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
1929年是苦苦挣扎的一年。
1930年葡萄市场更加糟糕，我们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父亲很难对付。他脾气暴躁，往往独断专行。当朱利欧和我成年以后，我们要求父亲尊重我们的人格，否则，我们就要离家出走。
1930年夏天，我们终于别无选择，只好离开他。我们打点行装，放进一个皮箱里，开车到美国一墨西哥边界以北的英皮里尔峡谷去做农产品生意。大多数葡萄批发商在夏季从事西瓜、莴苣和西红柿的生意，把它们通过铁路运往东部市场。我们在农事和贩运方面已有经验了，因此，我们觉得从事农产品生意可能是有前途的。
在埃尔森特罗市只有一家旅馆，双人房间一天收费一个美元。我们住不起。幸而服务员同情我们，同意一夜只收50美分。
我们在埃尔森特罗市没有果多久。妈妈通过婶母央求我们回去，因为父亲独自一人，料理不了家里那一摊儿事。他答应我们回家后，他会改改他的脾气。
1927年中学毕业后，我在莫德斯托学院上了两年学。我只学了那些有助于我做生意的课程——英语、经济学、商业怯和演讲术。我认为必须具备很好的沟通能力，还要懂得合同的同汇。我喜欢学习，总是充满好奇心。有一段时间，我对法律产生兴趣。大约10岁以后，每当我放假，去奥克兰跟叔叔婶婶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法院的旁听席上度过的，迷恋上了办案律师的辩论。
我在中学学的一门最有价值的课程是“补习性”英语。高年级毕业时。我必须通过这门课程才行，因为前一年的必修作文课，我没有考及格。并非所有的学生部想好好学习，老师一走出教室，爱喧哗的学生便把作文纸和橡皮扔在地上，大吵大闹。我不止一次站起来说，“如果英语考试不及格，我们是毕下了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强烈反对我的观点的家伙打了起来。我比大多数同学的个头小，人家通常称我为“矬子”。但我总是用出其不意的办法，猛击对方的鼻子，因而赢得胜利。
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英语课。现在我很高兴当年这么做。通过这门课程，我学会了简洁明了地表情达意。自那时以来，我非常讨厌杂乱无章的信件和冗长的报告，当你简明扼要地写作时，就更容易组织你的思路，向他人明确无误地表达你的意思。
1930年我同朱利欧短时间离家出走后，又回到了父亲的家我原以为他可以给我几英亩土地，或者至少从他那里卖一些上地，以便我可以自己干点事业。但是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
多年来，我一周干7天活几，一天干14个小时，毫无报酬，父亲没有定期给我们开工资。给我们唯一的收入就是买点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打算在1931年结婚。我要为我自己和我新婚的妻子打算。
我是在芝加哥铁路上卖货时，认识我的未来的岳父的。他叫乔塞普·弗朗齐亚，是来自里彭的葡萄种植者和批发商。有一年11月初在芝加哥，弗朗齐亚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我说明天。
“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他说，“但我可以等你，咱们一块儿走。”
次日清晨，我们在火车站相会，在一个拥挤的车厢里找到了座位。他带了一个盥洗用的带盖大筐子。他把它塞到座位底下。中午时分，他把筐子抽出来，里面放着干酪、萨拉米香肠、面包、大蒜和用小刀削成片的红洋葱头。不久，我们周围的旅客陆续下车了。弗朗齐亚从筐子里拿出家酿的葡萄酒佐餐。在旅途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邀请我找个时间去他家作客。
一个月以后，我访问了他。我到达的时候，他正在院子的一条长凳上打盹。
我叫醒了他。我们谈话时，我瞥见一个漂亮的女子从纱门后面往外瞧。弗朗齐亚一个劲儿在外面跟我谈葡萄、灌溉和化肥，而我一心想设法到屋里去。最后，他终于请我进去喝杯葡萄酒，于是，我认识了他的女儿阿米莉亚，她成为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1931年8月23日，阿米莉亚和我在离莫德斯托14英里的西姆车站的一个小天主教堂举行了结婚仪式。朱利欧充当了男傧相。由于我没有经历过婚礼，牧师一宣布我们俩成为“夫妻”，我便转身挎着阿米莉亚走开了，而忘记了吻她。这是个严重的疏忽，后来我花了许多时间来弥补这一点。出席我们婚礼的有500位亲友。我们的婚宴是在弗朗齐亚家的宏大的地下室举行的。随后，阿米莉亚和我直接驱车去莫德斯托火车站，登上开往芝加哥的列车。我一年一度东去卖葡萄之行成为我们的蜜月。
我们在闹市区租了一套不大的房间。晚上，我从铁路货场回到阿米莉亚和她的弟弟约翰的身边，他也在城里卖葡萄。我要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接受了我的这个倒霉的建议。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米莉亚时，她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她是对的。对蜜月来说，“三”这个数字不大吉祥。由于这个令人不满意的安排，有好几个晚上阿米莉亚和我吵吵闹闹辩论，她那么不安有无必要。我们两人都认为他应当有个住处。我的内弟成为我们婚后第一次口角的焦点。不久，他就到一家旅馆找了一间女静的房间，离开了我们。于是，我们终于无人打扰了。
朱利欧
1930年以后，我再没有去东部卖过葡萄。1931年，市场略有回升，但我们的境况仍然不好。
当时我们只雇佣了一个职员。一年以前，杰西·詹金斯来我们这里求职，当时欧内斯特和我正在修剪葡萄藤。他对我们说，他曾经给莫德斯托最富有的大牧场主科维尔“老人家”当工头，他最近被解雇了。
我们对他说，我们有许多活儿要干，可以雇佣他，但我们每小时只能付给他15美分的工钱，比他给科维尔做工时要少挣10美分。他二话没说，拿起剪刀就开始干活儿。（他跟我们在一起干了37年，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是开卡车，给我们的莫德斯托酿酒厂送货，他说这是他最喜欢干的活儿。）
1932年，父亲在莫德斯托以南大约100英里的弗雷斯诺买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葡萄种植场。我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在那么远的地方购买一个如此贫瘠的葡萄园，那是很费工的。他是用银行的抵押贷款购买的，他觉得很便宜合算。但我认为，如果一块土地的生产率不高，再便宜有什么好处？
只是在父亲买下弗雷斯诺农场以后，欧内斯特和我才看到了这块地。父母亲1932年春天搬到了那里，我哥哥在莫德斯托读完那个学年后也去了那里。
这225英亩土地大部分是硬块，长满杂草和狗牙草。这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土地。农场里的无籽葡萄和麝香葡萄园都已是老掉牙的了，野草长得比葡萄藤还要高。
父亲下决心要使葡萄园恢复生讥。但这要投入大笔资金和劳力。父亲时常要我们弄一些设备或者去干一些活儿，我有时去一两天，帮助他做些事。
1932年，欧内斯特照常去芝加哥，我则呆在莫德斯托照料葡萄的发货工作。有一天晚上、一位好朋友约请我同他一起去美国军团俱乐部跳舞。
艾林·洛埃和我在中学时就互相注意到对方，但从来没有说过话。直到这次在舞会上相遇，才交谈起来。她是应邀前来的，但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是跟我一起跳舞的。舞会结束后，我跟男友借了一支笔，把她的电话号码记在我的袖口上，因为我身边没有纸。
艾林和我谈了一年的恋爱。由于我们举行不起传统的婚礼，我们于1933年5月偷偷溜到雷诺，在一位天主教牧师的主持下结了婚。婚服是艾林自己缝制的。
艾林是日尔曼奥地利血统，碧眼金发，年方20。她是我们家第一位非意大利血统的女子。我们结婚不久，我把她带到弗下斯诺，母亲对她表示了热烈而殷勤的欢迎。母亲还教给我的妻子做一些她的拿手好菜。
欧内斯特
1932年秋天，全国经济仍无回升的迹象。像其他的经济部门一样，葡萄生意也不景气。
在芝加哥，正当收割季节的高潮时，葡萄市场开始疲软起来。父亲向其他葡萄种植者作了过多的许诺。当价格下跌时，我们决定挺住不卖，期望价格以后会反弹。我给父亲打了电报，要他停止发送葡萄。他这么做了，甚至让我们的一些葡萄烂在藤子上。
市场再也没有恢复坚挺。收割季节结束的时候，我仍然有近70车皮的葡萄没有卖出去。往东部运的时候，每箱的运费是60美分，滞留费（超时储存费）每箱又得20至30美分，这就是说，不管我们的葡萄是否卖得出去，我们都得向火车站每箱交近1美元的费用，总计约7万美元。行情非常之低，甚至连个滞留费的价钱都卖不到。不光我是如此。许多发货人都在感恩节以前宣布破产了。
那年我回到家时，碰到了更大的灾难。我父亲用弗雷斯诺葡萄晒了大量葡萄干，但是也卖不出去。我们借的钱和抵押贷款，债台高筑。银行、葡萄种植者、包装公司以及其他许多债权人成天来找我门。我们没有钱付给他们。
1933新年的来临，对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来说，是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深化的一年。即使有一个深得民心的新总统将于1933年1月份上台执政，全国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好转。不过，我认为，我们是幸运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执行的经济计划（包括废除禁酒令）和社会改革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莫德斯托葡萄园现在共有270英亩，朱利欧和我负责修剪工作。我们无钱买汽油来开拖拉机，甚至连给我们的几头骡子买饲料的钱都没有，我们只好晚上把它们放在公路一带去吃草。
过去一些年来，父亲总是能够为来年的开销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但是，到了1933年的春天，他却束手无策，既无法为下一个农业季节弄到经费，也无法为1932年遗留下来的债主还债。父亲考虑要申请破产。我不赞成这个做法，制止了他。
我去美洲银行，想借些钱，满足我们农场的日常开支，以便凑合到收割季节。银行拒绝了我。当时，经济情况非常糟糕，银行自顾不暇。他们不仅不借给我钱，而且还要我父亲还债。
1933年5月，我从联邦土地银行筹得一笔由政府担保的贷款。该行旨在帮助农民度过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我只借到16000美元，远远不敷我们的需要。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权宜之计。
无需有什么远见也可以看到，随着禁酒令的取消，以家庭酿酒者为对象的葡萄生意将萎缩。在酒类饮料合法化以后，商业性酿酒肯定会形成一个崭新的行业。
禁酒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任何法律都不能制止人们饮酒。这是一个供求关系的问题。13年的禁酒破坏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行业，反而使那些不借违反法律去满足人们需要的人大发其财。
早在1932年12月，当人们传说可能取消禁酒令的时候，我就建议父亲自己开办一个酿酒厂。父亲1925年去了一次芝加哥后，再也没有到过那里。而我则连续七个冬天在芝加哥，从禁酒令以前就从事酒业的老手口中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我同父亲谈论办酒厂的事继续了一段时间。他反对开办新的事业。他在经济上遭受的损失使他抬不起头来，心情非常沮丧，以致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信心。
父亲偶尔也对我的想法感到兴趣，但他更多的时候，显得没精打彩，体力不支，仿佛他什么精力也没有了。他精神不振，心烦意乱，再也无心兴办新的事业。
我清楚地看到，父亲不会，也不可能下决心搞酒厂了。随着夏天的临近，我表示，不管他参加不参加，我都要干。“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于，”父亲说，“但我不想冒这样的风险。”
我下决心自己干。
我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一个酿酒厂和葡萄。但这两者的钱都无下落。我同一位在禁酒令以前在埃斯卡隆办过酿酒厂的商人谈判，他同意由我提供葡萄，他来酿酒，酒酿造出来以后，立即从他那里运出来。作为对他的报酬，他取得一定数量的酒——每1吨轧碎的葡萄提取10加仑酒。
至于葡萄，虽然当时的价钱很低，我仍然买不起。我想出了一个利润分享的办法：我向葡萄种植者赊购葡萄，在酒卖掉以后，以酒价值的2/3还帐。由于葡萄的现金市场不景气，很快就有一些葡萄种植者愿意这么做。
我在旧金山的布卢克索姆街靠近铁路支线拢了一块位于中心的地方作为我的“保税仓库”。于是，我在1933年已月14日向政府提出了开办酿酒厂的申请书。
朱利欧
1933年6月20日，我乘我们的平板卡车离开莫德斯托，给父亲送去一些他在弗雷斯诺需要的农具，同时接我的小弟弟乔耶，他要在莫德斯托同我们一起度暑假。
刚跟我结婚六周的新娘子艾林与我同行。在弗雷斯诺的郊区，在阿瑟路附近的怀特桥路，我们开上一条很长的汽车道，在一幢没有粉刷油漆的农舍前停了下来。我从卡车一下来，就发现母亲和父亲在附近的田间里。父亲正往一辆货车上扔干草，而母亲则在车上用叉子把干草弄平。妈妈径直走过来，拥抱了我们。她把艾林领进房间，开始做午饭。父亲仍然留在货车上，想把工作做完。我走过去帮了他一把。像往常一样，他容易发脾气，不大爱说话。虽然父母亲和他们雇佣的两个工人在这里已经干了一年多，但我看不出面貌有多大改变。把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后，我们进屋里吃午饭。学校已经放暑假的乔那急于开始度假。妈妈说，他的行李打清早起就已经收拾好了。离开的时候，我们三人挤在卡车里，小弟弟夹在中间。妈妈通过敞开的车窗说，“只要孩子们好，”不管她发生什么事，别惦记她，她的这番话使我感到意外，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们的汽车开动了，妈妈微笑着向我们招手。父亲站在她的旁边，低着头，褪色的毡帽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的两肩向前塌陷。次日，我们在莫德斯托的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艾林去接的。欧内斯特和我正在葡萄园干活儿。那是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打来的，他问，这是不是乔那和萨西·盖洛的家。“是的。”“她是亲戚吗？”“是的，是他们的儿媳。”“刚刚发现盖洛夫妇在弗雷斯诺他们的家被打死了，”这位记者说。她刚挂电话，欧内斯特就进来了。她把情况告诉他。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他立即赶赴弗雷斯诺。
欧内斯特
我惊讶得迷迷糊糊，不由自主地开着车到了弗雷斯诺。当我到达殡仪馆时，县里的验尸官已经在那里等着，他要我跟他到后面的房间去一趟。我去了，出现父母亲的两具尸体躺在两张金属轮床上。
他们的尸体是被雇佣的工人在午饭后不久发现的，母亲死在仓库外面的地上，她在那里喂牲口时。被子弹击中后脑勺，父家自杀，死在屋内，被子弹击中太阳穴，手枪丢在他身旁的地板上。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那天下午，验尸官对我进行了询问。他问我，父亲自杀的动机可能是什么。我说，父亲经济困难，一段时期以来他忧愁满面，闷闷不乐。
验尸官说，我是否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和自杀案。
我回答说，“是的。”
同日返回莫德斯托以前，我到父母亲的住地去看了看。后门没有上锁。我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了一会儿。
父亲一直厌世，最后竟然走上轻生自杀的道路。但我当时不能理解，现在仍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拉上我母亲跟他一起死。
我从房内走出来。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房间。这是块不毛之地，这200亩土地害死了父母亲。我一点儿也不想要这块破烂园子，朱利欧也是这样。一找到买主，我们就会把它卖掉。
父母亲劳累了一辈子，一无所获。
朱利欧
艾林说，我父母亲的葬礼办得不错，但我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我们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把父母亲的尸体在我们寓所的前厅停放了两天，供亲戚们吊唁。
我记得，我不愿去前厅。我从来没有见过死人。他们的尸体停放在这里，他们曾经住在这儿，现在则与世长辞了。我尊敬我的爸爸，热爱我的妈妈。她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啊。她竭尽全力使我们幸福。现在，她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没有谈论我们丧失亲人的痛苦。欧内斯特和我以及我们的妻子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尽全力照顾年轻的乔那。当时和后来，谁也没有再谈论这件事。有什么好谈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