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得文武技，货卖帝王家。”在封建时代，臣下选择“主子”的标准只有一条，即选择那些能够给予自己更多、更大权力的人。因而朝秦暮楚，也就成了“正常”现象，为世人默认。凡是有才有识之人，选对了“主子”，可以大显身手，立功当世，名扬四海；错投了娘家，只好自认命苦，埋尸黄沙。
1.不识时务，何以复相？
宋相赵普虽为朝廷竭心尽力，深受太祖恩宠。但因有敛财受贿、强买宅第、私运木材，以及违反朝廷宰辅大臣之间不准通婚的禁令，太祖听说后，对赵普极为不满。尤其是赵普属下一小吏冒称赵普经商，转卖于京师，从中牟取暴利。有三司使赵砒奏明圣上，太祖大怒，欲驱赵普出朝廷。其后翰林学士卢多逊，又趁机揭发赵普的短处，以及中书省诸多不法行为。遂于开宝元年（公元973年）罢去赵普宰相之职，贬为河阳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太祖驾崩，其弟赵光义即位，即宋太宗。改元为太平兴国。任卢多逊为相。
同年，赵普自河阳调回京师，任太子太保。曾多次遭到宰相卢多逊的谗言诋毁，不被朝廷重用的赵普工于心计，明察善断，很会利用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来为自己进身创造有利条件，以求东山再起。
皇室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主要体现在君位的传承问题上。太祖驾崩，太宗即位时，世间便有“烛影斧声”之传闻。太宗即位之后，关于自己百年之后君位再传问题，颇费心思。虽有母后遗旨，已成定命，但他却自己另有打算。于是便极力排斥、打击，甚至残害其弟廷美、其侄德昭（太祖子）。
知其内情者只有赵普一人。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太宗之母昭宪杜太后临终前，召赵普入内宫承受遗命，当时只有太后、太祖和赵普三人。太后问太祖：“你知道你所以能得天下的原因吗？”太祖哭着不能回答。太后又问，太祖说：“皆因祖宗、太后积德之余庆。”太后说：“不对，真正的原因是周世宗让幼儿主天下。如果周氏当时有成习之君，天下怎么能为你所有呢？你百岁之后，当传位于你弟光义，光义传位于弟廷美，廷美传位于侄德昭（太祖子）。四海之广，万民之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太祖顿首泣说：“敢不如教。”太后又看看赵普说：“你同记我言，不可有违。”赵普在榻前照太后原话书录下来，并在末尾署“臣普书”三字，藏于金匮之中，命谨密宫人保存。
赵普作为一个谙知政权变故的政治家，深知杜太后关于以后几代君主的安排，完全是从赵宋王朝的安危着想，防止后周幼主即位，异姓兴王那样的事件发生。认为太后的这些人事安排，不无道理。但是，杜太后这个遗旨，直接关系到皇室诸人的权力和命运。而自己又是太后遗命的惟一见证人，如果处理得好，会对自己有利；反之，轻则丢官，重则丧命，因此，他对太后的遗旨，采取根据形势，灵活处理的态度。
现在，赵普见太宗有违母训之意，打算自己百年之后，传子不传弟。赵普便暗自打起了小算盘。廷美虽然对皇位也很关注，但势力不强。而且有旧属臣僚以廷美骄恣无道、有不轨之处等罪名，诬告弹劾廷美。不过太宗要实现皇位传子的目的，也须费一番周折，需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鼎力相助。
想到这些，赵普认为自己再相之机已到。便向太宗进言，说当年太后遗旨，为他亲手所写，并复述太后遗旨原文。当太宗问及时，赵普当即表示：“臣愿备位枢机，以察奸变。”并借机述说自己多年受宰相卢多逊压制之苦。太宗见赵普言词恳切，又系前朝老臣，与己交厚，可以协助自己皇位传子的政治目的，便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复赵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重登首辅之位。
点评：
赵普明察善断、工于心计，善于分析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虽然使用的手段并不是光明磊落的，却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索空间。
2.小人多识时务
有些人天生就有一种本领，那就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媚上之才，谀主之能”。并且这种人一段遇上那些喜好“阿谀奉承”的主子，他就能如鱼得水，陈崇就是那种典型的“识时务”的小人。
陈崇乃南阳人士，《汉书·王莽传》将其列为王莽的心腹亲信之一，又说他是“以才能幸于莽”。综其行事，可知陈崇的所谓“才能”，主要是媚上之才，谀主之能。
元始二年，王莽之女被汉平帝聘为皇后。这本是王莽为巩固自己地位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但那些追逐名利的无耻之徒却把它看作是一次攀龙附凤的好机会，纷纷争相上书为王莽歌功颂德。陈崇本人写不出如意的奏章，但却想出了一条请人代笔的“妙计”。他把号称是“博通士”的友人张竦找来，让他炮制出一篇长达2500字的“称莽功德”的奏章，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呈递给平帝。这篇出自名家之手的奏章，果然是不同凡响。它广征博引，用尽一切美丽辞藻来吹捧王莽的功德，说他“折节行仁，克己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净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旧故，笃于师友”，简直成了封建道德所提倡的一切美德懿行的典型和化身。奏文还一一历数王莽“建定社稷”的丰功伟绩，慨叹自己能亲临其时是不虚此生。认为王莽堪称是空前绝后的圣人，任何封赏都不足以当其功德于万一，要求平帝效仿成王封周公的故事来对王莽加封行赏：“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此文一出，他人的奏章顿显失色，陈崇为此很是风光了一回。
最能够表现出陈崇阿谀之才能的，是他在居摄二年十二月给王莽的一篇奏章。当时，王邑刚刚平定了东郡太守翟义反对王莽的起义，担任监军使者的陈崇向王莽报告大捷。奏书除了说王莽是“奉天洪范、心合宝龟”的“配天之主”外，还把翟义的失败，完全说成是王莽个人意志的胜利。他感叹王莽有“虑则移气、言则动物、施则成化”的才能。说“臣崇伏读诏书下日，窃计其时：圣思始发，而反虏乃破；诏文始书，反虏大败；制书始下，反虏毕斩；众将未及齐其锋芒、臣崇未及尽其愚虑，而事已决矣”。在这里，陈崇赋予王莽以任意旋乾转坤的神力，其一思一念，一纸诏书，竟然能够打败翟义的十万大军，其荒诞不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是由于陈崇具有出众的阿谀之才，所以他才深为王莽所信任，并随着王莽篡汉阴谋的顺利进行而不断加官晋爵，最终成为王莽新朝的佐命重臣。
点评：
谄媚从来不会出自伟大的心灵，而只是小人的伎俩。多数人嘴上漂亮的言辞就像战士们插在枪口上的玫瑰花。阿谀奉承虽然为我们所不齿，但对于那些奸佞小人我们何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阿谀奉承一下呢？
3.识时务与行动并举
能识时务当然好，但如果缺少行动，再识时务也是白搭。所以识时务者要与行动并举，如此才能创造辉煌。
商鞅，本姓公孙，生于公元前390年前后，因后来在秦为政有功被封于商，世称商鞅。他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卫国在春秋时期还有一定的实力，后因大国争霸，越来越衰弱，到战国时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了。公孙鞅就出生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他不是嫡长子，只能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魏人与卫人的夹墙里。国运的衰微与家道的沦落使他在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而发愤读书。魏国初年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李悝，推崇法家的刑名之学，在魏国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使魏国的力量一度“最强于诸侯”，在与秦争夺西河之地中也屡屡得手。李悝死后，留下一部记录自己的思想与政见著作即《法经》。不幸的是，他的政策在魏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在变法中损失不少利益的权贵们旋即又恢复了旧日的神气，魏国的国势一天天衰落。后来，吴起也曾试图将李悝的政策发扬光大，继续变法并一度略见成效，然他最终也为那些权贵们所不容，凄凄惶惶地奔走楚国去了。李悝、吴起的变法，虽然已成为一段往事，但在公孙鞅的心底却扎下了根。他日夜研读《法经），反复揣摩法家理论的要旨，并投到魏相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为公叔痤掌管家事，以期得到施展报负显露才能的机会。
公叔痤对手下的这位卫公子并非没有留心，他见公孙鞅把自己的家政理得井井有条，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器重，商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及露出来的抱负，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向惠王推荐这位年轻的公子，让他有一展才能的机会。不幸的是，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公叔痤便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了。
一天，魏惠王亲自到丞相家看望公叔痤，看到丞相已被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惠王不免为日后丞相人选问题忧虑。一段安慰的话语之后，他问道：“丞相的身体万一有了不测，将有谁可以辅佐我的江山社稷呢？”公叔痤听了这话，回答说：“臣的手下有一年轻人叫公孙鞅，虽年少却有奇才，军国大事可以委任于他，愿大王能重用他。”惠王听了，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在惠王即将返宫时，公叔痤屏退手下的人对惠王说：“既然大王不愿举用他，那么请杀了他，此人不可到他国去。”这次惠王倒是答应了他。众人走后，公叔痤派人把公孙鞅召来，把刚才和惠王交谈的情形说了一遍，并劝他赶快躲开免遭杀身之祸。公孙鞅看到平日敬重的人病入膏盲还念念不忘国家，不觉感慨万端，他说：“既然大王不愿听您之言重用我，他又怎么会听您之言来杀我呢？”公孙痤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公孙鞅的判断是对的，他一直在丞相家住了下来。不久，公孙痤死去了。惠王把他的荐言当作病重时的胡言乱语，没有采纳，而公孙鞅也觉得自己依托敬重的人离去了，空怀一腔热血而无所用，便感到心头是那样沉重，一股怀才不遇的怅惘时时侵上他的眉梢，他开始冷静地分析时局，考虑自己的去处了。既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为什么不到他国投靠一个贤明的君主一展才能呢？刚巧，这时他听说西边的秦国即位不久的秦孝公有图谋大业的雄心，正在四处求贤，招揽智能之士。那里也许是一显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
公孙鞅来到秦国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求见孝公。孝公接见了他，想听听他的治国之策。公孙鞅首先向孝公讲起了五帝治国的办法，说了良久，孝公没有兴趣，反而打起了瞌睡。之后，孝公见了景监怒气冲冲地说：“你所荐举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狂妄之徒而已，哪能担当重任呢？”景监对公孙鞅责怪不已，公孙鞅请求五日后孝公能再次接见。第二次见孝公，公孙鞅向他讲起了三王的治国之道，孝公听了，虽没有再打瞌睡，也并未被公孙鞅的言辞打动。公孙鞅见目的未达，只好又一次求见，这次他向孝公讲起了五霸的治国之术，孝公这次表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公孙鞅见孝公喜霸术而不爱王道，就在随后的一次长谈中大讲富国强兵之道，孝公听得入了神，竟不知不觉地将身子往前凑了又凑，不无感慨地说：“先生所说的帝王之道，我并非不愿实行，只是达到五帝三王治国的那种至善至淳的境地，太遥远了，我如何等得及？真正的贤君，应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显名天下功成名就啊！”
通过这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恰与孝公不谋而合。但孝公又深深地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在疑虑与徘徊中，时光悄悄溜走了许多。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不要担心别人反对。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嘹。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反对的人还是放出了厥词。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度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度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陈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也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点评：
光有远大的理想、卓越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讨诸行动，坚持不懈，在行动中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从而为自己的才能找到用武之地。
4.择主而事：不在浮华，在于远谋
良臣还要会择主，如果事庸君，良臣抱负难以施展，虽不是庸臣但也是悲臣；良臣如果事明主，其抱负就能得到实现，就能成千年功臣。
马援，字文渊，是东汉初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少年时父亲就去世，依靠兄长为生。他胸有大志，兄长都对他另眼相看。他的长兄马况常说马援是大器晚成。马况病逝后，马援守了一年孝，他对待寡嫂极为尊敬，不正衣冠不敢入屋舍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