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高莽先生是跟随一位青年雕塑家去的，他在俄罗斯的列宾美术学院读的博士，专攻雕塑，回国后一直想为在俄罗斯有很大影响的翻译家高先生雕一尊头像。这个小伙子的父母和我一起在北大荒当过知青。这样，我就有了和他同去高宅的机会。
和我的预料相反，大家高莽的家并不大，以书为墙，从脚下一直摞到屋顶，空白处都被画占据着，那不大的画案上也堆着书。站在案旁的高先生穿着颜色鲜艳的毛衣，蓬松的头发如升腾的火把。他一张口，竟是满嘴黑土地的“大??子味”：
“你啥时候来的呀，来北京干啥？”
我心里好一阵温暖，好像面对一位刚才从屯子里来的长辈。
在雕塑家为他画速描的时间里，我和高先生不紧不慢地唠着嗑。
高先生1926年出生在山东，后来随着父母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父亲在道外的一家公司当职员，他进入南岗花园街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会学校读书。开始因听不懂老师用俄语上课，回家痛哭，几年后，连和同学吵架他都用俄语了。这个学校是个小“联合国”，学生都是来哈尔滨的十多个国家的侨民的子女，他记得后来成了好莱坞“光头影帝”的犹太人尤伯连纳也是他的同学。结束在这个学校的十年学习生活后，他成了刚刚解放的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小翻译，后来他又被调到北京的全国中苏友好协会，曾给周总理当过译员、陪同梅兰芳和老舍等中国名家访问苏联，成了一名大翻译。
高莽说：“儿童和少年时代，我记忆中的哈尔滨是一座具有异国情调和充满诗情画意的城市。”在他的一篇《哈尔滨——我成长的摇篮》中有这样抒情的记述：
“雪花雾凇、白云晚霞、起伏的街道、绿荫的院落、满街的花香、浩浩荡荡的江水、傍晚远飞的雁群、节日教堂的钟声、俏丽多姿的建筑、特别是憨厚勤劳的居民和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潜移默化中使我受到俄罗斯风俗的感染，形成了我的人生意识与审美观念。”
这恍如梦境的昔日风景，让我这个今天的哈尔滨人也心驰神往。多种文化的交融是这个城市的特色，它如熔炉一样造就了许多文化巨匠。
高先生回忆中，还有许多闪光的碎片。他说，当时哈尔滨人受到俄罗斯人影响，很爱读书，私营的图书馆和旧书铺很多。在秋林公司下坎处，有几栋楼房的大门洞，也有卖旧书的床子。中央大街两侧的小街也有摆在地上的小人书书摊。那里都是我们放了学的去处。我第一本俄罗斯油画画册，就是在门洞的书铺买的，而那小人书的故事至今还刻在我的记忆里。
哈尔滨的孩子都有学习绘画和音乐的传统，不管你家穷富，想学点什么并不难，老师都是俄国人。我课外的第一位油画老师是奥西波夫，他住在马家沟，独门独院，满园的花草树木把房间遮盖得幽幽暗暗，让你总有一种神秘的向往。我的第二位老师是克列缅季耶夫，据说是列宾的学生，我是他私人画班的学生，我们这些孩子，轮流当模特，画好之后，老师讲评，被画的孩子可选一张画得最好的留作纪念。有一次，一位犹太女孩选了我给她画的肖像做纪念。60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她现在是以色列的著名画家，我在犹太人百科全书中查到她的名字：季娜·什穆什科维奇。现在我们还常在通信中回忆起度过美好童年的哈尔滨。
当年的哈尔滨培养了多少艺术家，我们无法统计。但高先生告诉我，在中国的各艺术家协会中当过主席的，如舞蹈家白淑湘、话剧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作曲家傅庚辰，还有音乐教育家金铁麟、歌唱家李双江，他们的启蒙老师都是哈尔滨的俄罗斯艺术家。
高先生还说起，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是发表在《大北新报》上的一篇屠格涅夫的散文《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那是1943年，我还是个17岁的孩子，如果当时的编辑不理睬我这个无名小卒，我怎么可能走上专业文学翻译之路！？”正是由于这篇小文受到的鼓励，高莽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在哈尔滨的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译文。1949年大翻译家戈宝权先生去俄罗斯接收国民党的大使馆路过哈尔滨，特别召集当地翻译俄罗斯文学的作者开会，等了半天只来了高莽一个人，后来他搞清楚了这些作者都是高莽的笔名。就是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坚定了高莽做一个人民的翻译家的信心和决心。这之后，在众多俄罗斯文学名著上出现了翻译“乌兰汗”的名字，那是他翻译俄罗斯文学的笔名，而高莽是他画画和用中文写作的笔名。大概只有哈尔滨当年的老同事知道他的真名叫宋玉槐，因为经常生病，父亲又给他改名为宋玉楠。因为槐树上经常生虫子，而楠树抗病能力特别强。
高莽的成名作是他1948年翻译的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话剧《保尔·柯察金》，并由此引来一段姻缘。当时哈尔滨教师文工团要排演这部话剧，担任冬妮娅的女老师孙杰，到中苏友好协会请教苏联人的生活习惯，正好21岁的高莽接待了她。后来演出大获成功，在庆功会上她才知道那个曾给她指导的小伙子竟是她特别崇拜的这个剧本的翻译。原来她以为他是个老头，没想到竟是个英俊的毛头小伙子！
他们的婚礼是1954年在北京举行的，那时中国青年剧院正在排演这部话剧，主演金山和张瑞芳等都来向他们祝贺。1956年来中国访问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对他们俩说：“我才是你们的媒婆！”在高家的墙上我看到了他们的老朋友华君武为都是属虎的高氏夫妇画的一幅画：两个小老虎亲热地依偎在一起，一只虎用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睛。那画上的题词是：捂着眼睛不是因为害羞，是因为上了眼药。原来孙杰患了很重的眼病，高先生每天要为她上眼药水。
高先生向我打听现在还有没有教师文工团，还经常演话剧吗？我说，哈尔滨话剧院还很活跃，业余的话剧团还没听说过。他说，哈尔滨是共产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当时虽然经济生活困难，但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各系统都有自己的业余文艺团体，这个城市喜爱和擅长文艺的人又特别多，那时刚刚从黑暗的统治中抬起头的人，心又特别盛。这样，哈尔滨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化名城，我们到了北京，人们都高看我们一眼。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北京的文化人，哈尔滨的很多。
听了高莽先生对自己家乡的美好回忆，我总是在想，在中国城市化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哈尔滨还有什么让人可以高看一眼的呢？是高楼大厦的鳞次栉比？是交通的方便快捷？是满街流动的时尚名牌？是哈尔滨姑娘的高挑和秀丽？是啤酒的全国销量第一？是秋林面包的又大又香？我想：是，也不全是。也许人们更看重这个城市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每个市民热爱艺术喜欢文化的习惯，曾有过的浓郁的文化气氛和对艺术人才的尊重和扶持；也许还因为从哈尔滨走出众多的文化艺术人才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巨大影响。
网上已经有人提出：亲爱的朋友，我们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民族——正在荒芜的心灵和正在沦丧的道德？当然是文化，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现在，建设文化强国和建设文化名城正从口号变成行动。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化建设变成文化“大跃进”，建设辉煌的大剧院、宽敞的图书馆当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恢复文化传统、培养文化习惯、增强每一个人的文化自觉。因为说到底，文化是以文化人为主体，这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事情。
在这次拜访之后，高莽先生又多次回到家乡，无论是在市文联的座谈会上，还是在伏尔加庄园为自己的画展剪彩，他都说过继承哈尔滨的文化传统和发扬哈尔滨的文化习惯的问题。我想，这位让家乡人引以为自豪的老人的叮咛和嘱托绝不是多余的话吧！
2005年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