实与发展趋势的问题。对于作家来说，既要有当代意识的观照，又要有历史眼光的审视；既要有人文关怀，又要有批判精神；既要有艺术的揭示，又要有理想的胸怀。因此，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歌颂与暴露”，我们不能以简单的数学概念来设置比例关系。不能以“阴暗的创作心理”“拜金主义的结果”等简单的指责，来评判那些具有批判锋芒和否定指向的农村叙事。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文学现象是由特定的历史情境造成的。“三农”问题依然是严峻的，新农村的建设是艰难的历程。一方面旧有的封建意识的土壤，仍然在滋生着新的贫穷、新的愚昧；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在给农民带来新的命运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诱惑、新的矛盾和新的冲突。在历史的转型时期或现代化的初期，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境遇，仍处于弱势地位，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因素。马克思认为，旧时代的悲剧是表现崩溃中的苦难，而新时代的悲剧是表现“新世界诞生的苦难”，即表现创造中的苦难。表现苦难与批判罪恶正是迎接新时代所必需的。但是，批判与肯定是相反相成的，批判丑恶就是为了肯定与歌颂美好。当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所以相对沉寂、相对郁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理想主义的失却、对时代生活特别是对农民生活激情的淡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的确不能忘却那荒谬的年代给文学带来的腐蚀——文学离开了真实的根基与性情，伪理想主义情感泛滥成灾。但我们的创作理念与审美主张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让苦难埋没理想。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必然会为我们的文学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蓝本。
当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是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球化语境相联系的，它同样也不可能回避新的读者群体与文化市场的范式与要求。新的描写对象、新的审美趣味催生新的文学叙事。写实主义的艺术张力没有消失，但我们也可以尝试超越时空与整体象征等新的艺术体验与叙事手段，使农村题材的创作获得新的审美空间，为不同欣赏趣味的读者群体所喜闻乐见。
《文艺百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