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凤琪犹豫地问道：“我有点……有点……担心……你要是……爱……爱上了……”李万通粗鲁地打断了她的话，冷笑几声，站了起来，显得十分生气：“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爱情在我身上已经死掉了！”说完，再也谈兴，李万通离开了。车上，李万通看着窗外，来回奔驰的车辆永不停息地在道路上来往穿梭，崭新的写字楼用巨大的横幅招租，西装革履的员工夹在电脑来去匆匆，城市就像上了马达的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从前，昼夜的分割线总是那么明显，夜幕降临，将是另一种生活，一种忘掉了工作、烦恼、困难的生活，而日子就像漂亮的念珠被一根隐形的线索串了起来，他能明显感觉到昨日今日；但现在，夜幕已经失去了其象征意义，明日完全融入了今日的轨迹之中，仿佛所有的时间、日子变成了一片混沌，这片混沌令人窒息、焦虑，这片混沌看不到终点，就像一个噩梦般的循环，慢慢地耗尽人的所有精力、热情、快乐、享受、感觉、智慧，变成一个“死魂灵”。
回到别墅，李恒已经去学校了，李万通坐在沙发上，吩咐厨师做两份法国肋眼牛排。不一会儿，吉米来了。两个人来到李万通的私人餐厅，爵士音乐悠悠飞扬，红酒像丝绸一样在波尔多杯里滑动，微红色的软光像远处灯塔的光线亲吻着微醺的空气，高科技的布景使得餐厅仿佛屹立在落日刚下星辰渐起的海边小岛上，海水的哗哗声，拂动的微咸的空气，遥远的汽笛声，遥远的海天相接处的游艇轮廓，这让吉米脸色微红，有些恍惚。英俊的男侍者身着西式黑色马甲，目光镇定，脸上微带笑意，静候在一侧。李万通一招手，一个身着燕尾服的年轻男助演踏着缓缓优雅的脚步来到餐桌旁，开始演奏《此情可待》。李万通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缓缓悠扬的节奏就像空气中氤氲的香气慢慢沁透他的五脏六腑。助演退下了，他看着吉米，慢慢地把手放在吉米局促不安的手上。
文学院创办的电子报《文澜》在邮苑受到了很大的欢迎。《文澜》接受来自全国的投稿，创办没多长时间就收到了很多优秀作品。秦风的八个徒弟中只有弘毅用笔名发表作品，他有两个笔名，一个叫“文孤”，一个叫“冯谦”。他用“文孤”发表浪漫主义题材的作品，用“冯谦”发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他只宣称“文孤”是自己的笔名。云心平日里写一些散文、诗歌、连载小说，全投在《文澜》上。荀昭多投一些小小说。弘毅建议荀昭尝试长篇小说，荀昭却反问，所谓长篇小说难道不是一个个小小说连接起来的吗？弘毅说，两者是有区别的。荀昭拒绝其他文体创作，他向弘毅说道，“难道你认为一个小小说作家就难以在文坛取得一席之地吗？17世纪，不少评论家还戏称拉封丹的寓言只是一些鸡肋般的‘小玩意儿’，但此后这些‘小玩意儿’却给他带来了‘法国荷马’的盛誉！19世纪，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也被认为只是一串加工精细的‘小小项链’，评论家甚至认为她根本写不出长篇小说！《漂亮朋友》给了他们一个抨击！《漂亮朋友》难道不是一个个《羊脂球》、《两个朋友》、《小酒桶》的编织物吗？！我并不觉得我写短篇小说有什么不好！如果我要写长篇小说，那绝不是《安娜》这样的交响曲，而是《漂亮朋友》这样的组曲。况且我不想去写长篇小说。”李恒常写一些香艳的现代诗歌，或者一些现代小说。大家抱怨他的作品要么谈论财富，要么谈论爱情，总感觉故事宛如空中楼阁，有真实；而思想又过于激进，喜欢说出一些惊人惊语；至于一些细腻的心理描写，大家都认为过于细腻，反而显得不真实。李恒丝毫没有听取大家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冯谦”和“云心”从《文澜》中脱颖而出。一时间，两人名声大作，同时大家也十分好奇冯谦的真实身份。
李恒计划写一本书，书名叫《红袖添香》，他告诉大家这本作品要揭示爱情的真谛。弘毅笑着说：“多少个世纪，几乎所有作家都想道出爱情的本质，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爱情就像大象一样，只要我们一谈论它，我们都变成了盲人，于是你说它像柱子，我说它像扇子，他说它像城墙。你又如何保证自己的真理就是真理？”
李恒反驳道，“只要我认为它是真理就可以，其他人的看法，我全无所谓——况且，我将通过实践来探寻。就像有人想听听公爵夫人对爱情的高见，她不屑一谈：‘对于爱情，我不管理论，只管实践。’瞧，多么机智有趣的回答。你可以理解为，我将要写一本书，这将是我的日记或者回忆录。我仔细研究过中外有名的大作家的作品，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尽管书中的人物千奇百怪，形形色色，都是作家自己的化身或者身边的人物——哪怕是他的想象、虚构，也逃不出他的生活范围。托夫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指向1849年那个神奇的日子，要我说，《罪与罚》、《卡尔马左夫兄弟》、《白痴》都是在那一天当即完成的！而格雷厄姆·格林对于命运的审视、对于爱情的考量无不是利用了自己间谍生涯的探测能力。亨利·米勒的手法固然荒诞不经，但难道超现实主义不是建立在自我的现实主义经历之上的吗？作品的虚构只有通过现实中的预演才谈得上下笔成文，归根结底，我们的创作，难道不是真实生活的临摹吗？我认为写作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虚构只是披上了想象力的外衣，但作品的本体正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如果有人问我，你这本书谈得是爱情的真理的吗？我会回答，是的。因为这个真理经过了我亲身实践的检验。当然，这部作品更大的意义在于把我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个体的实践延伸到整个人类——因为人性的统一性——那么我可以谦逊地说：本书勉强揭示了爱情的部分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