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时，总是要给几位老前辈拜年。过去登门拜访，现在就通过电话了。已是髦耋之年的江村前辈，是我必拜的第一位。每年，他总要说几句鼓励的话。今年他说：“于维汉的纪实文学，你写得不错，就是应该多为科学家树碑立传。”他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是特别值得尊重的。年轻人总想当歌星影星一夜成名，不是好倾向。”
过年的这些日子，耳边总回响着江老爷子的这几句话。我想，如果没有于维汉这样的医学科学家控制了克山病这种曾威胁全国16个省区1.24亿人民生命的地方病，没有钟南山这样的医学科学家控制了曾让共和国的首都几乎成了“鬼城”的流行病“非典”，全国城乡的人民能这样安详欢乐地过年吗！
那是令人难忘的岁月，1953年最严寒的冬季，克山病在我省北部农村大暴发，23岁的哈医大附属医院内科主任于维汉带着医疗队，顶着漫天的大雪走进一个个病魔猖獗的村落。已经过年了，可他们看不到燃放鞭炮的孩子，农家门前也没有大红的对联和彩灯，而最刺眼的黄纸串挂在许多草屋上，那屋里传出的凄惨的哭声，让他们忍受情感的煎熬。他们推开寒门，跪在炕上为病人打针服药，连续几天几夜守候在病人家里，饿了吃几口冰凉的干粮，困了就挤在土炕上休息片刻。在以后的三十多年的克山病多发和高发期中，于维汉竟有28个新年和春节是在病区的农村度过的。因为“三九天、头场雪、过小年”正是克山病严重发生的时段，也是抢救病人和研究发病原因的最佳时期，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和负责的医生，他和他的团队是不能因为在家过年放弃这个机会的！
1966年新年期间，于维汉和全国的地方病专家在北京开会，等着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来总理让大家先回家过年。因买不到返程的火车票，于维汉一直从北京站到齐齐哈尔，然后又挤上公共汽车赶回富裕县繁荣乡的克山病观测点，除夕夜他是在病房中和病人一起度过的。有人回忆，1972年从腊月二十九晚9点到大年初一早上，于维汉和他的同事在繁荣乡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跑了三个村子，抢救了一个病儿、三个病妇，还接生了两个小生命！
1984年春节，于维汉又回到繁荣乡。乡亲们敲起锣鼓，吹起唢呐，扭起秧歌欢迎自己的救命恩人。于维汉和大家一起扭起来唱起来。他特别高兴的是这个当年的重病区和全国的克山病病区一样，急型病人已经十多年没有发生了，慢型病人都在好转。克山病这个“瘟神”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
于维汉和乡亲们一起看央视的春节晚会，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他接受一家又一家乡亲的宴请，有时一天吃三四家，最后几家一起宴请。临别时，乡亲们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赶着马车拉着自家生产的新粮来送他，他每家只抓了一把，结果装了一麻袋！……
在春节这个一年中最欢乐喜庆的日子里，特别是在看春晚的时候，我感受最多的是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大概很少有人能想到科学家给我们带来的福祉、给我们带来的安全。今年是央视春节30年的纪念日，许多老艺术家登台献艺，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热爱他们的人民，我们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可有谁知道，还有一些伟大的人，他们在另一个舞台上为人民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是默默无闻的，甚至可能被我们忘记了。
1958年的某一天，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对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博士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需要你！”然后邓稼先回到家里对妻子说：“要调动我的工作了。”从此他的身影消逝在大漠戈壁的深处，他的朋友同学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连他年幼的儿女也想不起他的样子了。接着，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研制，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10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这就是邓稼先和那一代“两弹”元勋的功劳。
作为研究和试验一线的指挥，邓稼先大量的时间是在荒凉寂寞的试验场度过的，他和那些献身国防的科学家们忍受着远离亲人的孤寂、繁重危险工作的劳累和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饥寒，还有不断的政治运动的磨难。若不是从美国回来的老同学杨振宁教授的寻找，邓稼先还在青海的集中营里接受审查和批判，理由是“懂英语的都可能是美国特务，懂俄语的都可能是苏联特务”。当杨振宁从邓稼先的信中得知中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科学家没有一个外国人而全是中国人时，禁不住热泪长流。
可惜，1968年7月29日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邓稼先与世长辞了，当时他只有62岁，因为他被放射性物质辐射了。那是在一次航投试验时，降落伞发生了事故，原子弹坠落被摔裂。一百多个防化兵没有找到原子弹遗骸。而邓稼先亲自赶到现场找到了破碎的原子弹，然后抱在自己怀里检查。临死前，他对妻子说：“我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没有想到它来得这么快！”他对同事的遗言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去世多年后，他被评为“最感动中国的人”，颁奖词中有这样的话：“当大漠的苍茫点缀了蘑菇云的硝烟，当五星红旗升起在联合国上空：是他，长空舞剑，吼出雄狮的愤怒；是他，以身许国，写下山河的颂歌。殷红热血，精忠报国，他是共和国忠诚的奠基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中华民族不倒的脊梁。”“为祖国，他默默无闻，隐姓埋名31年，壮大的蘑茹云见证了他的伟大，他使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就算在临死前，他也面不改色，始终想着祖国，他是真正的中国男儿！”
30年，在光鲜亮丽色彩缤纷的舞台上，一代艺术家给人民带来欢乐；31年，在荒漠或大山深处，有多少科学家隐姓埋名鞠躬尽瘁，以自己的生命让中华民族挺直腰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是值得尊重的。但那些科学家更值得敬重几分，不仅因为他们隐名匿姓鲜为人知，而是他们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了祖国的强大他们付出的极大而索取的极少。要知道，那个时代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生的积蓄，大概不如现在一个歌星一场演出和一个影星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收入！
以文化人和以科学强国，对我们的民族都是重要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我们都需要。我们的国家从文革的泥潭中走向富民强国之路的标志是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那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了，但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仍然落后，我们的国防还不够强大，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还是太少。为了实现邓稼先“不要让人家落得太远”的遗愿，我们需要更多有为的年轻人为科学献身。当然，这比需要为舞台献身的年轻人更多，更急迫。可惜，现在向往舞台的人，要比向往科学的人多得多。因为在舞台上可能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而献身科学可能一生无名一生穷苦。谁愿意有天堂不上，非要下地狱呢？
在这个飞速转型的社会，我们急需重塑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就是人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的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做出的贡献和承担的责任。我以为，社会的民族的和国家的需要才是我们年青一代的选择，我们要为生养自己的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年青一代理想信念的庸俗化，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节日的娱乐是一种需要，但也有结束的时候，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娱乐”倒不一定“致死”，但过分的“娱乐”也可能腐蚀我们的灵魂，颠倒我们的价值观。现在的中国不缺少娱乐，而缺少科学。尽管广电总局不断地发布“禁娱令”，但娱乐节目还是太多，科教节目还是太少。原因很简单，因为“娱乐”能带来更多的广告收益，而科教不能。看来不是“娱乐致死”，而是“一切向钱看”可能致死。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闹正月玩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的风俗正在转变。朋友们，应该收心了。让我们每个人减少娱乐都去热爱科学，当科学家不可能，就像每一个人都当歌星影星一样不可能，但担负社会的一份责任还是必须的。还是那句老话：该干啥就去干啥吧！
2011年春节
